社会保障水平提升如何影响共同富裕？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孙 群 徐秋晨 赵晓春

（安徽大学管理学院，合肥 230601）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已经成为党和人民密切关注的重大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以及2050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的发展目标［1］。共同富裕作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内涵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与社会保障的内在思想是基本一致的。社会保障制度以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优抚进行兜底，保障人民基本生活；以社会福利、社会互助、慈善事业等提高人民享有的待遇水平。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40 多年的发展，不仅功能日趋完善，而且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入系统集成、协同高效阶段，以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迈进［2］。共同富裕就是要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利用其生产性促进经济良性发展［3］，做大“蛋糕”；再通过其分配性维护社会公平，分好“蛋糕”，不断提高全体公民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因此，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有助于维护社会公平与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一、相关文献综述

共同富裕作为当下的热点话题，其研究者大多集中在国内。相对于共同富裕本身的研究，国外学者则更加关注中国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所提出来的“精准扶贫”“高质量发展”等政策的实践价值。

首先，国内学者关于共同富裕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共同富裕的内涵界定、水平测度、影响因素3 个方面。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4 个方面。一是共同富裕是全民富裕、全面富裕。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是所有人共同的富裕，是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都富裕［4］。二是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富裕［5］。三是共同富裕是共建共享的富裕［6］，全体人民共同奋斗，共享发展成果。四是共同富裕要兼顾效率与公平，遵守公平正义的原则［7］。在共同富裕水平测度方面，学者们一般都是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共同富裕水平进行测度。如陈丽君等人从共同富裕的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出发，构建了3 个一级指标、14 个二级指标以及多个三级指标，并用极值法和加权法测算共同富裕指数［8］。也有学者基于共同富裕的发展、共享两大特点，构建指标体系对共同富裕水平进行测算［9］。在共同富裕的影响因素方面，学者们从理论或实证的角度研究了影响实现共同富裕的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数字经济［10］、普惠金融［11］、金融科技［12］等。

其次，国内外学者对社会保障展开了大量研究，主要可以分为对社会保障制度本身的研究、水平测度、影响因素以及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4 个方面。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秩序的一项重要社会政策，最早起源于19 世纪末的德国，当时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为了缓解劳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随后，社会保障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发展，形成各具特色的3 种福利体制，即自由主义体制、保守主义体制和社会民主主义体制［13］。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不断探索中逐渐成熟和定型，形成了以社会保险为主体，包含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优抚、社会互助等功能在内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14］。在社会保障水平评价方面，有学者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描述社会保障水平［15］；也有从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出发，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来进行测度［16］。在社会保障影响因素方面，学者们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等方法考察公共支出［17］、国家政策［18］、居民消费水平［19］、城镇化水平［20］等因素对社会保障的影响，并给出了促进社会保障水平提升的路径安排。关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学界尚未形成统一定论。例如Krivenko 和Tsvetkov 在分析俄罗斯的医疗保险制度之后，认为较高的医疗水平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和提高国家的福利水平［21］；而牟娟基于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保障费用支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结果显示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发展呈现抑制作用［22］。

最后，关于社会保障与共同富裕的关系研究。国外学者更加关注社会保障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研究，而国内学者在此基础上还注重对社会保障与共同富裕间的理论和影响路径研究。共同富裕须借助社会保障统筹城乡、协调区域的制度功能，调节收入分配格局，不断缩小贫富差距，以实现全体人民的富裕。在社会保障与收入差距方面，国内外学者对社会保障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争议。例如：Mahler 和Jesuit 用基尼系数来反映收入差距，研究社会保障支出对基尼系数降低所作的贡献，得出社会保障支出能显著缩小收入差距的结论［23］；与之相反，田卫民将总收入基尼系数与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社会保障金的征收未能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反而起到了逆向调节作用［24］；杨穗和赵小漫利用2013 年和2018 年家庭收入的数据计算基尼系数在社会保障转移前后的变化，结果表明社会保障制度总体上能够缩小收入差距，但从局部来看存在扩大差距的制度影响［25］。在社会保障与共同富裕的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们一般在分析社会保障与共同富裕之间的逻辑关联后［26］，从理论［27］和实践［25］的角度探索了社会保障在促进共同富裕上面临的现实障碍，并给出社会保障助推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28］。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社会保障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径，其水平的高低必然对实现共同富裕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基于2011—2020 年中国31 个省级行政区（港、澳、台除外，以下简称“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保障和共同富裕的关系。本研究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3 个方面。首先，为社会保障和共同富裕的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实证角度。目前，学术界对社会保障影响因素和共同富裕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较多，但对社会保障与共同富裕二者间关系的研究绝大多数还停留在理论层面，鲜有实证分析。本研究选取2011—2020 年中国31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静态和动态面板回归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社会保障和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验证了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能够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其次，揭示了社会保障影响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和特征，即社会保障可以通过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增加人力资本来促进共同富裕，且社会保障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具有非线性的特点。最后，建立了基于省级数据的社会保障和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对中国31个省份最近10 年的社会保障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进行测度，为省级社会保障与共同富裕水平测度提供了方法依据，明晰了目前中国31 个省份社会保障和共同富裕的相对水平。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本次研究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的逻辑思路，是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能够从富裕和共享两方面助力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并通过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方式推动共同富裕。社会保障制度，在宏观层面以制度形式保障人民良好生活的社会环境、激发积极生产的经济动力；在微观层面依托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营环节，从筹集与给付着手，弥补市场化分配机制的缺陷，切实保障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缩小收入差距。一方面，居民消费与人力资本这两个因素在该影响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为了进一步探究居民消费与人力资本在该过程中的影响，分别基于居民消费视角与人力资本视角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假说H2、H3；另一方面，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对共同富裕水平的促进作用并不是始终呈现线性变化，受社会保障制度自身特质的影响，当社会保障水平超过某个特定的值，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会发生变化，即假说H4。

（一）社会保障影响共同富裕的理论机制

共同富裕有两大要点，一是富裕，即发展经济，摆脱贫困；二是共享，即缩小贫富差距、消除两极分化［29］。从富裕的角度看，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保证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做大“蛋糕”。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反贫困制度，通过建立多种社会保险项目降低社会成员的风险承担成本，有效减少风险事故致贫情况的发生，全面提高社会成员的抗风险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还是经济发展的“推进器”，能够在供需两侧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在供给侧，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的提升激励适龄劳动人口就业，并以供给优质公共服务的方式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促进经济增长。在需求侧，社会保障制度发挥收入调节功能，通过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制度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居民的购买能力，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同时，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如儿童托育、老人医养等，进一步解决就业问题，利好经济增长，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从共享的角度看，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是所有人共享的富裕，这就要求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利用相关制度分好“蛋糕”。社会保障制度发挥收入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功能，弥补初次分配的市场缺陷，从社会保障基金的收和支两方面维护社会公平［28］。从筹资环节看，社会保障基金主要源于财政拨款和社会保险费的征收。由于缴费比率和缴费基数的差异对不同的缴费群体产生程度不等的调节效应，从而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从给付环节看，社会保障制度实行全国统筹、省级统筹、市级统筹，使社会保障资金在不同群体间、不同地区间合理配置，解决遭受风险的社会成员的生活困难，缩小地区间的待遇差距，实现互助共济，保障社会公平。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要允许差异化的公平，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因此，社会保障制度还鼓励社会公众参与第三次分配，以自愿共享、社会捐赠的方式促进财富从高收入人群向中低收入群体流动，巩固共同富裕的成果。综上，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能够在富裕和共享两方面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说H1。

H1：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会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二）社会保障影响共同富裕的传导机制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将从居民消费水平、人力资本水平两个角度研究社会保障对共同富裕的传导机制。

1.居民消费视角

社会保障能够通过影响居民消费水平进而影响共同富裕的实现。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既能够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促进政府增收，缩小贫富差距，又能够从需求侧提高创新活跃度，带来更多就业机会，进一步促进消费增长形成良性循环，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30］。社会保障作为居民消费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国内外学者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但结论并不统一。主流观点认为，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入效应。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利用收入再分配功能调节贫富差距，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收入的增加会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促进消费增长；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能够降低居民的生活风险，提高居民对未来生活的预期，进而减少预防性储蓄，增加当期消费［31］。少数学者则认为，社会保障制度会抑制居民消费增长，产生挤出效应。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会使当期收入部分转换为未来收入，降低了居民当期边际消费倾向，从而抑制消费［32］；另一方面，以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社会保障制度会引起退休效应，即社会保障制度激励人们提前退休，积累资金的年限缩短，人们就会在工作年限增加个人储蓄，从而降低消费。因此，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会因模型不同、样本不同而产生差异化的结论，具体应根据实际情况，结合理论和经验作出判断。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说H2。

H2：居民消费水平在社会保障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即社会保障可以通过刺激居民消费来影响共同富裕的实现。

2.人力资本视角

社会保障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来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一方面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33］，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另一方面能够促进落后地区具有高技能的劳动力向城镇高技能产业流动，提高劳动者既有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34］。宏观上，政府通过加强公共服务供给来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满足社会成员在养老、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的需求，整体提高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同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缓解因资源分配不均引起的人力资本聚集、劳动力市场结构不合理等现象。微观上，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社会成员更愿意将部分资金用于人力资本投入，以提高居民的劳动技能水平；同时社会保障制度通过降低社会风险、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进一步增加人力资本投入。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增加微观的个人与家庭投入以及宏观的政府投入促进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即提高社会成员的受教育水平，促进低技能劳动力向高技能劳动力转变，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说H3。

H3：人力资本水平在社会保障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即社会保障可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来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三）社会保障影响共同富裕的非线性特征分析

社会保障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可能呈现非线性变化。主要原因是：社会保障水平自身的发展是非线性的，社会保障水平并不是无限上升的，而是一个适度性发展的曲线［35］。当社会保障水平发生变化时，社会保障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也就受到相应影响。参考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社会保障水平在超过适度水平上限后，增速会逐渐放缓；在到达某个临界值后，社会保障水平会呈现下降趋势。以最早建成福利国家的英国为例，二战后的英国在改革中逐步建立起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在社会保障水平回落期到来之前，英国政府的大量财政投入有效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促进了国民经济增长；当社会保障水平继续提高到超过适度水平时，持续高额的社会保障支出使英国政府财政不堪重负，社会经济难以维持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转，导致财政赤字、社会资源浪费、经济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从理论角度分析，社会保障主要目的是保障低收入人群和特殊人群的生活［35］，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个人保障意识逐渐提高，国家所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逐步减弱，即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障投入有所减少，国民在社会保障方面的个人投入逐渐提高，社会保障水平随之下降。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说H4。

H4：社会保障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的特征，即社会保障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在跨过特定的门槛值后，社会保障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会减弱。

三、研究设计

本部分基于2011—2020 年中国31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熵权TOPSIS 法对共同富裕水平与社会保障水平分别进行测度；在建立静态和动态面板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选取居民消费水平与人力资本水平两个变量进行机制检验及门槛检验，以明确社会保障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及影响特征。

（一）共同富裕水平与社会保障水平测度

1.模型设定

在TOPSIS 模型基础上，结合熵权法客观赋权，对共同富裕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进行测算，基本步骤如下。

第一步，原始数据标准化，消除量纲影响。

式（1）和式（2）中，xij代表第i个省份第j项指标数据；max（xij）和min（xij）分别为数据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yij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

第二步，计算指标权重。

式（3）～（5）中的m和n分别表示有m个评价对象和n个指标；Ej为信息熵；dj为差异度；wj为最终权重。

第三步，构建加权标准矩阵。

第四步，计算正理想解Z+和负理想解Z-。

第六步，计算评价对象指标值与最优解之间的贴近度Ci。

2.指标体系建立

对于共同富裕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本研究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对共同富裕内涵的说明，借鉴陈丽君等人的研究，兼顾科学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从共同富裕的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的特征出发［8］，构建了3 个一级指标，并进一步对这3 个维度进行细分，形成8个二级指标、18 个三级指标［36-37］，具体见表1。

表1 共同富裕水平指标体系

社会保障水平指标体系应从多角度、全方面反映中国社会保障水平的实际情况，因此本研究从社会保障的基本内容出发，着重考虑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3 个方面，结合周长城、李琼、王轩等学者的指标构建框架［38-40］，遵循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的原则，对社会保障评价指标进行遴选，构成了包含4 个1 级指标、12 个2 级指标、17 个3 级指标的评价体系，具体见表2。

表2 社会保障水平指标体系

（二）关系检验及机制分析

1.变量选取与说明

为了准确反映社会保障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本研究在以共同富裕为被解释变量，社会保障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基础上，参考相关研究，添加政府干预、产业结构以及开放程度作为控制变量。

被解释变量：共同富裕水平。在建立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基础上，采用熵权TOPSIS 法测算各个省份的相对贴近度，共同富裕水平的高低以相对贴近度的值进行反映，记作P，相对贴近度的值越大，共同富裕水平越高。

核心解释变量：社会保障水平。在建立社会保障指标体系基础上，采用熵权TOPSIS 法测算各个省份的相对贴近度，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以相对贴近度值的大小进行反映，记作S，相对贴近度的值越大，社会保障水平越高。

中介变量：居民消费水平，借鉴邹新月等人的衡量方法［41］，选取地区人均消费支出为代理变量衡量居民消费水平，记作c；人力资本水平，借鉴牟娟的衡量方法，选取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代理变量衡量人力资本水平［22］，记作h。

控制变量：政府干预，以财政支出与GDP 的比值作为代理变量进行衡量［42］，记作g；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产值比第二产业产值作为代理变量进行衡量［43］，记作N；开放程度，以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 的比重作为代理变量进行衡量［44］，记作k。

2.模型建立

为了验证假说H1，本研究同时建立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见式（12）。考虑到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个体异质性和潜在的内生性等问题，在静态面板回归的基础上，利用系统广义矩方法（GMM）构建了动态面板回归模型，见式（13）。

式（12）和式（13）中，Pit表示共同富裕水平；Sit表示社会保障水平；Xit表示政府干预、产业结构、开放程度3 个控制变量；μi为个体效应；ωt为时间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为了验证假说H2、H3，基于静态面板模型构建如下模型，见式（14）和式（15）。

式（14）和式（15）中，Mit表示中介变量居民消费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参考温忠麟等人的最新研究［45］，对居民消费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在社会保障水平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中起到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第一，社会保障水平对共同富裕水平进行回归，若β1显著，则按中介效应立论。第二，社会保障对中介变量居民消费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分别进行回归，如式（14）。第三，社会保障分别与中介变量居民消费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对共同富裕进行回归，如式（15）。若α1，γ2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利用Bootstrap 法进行后续中介检验；若α1，γ2，γ1都显著，且α1γ2与γ1同号，则属于部分中介效应；若α1，γ2，γ1都显著，且α1γ2与γ1异号，则属于遮掩效应。

为了验证假说H4，构建如下面板门槛模型，见式（16）。

式（16）中，社会保障水平Sit为门槛变量；θ表示门槛值；I（·）表示指示函数，如果社会保障水平符合括号内的门槛条件，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三）数据来源

本研究基于2011—2020 年中国31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展开研究。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主要包括2012—2021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以及民政部统计季报。对于西藏自治区个别年份缺失的失业保险领取人数的数据，通过插值法补全。

四、实证研究

为研究社会保障水平提升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本部分基于熵权TOPSIS 法对社会保障水平与共同富裕水平的测度数据从面板回归结果分析、稳健性检验、机制分析、门槛效应分析以及区域异质性研究几方面展开论述。

（一）测度结果分析

1.共同富裕水平测度

将收集的2011—2020 年省级面板数据代入公式（1）—（11），运用熵权TOPSIS 法测算出2011—2020 年31 个省份的共同富裕水平，并将结果按东部、中部、西部3 个地理区域分类（见表3）。

表3 2011-2020 年中国31 个省份共同富裕水平

整体来看，在2011—2020 年内，中国31 个省份的共同富裕水平呈现稳定上升趋势，共同富裕水平从2011 年的0.257 增长到2020 年的0.368，增长率达到43%。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具体落实到各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不断提高共同富裕水平。

横向上看。首先，中国31 个省份的共同富裕水平差距较大。排名第一的北京市共同富裕综合得分高达0.687，是西藏自治区的共同富裕综合得分的3.109 倍。观察表3 可以发现，无论是综合得分还是当年得分，北京市、上海市和浙江省的共同富裕水平始终保持在全国前3 位。这也从侧面诠释了在浙江省率先开展共同富裕示范区试点的原因。其次，中国各个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差距较大。从地区的共同富裕得分均值来看，东部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高于西部地区，呈现东部、中部、西部逐级递减趋势。通过对共同富裕水平的横向分析可以发现，共同富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共同富裕水平最高。由于东部地区的公共服务资源的供给与分配更加充足和公平，进一步促进了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而西部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等原因，相较于东部地区，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因此共同富裕水平最低。

纵向上看。中国31 个省份的共同富裕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福建省（由0.227 到0.459）、海南省（由0.178 到0.360）、云南省（由0.151 到0.324）的共同富裕水平增幅较大，达到一倍以上。其中福建省和海南省为东部沿海省份，云南省为边境省份，三者都具有比较优越的地理位置。近年来，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福建省和海南省作为沿海省份，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吸引外资，经济飞速发展，加上国家政策扶持，其共同富裕水平大幅提升；而云南省借助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契机，其共同富裕水平也随之大幅上升。

2.社会保障水平测度

社会保障水平的测算方法与共同富裕水平的测算一致，具体测算结果见表4。

表4 2011-2020 年中国31 个省份社会保障水平

整体来看，在2011—2020 年内，中国31 个省份的社会保障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具体来看，社会保障水平从2011 年的0.230 增长到2020 年的0.260，总体增幅不大。其中，2019 年的社会保障水平显著下降，从2018 年的0.266 降为0.222。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水平也相应提高。从2007 年开始，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进入了完善阶段［46］，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更加注重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社会保障水平的增幅逐渐放缓。为了进一步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针对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提出了11 项改革任务，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调整社会保障制度参数，以降低社会保险费用的方式支持企业、促进就业。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保障待遇水平逐渐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呈现上升趋势。

横向上看。首先，中国31 个省份的社会保障水平差距较大。上海市的社会保障综合得分为0.615，位居全国前列。而排名靠后的云南省社会保障综合得分仅有0.143，不及上海市社会保障水平的四分之一。这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保障水平之间存在关联性，经济发达省份的社会保障水平一般高于经济欠发达省份。其次，中国各个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差距较大。从各地区的社会保障得分均值来看，东部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高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则高于中部地区，并不完全按照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程度呈现严格递减趋势。西部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不匹配性，主要是由于中央政府以较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支付改善了西部地区的教育、医疗、文化和基础设施水平；其次是西部地区的人口相对较少，人均待遇水平也就较高。

纵向上看。中国大部分省份的社会保障水平有所上升，其中湖北省（由0.113 到0.246）、河南省（由0.137 到0.277）和福建省（由0.132 到0.256）的社会保障水平增幅较大。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密切相关，近年来社会保险的统筹层次不断提升、给付水平不断提高，互助救济功能不断增强，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其中，湖北省、河南省和福建省在中央顶层设计之下，有效落实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工作，增加大量财政资金投入，在保障基本民生需求的基础上，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大力发展慈善事业，使社会保障水平在10 年内大幅提高。

（二）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检验

本次研究共收集了310 个样本数据，且所有变量的数据均为平衡面板。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检验结果见表5。根据表5，可以发现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均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其中共同富裕水平的最大值0.732 是最小值0.151 的4.848 倍，社会保障水平的最大值0.721是最小值0.088 的8.193 倍；在相关性检验中，共同富裕水平与社会保障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初步验证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会促进共同富裕。解释变量社会保障水平与控制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相对较小，表明多重共线性并不严重。

表5 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结果

（三）静态面板回归结果

在进行静态回归之前，首先采用单位根检验中的HT 检验判断是否为平稳变量，结果显示：政府干预、产业结构及对外开放程度均存在单位根。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的出现，本研究进一步选取Westerlund 检验进行协整关系检验，结果显示：通过协整检验，表明社会保障水平与共同富裕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本研究同时建立了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对变量进行回归，在经过豪斯曼检验后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考虑模型可能存在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故对模型进行了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存在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因此，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加入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进行控制，回归结果见表6。列2）和列3）中社会保障水平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对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促进作用。社会保障对共同富裕的富裕和共享两个方面均有促进作用。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完善的制度保障降低社会成员的生活风险，为共同富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同时通过公共教育、培训、公共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通过调节收入的再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来维护社会公平，达成共享。社会保障通过社会保险的城乡统筹、省级统筹、全国统筹提高统筹层次，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维护社会的公平与秩序。在兜底保障的基础上，不断推进教育、医疗、科技、文化、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发展，优化地区公共服务资源供给；大力发展慈善事业，构建福利中国。从控制变量的角度看，政府干预与共同富裕水平呈现负相关，说明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会抑制共同富裕水平的上升。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应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取得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质性进展，才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产业结构与共同富裕水平呈现正相关，这表明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第三产业的兴旺能够提升共同富裕水平。而对外开放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对外开放程度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四）动态面板回归结果

考虑到上一期的共同富裕水平可能对当期的共同富裕水平产生动态影响，本研究在静态面板回归的基础上，构建系统GMM 动态面板模型再次进行回归，见式（13），以提高估计效率，解决内生性和遗漏变量等问题，同时动态面板的回归模型结果能对社会保障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做出进一步验证。回归结果见表7 中列4），通过了自相关检验和过度识别检验，表明随机扰动项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满足系统GMM 法使用的前提条件，且所有的工具变量均为外生，具有有效性。从核心被解释变量上看，动态面板回归结果与静态面板的回归结果具有一致性，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共同富裕。从控制变量的角度看，在考虑上一期的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后，对外开放的回归系数由负值转为正值，但综合表7 的稳健性结果来看，显著性并不始终存在，表明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不一定促进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

（五）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在将被解释变量进行滞后一期检验后，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改变样本容量的方法对模型的稳定性做进一步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共同富裕水平重新测算，替换原始共同富裕水平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7 中的列5）。改变样本容量：为避免极端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按照上下1%的标准对原始数据进行缩尾处理，将缩尾后的数据重新回归，得到表7 中列6）数据。根据表7 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可以发现：社会保障水平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始终与共同富裕呈现正相关，静态面板回归和多次动态面板回归结果均一致，说明模型具有稳健性，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能够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假说H1 成立。

（六）机制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社会保障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本研究选取居民消费水平与人力资本水平两个变量进行机制检验，检验结果见表8。表8 列1）、列2）报告了居民消费水平作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由表8 列1）可得，社会保障显著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由表8 列2）可得，居民消费显著促进共同富裕。社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的系数由表6 基准模型中的0.276 下降到0.261，说明居民消费水平在社会保障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约占总效应的5.45%，也说明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是社会保障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传导机制之一。表8 列3）、列4）报告了人力资本水平作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由表8 列3）可得，社会保障显著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由表8 列4）可得，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显著促进共同富裕。社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的系数由表6 基准模型中的0.276 下降到0.263，说明人力资本水平在社会保障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约占总效应的4.83%，也说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是社会保障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传导机制。综上，假说H2、H3 成立。

表8 社会保障影响共同富裕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七）门槛效应分析

基准回归初步验证了社会保障与共同富裕之间的简单线性关系，但由于社会保障水平自身的非线性变化可能对共同富裕产生非线性影响，需进一步通过面板门槛模型检验社会保障对共同富裕影响的门槛效应。首先，本研究使用Bootstrap 自抽样法反复抽样500 次判断门槛效应是否存在，结果见表9，单一门槛的p值在1%的水平下显著，双门槛和三门槛检验均未通过检验，表明社会保障对共同富裕存在单门槛效应。其次，运用似然比统计量（LR）检验Bootstrap 自抽样法所得门槛估计值的真实性，结果见图1，与表9 结果相符。表10 报告了社会保障水平作为门槛变量的回归结果。当S≤0.427时，社会保障对共同富裕的回归系数为0.398，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当S＞0.427 时，社会保障对共同富裕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而系数值由0.398 降至0.246。这表明随着社会保障水平逐渐提高，在跨过门槛值后，社会保障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假说H4 成立。

表9 社会保障门槛效应检验

图1 社会保障门槛值LR 图形

表10 单一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八）区域异质性研究

长期以来，中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资源分配不均衡，使得社会保障和共同富裕水平也存在较大的区域差距。为了系统地考察社会保障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本研究借鉴大部分学者的做法，将31 个省份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采用系统GMM 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对3 个地区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见表11。结果显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回归系数在5%显著性水平下均为正，表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均能促进共同富裕。其次，社会保障水平的回归系数呈现出“东部＜西部＜中部”，与前文中测算出的社会保障水平呈现“东部＞西部＞中部”的结果相呼应。这表明：在社会保障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程度较小；在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的中部地区，提升社会保障水平能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水平上升。因此，中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的省份应当积极落实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围绕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等目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以社会保障的高质量发展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表11 社会保障影响共同富裕的区域异质性分析

五、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2011—2020 年中国31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建立社会保障和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熵权TOPSIS 法分别测算了社会保障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通过构建静态和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了社会保障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保障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及这种影响存在的区域异质性，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全国均值从2011 年的0.230 逐渐增加到2020 年的0.260。东部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高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高于中部地区。中国的共同富裕水平整体上呈现增长趋势，全国均值从2011 年的0.257 逐渐增加到2020 年的0.368。共同富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逐级递减趋势。

第二，社会保障水平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呈现正相关，且这种影响在经过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替换被解释变量、改变样本容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此外，社会保障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具有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点。

第三，居民消费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在社会保障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社会保障可以通过刺激居民消费、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发挥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

第四，社会保障水平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相对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程度更大。

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给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首先，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在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民覆盖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工伤和失业保险的覆盖面。其次，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促进保障制度公平。社会保障制度要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提供有力支持，保障人民生活，缩小城乡差距。再次，加大再分配力度，鼓励第三次分配。政府应加大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资金投入，鼓励社会主体积极参与社会保障事业，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最后，适当提高社会保障待遇水平，解决人民生活后顾之忧。尤其是针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要充分重视养老服务供给和生育政策的配套保障。

第二，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在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刺激居民当期消费。加大教育财政投入，提供优质公共教育服务，提高居民受教育程度，尤其是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以高水平人才助力共同富裕。

第三，推进区域协调、均衡发展，以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助推共同富裕。一方面，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要在中央的顶层设计之下，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同时吸取东部地区社会保障水平较高省份的发展经验，缩小地区差距；另一方面，提高社会保险的统筹层次，积极推进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加快基本医疗、工伤、失业保险的省级统筹，全面提高社会保险基金的抗风险能力，缓解不同地区之间的社会保险基金收支不平衡问题。

第四，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正确认识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良性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此外，还需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促进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和高级化方向发展。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布局的方式，增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活力，实现经济增长，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