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型党组织:党的基层组织发展的新形态
——以商务楼宇党组织为例

□ 王锐

一、问题提出

党的基层组织是相对于其中央组织、地方组织而言的一级组织,广泛扎根于市场和社会领域。基层党组织如何设置,决定着集领导党和执政党于一身的政党与社会细胞之间的距离,决定着政党对社会整合力度的大小,是指组织设置的原则、标准、结构形式、预期功能等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的组合方式[1]。组织设置模式直接关乎党的基层组织功能的强弱效果。因此,科学有效的基层党组织设置模式,决定了基层组织的基本形态,是提升党建科学化和组织力的重要前提,对执政党整合社会、引领基层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设置模式基本定型。1925年,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党的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对党的基层组织设置提出鲜明导向:“党的基本组织,应是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的支部组织,不能以机关为单位组织支部时,则可以地域为标准”[2]。党中央1926年7月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更加明确提出“只允许有两种性质支部存在(甲)工厂支部,农村支部或学校支部;(乙)街道支部或区域支部(按住居地址而划分)”的原则[3]。从党的四大开始,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就有单位制和区域制两种基本模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与之相应的组织建设也随之改变。围绕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形成的“支部建在单位上”的职域党建成为一种普遍的形式。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和城市社区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生产生活空间,农村党组织和社区党组织是特定辖区内各类基层党组织共同参与的、依据特定行政区域设置形成的带有典型地域性特征的基层组织形态。随之也兴起了以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等为重要对象的基层党建,“支部建在公司或社会组织里”逐渐成为基层组织设置的重要形式。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印发了我们党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党支部工作的基础主干法规——《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在其第二章“组织设置”中明确“党支部设置一般以单位、区域为主,以单独组建为主要方式”。支部建立后,再根据党员人数和工作需要成立党总支或党委。所以,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依托固定单位或区域建制而形成的“建制型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设置的基本形态。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及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整个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带来了社会个体和组织的高速流动性和碎片化,出现了诸多基层党建空白点、薄弱点,这使得依托于固定单位和区域建制的党组织模式难以充分发挥政党的政治功能和组织优势,亟待创新基层党组织设置模式,推动党的组织从有形覆盖走向有效覆盖。为了适应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基层在组织设置形式上创新探索了村村联建、村居联建、村企联建、依托行业协会或产业链组建党组织以及探索建立流动党组织、项目党支部等多种形式,不断加大在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的党建工作力度。2008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了“优化组织设置、扩大组织覆盖、创新活动方式”等要求。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创新,加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着力解决一些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4],明确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可见,优化组织设置、扩大组织覆盖、增强组织功能逐渐成为党的重要文件和规章条例中的高频词汇。

优化组织设置,无论是在地方实践探索还是在顶层设计中都具有许多实质性的进展和成果。这些新型组织设置形态跟传统的组织设置模式有何区别和联系亟须从理论上廓清。近年来关于基层党建实践创新研究呈现三个特征:一是许多学者关注到商务楼宇党建或商圈党建中形成的综合党委模式[5]、毗邻党建中的联合党组织[6]、区域化党建中的综合党委[7],以及全域党建中的联合党组织模式[8],等等,类型丰富多样、名称各不统一,但大多数研究聚焦于这些创新实践模式的运行机制研究,较少从组织设置维度审视这类组织形态的重大创新。二是有少数学者关注到这类新型组织形态的性质变化。例如,葛亮从组织属性的维度提出社会政治组织[9]的概念,对这些新生组织进行类型化,他认为社会政治组织是“跨企业的”,但不能理解为“跨单位”,而是“去单位”的,它们旨在回应社会的内生需求。另外,由各类党组织联合而建的综合党委是一种枢纽型党建模式,发挥着枢纽型平台的作用[10]。三是个别研究关注到联合党委或综合党委这一组织设置创新的现象,并以功能型党组织为其命名。实务部门也大多用此概念,例如,湖南省率先出台了《湖南省社会组织功能型党支部规范化建设标准(试行)》(湘两新发〔2018〕7号)[11],这在全国尚属首个以功能型党支部命名的文件,致力于推动功能型党支部规范化、法治化建设。学界开始将高校中依托学生会或科研团体而非班级或年级建立的非实体党组织概括为功能型党组织[12]。上述实践和研究虽然借用了这个名字,但并没有真正从组织设置视角予以学理性解读。这些概念给予本研究重要启示。整体而言,理论界和实务界对高速流动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新型组织形态——功能型党组织这个概念还缺乏系统性解读和学理性研究,暂未形成真正的学术自觉和学术话语建构。

衡量一个高度发展的组织的真正准绳,不是功能专门化的程度,而是其对功能的适应性。适应性是测度政治组织制度化的四大标准之首,是后天获得的组织性[13]。任何保持长久生存的政党都必须对自身作出符合时代变化的适应性调适,功能型党组织就是为了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最大化适应并实现政党功能应运而生的,是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发展的一种新形态。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整体以平衡的状态存在着,其组成部分虽然会发生变化,但通过自我调节,仍会趋于新的平衡[14]。该理论为分析组织系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分析方法和视角。组织存在的首要功能是实现组织目标,这是组织更高层次的价值或核心发展理念。因为价值系统决定了组织对其所在情景采取的基本取向,使得组织作为一个系统存在合法化[15]。结构既能影响功能,功能也能影响结构[16]。“结构”是指事物系统内诸组成要素之间所具有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方式,“功能”是指某种事物在自身活动过程中履行的职责、表现出来的能力或作用[14]。组织存在与发展的价值或理念、结构和功能是深入了解一个新型组织形态的必要因素,这三者也是相互影响、相互形塑的。鉴于此,本研究从组织设置理念—结构—功能视角出发,分析当前各类组织设置创新实践具有理论契合性、实践可行性。本文将功能型党组织界定为以地缘、业缘、趣缘等为纽带,以灵活的组织形式和极具韧性的组织结构建立的旨在最大化实现政党功能的一种新型组织形态。我们党一直以来坚持的经典的组织设置模式,即依托固定单位或区域建制的、党员及组织隶属关系明确的党组织,则是一种建制型党组。本文将采用比较研究方法,以商务楼宇党组织为典型案例,从设置理念、组织结构以及组织功能三个维度探讨功能型党组织与建制型党组织的差异及其根源,力图在两者比较的基础上透视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发展的新形态。

二、功能型党组织的实践探索:以商务楼宇党组织为典型案例

早在商务楼宇党组织诞生之前,也有关于流动党支部、项目党支部、临时党支部等多种实践探索,但是这些党组织的创新旨在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或整合优势资源完成特定任务而展开的,在组织设置创新上暂未实现较大突破,影响范围和作用功效相对有限。商务楼宇是城市空间结构转型、城市化、市场化衍生的新产物,也是加强社会治理和基层组织建设极具张力的场域。商务楼宇党组织是在场域极其复杂、经过地方多年探索并被纳入政策议程的背景下诞生的产物。以商务楼宇党组织建设为例,探究功能型党组织的创新实践,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上海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和楼宇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成为楼宇党建探索最早的区域。自1999年上海浦东嘉兴大厦楼宇联合党支部诞生以来,商务楼宇党建很快从地方实践并纳入规范性文件,且在全国广泛发展起来。200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以下简称“中组部”)发布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可采取“支部建在楼上”等方式联合建立党组织,这是首次以党的文件形式明确了商务楼宇党建的组织模式。201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明确指出要扩大组织覆盖,针对暂不具备单独组建党组织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要以开发区(园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专业市场、商业街区、商务楼宇等为单位,组建区域性党组织”,商务楼宇被列为一个具备“准单位”性质的区域,成为加强组织建设的重点领域。这些关键政策节点对制度和组织的形成与实践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综合国家中心工作和社会治理格局的变化,商务楼宇党组织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萌芽(1999—2003年)、探索(2004—2011年)、全面发展(2012年—至今)三个阶段(表1)。显然,楼宇经济发展和城市社会治理程度都有明显的阶段化和区域化差异,该阶段划分也并非严格对应各地实践,有的地方尚处于第一阶段,有的楼宇经济发展和楼宇社区管理模式较为成熟的城市,通过灵活的组织设置和开放的活动方式以及相关体制机制的创新,实现了“建组织—送服务—善治理”一体推进。

表1 商务楼宇党组织发展阶段及特征

(一)萌芽阶段(1999—2003年):以组织重构为突出特征

1999年,上海浦东新区潍坊街道的嘉兴大厦率先扩展和深化“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建立了上海乃至全国第一个不依托某个单位而是依托整座商务楼宇组建的联合党支部,创造了“支部建在楼上”的新型组织设置方式和党建模式。

嘉兴大厦联合党支部是经济社会转型以及地方党政部门创新治理实践的联动结果。一方面,楼宇经济的快速发展,倒逼地方党政部门为企业服务、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楼宇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悄然崛起,被誉为“垂直印钞机”。当时潍坊街道的税收中有百分之八九十来自集聚在楼宇中的非公企业。地方领导深刻意识到提升楼宇服务质量、发展楼宇经济、增强楼宇税收是地方党政部门的中心工作之一。另一方面,在上海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背景下,潍坊街道党工委为弥补“管理空白”,围绕大量涌现的新经济组织开展党建创新。该地区新经济组织企业数量大、员工规模大、党员较少,党建基础薄弱滞后。为流动党员解决组织关系转接以及过组织生活的现实难题成为推动组织设置模式创新的突破口。嘉兴大厦是一座由嘉兴市政府在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投资的综合性商贸楼宇,是浦东新区30多幢省部楼宇之一,也是全国地级市在上海浦东投资建成的第一幢大厦[17]。入驻该大厦的部分新经济组织中的党员,组织关系挂靠在原单位或学校,参加组织生活极不方便。最终,在原本寻求依托大厦楼宇物业方建立党组织被拒绝的情况下,而后征得嘉兴市委组织部和大厦内部分新经济组织党员同意的基础上,依托于嘉兴大厦的楼宇联合党支部成立了。

该支部由来自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的8名党员联合组建而成。如果当初嘉兴大厦的物业公司同意接纳流动党员,那么很可能会产生一个联合党支部而非商务楼宇党支部。商务楼宇党支部作为一种新型组织结构和组织类型,是对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制度的创新,是宏观结构与微观结构互动产生的意外结果[18]。自此,以嘉兴大厦商务楼宇党支部为典型示范,上海其他街道也在以楼宇为载体陆续推进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以下简称“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一方面,积极在其他楼宇复制嘉兴大厦联合党支部的成功经验,探索以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先行建立并开展党建工作。另一方面,上海市静安区开始尝试在商务楼宇里面设置党员服务站点,虽然服务站点也涵盖其他便民服务,但无论从站点名称上还是服务重心上都是以党员服务为主,阵地建设也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和封闭性。整体来看,这一阶段聚焦于成立一个以服务流动党员为重点的、组织隶属关系明确的商务楼宇党组织。

(二)探索阶段(2004—2011年):以服务下沉为突出特征

2004年,中组部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以“党员服务站、党建指导员、建立群团组织”等具体方式助推商务楼宇党组织的孵化、组建。这一时期以杭州和北京为典型代表,北京市第一家商务楼宇党委——叶青大厦综合党委在朝阳区成立。杭州在全国率先提出“商务楼宇社区”的工作理念,探索商务楼宇社区服务模式。虽然各地打造的品牌和项目不一,但集中体现为地方党委统筹协调其他相关部门机构,构建党务、政务以及社务“三位一体”的楼宇服务下沉模式。

首先,从政策上加强了商务楼宇党建的顶层设计,推动相关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发展。上海市委于2005年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区域性大党建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坚持以经营地属地化管理为主,辅助以属资、属条、属业等多种方法建立两新组织党组织,形成以社区为载体,两新组织集聚区的楼宇、园区等为重点,各方合力推进组织覆盖的联动机制。与此同时,社会化招聘专职党务工作者,为更好地促进党群工作者职业化、规范化发展,静安区委组织部制定了《静安区商务楼宇党建工作规范》[19]。就经费来说,北京2009年市级财政投入3000万元用于商务楼宇党建工作站建设,在全市1237座商务楼宇中,建立了748个党建工作站,覆盖了5万余家商户、28万就业人员和1.6万多名党员[20]。

其次,商务楼宇党组织的设置模式逐步从“支部建在楼上”扩展到“党委建在楼上”,对象从两新组织扩展到楼宇内的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属性的党组织。到2010年底,杭州下城区已经建立楼宇联合党组织21个,覆盖党员314名、企业100余家[21]。北京朝阳区因楼制宜设置了三种楼宇党建组织模式:其一,针对产权单一、投资管理单一的商务楼宇。例如,北京的叶青大厦依托产权单位建立楼宇党组织(图1)[22]。其二,针对产权与经营权相对分离、物业公司主导运营的商务楼宇,主要发挥物业公司与楼宇业主接触频繁的天然优势,依托物业建立商务楼宇党组织。在朝阳区的72家商务楼宇党组织中,依托物业建立的就有59家,占比最高,这也是最常见的设置模式。其三,针对商务楼宇产权高度分散的情况,主要依托楼宇服务站建立商务楼宇党组织。另外,对于不具备建立条件的企业,依托于楼宇服务站先开展服务工作,通过党建指导员点对点直接指导,待条件成熟之后再建立。值得关注的是,商务楼宇党建推进过程中,不仅在楼宇中成立党的群团组织,而且以商务楼宇党组织为载体,广泛吸纳楼宇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例如,北京叶青大厦为为此专门设立了楼宇统战工作委员会。

图1 北京市朝阳区叶青大厦楼宇党组织结构

最后,建立商务楼宇综合服务平台,推动服务制度化、标准化。杭州下城区于2009年12月在浙江外经贸广场试点建设了全省首家楼宇综合服务中心(后更名为楼宇社区服务中心)。该中心是一个涵盖政府政策宣传、企业登记、民政事务、劳动保障、非公党建及群团组织建设等全方位的服务机构。下城区为每一幢楼宇确定了“一楼六员八人”的管理服务团队。“商务楼宇社区”服务理念和营造工程更加注重服务型政府和服务型党组织的建设,不仅融合多职能部门推进服务下沉,从“引企业”转向“留企业”,为楼宇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软环境,而且注重商务楼宇空间的社区性以及楼宇中职工之间的社会关系培育,多措并举营造楼宇社区文化。这一积极探索为城市空间治理有效和增强商务楼宇党组织功能有效提供了新的制度增长点。

(三)全面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以治理融合为突出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成为社会治理的风向标。各地积极开展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以商务楼宇立体社区和居民平面社区的融合治理为发展导向,是这一时期商务楼宇党组织建设的典型特质。

一方面,进一步提升组织设置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建立以标志性楼宇为中心的“一中心多站点”的立体辐射模式,这也是一种从单个楼宇党建扩展到以地域相近的楼宇集聚区为单元的“楼域党建”模式[23]。上海浦东新区综合考量商务楼宇的党建基础、地标效应、税收贡献以及体量大小等因素,将全区的商务楼宇细分为标志性楼宇、常规性楼宇以及待提升楼宇三种类型。在标志性楼宇中设置联合党委或党总支;在常规性楼宇中按照地域相近原则,建立涵盖两个楼宇以上的联合党委或党总支。针对党建基础较为薄弱的待提升楼宇,通过区域化党建或者标志性楼宇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组织覆盖和服务供给。在商务楼宇党组织书记的配备上,采取两种模式:一种是依托楼宇内的企业党组织书记或党务工作者兼任商务楼宇党组织书记。上海徐汇区的世纪商贸广场、上海环贸广场、瑞力大厦等三幢标志性楼宇成立了楼宇联合党委或党支部,其党组织书记分别来自国有企业、社会组织和外资企业,且班子成员的年龄结构普遍年轻化。另一种是由街道或楼宇所在社区的相关领导兼任书记。杭州下城区为促进商务楼宇和居民社区资源融合,就采取了社区副书记兼任商务楼宇党组织书记的模式。

另一方面,街道职能改革推动工作重心从居民社区党建和社区治理转向商务楼宇党建与商务楼宇社区治理,创新建立楼事会、楼长制等治理机制,协同多元主体促进楼宇社区和居民社区有机互动与良善治理。2015年4月,位于上海静安区南京西路街道辖区的东方海外大厦,成立了全市第一家由楼宇业主、物业管理方、企业管理者、企业白领等作为主要成员的楼宇自治委员会,旨在协调楼宇多方关系、优化配置楼宇公共资源、共同服务楼宇民生,探索了包括楼宇邮局、妈咪小屋、白领食堂等多种服务的楼宇自治模式。2020年2月10日,浦东新区嘉兴大厦内部企业陆续复工,嘉兴大厦联合党委组建了党员志愿者服务队,负责值班、宣传引导等工作,有效保障了嘉兴大厦的安全复工。为将这些良好的经验和做法制度化,楼宇综合党委发起成立了楼事会,实行楼长制(图2)。楼事会是由楼宇联合党组织书记、物业负责人、党群服务站负责人、入驻企业党组织书记、企业行政负责人以及党员职工代表等12人组成,楼长由大厦的上海揽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经理担任。楼事会形成了“楼事楼议、楼事楼管、楼事楼办”的自治协商机制,为此专门出台了《楼事会工作例会制度》《楼事会定期学习制度》《楼事会社情楼意通报制度》,以及《楼长紧急约见磋商机制》等制度,为商务楼宇社区治理探索新出路。另外,各地也在积极推进“互联网+商务楼宇党建”的云党建和楼宇虚拟社区治理模式,打造职业群体指尖上的服务驿站和社区网络。上海金领驿站开通了“陆家嘴金领驿站”微信公众号,包含微心愿、云医院、图书终端、服务咨询、法律咨询、心理咨询等6个“微驿站”[24]。

图2 上海嘉兴大厦楼长制组织架构

商务楼宇党组织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的突出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是组织功能的转向,更加强调服务型党组织的建设,并融入城市整体治理格局中,即引导多元主体参与立体社区和平面社区的融合治理;二是组建单元更加强调将综合党委建在“楼上”或“楼域”里,实现组织再造,并且使之成为隶属于街道党工委或社区党委与楼宇内基层党组织之间的一级组织,以引领楼宇党建和社区治理工作;三是在保障机制方面,经费来源以及阵地保障更加多元化,既有行政经费支持,又有社会资源注入,通过阵地共建和资金共筹的项目制运作方式,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资源共享、商务楼宇党组织与多元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

三、功能型党组织的设置理念、结构与功能分析

通过上述商务楼宇党组织丰富的发展历程和演变形式,在与建制型党组织的对比视野下,我们可清晰总结概括功能型党组织的一般特征(表2)。

表2 功能型党组织与建制型党组织的比较

(一)设置理念:以有形覆盖增进有效覆盖

设置理念是指组织设置的目标和基本依据等,明确了组织存在的价值、何以诞生的缘由和发展导向。设置理念的差异是功能型党组织区别于建制型党组织的主要原因,决定着组织的结构形式和功能向度。

就设置目标而言,功能型党组织以实现组织有形覆盖增进有效覆盖,最大化发挥组织功能为核心诉求。推进“组织覆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的基本目标,并且建设重点逐渐从扩大“组织覆盖面”转向提升“工作覆盖质量”。例如,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扩大新兴领域党建有效覆盖,进一步创新党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不断提升新兴领域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质量。建制型党组织以固定的区域或单位而建制,能够在满足条件的单位、公司或行政区域等最大化实现党组织有形覆盖。但随着社会流动和专业化分工的增强,出现了单位或区域党组织无法覆盖的对象和区域:一是流动党员与其党籍关系的“人户分离”日益严重,二是各单位、条块、地域之间的组织壁垒亟须某种跨单位的链接桥梁。功能型党组织依托相关纽带建成跨组织、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域、跨空间壁垒的党组织,将无数个横向或纵向闭合的企事业单位党组织或零散流动的党员群体有机联结在一起,旨在搭建一个制度化、组织化的功能型平台,可以有效实现组织间等的沟通、链接以及发挥党员教育管理服务功能。如果说建制型党组织是内嵌于各类组织中,是一种组织化过程和“固定的结构”,那么依托于某种纽带跨越单个党组织边界而建立的功能型党组织,则是对特定空间的再组织化过程,是一种“流动的核心”[25]。商务楼宇党组织通过实体化的楼宇空间整合机制和柔性化的政党认同机制,将不同属性和规模的企业事业单位及社区组织联结起来,实现对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力的功能性整合。这就是实现了从整个楼宇空间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的重要组织模式。

就设置依据而言,功能型党组织是以特定关系纽带和特定空间载体代替党员隶属关系的标准进行的组织设置和功能调适。传统而经典的建制型党组织是以固定的单位或区域为单元,党员人数达到3人以上即可独立组建。功能型党组织是根据社会发展、产业转型和党员分布特点,以“灵活、多样、开放”为原则,以业缘、趣缘、地缘、中心任务等为纽带,以党员或党组织要素的集聚性为标准,为实现组织在场和功能发挥而生成的跨组织、跨层级、跨地域的新型组织模式。两种组织模式的核心区别在于党员和党组织隶属关系是否明确。建制型党组织以单独组建为主,其党员及党组织关系都是明确而固定的。功能型党组织以联合组建为主要方式,其成员是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单位属性的组织或党员,按照“一方隶属、多方管理”“不求所在、但求所有”的原则开展活动。在管理原则上,建制型党组织的隶属关系比较明确,实行属地化、行政化管理;功能型党组织的党员和党组织来源多样化,以再属地化及协同治理模式为主,这样更有助于基层党组织在现代流动社会吸纳更多随时“流动”的对象。

(二)组织结构:灵活调适性与松散性兼具

最大化实现组织有效覆盖的设置理念决定了功能型党组织结构的灵活性。政党的组织结构可以根据权力的集中与分散程度分为松散间歇式、权力集中式和独裁极权式结构[26]。其中,权力集中式组织结构是指其组织原则和活动规则都有明确的制度规定,组织成员进入和退出都有严格的考察程序。而功能型党组织更似一种灵活松散和极具韧性的结构形式。

就横向结构来看,功能型党组织具有跨域性特征。这是一种跨越组织边界的韧性结构,具有极强的社会适应性和自我恢复力。功能型党组织主要是由来自同一纽带中的不同行业性质、不同规模、不同隶属关系的党组织以及多元化的党员组成,是联合多个企事业单位党组织构成的跨组织边界的党组织,因此,其横向组织结构具有对象跨域性和边界韧性。其结构韧性还体现在始终对外部组织及其成员的加入保持开放,这种加入既可以是已成立党组织的公司的组织性加入,也可以是暂未成立党组织的公司的活动性参与,甚至,即使作为功能型党组织的成员单位,都不是必然常态化参与到组织活动、组织服务和组织交往中来,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需求灵活参与组织运行。功能型党组织的大多数活动都是通过项目制和众筹机制展开的,在参与的需求方和资源的供给方达成一致时,他们就可以作为共享活动结构运行的一部分,促成组织整体目标和各自目标的实现。所以,除了功能型党组织的常态化组织成员之外,特定空间场域中的任何组织都可以根据需求参与到活动共建中,各取所需。这既保证了组织的简约高效,也避免了强制性要求所产生的组织僵化。

就纵向结构而言,功能型党组织具有去科层化的特征。这是一种基于平等协商精神的治理结构。功能型党组织与其成员单位的关系,不是自上而下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平等的、互动合作的关系,它主要通过引导、协商、服务、沟通、交流等途径,以平等协商方式来实现与组织成员的互动交往。因为功能型党组织本身不具有天然的权威和强有力的约束机制,而且成员单位都是一个个独立的组织,这决定了其内部成员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协同治理关系,它不能对成员单位及空间场域中的任何一个党组织或单位发布行政命令;相反,以单位或区域建制的党组织在上下级和内部成员间具有严格的隶属关系,是一种等级明确的科层化结构。但是,作为组织的联结点和行动主体,功能型党组织在协同治理场域中居于相对领导地位,为其他组织进入场域建构一系列规则,它是集体行动的号召者、推动者、沟通者、协调员、联络员以及服务员,发挥着枢纽作用。

相对于建制型党组织具有严格的等级关系和明确的组织边界而言,功能型党组织是一个跨组织边界的、平等协商的韧性治理结构,其组织边界是模糊的、开放的。而且因为其组织连接纽带是地缘、业缘、趣缘等,以及一种对组织和身份的认同,这种纽带和认同具有不稳定性,难以固化。当空间组织出现解体或流动时,功能型党组织就面临着组织资源流失或解体。所以,在组织形式上,建制型党组织是常态化的“固定的党组织”,功能型党组织则形式灵活多样,呈现为一种“固定的流动党组织”。“固定”是指功能型党组织一旦成立,其组织框架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其内部成员是随时流动和变化的。因此,功能型党组织结构的双重性决定了其灵活调适性,也注定了其组织结构的松散性和脆弱性。

(三)组织功能:功能性与有限功能并存

社会学一般将功能划分为正功能和负功能、显功能和潜功能。政治学根据作用向度,一般将政党的功能划分为内外两个维度四个方面,对内强调党内组织管理和党员教育管理功能,对外主要体现在社会向度的社会功能、国家向度的政治功能、国家与社会的中介功能三个方面[27]。对同一政党而言,不同环境中、不同层级的政党组织发挥的具体功能也有所不同。对于功能型党组织而言,虽借用“功能”二字,并非说它具有无所不能的功能,功能发挥得益于其结构优势,也受制于其结构约束。受制于功能型党组织以灵活设置实现组织覆盖的理念,以及韧性治理结构的约束,其功能体现为“功能性”与“有限功能”并存的两面特征。

功能型党组织的“功能性”,是指它具备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功能。相较于建制型党组织更加聚焦内部党员教育管理而言,功能型党组织除了发挥常规的党员教育管理功能,还具有更为突出的整合、服务和治理功能。(1)组织整合功能,是指因其跨组织边界的结构优势,使得它能够在特定空间内搭建起组织内外、组织之间的交流沟通、信息汇集、资源整合等方面的桥梁,实现对特定组织对象的柔性整合。在单位功能日趋弱化、行业组织作用有限的时代,政治化的跨单位组织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连接与社会调控机制,能将社会中分散的基本单元连接起来,为个人和社会组织中所不能覆盖的空间维持秩序,这是突破现代社会分化、碎片化与流动性状态的唯一出路[28]。功能型党组织正是高速流动的社会中连接独立个体和组织的跨单位组织的典型代表,致力于让本身具有一定分割性和离心力的组织避免碎片化、离散化,实现组织整合。(2)服务功能,是指功能型党组织针对特定空间内部的企业、党员、职工、人才等对象提供除了基本的党务服务之外,还具有推动行政服务、社会服务、市场服务等集成式供给的内在优势,为特定组织对象提供更加多元化的综合服务。这也是功能型党组织得以有效发展的重要基础和生命之源。这主要是因为功能型党组织作为体制内外部、楼宇空间内外部之间的枢纽位置所决定的。例如,商务楼宇党组织核心的服务功能体现在,致力于增强楼宇空间的营商环境软实力和楼宇社区文化氛围,服务楼宇的高质量发展,联合地方党委政府和街道社区资源推动党务、政务、社务等服务一站式下沉至商务楼宇空间单元中,缩减了楼内企业职工与服务供给方的距离和时间成本,提高服务成效。(3)治理功能,是指功能型党组织不仅仅提供单向度的服务,也能够引领多元主体参与特定空间中的共建共治共享,致力于实现空间内外部以及组织之间资源共享、发展共谋,促进经济和社会效益共赢。例如,商务楼宇党组织通过党建引领机制和楼宇理事会机制,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楼宇内部外卖快递投放点设置、共享健身房、共享食堂等事宜的自治,还积极参与周边社区公益和慰问活动。总体而言,功能型党组织的功能发挥集中体现为:在组织整合功能基础上以更务实的态度和行动实现服务功能和治理功能有效。这是其特殊的组织环境决定了它比常态下的建制性党组织具有更强烈的生存危机感,若仅以政治功能为导向,其很难在高度市场化和流动性的环境中扎根,因此它必须相对超脱于党员教育管理等基础性工作,更加注重社会功能的实效性,以有效的社会功能促进政治功能的发挥才是其生存之道。

功能型党组织的“有限功能”,是指其功能发挥具有一定的限度。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其不具备发展党员、党费收缴、组织处置等部分基础功能;二是既有功能的发挥程度或作用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因为,功能型党组织无法像建制型党组织那样具有制度性、科层化权力的强力支撑,而无法形成对组织内成员的硬约束;同时,功能型党组织的组织对象多元化和高流动性,决定了组织具有不稳定性而且诉求整合难度较大。另外,功能型党组织暂未被纳入党内法规中予以明确规定,缺乏组织运行所必备的人力、财力、阵地等保障支持。一般来说,功能型党组织所在的空间单元利益关系越紧密、组织规模越大,众筹资源就越多,在组织整合、社会服务以及治理方面的能力就会越强,反之亦然。

四、基本结论和讨论

在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为应对流变的空间结构,破解两新组织覆盖难、组织资源碎片化、组织作用发挥难等现实困境,一种以新的地缘、业缘、趣缘为纽带,以灵活的组织形式和韧性的组织结构最大化实现政党组织功能的新型组织模式——功能型党组织应运而生。它是一种新的组织理念、组织形态,同时也是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机制。功能型党组织与建制型党组织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其联合组建的方式以及党员组织关系多元化、复杂化。功能型党组织并不是对建制型党组织的否定,而是一种重要的补充和发展。一方面,它依托于特定空间,对碎片化的党组织和流动的党员实行联合组建,以再组织化、再属地化为原则,能够有效克服对固定行政单元或单位党组织组建模式的依赖;另一方面,它以一种跨越组织边界的韧性治理结构模式,能最大化链接多元主体,实现党组织的有效覆盖和政治整合。功能型党组织具有极强的组织灵活性,是政党主动适应社会变迁主动作出的积极调适,展现其强大的调适能力和组织韧性。如果说建制型党组织是党的基层组织体系的常态稳定结构,那么功能型党组织则是一种灵活调适的结构模式,二者互相补足,确保党的基层组织体系趋于动态稳定。

如何确保功能型党组织的有效性?首先,合理的党建单元是组织有效的前提。功能型党组织一定是基于某种强烈的业缘、地缘、趣缘等纽带所构成的党建单元上建立的,这个纽带能够让党员和党组织有效连接起来,从而避免与生俱来的不稳定性所产生的组织风险。例如,产权集中的商务楼宇相较于产权分散的商务楼宇而言就是一个更有效的党建单元。其二,有力的资源保障是重要基础。例如,配备专职党务工作者和党群服务中心已经逐渐成为各地推动商务楼宇党建的重要政策内容。专职党务工作者是组织运行场域中的关键行动者。党群服务中心的有效运转可以培育公共性,厚植社会资本,以此增强组织间社会信任,为功能型党组织有效运转提供重要的空间保障。三是需要密切结合特定空间和纽带中党员职工、公司企业及党组织等对象的利益诉求,夯实其服务功能及治理功能,打造基于共同需求基础上的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以此强化功能型党组织运行的价值、利益和情感基础。这些不仅是维持组织自身生存与发展的主观需要,也是促进组织间互动和整合的客观条件。

总之,在现代流动社会背景下,政党迫切需要在社会常态化流动与相对稳定、利益多元与价值认同、去组织化与再组织化、空间壁垒与空间整合、行政有效与治理低效等多重张力之间维持微妙平衡。因此,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创新有效需要适应两个新常态:一是要适应社会的高速流动性、异质性、碎片化与悬浮化,难以或不可能将个体与其生活、职业、工作空间完全捆绑起来,而必须保持一定的自由流动空间以释放社会活力;二是政党要逐渐适应建制型党组织和功能型党组织刚柔结合的新趋势,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和社会自组织性所产生的活力,也就是在实现党的基层组织应建尽建的组织覆盖目标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基层党组织行政化所产生的成本和负担。这主要通过加强组织设置的灵活性、组织结构的韧性、组织功能的有效性,以功能型党组织(“固定的流动党组织”)模式回应不断流动的社会,以政党功能的有效性应对万变的社会诉求,锤炼和锻造基层党组织的组织韧性和组织回应性,推动党的基层组织从有形覆盖走向有效在场,不断厚植社会对政党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这既是新形势下执政党在新经济、新业态、新就业群体中调整组织设置面临的严峻挑战,也是功能型党组织未来成长的方向。当然,实践中还有许多其他形态的功能型党组织,其组建和运行特征有待进一步挖掘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