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知校园氛围与初中生网络欺凌行为的关系：越轨同伴交往的中介和亲子亲合的调节作用 *

张 野 刘致宏 鞠 萍 杨 硕 于 涛

(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沈阳 110034)

1 引言

对当代青少年而言，互联网是其维系人际互动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平台，深刻影响着他们的认知与行为方式。目前，青少年的线上人际互动较以往更加频繁，网络负性人际交往事件时有发生，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网络欺凌(cyberbullying)是指个体或群体通过使用电子通信工具(如微信、微博等) 对他人进行恶意伤害的攻击行为(Smith ＆ Slonje,2009)。网络欺凌与青少年的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密切相关，是青少年内外化问题的直接预测因素(Kowalski et al.,2014)。调查结果表明，我国约有52.2%的青少年在过去一年中至少有过一次网络欺凌行为，且初中生群体的网络欺凌水平明显高于高中生群体(汪瑶,王玉龙,2021)。因此，深入探究初中阶段学生网络欺凌行为的产生与防范机制对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学校是影响青少年发展最直接的微观系统之一，对青少年行为塑造具有重要意义(Bronfenbrenner,1979)。与前一阶段相比，青春期个体与家人的相处时间逐渐减少，他们将更多时间投入到学校生活中(Hofferth ＆ Sandberg,2001)。因此，校园氛围在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发展中变得越来越重要(Kasen et al.,1998)。校园氛围是指对学校成员的经历和行为产生影响的环境特征，具有相对稳定性(Hoy ＆ Hannum,1997)。研究发现，同伴支持、教师支持等校园氛围的积极成分能够负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Bartolo et al.,2019)，积极校园氛围感知者的网络欺凌行为的发生率也较低(Wang,Zhao,et al.,2021)。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感知校园氛围能够负向预测初中生的网络欺凌行为。

越轨同伴交往是指个体与违反学校纪律、社会规范，甚至法律法规的友伴进行交往的现象(杨邦林,黄瑾,2022)。相较于遗传，环境对个体结交越轨同伴具有更重要的影响(Bullock et al.,2006)。研究发现，校园氛围能显著影响越轨同伴交往(Zou et al.,2022)。感知到消极校园氛围的青少年可能经历了较多的排斥与孤立，导致其发展需求(如安全、支持和亲密)受到阻碍(Wang et al.,2017)，这种社交状态促使他们通过寻求越轨同伴的认同来维系其社交纽带(Wang ＆ Dishion,2012)，并期望在与他们的互动中获得归属感，以满足缺失的心理需求(Bao et al.,2015)。

此外，青少年的不良同伴交往状况往往容易衍生出更多的攻击、欺凌等危险行为(Wang et al.,2020)。研究表明，青春期个体更倾向于在同龄人身上花费较多时间，并与其建立复杂关系(Nelson et al.,2016)。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指出，青少年会通过对不良同伴的观察和模仿来习得越轨行为(Bandura,1977)。因此，与不良同伴交往的青少年更容易接受攻击性态度并出现网络欺凌行为(Yang et al.,2021)。由于青少年长时间处于学校环境中，其内部同化过程会促使群内成员表现出与群体规范相一致的行事方式(Trach et al.,2018)。因此，参与越轨同伴交往的个体为了避免群内排斥，便可能更频繁地实施网络欺凌等攻击行为。需要强调的是，根据社会发展模型(social development model)，家庭、学校、同伴和社区等社会化单位依次影响个体行为(Mazerolle,2015)。学校氛围越消极，青少年结交越轨同伴的可能性就越大，也就越容易引发其实施网络欺凌行为。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越轨同伴交往在感知校园氛围与初中生网络欺凌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虽然校园氛围会直接或间接影响网络欺凌，但该影响程度可能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表现出一定个体差异。受生态系统理论启示(Bronfenbrenner,1979)，研究者近年来不仅关注学校、家庭等背景对青少年发展的单独作用，同时还探究不同背景间的交互影响。亲子亲合是指子女与父母在家庭互动过程中的亲密程度以及彼此的心理距离(王美萍,张文新,2007)。研究发现，亲子亲合是青少年抵抗众多不利环境的保护性因素(Wang,Zhang,＆Liu,2021)，例如良好的亲子关系能有效缓解青少年的内外化问题(Sampasa-Kanyinga et al.,2020)。保护因子-保护因子模型(protective-protective model)指出，当两个保护因素共同作用于青少年身心发展时，可能存在增强型或对抗型两种交互作用模式(Cohen et al.,2003)。增强型交互作用是指一个因素可以增强另一因素的保护作用，产生如虎添翼的功效；对抗型交互作用则是指一种因素会削弱另一种因素的保护作用，如当个体拥有了高水平亲子亲合时，积极校园氛围对其健康发展并不会产生更明显的促进作用。在以往探究学校因素和家庭因素对个体的交互影响时，研究者发现了上述两种不同交互作用模式。有研究发现，良好的亲子关系可有效缓冲不良同伴关系对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消极影响(张永欣 等,2018)。杨琴等人(2022)在研究中发现，随着师生关系水平的提升，亲子关系对神经质的负向预测作用逐渐变弱。上述结果支持了增强型交互作用模式。但是，也有研究支持了另一种模式。例如有研究结果表明，对低学校联结质量的个体而言，亲子关系对友谊质量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而对于高学校联结的个体来说，亲子关系对友谊质量的预测作用并不显著(陈秀珠 等,2017)。鉴于以往研究对校园氛围与亲子亲合的协同作用关注甚微，本研究将对亲子亲合在校园氛围与网络欺凌和越轨同伴交往之间的调节作用进行探索性分析，对具体的交互作用模式不作具体假设。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3a 和3b：亲子亲合在感知校园氛围与初中生网络欺凌和越轨同伴交往之间均具有调节作用。此外，交互作用模型的“缓冲模式”指出，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缓冲另一种不良人际关系所导致的外化问题行为(田菲菲,田录梅,2014)。既然同伴友谊可以有效抑制消极父母养育方式引发的攻击行为(Lansford et al.,2003)，和谐的亲子关系也能缓解同伴侵害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Li et al.,2022)，那么，亲子亲合亦能够缓冲不良同伴关系所导致的网络欺凌行为。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c：亲子亲合在越轨同伴交往与网络欺凌行为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综上，本研究结合社会发展模型、保护因子-保护因子模型及交互作用的缓冲模式建构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图1)，为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的预防与干预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

图1 理论假设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群取样法，选取辽宁省2 所普通中学的初中生为被试，发放问卷1250 份，问卷回收后，删除了来自单亲家庭被试填写的问卷和答案填写不完整以及规律作答的问卷，最终确定有效问卷1202 份，有效率为96.16%。其中，男生597 人(49.67%)，女生605 人(50.33%)，平均年龄13.68±1.08 岁。

2.2 研究工具

2.2.1 校园氛围感知量表

采用杨雪等人(2013)修订的校园氛围感知量表。该量表共25 个条目，包括教师支持、同学支持和自主机会3 个维度，采用4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学生感知到的校园氛围越积极。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合成信度(CR)为0.94，收敛效度(AVE)为0.42，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问卷结构效度良好(χ2=1131.08,df=266,CFI=0.91,TLI=0.90,RMSEA=0.06,SRMR=0.05)。

2.2.2 越轨同伴交往问卷

采用宋静静等人(2014)修订的越轨同伴交往问卷。该问卷共8 个条目，采用5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结交的越轨同伴越多。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合成信度(CR) 为0.88，收敛效度(AVE) 为0.47，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χ2=62.99,df=12,CFI=0.98,TLI=0.96,RMSEA=0.07,SRMR=0.04)。

2.2.3 亲子亲合问卷

采用张文新等人(2006)修订的亲子亲合问卷。该问卷包括父子亲合和母子亲合两个分问卷，每个分问卷都包含10 个条目，采用5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亲子亲合的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合成信度(CR)为0.90，收敛效度(AVE)为0.46，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问卷结构效度良好(χ2=923.89,df=154,CFI=0.96,TLI=0.95,RMSEA=0.07,SRMR=0.05)。

2.2.4 网络欺凌问卷

采用张野等人(2015)编制的中学生网络欺凌/受欺凌问卷。问卷共21 个条目，本研究选用实施网络欺凌分问卷进行测评，包括言语欺凌、权益欺凌和关系欺凌3 个维度。采用5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被试的网络欺凌行为的频率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合成信度(CR) 为0.93，收敛效度(AVE)为0.55，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问卷结构效度良好(χ2=233.51,df=34,CFI=0.97,TLI=0.96,RMSEA=0.07,SRMR=0.04)。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双因子模型对本研究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温忠麟 等,2018)。结果显示，未加方法因子的模型拟合指数：CFI=0.72，TLI=0.65，RMSEA=0.17，SRMR=0.13；增加方法因子的模型拟合指数：CFI=0.75，TLI=0.64，RMSEA=0.17，SRMR=0.13；变化量均小于临界值(ΔCFI＜0.10,ΔTLI＜0.10,ΔRMSEA＜0.05,ΔSRMR＜0.05)，表明研究中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

3.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见表1。结果表明，感知校园氛围、越轨同伴交往、亲子亲合和网络欺凌两两之间均呈显著相关。由于性别和年龄与研究的核心变量相关显著，为了减少虚假效应的影响，在后续分析中将其作为协变量进行控制。

表1 各变量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n=1202)

3.3 越轨同伴交往的中介作用检验

为提高建模效率，本研究对量表题目进行打包处理。根据吴艳和温忠麟(2011)的建议，采用因子平衡法将越轨同伴交往和亲子亲合两个单维量表分别打包成三个潜变量指标，采用内部一致性法将感知校园氛围和网络欺凌这两个三维量表的维度分别合成为三个潜变量指标。首先检验感知校园氛围对网络欺凌的直接效应，结果显示模型拟合良好：χ2=41.84，df=8，CFI=0.98，TLI=0.97，RMSEA=0.07，SRMR=0.04。感知校园氛围显著负向预测网络欺凌(γ=–0.24,Z=–6.13,p＜0.001)。其次，在此基础上加入越轨同伴交往作为中介变量，结果显示模型拟合良好：χ2=154.08，df=24，CFI=0.96，TLI=0.94，RMSEA=0.06，SRMR=0.06。越轨同伴交往对网络欺凌的效应显著(γ=0.47,Z=8.82,p＜0.001)，感知校园氛围对越轨同伴交往的效应显著(γ=–0.43,Z=–10.23,p＜0.001)，中介效应的95%Bootstrap 置信区间为[–0.29,–0.14]，占总效应的74.63%，表明越轨同伴交往在感知校园氛围和网络欺凌之间起中介作用。

3.4 亲子亲合的调节作用检验

采用方杰和温忠麟(2018)推荐的潜调节结构方程(latent moderated structural equations,LMS)检验亲子亲合的调节作用。第一步，检验不含潜调节交互项的基准模型，基准SEM 拟合指标均良好：χ2=309.62，df=48，CFI=0.97，TLI=0.95，RMSEA=0.07，SRMR=0.05。第二步，检验包含潜调节交互项的模型。结果显示，基准模型AIC=37356.68，加入交互项后AIC=37329.58，ΔAIC=27.10，表明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有改善。此外，基准模型的Log Likelihood=–18636.34，加入交互项后Log Likelihood=–18619.79，–2LL=16.55，Δdf=3，–2LL 值的卡方检验显著(p＜0.001)，以上结果均表明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优于基准模型。第三步，检验潜调节交互项的显著性。将亲子亲合纳入模型后，如表2 所示，感知校园氛围与亲子亲合的交互项对越轨同伴交往的预测作用显著(γ=0.14,Z=4.11,p＜0.001)，越轨同伴交往与亲子亲合的交互项对网络欺凌的预测作用显著(γ=–0.13,Z=–4.09,p＜0.001)，感知校园氛围与亲子亲合的交互项对网络欺凌的预测作用显著(γ=–0.10,Z=–2.91,p＜0.01)，说明亲子亲合在中介过程的前半段路径、后半段路径以及直接路径上均起调节作用。

表2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进一步采用简单斜率检验分析亲子亲合的调节作用。按照亲子亲合的平均分加减一个标准差将被试分为高亲子亲合组(M+1SD)、低亲子亲合组(M–1SD)。结果显示，在低亲子亲合组，感知校园氛围对越轨同伴交往的预测更为显著(γ=–0.27,Z=–5.13,p＜0.001)，随着亲子亲合水平的提升，感知校园氛围对越轨同伴交往的负向预测作用有所降低(γ=–0.25,Z=–4.79,p＜0.001)。其次，在低亲子亲合组，越轨同伴交往对网络欺凌的预测作用更加显著(γ=0.54,Z=13.37,p＜0.001)，随着亲子亲合水平的提升，越轨同伴交往对网络欺凌的正向预测作用逐渐降低(γ=0.28,Z=5.63,p＜0.001)。最后，在低亲子亲合组，感知校园氛围对网络欺凌的负向预测不显著(γ=–0.04,Z=–0.79,p>0.05)，高亲子亲合组的感知校园氛围对网络欺凌的负向预测显著(γ=–0.16,Z=–3.06,p＜0.001)。

4 讨论

4.1 越轨同伴交往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表明，感知校园氛围显著负向预测网络欺凌行为，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Shi et al.,2021)。积极的学校氛围能够使初中生从支持系统中获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外部资源，从容、理性地应对现实和网络中的逆境事件，从而减少网络欺凌行为。此外，越轨同伴交往在感知校园氛围和网络欺凌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学校联结的增强能使青少年与学校传递的正确价值观、规范和信念保持一致，从而与越轨同龄人之间保持距离(Wang et al.,2017)；相反，对于生活在消极校园氛围中的青少年而言，他们的学校满意度、归属感和学习成绩均较低，这无疑会使其心理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于是，他们便会通过寻求不良同伴的认可与接纳来弥补归属感、安全感等情感支持的不足(Jia et al.,2017)。随着与不良同伴群体相处时间的增多，这些青少年的不良价值观、态度和行为可能会被动地得到强化，促使其主动模仿越轨同伴的网络欺凌行为(Wang et al.,2020)。此外，还有部分初中生会担心遭受越轨同伴群体的排斥而导致其同伴关系的全部丧失，迫于压力，他们不得不遵循该群体的不良规范，进而表现出网络欺凌等问题行为(Trach et al.,2018)。

4.2 亲子亲合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亲子亲合调节了感知校园氛围与网络欺凌行为的关系，支持了假设3a，即随着亲子亲合水平的提升，感知校园氛围对初中生网络欺凌行为的负向预测作用逐渐减弱。本研究结果支持了保护因子-保护因子模型的增强型交互作用(Cohen et al.,2003)，积极校园氛围与亲子亲合作为保护性因素均对个体的外化问题行为起明显抑制作用(Sampasa-Kanyinga et al.,2020)，能够感知到积极校园氛围且拥有高亲子亲合水平的青少年可以获得充分的社会支持、高家庭凝聚力及开放移情式沟通，这无疑有助于防止其实施侵犯行为(López et al.,2008)。此外，当个体感知到消极的校园氛围时，高水平亲子亲合可以促进父母对子女的情感与行为支持，进而增加子女的应对资源，以缓冲不利的校园环境(如校园排斥)，从而减少网络欺凌等问题行为(张野 等,2020)。

其次，亲子亲合调节了感知校园氛围与越轨同伴交往的关系，支持了假设3b。该结果还支持了保护因子-保护因子模型的对抗型交互作用(Cohen et al.,2003)，即相较于高亲子亲合初中生，感知校园氛围对越轨同伴交往的预测作用在低亲子亲合初中生中更强。但是，对抗型调节模式并不意味着亲子亲合是越轨同伴交往的风险因素，亲子亲合与校园氛围之间之所以未实现相互增强，可能在于感知到积极校园氛围的初中生的越轨同伴交往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无需家庭系统发挥作用。相反，对于与学校联结水平较低的个体而言，亲子亲合才能够增进青少年友谊质量的发展，从而对越轨同伴交往起到保护作用(陈秀珠等,2017)。正如交互作用的缓冲模式所指出，一种良好关系可以缓冲另一种不良关系对个体造成的消极影响(田菲菲,田录梅,2014)。因此，对低亲子亲合水平的初中生而言，他们的积极校园氛围感知对其避免结交不良同伴具有更大意义。

最后，本研究结果还证实了亲子亲合在越轨同伴交往与网络欺凌间的调节作用，支持了假设3c。随着亲子亲合水平的提升，初中生的越轨同伴交往对网络欺凌行为的预测作用逐渐减弱，该结果同样支持了交互作用的缓冲模式(田菲菲,田录梅,2014)。良好的亲子沟通可以为青少年提供情感性和工具性支持，这有利于他们在面对越轨同伴的教唆及不良同伴群体规范时能够制定出应对性策略(Elgar et al.,2013)，从而弥补了枯竭的积极同伴关系并削弱由越轨同伴造成的消极影响(吕绍平等,2019)。反之，不良亲子关系给予子女的消极反馈则能够降低青少年的自我评价(丁倩 等,2020)，导致其缺乏信心，担心被群体排斥，因此更容易在越轨同伴群体的压力下实施网络欺凌(Sun et al.,2022)。

综上，本研究构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不仅揭示了感知校园氛围对初中生网络欺凌行为的具体作用机制，尤其明确了家庭内部的亲子互动质量在其中的区别化价值，并为开发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初中生网络欺凌行为的防治方案提供了依据。一方面，学校应致力于帮助青少年与同龄人建立积极关系，甄别不良同伴群体并对参与欺凌的学生加以干预，同时鼓励家长加强亲子沟通，建立积极亲子关系，杜绝心理与行为控制。另一方面，本研究结果启示家长和学校在干预初中生网络欺凌行为时要注重家庭和学校干预措施的灵活结合，进而实现双重保护。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局限。第一，研究证实了学校环境及同伴因素对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的影响，而近期研究表明GABRG1 基因对外化问题行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Trucco et al.,2020)，未来可考察环境因素与个体基因型对网络欺凌行为的综合作用机制。第二，已有证据表明，青少年的心理与行为问题会影响其对校园氛围的感知(Way et al.,2007)，未来可采用追踪设计进一步揭示校园氛围与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的相互作用关系，动态考察亲子互动与同伴交往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5 结论

(1)感知校园氛围与初中生网络欺凌行为呈显著负相关。(2)越轨同伴交往在感知校园氛围与网络欺凌行为间起中介作用。(3)亲子亲合调节了感知校园氛围对初中生网络欺凌行为中介效应的前半段路径、后半段路径和直接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