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孤 竹
——从河北卢龙蔡家坟重要考古发现谈起

王 绵 厚

(辽宁省博物馆,沈阳 110167)

记得还是2021年12月26日,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民族学研究院郝庆云院长和穆崟臣副院长等3人来访。庆云和我交识在21世纪初,至今已有20余年。当时,她是东北师范大学刘厚生先生的博士生。2010年秋受厚生先生邀请,我作为厚生兼任主任的东北师大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以毕业实习指导教师的身份,与他们师生有半个月朝阳、赤峰考古践行的相处岁月。从此,我与庆云经常在网上或电话中交流专业研究信息。这次她们来我家,带来了最新论著和部分该校民族学博物馆馆藏文物及照片请我品鉴,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秦皇岛市卢龙县蔡家坟孤竹国遗址近年发现的部分文物及照片。这些在河北卢龙县发现的商周孤竹国文物,在几年前《辽沈晚报》记者张松同志动议和帮助我编写《东北亚考古践行录》时我已获知,但一直没有看到准确的实物及照片。这次庆云等带来的商周时期遗址出土的红褐陶片、绳纹陶罐、绳纹陶鬲、础石(疑是)及汉陶等遗物,无疑为确认卢龙蔡家坟遗址的性质(如河北当地一些专家初步认定为“孤竹国都”)提供了有力的实证。30多年前为编写《东北古代交通》,我曾赴辽西走廊进行考古调查。当时虽未抵卢龙县,却在相邻的山海关一带注目和思考过与孤竹、令支、无终及屠何等有关的史迹。庆云等的此次来访,引发了我对几十年前关注辽西、冀东史迹的旧忆,遂成此文。

一、我与孤竹国和辽西古代交通研究的前缘

如开篇所言,我与孤竹国和辽西古代交通研究结缘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于编写《东北古代交通》的需要,这是与编写《东北历史地理》几乎同时启动的国家社科项目。为此在1984年秋,我与已故的辽宁省博物馆王明琦先生、锦州市博物馆刘谦先生,先后调查了义县复兴堡、黑山县蛇山子、凌海市闾阳镇、锦西县(今葫芦岛市)台集屯、绥中县古城寨及山海关等辽西古代交通地理要地。当年驻足山海关老龙头时,曾遥望秦皇岛和卢龙、迁安诸地,遗憾的是没有深入上述诸地调查。同行告之,入关百公里即可达卢龙境内的古代孤竹国(城)。为此我亦查过《史记》《水经注》等文献,略知商末伯夷东迁孤竹国和齐桓公北伐山戎救燕“斩孤竹”等史事。其后,我又多次去过秦皇岛北戴河和南戴河等地,但对位于卢龙县的古孤竹国遗址,一直未能亲往调查及详细研究。此次庆云等面呈重要发现,令我为之动容,亦使我重启对孤竹问题的思考。

二、文献记载中最早的孤竹历史记事

明确记载孤竹国历史的,当首举司马迁《史记》。《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第一》记: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遂饿死于首阳山。

上述带有传奇色彩的记载,文字虽简约,却是信史。唐司马贞《索隐》曰:

“其传”盖《韩诗外传》及《吕氏春秋》也。其传云孤竹君,是殷汤三月丙寅日所封。相传至夷、齐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齐名致,字公达。解者云夷,齐,谥也;伯,仲,又其长少之字。按:《地理志》孤竹城在辽西令支县。

又唐张守节《正义》曰:

《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卢龙县南十二里,殷时诸侯孤竹国也。”

上引《史记》及《索隐》《正义》所记孤竹国情况,可谓条分缕析、信史有据,说明孤竹君是商初即受封的诸侯。孤竹国有别于西周时期如分封于燕、齐、鲁诸地的大国,夏商时期封国均地域狭小,《左传》所谓“执玉帛者万国”是也,这从孤竹国仅局限于后世卢龙一县之地即可见之。而那种认为商周孤竹国幅员涵盖今卢龙乃至五六百里外的辽西喀左、朝阳一带的推断,当属臆测。庆云等所携卢龙县蔡家坟遗址(城址)近年出土的商周陶器和石器等,印证了《史记》等文献记载的可靠性。此外,卢龙县蔡家坟旧称“孤竹城”,位于今卢龙县城南十余里,与前引《括地志》的记载可相印证。

三、古孤竹国考古发现可靠性的三重解读

(一)历史文献可印证孤竹国在今河北卢龙县境内

除上举《史记》外,记载孤竹国历史的文献主要有《管子》《汉书》《括地志》《水经注》等。关于《水经注》的记载,下文有专节讨论,这里先讨论前三种史料。

其一,《管子·小匡》载,齐桓公“北伐山戎,制泠(令)支,斩孤竹”。这件事发生在前663年。当时燕国为山戎所迫求救于齐,齐桓公为救燕遂伐山戎。笔者曾考证,此役齐军系从齐都临淄出发,取傍渤海的辽西走廊通道北上[1]。所经“令支”和“孤竹”,为相邻的商周时期方国。从其行军的前进方向看,令支在前,故址在今河北省迁安市兴城镇照燕洲村(详下文),孤竹则在卢龙县南蔡家坟村。这与下文提及的《汉书》《水经注》的记载吻合。

其二,《汉书·地理志》令支县条载:“有孤竹城,盖即商之孤竹国。”《水经注》所记与其吻合。西汉时,令支已非方国,改置为辽西郡之令支县,而孤竹当时并未设县,位于令支县境内。

其三,《括地志》的记载可与《水经注》相印证。前文引《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卢龙县南十二里”;《水经注》卷十四《濡水》则记:“濡水又东南迳卢龙故城东,汉建安十二年,魏武征蹋顿所筑也。”可知班固作《汉书》时尚无卢龙县,孤竹城书于令支县条下,而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时,追记卢龙县始置于东汉末建安十二年(207),即曹操北征乌桓以后。从笔者考证的建安年间曹操北征三郡乌桓的出师路线和回师方向[1]看,他设立的卢龙新城应在由辽西碣石(今辽宁绥中姜女石)循海西还的道路上,即今山海关外的卢龙县地。史书记载与古今交通地理情况可证卢龙县南确为孤竹旧址所在。

(二)当代考古发现对确认孤竹国所在地的价值

在战国末期亡国的孤竹方国湮灭了2500年后,当代考古发现揭开了这段尘封的历史。虽然卢龙县南蔡家坟遗址尚未全面发掘,但从勘定的遗迹和出土的文物已可稍作分析。据2011年3月16日《秦皇岛日报》报道:

在北岭南端的土层断面中,不仅发现了商早期、商晚期以及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陶片和文化层,还在土层中和地表上,发现了代表龙山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新石器文化的文物遗存。……专家在北岭(遗址)制作了一个高约4.5米、宽近2米的剖面,发现此处堆积着11个文化层,并出土了大量带有细绳纹、弦断绳纹、附加绳纹、蓝纹等各种纹饰的陶片以及素面磨光陶片。专家鉴定这些陶片是鬲、罐、瓮、盆等生活用器的碎片。根据各层的文化堆积和包含物,专家认为这里是延续时间较长的夏商周典型遗址。

同期的《燕赵晚报》亦报道:

近日,我省文物专家在“中国孤竹文化之乡”卢龙县考察时发现,该县蔡家坟村北岭土层存在着涵盖夏、商、周、春秋战国等多个时期的11个文化层,其中以商周时期堆积层面最深厚,文物遗存最丰富,由此为揭开“孤竹国”国都之谜找到了有力佐证。

上述考古专家通过规范调查和地层解剖提供的信息,尽管是初步的,却是明确而肯定的。这处北岭遗址存在从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11个考古学文化层,与文献记载孤竹方国设于商汤、历经西周春秋灭于战国末期相合。其主要遗存为商周时期,亦与孤竹国的兴盛时代相符。而庆云等来寒舍所示相关文物标本,如商代北方土著使用的具有典型性的夹砂素面红陶罐、流行于商末周初的短裆绳纹陶鬲以及被称为“夷齐石墩”的建筑构件等,亦足资证明。

2022年1月22日,卢龙县当地多年从事孤竹国研究并有专著出版的薛顺平先生告诉笔者,在当地文物部门调查发现的基础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师生已于2013年在蔡家坟北岭进行了正式考古发掘。此次发掘虽未发现明确的城墙(殷墟等遗址也无城墙,此非必备条件),但可以肯定的是,该遗址文化地层和出土遗物时代明确,而且尚有“五色石”等建筑遗迹被发现。据此,把北岭台地认定为“孤竹之墟”的中心殆无疑义。从初步考古勘察和发掘来看,卢龙县蔡家坟北岭遗址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已出现部族聚邑,是难得的一处以商周时期为主要兴盛期的北方邦国都邑遗存。

(三)《水经注》提供的丰富相关历史信息

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本节对记载与孤竹有关历史地理最明确的《水经注》进行分析,对该书中关于孤竹、令支、卢龙的各条记载加以评鉴。

其一,《水经注》卷十四《濡水》载:

濡水又东南迳卢龙塞,塞道自无终县东出渡濡水,向林兰陉,东至清陉。卢龙之险,峻坂萦折,故有九之名矣。燕景昭元玺二年,遣将军步浑治卢龙塞道,焚山刊石,令通方轨,刻石岭上,以记事功,其铭尚存。……余按卢龙东越清陉,至凡城二百许里,自凡城东北出,趣平冈故城可百八十里,向黄龙则五百里,故陈寿《魏志》,田畴引军出卢龙塞,崭山堙谷,五百余里迳白檀,历平冈,登白狼,望柳城。平冈在卢龙东北远矣。而仲初言在南,非也。濡水又东南迳卢龙故城东,汉建安十二年,魏武征蹋顿所筑也。

这条记载虽只有数百字,但内容丰富,诚所谓良史之笔可为千古凭证。可从中得到如下一些认识。

这条记载共提及山川地名、城邑地名各5个,多为正史失载。特别是记载卢龙塞道,开启凿通于前燕元玺二年(353)。这是关于有名的辽西“卢龙三道”特别是中道的最早的确切记载,于中国东北和东北亚交通史意义深远。文中所记卢龙塞道上如林兰陉、清陉、九、凡城等地名,俱系首见于史乘,于治历史交通地理甚为重要。

郦道元以按语的形式,记录了卢龙塞、凡城、平冈等地的方位、里距。按笔者30多年前所论[2],如果卢龙塞在今潘家峪隘口,则清陉很可能是青龙河上游与大凌河上游相接的建昌要路沟一线。而“卢龙东越清陉,至凡城二百许里,自凡城东北出,趣平冈故城可百八十里,向黄龙则五百里”一句中,凡城可比定为今喀左县南大阳山下土城子,平冈为凌源三家子或安杖子古城,黄龙则为朝阳。今喀左沿大凌河至朝阳约200多公里,也即此处记载的“五百里”。

其二,《水经注·濡水》载:

濡水又南,黄洛水注之,水北出卢龙山,南流入于濡。濡水又东南,洛水合焉,水出卢龙塞西,南流注濡水。濡水又屈而流,左得去润水,又合敖水,二水并自卢龙西注濡水。濡水又东南流迳令支县故城东,王莽之令氏亭也。秦始皇二十二年分燕置辽西郡,令支隶焉。《魏土地记》曰:肥如城西十里有濡水,南流迳孤竹城西,右合玄水,世谓之小濡水……应劭曰:晋灭肥,肥子奔燕,燕封于此,故曰肥如也。汉高帝六年,封蔡寅为侯国。西南流,右会卢水,水出县(肥如)东北沮溪,南流,谓之大沮水。

此段提及河流8条、城邑4座。其中濡水、玄水、黄洛水,基本可以确定为今滦河、滦河最大支流青龙河、长河(流经迁西县)。而与确定孤竹城所在地有紧密联系的是濡水、玄水和令支、卢龙、肥如数城。

上引文中说濡水“南流迳孤竹城西,右合玄水”,由此可知孤竹城在今滦河东岸,又应在今滦河与青龙河汇合以前的今卢龙县境,蔡家坟北岭遗址地理上与此相合。

上引文说“濡水又东南流迳令支县故城东,王莽之令氏亭也。秦始皇二十二年分燕置辽西郡,令支隶焉”,由此可知令支县在今滦河西边、卢龙西北。据载,1986年在迁安市杨店子镇倪屯村西北800米发现了青铜时代和汉代的遗址,面积达20万平方米,且遗物丰富[3],可以说为确定令支方国和令支县的所在地提供了证据,亦可见《水经注》记载的可信性。

该段引文对辽西郡和肥如县的追述,亦有补史价值。秦始皇二十二年(前214),即秦军于辽东城(今辽阳)擒获燕王喜的8年后,分故燕地置辽西郡,领有令支诸县。可证令支方国最后灭国之时,孤竹方国应是废国而纳入令支县。

其三,《水经注·濡水》载:

(濡水)又南,左合阳乐水,水出东北阳乐县溪。《地理风俗记》曰:阳乐,故燕地,辽西郡治,秦始皇二十二年置。《魏土地记》曰:海阳城西南有阳乐城。……(卢水)又南与温水合,水出肥如城北,西流注入于玄水。《地理志》曰:卢水南入玄,玄水又西南迳孤竹城北,西入濡水。故《地理志》曰:玄水东入濡,盖自东而注也。《地理志》曰:令支有孤竹城,故孤竹国也。……《晋书地道志》曰:……(孤竹)祠在山上,城在山侧,肥如县南十二里,水之会也。

上引注文,涉及5条河流。前文已言玄水为今青龙河。“西流注于玄水”的卢水,应是青龙河的东支流——冷口沙河。而肥如县,应在今河北省迁安市杨各庄遗址。这里曾发现常袭妻崔氏墓志,志文中有“平州辽西郡肥如县”的字样。当时平州的治所在今卢龙县,那么按郦注的记载,将肥如县定于今迁安市杨各庄就是比较合理的[1]。

从此段注文援引《地理志》“卢水南入玄,玄水又西南迳孤竹城北,西入濡水”及《晋书地道志》“(孤竹)祠在山上,城在山侧,肥如县南十二里,水之会也”等的记载来看,孤竹及附近一带的水道、山川、城市,可谓情况明晰,方位可定。

其四,《水经注·濡水》载:

(濡水)又东南过海阳县西,南入于海。

濡水自孤竹城东南迳西乡北,瓠沟水注之,水出城东南,东流注濡水。濡水又迳故城南,分为二水,北水枝出,世谓之小濡水也。东迳乐安亭北,东南入海。濡水东南流,迳乐安亭南,东与新河故渎合,渎自雍奴县承鲍丘水东出,谓之盐关口。魏太祖征蹋顿,与泃口俱导也。世谓之新河矣。陈寿《魏志》云:以通海也。

以上一段记载,涉及5条河流、4座城邑及2处河海津口,为濡水下游水陆幅集之区。其中鲍丘水(流经今天津市宝坻区南部)为新河上游,当年接引泉州渠,为魏武帝为征乌桓开通的诸水道之一。盐关口附近有庚水和巨梁河,为今州河和还乡河[4]第三册,13-14。

海阳县,据黄盛璋先生早年考证,应在今滦县马城遗址。而杨年生先生认为,马城遗址距令支城(今迁安倪屯村)60公里,与郦注“令支城南六十里有海阳城”不符。余按:若两地城址明确且符合水道流经方位,注文“六十里”或为“百六十里”之误抄。而60公里合汉代150里,两县县治若仅相距60里反嫌过近。乐安县,新莽改为乐安亭,据黄盛璋先生考证,在今乐亭县东北1公里的旧庄镇,新河流经其境。

其五,《水经注·濡水》载:

又东南流,龙鲜水注之,水出县西北,世谓之马头水,二源俱导,南合一川,东流注封大水。《地理志》曰:龙鲜水东入封大水者也。乱流南会新河,南注于海。《地理志》曰:封大水于海阳县南入海。新河又东出海阳县与缓虚水会,水出新安平县东北,世谓之大笼川,东南流迳令支城西,西南流与新河合,南流注于海。《地理志》曰:缓虚水与封大水,皆南入海。新河又东与素河会,谓之白水口,水出令支县之蓝山,南合新河,又东南入海。新河又东至九口,枝分南注海。新河又东迳海阳县故城南,汉高祖六年,封摇母馀为侯国。《魏土地记》曰:令支城南(百)六十里有海阳城者也。新河又东与清水会,水出海阳县,东南流迳海阳城东,又南合新河,又南流十许里,西入九注海。新河东绝清水,又东,木究水出焉,南入海。新河又东,左迤为北阳孤淀,淀水右绝新河,南注海。新河又东会于濡。濡水又东南至絫县碣石山,文颖曰:碣石在辽西絫县,王莽之选武也。絫县并属临渝,王莽更临渝为冯德。《地理志》曰: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骊成县西南,王莽改曰揭石也。汉武帝亦尝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于此。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数十里,当山顶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见,立于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则隐,及潮波退,不动不没,不知深浅,世名之天桥柱也。状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韦昭亦指此以为碣石也。《三齐略记》曰:始皇于海中作石桥,海神为之竖柱。

以上郦注濡水条末段所记山川、城邑,内容丰富,让人如临其境。细捋古今史书,并佐以笔者几十年间亲历山海关内外秦皇岛、抚宁、绥中诸地的考察所见,可作如下分析。

据《中国古代地图集》[5]和诸家考证,封大水为今陡河,缓虚水为今沙河,素河为今沂河,新河则指建安十二年曹操开通的今乐亭县西25里之“新河套”。

注文中说:“濡水又东南至絫县碣石山,文颖曰:碣石在辽西絫县”,出现了“碣石山”和“碣石”两个名称。至今有学者认为碣石山与碣石为一地,但笔者多年前即已考定碣石山和碣石为两处不同地点[2][6]。按注文所载,“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骊成县西南”“碣石在辽西絫县”,两者相距甚远。《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标秦始皇、汉武帝所登之碣石在今昌黎县北[4]第二册,9-10、27-28;黄盛璋先生认为,碣石山在昌黎县北,碣石在今秦皇岛金山嘴附近。

笔者曾经考证,碣石山可大致确定为在今昌黎县北,这与至海“数十里”的注文略合;而秦皇汉武登临的碣石,则既非在昌黎县北,也非在金山嘴一带,而是绥中县的姜女石[6]。现结合郦注和絫县地望情况申说如下。

上引郦注说“文颖曰:碣石在辽西絫县……絫县并属临渝(县)”,与《汉书·地理志》等所记载的碣石地望相一致。絫县所并入的东汉以后的临渝县,靠近古渝关(今山海关)。笔者曾考证临渝县应在今山海关西的抚宁县境内,方与位于辽西绥中县的碣石遗址地望相符。而《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北分册)》将抚宁县西汉城址推定为右北平骊成县[3],这是混淆了碣石山与碣石两地所属县而造成的失误。抚宁县西汉城址,应是碣石所在的絫县,也即后来的临渝县。

上引郦注称:“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数十里,当山顶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见,立于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则隐,及潮波退,不动不没,不知深浅,世名之天桥柱也。”阅读这一段生动的文字,如亲临今绥中县姜女石海滨碣石奇观。在海上碣石与正对的海边大型秦汉行宫遗址之间,确有海底石甬路,落潮时隐约可见,此为笔者亲眼目睹。而海中“天桥柱”这一奇观则为渤海湾所仅存。只是郦道元将碣石山和碣石混为一谈,方出现“甬道数十里”的记载,而实际上碣石至海岸不到1公里。此所谓智者千虑,难免一失也。

下面再简单讨论一下这段注文中出现的与孤竹相距最近的几个地点:令支、卢龙、絫县。前文已谈及令支当在今迁安市倪屯村,其距卢龙县南蔡家坟北岭古孤竹国遗址不过百里左右,《汉书·地理志》令支县条明确记载“有孤竹城”。而据郦注可知,东汉建安十二年曹操征乌桓后设卢龙县,此后孤竹城不再属令支而属卢龙。最后,将絫县即东汉以后的临渝县定在今抚宁县境,亦是考虑到其与卢龙县南孤竹遗址仅相距百里。如此厘定,则在濡水下游傍海通道上,自西而东依次即为令支、卢龙(孤竹)、临渝(絫县)、碣石。这一线正是当年齐桓公“北伐山戎,制泠(令)支,斩孤竹”经行的古道,也是800多年后曹操北征乌桓回师路过之地:由辽西柳城至今绥中“碣石观海”,再西至临渝,又经孤竹城并设卢龙县,再沿出师时经过的令支、肥如、无终诸方国古道抵达幽州并最终回到许昌。

综上所述,古孤竹国当以今河北卢龙蔡家坟遗址为核心区域,那种认为其扩张或迁都至今大凌河流域喀左、朝阳一带的说法,当属臆断。

图 河北卢龙蔡家坟遗址位置示意图[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