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为未来做好准备”的数字化学习者
——新加坡《教育技术规划》的实施路径与影响因素探析

石 倩, 万秀兰

(浙江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新加坡通过制定一系列教育信息化发展战略,在数字教育基础设施、技术与课程融合、数字资源建设、数字管理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果。早在21世纪初,《全球信息技术报告2001—2002》显示,新加坡已经成为世界上信息技术最成熟的国家之一。[1]到2016年,新加坡在全球143个国家中,其网络准备指数、信息环境分类建设指数、信息技术应用指数、信息技术影响因子指数均排名第一。[2]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简称IMD)发布的2019年度全球数字竞争力排行中,新加坡位居全球第二。[3]

在当前这个动荡、复杂和不确定的世界中,“培养怎样的人”是每个国家必须面对且亟待思考的问题。新加坡政府通过制定新的教育信息化发展战略,致力于培养“为未来做好准备”的人。2021年6月8日,新加坡教育部出台《教育技术规划》(Educational Technology Plan),作为引领新加坡未来教育技术发展的战略性文件。[4]在1997—2020年间,新加坡平均每五至六年制定一次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共制定并实施了四个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5]《教育技术规划》作为新加坡教育信息化历史上第五个战略规划,其具体的实施路径是怎样的,规划执行过程中又有哪些关键影响因素?与前四期规划相比,新规划体现出哪些传承性特征,又有怎样的创新?本文拟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

一、《教育技术规划》制定的背景分析

新加坡《教育技术规划》的制定有着特殊的背景。

第一,后疫情时代“双线混融”教学成为新常态。新冠疫情给教育带来深远影响,大大改变了以往传统的教学常态。基础教育的后疫情时代,是“双线混融”教学的新时代。[6]新加坡在2020—2021年,疫情呈现多点、多轮爆发态势。鉴于疫情形势,新加坡教育部采取了线上教学、在家上课、网站自主学习等措施。2021年5月,新加坡教育部再度规定所有学校的学生转为“在家上课”(Home-Based Learning,简称HBL)。[7]HBL实施期间,新加坡教育部同时强调“在线教学”的局限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鼓励学校实施线上、线下“双线混融”教学,部分学习活动依然倡议“线下组织”。新加坡教育部指出,这样做的目的是促进学生身体素质和社交情绪的健康发展。新加坡学者认为:“双线混融”教学,秉持科学和社会责任的关键原则,采用在线教学与传统教学相融合的策略,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教育损失。[8]

第二,“为生活而学习,为未来做准备”的教育改革。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简称NIE)教育研究办公室(The Office of Education Research,简称OER)发布的报告指出:鉴于当今我们生活在不稳定、不确定、复杂和模糊(volatile, uncertain, complex, ambiguous,简称VUCA)的世界,未来事物处于频繁变化之中,各种条件和因果关系混杂,学生在未来环境中所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9]学习当前VUCA世界和未来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从而为未来生活做好准备,变得尤为重要。实际上,新加坡早在2018年便启动了“为生活而学习”的教育改革,并于2019年调整了新加坡中小学的评估体系,更加重视协作、自主、韧性、责任等品质的评估,以期为未来社会培养具备“21世纪素养技能”(21st Century Competencies,简称21CC)的新加坡国民。《教育技术规划》培养“为未来做好准备”的人是该教育改革在数字时代的进一步落地。

二、《教育技术规划》目标框架分析

《教育技术规划》以前四期规划取得的成绩和实施经验为基础,明确了新加坡未来十年教育技术的发展愿景,即:秉持“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教育技术赋能学生学习自主化(self-directed)、个性化;加强学生与社区、世界的联系与互动;利用数据分析深入理解学生的兴趣、态度和动机,持续优化学生学习与指导策略。[4]在该宏观愿景的顶层驱动下,《教育技术规划》以学生为中心,针对学生、教师、家长、学校,分别规定了具体要达成的目标。分析各角色的目标,其不同主体的目标逻辑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各角色的目标逻辑关系图

(一)学生要成为“为未来做好准备”的数字化学习者

未来是一个知识爆炸、复杂多变、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新加坡教育部认为:自主性、关联性、数字化是未来学生应具有的基本特征。在未来数字社会中,学生必须具备以下素养:(1)能够自主地进行学习。学生有内在的学习动机,掌控学习的自主权,能够独立管理和监督自我的学习,而不是在外界压力下被动地学习。(2)与外界保持紧密联系。学生要与同伴、社区、世界保持紧密联系,而不是孤立地学习;要把线上信息资源与线下信息联系起来,互相打通,以防学习脱离生活而沦陷到虚拟网络和虚化空间中。(3)具备数字素养。学生能够利用技术进行发现、思考、应用与创作,尤为重要的是,要能够进行“数字创造”(digitally create);能够以安全、负责任的方式浏览和使用数字空间,为维护良好的网络生态和安全贡献力量。

(二)教师应成为技术支持的、有意义学习活动的设计者、促进者

教师是培养“为未来做好准备”的数字化学习者的核心力量。教师应成为技术支持的、有意义学习活动的设计者,能够:(1)设计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相结合的学习环境,支持学生自主学习;(2)依据每位学生个体的需求,制定差异化的教学方式;(3)迭代更新教学设计,促进学生学习活动的持续改进;(4)借助信息技术,促进学生与学习内容、同伴、教师、社区之间的互动;(5)依据数据分析,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反馈和精准、有针对性的学习活动指导。

(三)学校应创建支持随时随地、“无缝学习”的互动环境

在当今社会,学校依然是主要的学习活动发生场所。为推动《教育技术规划》在学校层面的顺利实施,学校一方面要建立响应《教育技术规划》变化的程序,制定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和实施步骤,调整学校的教育技术生态环境,为学生能够“随时随地”自主学习、教师能够“数字化教学设计”创建条件;另一方面要创建一个支持“无缝学习”(seamless learning)的校园环境,持续改善学校和家庭中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环境,重塑学习空间,丰富课堂之外的学习活动。

(四)家长应成为学生数字化学习的指导者和社区活动的合作伙伴

作为学校教育的延续和补充,家庭教育是新加坡教育规划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培养学生成为自主性、关联性、数字化学习者,为数字时代做好准备,家长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教育技术规划》指出:家长必须能够了解并认识到数字学习的好处与风险。新加坡教育部网站有系列线上指导资源,例如《家长:互联网安全的守护者》《了解网络健康》《保护你上网的孩子》《保护青少年的网络安全》等。[10]家长还须拥有指导学生在家庭中使用ICT学习的基本策略。新加坡各中小学有相应的指导手册,也会举办相关主题的家长培训会。此外,家长还是社区的积极合作者,联手社区共同为学生创建技术支持下的学习机会和条件;也是企业的良好合作伙伴,借助企业提供的资源和产品共同支持《教育技术规划》的实施。

三、《教育技术规划》的实施路径分析

新加坡教育以“现实主义”“实用主义”为哲学基础。[11]《教育技术规划》具有目标明确、内容具体、实施策略可操作性强等特征。新加坡主要通过以下四条实施路径,来确保规划的有效推进。

(一)实施“个人学习设备”计划,为自主学习提供移动终端

“为未来做好准备”的人,首先应是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人,而智能移动终端是进行“自主学习”的必备硬件设施。新加坡通过实施“个人学习设备”(Personal Learning Device,简称PLD)计划,为每个中学生提供平板电脑及可编程的学习软件,并将该软件融进正式的学校教学计划,以促进自主学习能力提升。新加坡教育部提出:到2021年底,让每个新加坡中学生都拥有个人学习设备(PLD)。[12]新加坡的“个人学习设备”计划,通过为学生创建技术支持的软、硬件学习环境,努力实现自主学习的“无缝衔接”。此外,借助常规的混合式学习形态,例如“在家上课”活动,为学生提供自我指导、自我管理、自我监控的机会和支持方法,在鲜活的实践活动中提升其自主学习能力。

(二)推进“学生学习空间”建设项目,为“个性化”学习创建平台

当今的教育正面临着转型,由工业时代形成的“单一化”的教育形态,逐步向智能时代的“个性化”教育转型,而人工智能使大规模的个性化因材施教成为可能。[13]推进“学生学习空间”(Student Learning Space,简称SLS)建设项目,是《教育技术规划》的一条重要实施路径。“SLS”平台建设是新加坡教育部推进教育数字化的关键举措,全国学校系统内所有学生、教师、家长与学校领导都可以利用SLS资源进行学习与教学。空间的教学资源类型丰富,包括视频、音频、教案、讲稿、课件、习题、多媒体素材等多种类型,学生可以根据空间内的各种资源内容,各取所需地建构知识,进行自主化和个性化学习。基于《教育技术规划》提出的“要优化跟踪学生学习的分析工具,使学生的个性化学习表现、进步程度清晰可视化”,[4]新加坡“SLS”平台设置了丰富的工具,可以对学生学习的行为过程进行跟踪性监管,实时地、差异化地提供反馈,有利于学生和教师开展学习诊断和预警、制定课程规划、评价综合素质等活动。

新加坡教育部在“SLS”平台开发“自适应学习工具”,以便学生更好地进行自主学习。例如,在“SLS”平台嵌入的数学自适应学习系统,可以根据每个学习者不同水平,定制循序渐进的学习路径。再如,借助“英语语言学习反馈助手”工具,学生可以获得个性化的写作反馈。这些工具鼓励学生掌握学习的主动权,对提升学习自主性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三)加强学生与周围世界的联系,提升数字创造力

强调学生与社会互动,是新加坡一贯的教育理念。1997年,新加坡总理吴作栋(Goh Chok Tong)说:“如果我们不让学生与周围的社会、世界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培养的人,就是有知识的自私人!”[14]成为有联系的学习者,是“为未来做好准备”的必要前提。数字创造作为新加坡数字素养框架(即发现、思考、应用、创造)的重要组成内容,强调发展学生的数字创造能力。《教育技术规划》提出,学生要通过网络协作、创建数字化作品,与同伴、社区、世界进行联系与互动。[4]学校会为学生提供使用数字技术创建作品的机会和指导,如机器人编程、应用程序编码、制作音乐、创建视觉艺术,以及3D打印等数字创作技巧指导。学生在数字创作中要加强彼此协作,且数字化作品内容要与社区、社会建立联系或互动。

(四)促进评估模式转型,建设适切数字化发展的评估体系

《教育技术规划》的实施与推进,需要融合、转化传统的评估方式。衡量教育技术发展的最终成效,不是学生在学校这15年里的考试成绩如何,而是在毕业后的未来50年里的表现如何。[15]在2018年启动的“为生活而学习”的教育改革中,新加坡就进行了学校评估体系转变,强调用全面发展的标准来衡量学生知识水平、能力及态度。[16]《教育技术规划》实施过程中,进一步强调评估模式转型与校本评估模型建设。一方面,学校利用数字技术对学生的知识、能力、学习状态进行更广泛、深入的持续跟踪与反馈,这有助于形成性评估的提升和发展;另一方面,学校利用数字技术支持校本评估(School-Based Assessment,简称SBA),其以总结性评估为模型,采用数据分析实现持续、分层评估。此外,新加坡利用信息技术提高了国家考试的真实性和互动性。例如通过虚拟仿真、多媒体资源等技术支持,实现评估的客观性与真实性。

四、《教育技术规划》的特点分析:基于传承与创新的双重视角

新加坡前四个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以“Masterplan for ICT in Education”命名,所以这里分别简写为Masterplan 1,Masterplan 2,Masterplan 3,Masterplan 4,而第五次教育信息化战略命名有所不同,称为“Educational Technology Plan”。与前四个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相比较,《教育技术规划》一方面体现了重要的历史传承性,在教育信息化的基本价值取向、项目实施等方面继承了以往规划的经验;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一定的创新性,反映了时代的新需求。

(一)传承性视角

第一,《教育技术规划》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这里的“以人为本”是指以人的发展特别是作为教育对象的具体的个人的和谐发展为根本。该规划内容虽然属于“教育技术”领域,但其逻辑出发点却始终是“学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教育技术规划》以培养“为未来做好准备”的数字化学习者为宗旨,数字技术为实现该目标提供相应的辅助支撑。2015年,新加坡教育部部长王瑞杰(Heng Swee Keat)指出:“新加坡教育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以价值观为导向,为未来夯实基础。”[17]“以人为本”是新加坡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的一贯传承。五期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的目标各有不同,但ICT等系列数字技术只是“配角”,是达成目标的辅助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

第二,以前期规划为基础,注重内容的衔接与递进。新加坡《教育技术规划》是在前期规划(Masterplan 4)取得经验和成绩的基础上制定的。与前期规划相比,其在目标定位、内容制定、路径设计、项目实施等方面既有衔接又有递进,详见表1。纵观新加坡1997年以来的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每一期新规划都是在前期规划经验基础上制定的。新规划与前期规划在目标定位、内容设计、策略制定、项目实施等方面存在衔接和延续。Masterplan 1秉承“思考型学校,学习型国家”的教育愿景,侧重基础设施建设;[18]167Masterplan 2延续了Masterplan 1的目标,继续建设支持ICT广泛和有效应用的基础设施,同时提出学生要利用ICT进行主动学习;Masterplan 3在Masterplan 2的基础上,延伸了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目标,侧重锻炼学生利用ICT培养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的能力,并提出让学生成为“有洞察力和负责任的ICT用户”;Masterplan 4在Masterplan 3的基础上,延续了“负责任的ICT用户”这一目标,提出“培养面向未来的、负责任的数字化学习者”这一愿景,同时指出应建立相互关联的ICT学习生态系统。而2021年的《教育技术规划》则在Masterplan 4的基础上,确定培养“为未来做好准备”的数字化学习者,并且以教育技术的生态观为指导,指出“为未来做好准备”的人应具有自主性、联系性、负责任等品格特征,传承了Masterplan 4中培养“面向未来”“数字化学习者”等目标以及“生态系统”的理念。总之,新加坡的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注重与前期规划的衔接,力图实现递进式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注重多方主体的系统协调。新加坡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的实施,有力地协调了教育信息化统筹部门、支撑机构和教育业务部门的关系,协调了教育部门和其他企事业机构的关系,凝聚了不同利益主体,形成了推进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实施的合力。新加坡学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新加坡教育信息化发展取得成绩的关键经验是注重协调多方主体的意图和关系,以合适的方式将其联合起来,并及时向各方传达方法和计划。[18]183-184新加坡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涉及的主体有:学生、教师、家长、学校领导者、教师培训师、研究人员、社区与企业人员。新加坡历来注重通过多方配合与联动,促进多方主体协同效应的形成。[18]186-188例如,通过企业为学校提供技术支撑,减少学校层面不必要的工作,节省学生和教师的时间成本;试验学校和教师将ICT纳入课程的成功实践模式可以被其他教师和学校直接采用,而不必让每个教师和学校承担同样的试验和探索费用;与教育部、学校和企业合作的科学研究人员能在规划实施过程中获取他们的科研成果,并将成果转化为指导规划实施和新规划设计的参考依据或企业生产技术软件的蓝图等;社区可为规划的执行提供外部需要的支援环境,借此也可使学生与外界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同时,为确保利益相关方与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保持方向一致,新加坡会及时向主要利益主体传达最新动态和利益分析情况,并投入时间和精力完善监控和沟通过程,以确保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建立稳定、持久的协同关系。

第四,强调项目间的联动整合与规划的配套支持。新加坡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的设计,联动整合了新加坡当下正在实施的一些项目(包括过去延续下来的项目),促进项目间彼此借力,实现效益最大化。《教育技术规划》链接了新加坡目前实施的“个人学习设备”项目,支持学生学习的自主性;联合了“学生学习空间”建设项目,加强学生学习活动的个性化;协同了“教育工作者的未来技能”(Skills Future for Educator,简称SFEd)项目,提升教师数字化应用的综合能力。此外,还与“网络健康”和“公民品格教育”项目互动,培养“为未来做好准备”的人所需要的责任感和公民品格。新加坡还注重规划间的配套支持。在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实施期间,新加坡启动了“教育研究资助计划”(Education Research Funding Program,简称ERFP),鼓励在学校和教室中设计、开发和实施具有战略意义的、严谨的、注重创新的科学研究,用以改善课堂教学,提高学习质量。[19]第四期的ERFP(2018—2022年)资助计划的研究重点是培养“为未来做好准备”的学习者。这与《教育技术规划》提出的愿景、目标一致,体现了规划与政策间的配套支持。

(二)创新性视角

第一,实现了从工具论到生态论的观念变革。新加坡《教育技术规划》出台之际,正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学者纷纷反思与探索新的技术观之时。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在教育信息化领域取得显著进展的同时,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尽管包括新加坡在内的许多国家投入了成百上千亿元的资金,中小学老师也付出了大量精力进行“信息技术与学科融合”的探索,但令人失望的是,信息技术并没有带来教育质量的显著提升,“大投入,没有大产出”。[20]由此,有学者指出,传统的“工具论”教育技术观亟待转变,信息技术与教育需要持续、无缝、深度融合,应该从整体的生态观视角重新审视技术的作用与定位。[21]新加坡以往的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遵循的是“技术导向”,体现了“工具论”的技术观念。《教育技术规划》以“教育技术生态观”为基础,指导未来技术生态系统的发展,创建丰富的技术文化生态环境。《教育技术规划》名称的变化也体现了观念的变革。新加坡前四期规划命名方式一直是“Masterplan for ICT in Education”,所强调的是“教育中的信息技术”,视“信息技术”为“教育”中的一个要素,作为辅助教学和学习的“工具”,遵循的是“技术导向”的思维方式。最新的《教育技术规划》所采取的命名方式为“Educational Technology Plan”,用“教育技术”取代了“教育中的信息技术”,体现了技术和教育是有机交融的整体,侧重从整体生态观的角度思考技术与教学的关系。《教育技术规划》以“生态论”为理念基础,指导新加坡教育技术生态系统的发展。[4]

第二,融合了“敏捷方法”的理论原则,体现了对不确定因素的适应性。“敏捷方法”是一种在整个项目生命周期中采用迭代方法、开放协作和过程适应性的软件开发过程管理框架。[22]新加坡《教育技术规划》融合了“敏捷方法”的理论原则,并将该原则贯穿到规划的设计和实施中。“敏捷方法”的采用,使新加坡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更加灵活、迅速地应对不确定因素,适应VUCA的世界环境。与以往四期规划不同,《教育技术规划》由“静态”的封闭周期转变为“动态”的滚动更新。新加坡前四期规划有着相对固定的时间周期,一般为五至六年(Masterplan 1至 Masterplan 3规划周期均为六年,Masterplan 4为五年)。然而,《教育技术规划》并没有明确具体的时间周期,而是定位为“滚动计划”,需要定期审查和更新。2021年,新加坡教育部部长陈振声说:“新冠疫情确实挑战了我们目前的许多假设,并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未来。”[23]与固定周期的“静态”计划相比,“动态”的“滚动计划”拥有针对性、灵活性、经常性、超前性等优势。《教育技术规划》采取“滚动更新”的形式,体现了新加坡政府应对当前复杂、动荡世界所秉持的敏捷性原则。

第三,纳入了“人工智能与教育个性化”“无缝学习”等新内容。信息技术发展迅速,从基于网络的探究(webquest)、技术促进科技学习(Technology Enhanced Learning in Science,简称TELS),到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and Content Knowledge,简称TPACK);从混合式教育(B-Learning)、翻转课堂、慕课(MOOCS)到新出现的ChatGPT,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和探索从未间断。在前期规划的技术内容基础上,《教育技术规划》纳入了“人工智能与教育个性化”“无缝学习”等前沿新兴理论研究内容。教育是受人工智能冲击最大的行业。[24]《教育技术规划》加强了“人工智能”对个性化学习的助推作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不仅要构建揭示知识内在关系的图谱,而且通过测量和分析学习者不同阶段的学习水平、跟踪学习过程等,为每个学生创建个性化的学习空间,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案和学习路径。同时,《教育技术规划》吸收了“无缝学习”的理论研究成果,主张创建一个支持“无缝学习”的校园环境,注重学习者将在无缝环境中获得的学习经验迁移到课堂中,实现跨情境学习的有效衔接。《教育技术规划》强调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个性化学习空间”等也为“无缝学习”提供了支撑和活力。总之,“人工智能”和“无缝学习”是《教育技术规划》融合新兴教育技术、紧跟时代步伐的内容体现。

五、《教育技术规划》的关键影响因素分析

政策在执行中会受内部与外部双重因素的影响。在内部因素中,《教育技术规划》的关键影响因素是两大执行主体:一是教师,可以直接影响规划的实施;二是利益相关者,会间接作用于规划的实施效果。在外部因素中,安全的数字环境是推动《教育技术规划》有效落地的重要保障。

(一)教师因素:全面普及教师数字素养

教师数字胜任力是影响《教育技术规划》实施成效的首要因素。从Masterplan 1开始,新加坡重视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在教师专业发展中致力于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水平,为教师提供每年100小时的专业发展资助,进行教育技术能力建设。[14]《教育技术规划》强调:普及新加坡全体教师的数字素养。新加坡通过国家年度教师专业发展计划、教学指导手册、网络空间资源等,协同教育部推出的“教育工作者的未来技能”项目(其明确提出未来教师应具备六大技能,其中第五大技能便是教育技术的应用能力),共同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水平。[16]新加坡在校本培训和教育部组织的常规教师专业发展培训中,增加了教师数字素养培训主题和比例。尤其重视培养教师分析、解释学生学习和评估数据的能力,以制定合理的干预措施,并不断改进学习活动的设计。另外,注重加强教师设计、制定、评价在线课堂和指导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新加坡还创建了由两万多名教育工作者组成的学习设计师社区(Singapore Learning Designers Community,简称SGLDC)。[15]在该社区,教师可以一起分享、学习与协作技术支持的学习经验,包括数字教学理念、自主学习支持策略等内容,并彼此协助解决技术难题。

(二)利益相关者因素:与多方建立积极的伙伴关系

新加坡学者李赛朱(Lee Sai Choo)曾指出,新加坡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取得成功的关键经验是:重视协调利益相关者的意图和利益,并将其与目标结合起来,为促进共同利益的达成而努力。[18]189-190除了学校、教师、学生以外,家长、社区和企业也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与《教育技术规划》的实施和执行有密切联系。一方面,新加坡教育部、学校与家长努力建立积极的伙伴关系。例如,利用教育部的传播渠道,使家长对教育部在数字素养方面所做的努力达成共识;中小学校为家长提供相关学习资源和指导孩子的策略技巧,确保学生在家中可以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有效而安全的学习。新加坡凤山(Fengshan)小学创建“代际训练营”(Inter-generation Bootcamp),为学生的父母、祖父母提供网络素养学习培训。[25]另一方面,教育与社区和企业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新加坡建立了一个由企业合作伙伴和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网络群,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学习机会,加强学生与外界的联系和互动,为学校提供数字资源支持,协助教师解决技术与教学融合的具体问题。新加坡“TOUCH社区服务”组织推出了“Help123”网络健康教育平台,为家长、儿童和教育工作者提供指导。[26]

(三)数字安全因素:加强数字安全防范和治理

在培养“为未来做好准备”的数字学习者的过程中,学生的许多技能和品质是在网络空间和在线学习中养成的。新加坡认为,数字安全是确保《教育技术规划》有效实施的重要生态屏障。新加坡协同“网络健康”和“公民品格教育2021”项目,让学生准备好驾驭今天复杂的信息社会,引导学生学会辨识网络信息、合理使用网络、积极进行网络创造,保持健康网络身份,最终成为安全、负责任的数字公民。[10]新加坡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网络安全规划和法案,共同保障网络安全环境。2021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在国际网络周上发布了《新加坡网络安全战略》,概述了新加坡将如何加强网络安全保障。[19]新加坡网络安全局(Cyber Security Agency)与网络安全行业和学术界协商制定了《2020年更安全网络空间总体规划》,以提高新加坡社区、企业和组织的网络安全总体水平。[27]《防止网络虚假和篡改法案》在保护网络用户隐私信息,防范网络传播虚假事实,发现、控制和防范滥用在线账户和机器人等方面,均有明确而具体的条例。[28]

结 语

《教育技术规划》是新加坡继四期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结束之后的新动态,是加快教育数字化发展与促进教育变革的新战略,也是推动新加坡实现“高质量学习”的关键力量。新加坡以教育技术生态观为基础,注重培养学生“21世纪素养技能”,包括尊重、责任、韧性、正直、关怀与和谐,[29]并以核心技能为导向,着重发展学生的自主意识、自我管理、负责任决策、社会意识、关系管理等能力,使学生在未来多变的世界中成为有韧性、有责任、有技能的数字公民。

如今恰逢我国全面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之际,研究新加坡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对我国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其一,战略规划应以“学生的发展”为逻辑起点。新加坡经验表明,战略规划应以学生的发展为根本目标。我国《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的发展目标“基本建成与国家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教育信息化体系”,体现的仍然是以信息技术为主的“技术导向”逻辑。[30]而从“技术导向”转为“学生导向”,借助人工智能等技术,最终促进学生个性化、差异化发展,更能体现教育的人文关怀。其二,注重前后规划之间的连续与传承。新加坡每个规划都是在前期规划基础上制定的。我国尚未形成宏观通用的教育信息化评估标准,难以有效衡量前期规划的实施成效。[31]这也导致我国前后规划之间的连续性不强。其三,平衡好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新加坡建立了利益共同体协调与反馈机制。近年来,我国在努力改变“政府单一主导”的教育信息化推进模式,开始重视“政府、学校、企业”多方利益共同体的构建。新加坡经验对进一步创建科学合理的利益平衡机制和衡量标准有良好的借鉴作用,有助于利益相关者进行有效协作。其四,完善网络安全保障体系。技术具有双面性,一方面技术是人类的杰作,另一方面技术又反作用于人类。[32]在促进《教育技术规划》实施的同时,新加坡十分重视网络安全教育,将安全素养作为学生数字素养的重要内容,致力于培养负责任的数字公民。当前我国面临着一系列网络安全问题,如数据泄露、错误价值观渗透、数字产权受侵等。[33]因此,我国亟待加强网络健康教育与安全治理,建立数字资源审查和评估机制,加强数字法规建设,以培养负责任的数字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