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林嫂究竟在追求什么?

2024-02-06 04:25张黎明
学语文 2024年1期
关键词:守节追求封建礼教

摘要: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认为,祥林嫂是封建礼教虔诚的信奉者与自觉的实践者,她反抗改嫁、两次出走以及捐献门槛等行为,都是为了给死去的丈夫守节,因而她人生最大的追求是成为一个节妇。然而,从文本的实际描写、祥林嫂所处的生活环境以及她的切身利益出发,符合情理和逻辑的解读是,她竭尽全力去追求的,只会是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卑微的梦想,是她对自由、安定和幸福生活的渴望。

关键词:《祝福》;祥林嫂;追求;守节;封建礼教

祥林嫂是一位挣扎在旧中国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与许多一辈子逆来顺受的妇女不同的是,她作为一位屡遭人生巨大不幸的寡妇,能够不屈从命运的摆布而反复抗争,表明她具有非常强烈的自我追求。说祥林嫂是一个有追求的人大概不会有太多的争议,争议在于她追求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不同的学者看法不尽相同乃至大相径庭。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认为,祥林嫂是封建礼教虔诚的信奉者与自觉的实践者,她反抗改嫁、两次出走以及捐献门槛等行为,都是为了给死去的丈夫守节,因而她人生最大的追求是成为一个节妇。与现行高中语文教材相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在有关《祝福》的“课文解说”中就基本上采用了这种观点。祥林嫂的追求是否真是如此呢?我们不妨从文本的实际描写出发,从祥林嫂所处的生活环境以及她的切身利益出发,对她的人生追求作一些符合情理和逻辑的解读。

一、激烈反抗,无非渴望自由

在旧中国广大的乡村,像祥林嫂这样的寡妇,几乎没有自己的独立生活乃至人身自由。长期守寡或者成为所谓的节妇,必定让其心灵备受煎熬,对家庭、对他人、对社会未必是好事,因而改嫁无论如何都算是一条较好的出路。一般来说,寡妇在婆家的处境比较微妙,并非你想守节就能如愿以偿地守节,还得看婆家是否有这样的实际需要。一旦公婆决定让寡媳改嫁,寡媳立刻就会在婆家无立锥之地,绝无赖下不走的可能。而婆家之所以让寡媳改嫁,目的不外乎有两个:一是甩包袱,也就是寡媳已无利用价值,比如没有儿女可抚养,也不需要留下她照顾公婆,再养着没有任何用处,所以得当成累赘处理掉;二是谋实利,也就是寡媳改嫁能赚到一大笔钱财,所以就要想法将她卖出去,最好能卖出一个好价钱。祥林嫂遇到的正好是第二种情况,婆家需要卖掉她给小叔子换聘礼。

而从寡妇的角度讲,改嫁与第一次婚姻面临的形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爹娘出嫁女儿,一般都想给亲骨肉找个好婆家,因而对女婿、对婆家等等都有较高的要求,没人会将女儿当成牺牲品。但寡妇改嫁时情况就不一样了,主事者是公婆,一般很难像亲生父母那样为女方着想,一切只为达到实际的目的或利益。改嫁的行情也是总体上趋于恶劣,首先是男方可能年龄偏大或身有残疾,要不就是地方十分偏僻或生活非常艰苦,还有其他种种不利于女方的因素;其次是女方对于改嫁往往是被迫的,几乎没有供她选择的余地,她只能听天由命。祥林嫂与贺老六成亲时,结结实实地大闹了一场。她显然是极其不满意这桩婚姻,所以不是做做样子“闹一闹”了事,而是违背常规地作出了激烈反抗。

为什么祥林嫂会如此反对改嫁,甚至不惜以命相搏呢?不少学者认为她是受了封建礼教的毒害,一心想为死去的丈夫守节。比如范志强认为:“在《祝福》中,最为人注目的情节之一,是祥林嫂被迫改嫁时与众不同的反抗。这种反抗毫无疑问是出于对自身贞节,也即‘从一而终观念的拼死维护。”[1]再如宋剑华认为:“祥林嫂之所以会激烈反抗,是因为她笃信‘失节事极大,这种保全自己名声的悲壮之举,既愚蠢却又值得人们去同情。”[2]总之,不少学者将祥林嫂反对改嫁乃至出逃的原因,都归结到她立志为丈夫守节上,认为这是她受封建礼教浸润太深的缘故。李丽琴甚至还将祥林嫂描述为儒家理学文化的狂热追求与身体力行者:“祥林嫂热情肯定的儒家理学文化,是实现其自身精神上的自我肯定的意义基础。她自发地接受了理学文化的影响,并在日常的生活和行为中严格践行理学文化的种种要求,吃苦耐劳、宽厚善良、低眉顺眼的品质和拼命抗婚的行动,无不显明她对于理学文化意义的积极参与。”[3]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介农妇祥林嫂,俨然被学者装扮或标榜为儒家理学文化的化身。祥林嫂真的有如此高大上、形而上的精神追求吗?我们还是从文本提供的信息去做判断。

分析人物形象,不能脱离人物成长并赖以生活的具体环境。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思想与品质,同其接受的教育以及环境的制约是分不开的。虽然封建社会鼓励和表彰寡妇守节,但是我们也应该充分看到,守节是一种要求很高的道德追求,要真正实行其实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不是每一位寡妇、每一个家庭都能轻易做到。从年龄比祥林大十岁来看,祥林嫂大约是童养媳出身,童年、少年时代与女佣差不多,因而应该没有条件接受严格的礼教教育。她到鲁镇打工之前,是一个生活在贫困乡村的普通农妇,从小说所交代的相关背景得知,她日常面对的主要是物质层面的问题。说她具有“吃苦耐劳、宽厚善良、低眉顺眼的品质”应该没有任何疑问,但在需要花费很大气力去维持基本生存的情况下,她如何还会有条件、有兴趣、有动力去“严格践行理学文化”呢?她婆家所在的卫家山以及贺家墺,基本上属于偏僻闭塞乃至原始野蛮之地,生活环境、文化氛围以及人们的精神生活等等,与鲁镇比起来都有很大的差距,乡民们面对的首要问題应该是如何解决温饱,而非避实就虚地去维护封建礼教。“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乃是理学家的魔咒,绝非寡妇们会自觉选择的人生信仰。实际情况正如陈剩勇所认为的那样:“在偏僻贫困的乡村地区,妇女守节的观念更加淡薄”“寡妇再嫁在民间社会其实还是相当流行的”[4]。另外,封建社会的法律也并不禁止寡妇再嫁,反而还会追究阻止寡妇再嫁的行为。在鲁镇尤其是在鲁四老爷家中,维护封建礼教可能事关重大,因而四婶对婆家强迫祥林嫂改嫁表示出很大的惊异。然而对于祥林嫂的婆家来说,“山里人,小户人家”,寡媳是否为亡夫守节,实在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另外婆家也并非富裕人家,不可能为她守节提供物质保证,她即使想守节也缺乏实际条件和动力。

从卫老婆子对祥林嫂改嫁情况的介绍得知,婆婆之所以强迫她改嫁,实际原因是小儿子娶媳妇的聘礼没着落,婆婆最上心的是如何将她卖个好价钱,是否符合礼教完全不在她考虑范围内。而祥林嫂之所以会作出激烈反抗,实际原因也不是她一心要为丈夫守节,她实在是没有那么高的道德觉悟,而是她不甘心被婆婆当牲口给卖掉了。如果只是把祥林嫂当成包袱甩掉也还罢了,没有生下孩子的祥林嫂想来不会赖在婆家不走,大约也不会心甘情愿地去伺候只比她大几岁的婆婆,因而从将来的生活去考虑,改嫁应该比守在婆家要好很多。但婆婆一心要靠她赚一把,完全不顾祥林嫂的死活,有意将她卖到“深山野墺”里去,这样祥林嫂就要以死抗争了。贺老六本人条件怎样暂且不说,只就贺家墺的生活环境来讲,那里不仅自然环境十分严酷,生存条件应该也非常艰苦,绝不是什么桃花源一般美好的地方,而大约属于穷山恶水,后来阿毛能从家门口被狼叼走就是一个例证。正由于如此,山外边肯嫁到山里边的女子便非常少,那里的人家娶媳妇也需要付出更高的聘礼。所以祥林嫂激烈抗争,主要原因不仅由于她的改嫁是被迫的,违背了她的自由意志,而且还由于婆婆为了赚钱,毫无顾忌地将她卖到“深山野墺”里,而这样的地方在她心目中如同火坑,于是她便以死相争。

综合以上分析,同时联系祥林嫂两次到鲁镇打工的动机,她激烈反对改嫁的根本原因,应该是她渴望自由,不愿意自己就这样被婆婆随意倒卖,也不愿意改嫁到“深山野墺”去。任何人思想观念的形成,都要受到具体生活环境的深刻影响,小说中从未写到祥林嫂在娘家、婆家如何受到封建礼教的教育或熏陶,她生活里也没有像鲁四老爷那样的道学先生,也看不出她对小丈夫祥林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因而所谓祥林嫂反对改嫁、离家出走以及激烈反抗,是为死去的丈夫守节的观点,实在是不知该从何说起。对此陈敬中就认为:“从样林嫂对鲁四老爷不准她参加祭祀劳动所表现的‘疑惑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她并不懂得什么‘从一而终,至少是不懂得礼教限令妇女‘从一而终是多么重大的事情”。[5]作为旧社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祥林嫂也许并没有追求自由的自觉意识,但对人身自由的向往应该是作为人本能的渴望,这种意识并不一定要靠谁来启发才能产生,就像凡是头脑正常的人都会趋利避害的一样。

二、两赴鲁镇,一切为了安身

由于历史与传统文化等方面深刻的原因,旧社会妇女普遍被限制在家庭狭小的空间内,不可能随便到外面的世界抛头露面。尤其生活在偏僻山区的农家妇女,大多数人大约一辈子都守在山中,一般情况下难有机会到外面闯荡。祥林嫂作为一个年轻寡妇,竟然能两次出来到鲁镇找事做,一方面是因为她倔强的个性,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两次守寡的无奈。仅凭敢于从乡下走出来,孤身到外面的世界寻找出路这一条,祥林嫂就非常不简单,说不上她有多少见识,然而胆量和决心不可小视。

鲁镇应该是一个属于半城半乡的集镇、市镇。一般来说,居住在市镇的人们,多以商贸业或手工业为生,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从事农业。比如《孔乙己》中所写的鲁镇有“咸亨酒店”,《药》中的华老栓家在市镇是开茶馆的,这些都属于典型的商业社会的景观。鲁四老爷家从事什么行业,小说中没有明确写出,但鲁家不从事农业生产是确定的。这样便决定了鲁镇生活和发展的天地,要比卫家山、贺家墺相对广阔好多,因而祥林嫂才会两次到鲁镇来打工,而偏僻的乡村是无法给她提供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好在她运气还算不错,中间有卫老婆子倾力帮助,鲁四老爷虽然对她的寡妇身份有忌諱,但总算还是接纳了她。于是,祥林嫂便成为鲁镇上一个“暂住人口”,开始了人生中一段新生活。

第一次到鲁镇来,祥林嫂不是正常出行,而是“逃”出来的。原因想来是丈夫死后,婆家的格局对她十分不利,她无法继续再待下去了。祥林嫂与祥林没有生育,所以并没有抚养孩子的任务要去完成;而婆婆在年龄上相当于她的姐姐,应该也是不需要她来照顾;她这么年轻就成为寡妇,对于婆家是一种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所以精明强干、又很会打算的婆婆,想来不会一直留着她。正好小儿子也到了娶媳妇的年龄,将祥林嫂卖个好价钱,不光解决了小儿子聘礼的问题,还能将她作为包袱顺便甩掉。祥林嫂不是木讷之人,不会认识不到自己的处境,或者已经听到婆婆要将她卖到“深山野墺”的风声了,她有着强烈的自我与独立意识,不想任人摆布或坐以待毙,于是便打破常情“逃”了出来。

对于祥林嫂逃到鲁镇打工的原因,不少学者认为,是祥林嫂信奉封建礼教“从一而终”的观念,想以此逃避被迫改嫁的命运,这样好给死去的丈夫守节。比如王晓初认为:“作为寡妇的祥林嫂逃亡的动机明显在于要为自己死去的当家人守节,这也是自古以来封建礼教秩序对寡妇的基本道德要求——所谓的‘从一而终,也就是牺牲自己的个性与幸福而为丈夫守活寡,成为丈夫坟墓之外的活着的殉葬品——‘未亡人。”[6]再如王开东认为:“丈夫死后,祥林嫂来到鲁镇做工,这个可怜的女人希图用自己的勤劳,来换取‘从一而终的资本。”[7]以上论者以尽情畅想和无比渲染的笔调,将祥林嫂描绘成践行礼教的积极分子,似乎她到鲁四老爷家打工,就是奔着他“离封建礼教最靠近”才去的。这样的看法实在与文本相距甚远,小说中没有任何一个情节、细节,表明祥林嫂来鲁镇是为了给死去的丈夫守节,更不是一心要扑进封建礼教的怀抱,去追求与自己现实需求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如果我们从祥林嫂的切身利益出发去思考,那么符合生活情理与逻辑的解读只能是,她逃出来到鲁四老爷家打工,不过是为了免除被卖到“深山野墺”的恐惧,找一个有收入的、没有人身控制的地方落脚,这样可以安稳地活下去而已。再从祥林嫂日常打工的经历来看,她的确没有什么明确的“守节”言行,“头上扎着白头绳”只是依习俗表明守寡的身份而已,算不上是什么特定的守节行为,她在鲁镇所追求的,无非是一个年轻寡妇想得到的平静、安稳的生活。学者们将祥林嫂到鲁镇打工的行为,硬是过度拔高、执意曲解乃至无中生有地说成是为亡夫守节,实在是背离了小说的实际描写。

分析人物形象,不能脱离人物对生活、对环境的实际诉求。到鲁镇来打工的祥林嫂,最大的、最切身的诉求,应该就是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能靠自己辛勤的劳动养活自己,没有其他什么比这些更重要。对此小说作了这样的描述:她“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忙碌、劳累的打工生活,没有让她感到痛苦或忧愁,反而使她产生了精神上的愉悦。鲁家给她提供的这份并不算繁重的工作,不仅满足了她维持正常生活的基本需求,而且也为她提供了一处安身之地,可以说解决了她当时最大的痛点。这里虽不是她的家,但由于上头没有“严厉的婆婆”管束,鲁家人当时也没有粗暴对待她的行为,因而她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应该比在家里还要心情舒畅。这也就是说,祥林嫂第一次来鲁镇打工,最大的追求不过是生活的自主与安定,而这一切都在鲁四老爷家得到了暂时的满足。然而这一点却被许多学者忽视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谴责鲁四老爷、四婶,是如何对祥林嫂另眼相看的,却对鲁家起初表现出来的善意视而不见。假设没有鲁家当初接纳她,祥林嫂就可能在鲁镇无法找到安身之地,也许从一开始就不得不沦为乞丐了。至于鲁家歧视、虐待以至于赶走她,那是后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之后的事,我们不能由此将鲁家人最初收留祥林嫂的好意也给抹杀了。

打工对于祥林嫂来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是她为改变自己的命运所做的一次重要的尝试。妇女在旧社会之所以地位低下,归根结底是因为在经济上无法独立,只能借助婚姻或血缘依附于男子。祥林嫂出来打工,有了一份安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等于在一定程度上获取了经济权,这也是她解决其他诸多问题的重要前提。小说中有这样一个重要的细节:当“我”打听祥林嫂究竟是如何死去时,冲茶的短工回答说“还不是穷死的”。学者们在探讨祥林嫂的死因时,推测祥林嫂可能是冻死或饿死甚至自杀而死,几乎将所有可能的原因都想到了,却正好遗漏了她的死其实与贫穷有很深刻的内在联系。婆婆之所以强迫她改嫁,她之所以两次到鲁镇来打工,就是因为背后都隐含着一个大大的“贫”字。假设婆家是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小叔子娶媳妇会对她造成威胁吗?假设祥林嫂是衣食无忧的阔太太,即使她不幸守寡,还用得着跑出来给人家做女佣吗?因而,祥林嫂被迫改嫁以及两次到鲁镇打工,表面上看起来各有具体的原因,其实从更深的层次上来说,还是贫穷导致了这一切。因此,祥林嫂打工归根结底是为了获取经济权,能够过一种自主、安稳的生活,不像在婆家那样始终活在夫权、族权的阴影里。这是她作为人的一种正常的、世俗的追求,恰恰说明她以此逃避封建礼教的束缚,而绝不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是对礼教的践行。

正是由于第一次到鲁镇打工,让祥林嫂实现了安身立命的现实追求,因而再次成为寡妇时,她仍然将鲁镇作为人生的下一个驿站,只想重续第一次打工时留存的满足感。然而,鲁镇以及鲁四老爷家环境依旧,她自身的境况却因亡夫丧子的致命打击而被彻底改变,后面发生的事也就不能如她所愿了。

三、捐献门槛,祈求来生团聚

虽然祥林嫂可能对贺家墺这个地方心存恐惧,对尚未谋面的贺老六也是怀有疑虑,最主要的还是改嫁完全违背她的意志,然而她也算是跌倒捡了个金元宝,婚后觉得贺老六这个人还不错,一切并没有她预想的那样糟。夫妻俩“生了一个孩子,男的”,之后是“母亲也胖,儿子也胖”“上头又没有婆婆,男人所有的是力气,会做活;房子是自家的。”按卫老婆子的话说,这次“她真是交了好运了。”祥林嫂的再婚,与初婚无形中构成强烈的对比:初婚家庭有一个“严厉的婆婆”,意味著她的人身受到严格控制,而在贺家却没有这样的压力;初婚丈夫早夭,等于人生丧失了主要依靠,而在贺家却时来运转,贺老六有力气、会做活;她与祥林没有孩子,预示着后半辈子失去了依托,而与贺老六生了阿毛,让她的人生一下子有了奔头;在初婚家庭她虽有房子住,但婆婆决定让她改嫁,她就无法住着不走,而在贺家“房子是自家的”,只要贺老六在或者阿毛在,她就能住得安心。第二次婚姻虽然是被迫的,但结果歪打正着,让她终于有了活下去的希望。这桩婚姻大约是她人生中一段幸福的时光:一是给了她莫大的安定感,她不用像守寡时那样一颗心时时悬着了;二是给了她一定的自主权,她不用像原来处处受婆婆的控制,而这两条对于她都是弥足珍贵的。

然而这样一场美好的姻缘不仅时间太短暂,还让她“倒落了一件大罪名”“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于是祥林嫂只得按柳妈所出的主意,花费了她全部的积蓄,向土地庙捐了一条门槛供人踩踏。对于祥林嫂捐门槛的原因和动机,仍然有不少学者将其与封建礼教联系在一起,认为是她为了给亡夫守节,或者是为无法做一个贞妇而赎罪。比如孟蒙认为:“小说中描写了前有碰头,后有捐门槛,这并非互不联系各自孤立的两码事,捐门槛是为了完成碰头未能完成的任务,殉节不成,所以赎罪,从祥林嫂为何捐门槛就可以理解为何碰头。”[8]再如张元录认为:“捐门槛,是她为洗刷因再嫁而有‘污于贞节所背负的忏悔。”“祥林嫂在恪守封建礼教节烈观的支配下,渴望过清白无辜的贞洁生活。”[9]学者们将祥林嫂捐门槛的行为,想当然地都归结为她积极主动地顺应礼教的要求,或者说是由于封建礼教的流毒太深,而不自觉地成为礼教的实践者和牺牲者,这实在是撇开祥林嫂的内心渴望而自说自话。

分析人物形象,不能脱离人物的现实需要,尤其要注意捕捉人物隐藏在心灵深处的终极想法,判断什么对其才是最重要的。祥林嫂在深情的倾诉被人厌倦,最后遭到鲁镇人们普遍的冷漠和唾弃之后,能让她孤独无助的心灵得到一丝安慰的,也许只有对往日家庭幸福的怀恋和回味。幸福对于祥林嫂来说很实在,那就是贺家墺虽地处穷乡僻壤,生存、生活与生产条件比山外面艰苦好多,然而有一个有力气、能干活的丈夫做顶梁柱,有一个可爱的儿子做她将来的依靠,也就让她总算有了一个温馨的家。这个家为她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需求,消除了守寡时面临的种种不确定性,给了她心理与精神上的安全感与充实感,因而也满足了她对于幸福的全部想象。然而,命运对她实在是太无情,这段幸福的生活只是昙花一现,就在她眼前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只给她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这次亡夫并丧子比初次失去祥林,给她心中留下的悲伤和痛苦要大得多,以至于让她第二次来鲁镇打工时,心中便始终笼罩着一块巨大的阴影,直到她走向生命的终结。

表面上看起来,她捐门槛赎罪似乎是恐惧于到阴间后,身子会被阎罗大王劈为两半,其实她最担心的是这样会影响一家人见面,让她无法与先她而去的贺老六和阿毛团聚。她郑重其事地向“我”打听,人死后究竟有没有魂灵——有无地狱——一家人能否见面,这种“天问”一般的关切,对她心中的所念所想作了充分的印证。四婶在她准备福礼时对她的呵止,让她在绝望中终于明白,她在贺家墺所享受到的一家其乐融融的景象,已经不大可能在尘世里重现了。于是她转而祈求所谓魂灵、地狱的说法能够是真的,这样她到了另一个世界后,一家人就可以在那里团聚。追求家庭的温馨、亲人的团聚与生活的幸福,是一个人出于本能的现实和精神需求,祥林嫂有这样的愿望完全合情合理,这是一个屡遭命运打击的人实实在在的追求。如果说这时候的祥林嫂还惦记着什么守节的事,还在操心如何才能更好地为礼教献身,那实在是不可思议。而通过捐门槛,排除她到另一个世界与丈夫、儿子团聚的障碍,才是祥林嫂最真实、最深沉的愿望,说明她只会是一个具有真性情的人,而不可能是一个狂热信奉礼教的节妇。

综上所述,祥林嫂所顽强不懈地追求的,并没有她作为一个生活在旧时代的普通农妇可以超越的东西,也没有孤悬于她生活的现实环境之外虚幻的东西,而是她和其他人一样可以享有的做人的基本权利。作为一个两次嫁人而又两次守寡的不幸者,她面临的首要问题都是如何生存、生活的问题,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压倒一切的问题,而不会是为死者守节的问题。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只有在切实解决了物质与现实的需求之后,才有可能去追求精神或道德想达到的境界。一些学者不问祥林嫂的出身与生活环境,轻率地将她认定为捍卫封建礼教的模范,武断地给她戴上“守节”的高帽,过分夸大了她头脑中封建思想的影响,这些都背离了作品的实际描写,埋没了她作为劳动妇女性格中纯朴本色、倔强坚韧的积极因素。她思想上肯定是受到封建礼教的一些侵袭毒害,但她既不同于维护封建礼教权威的鲁四老爷,也不同于满脑子迷信思想的柳妈,她在本质上并非封建礼教的忠实信徒。因而她竭尽全力去追求的,只会是一个普通妇女卑微的梦想,是大多数人都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幸福。

参考文献:

[1]范志强.民俗控制与祥林嫂之死——对《祝福》的另一种解读方式[J].民俗研究,2007(1).

[2]宋剑华.反“庸俗”而非反“禮教”:小说《祝福》的再解读[J].鲁迅研究月刊,2013(11).

[3]李丽琴.祥林嫂的“疑惑”与鲁迅的终极之思[J].鲁迅研究月刊,2014(2).

[4]陈剩勇.理学“贞节观”、寡妇再嫁与民间社会——明代南方地区寡妇再嫁现象之考察[J].史林,2001(2).

[5]陈敬中.顽强的意志不屈的灵魂——祥林嫂形象再探[J].贵州社会科学,1986(10).

[6]王晓初.鲁迅《祝福》的越文化解读[J].鲁迅研究月刊,2008(5).

[7]王开东.祥林嫂的呐喊与鲁迅的彷徨[J].语文教学研究,2009(10).

[8]孟蒙.论小说《祝福》的现实主义深度和对它的不正确理解——兼就电影《祝福》向夏衍同志再请教[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4).

[9]张元录.我对《祝福》的教学意见[J].中小学语文教学,1982(1).

(作者:张黎明,新课程报社编审)

[责编:张应中;校对:尹达]

猜你喜欢
守节追求封建礼教
唐张守节与司马贞同为张嘉会弟子考
神话
《家》中的两种文化冲突
锲而不舍“追求”陈都灵张艺兴哈欠连天状态不佳
浅谈中学生追求流行音乐的思想
谁是封建礼教的忠实信徒
谁是封建礼教的忠实信徒——《祝福》人物形象分析
苏武守节
祥林嫂形象之悲剧性探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