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生态系统框架下企业资源行动及绩效演化

李浩 张龙奎

摘 要：在新创劣势和资源困境影响下，创业企业倾向于选择嵌入创业生态系统以获取发展所需资源，并采取进一步的资源行动实现自身发展。以创业企业成长的不同时期作为阶段划分，采用“结构—行动—绩效”的框架分析了创业企业不同时期的依赖结构、所采取的资源行动及绩效变化。研究发现，在初创期，创业企业的联合依赖较低而非对称依赖较高，企业通过资源拼凑方式获取资源；在成长期，创业企业初步立稳脚跟，联合依赖升高，非对称依赖降低，创业企业通过进一步的资源编排行动提高创业绩效；在发展期，创业企业拥有较为充足的资源，联合依赖与非对称依赖均有所降低，创业企业通过资源重构行动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和组合实现绩效增长。研究还发现，创业能力在企业的资源行动和创业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揭示了资源行动视角下创业绩效增长的路径机制与机理。

关键词：资源依赖理论；资源拼凑；资源编排；资源重构；创业能力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2272.202311042

Research on Enterprise Resource Action and Performance Evolu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An Empirical Model with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as An Intermediary Variable

Li Hao，Zhang Longkui

（Business School，Gansu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ew venture disadvantage and resource dilemma， start-ups tend to choose to embed in the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to obtain the resources needed for their own growth and achieve their own development through further resource actions.Taking the different periods of the growth of start-ups as the stage division， this paper uses the framework of structure-action-performance to analyze the dependence structure， resource actions and performance changes of start-ups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start-up period， the joint dependence of start-up enterprises is low and the asymmetric dependence is high. Enterprises obtain resources through resource bricolage ; in the growth stage， start-ups have initially established a foothold， and the asymmetric dependence has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joint dependence.Start-ups improve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through further resource orchestration ac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period， start-ups have a relatively sufficient combination of resources， and both joint dependence and asymmetric dependence have been reduced. Start-ups reconfigure and combine resources through resource reconstruction actions to achieve performance growth. The empirical study also finds that entrepreneurship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resource ac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and further reveals the path mechanism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action.

Key Words：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Resource Bricolage; Resource Orchestration; Resource Reconfiguration; Entrepreneurship

0 引言

初創公司在创立之初囿于资源缺陷和合法性劣势，创业失败的风险较高，导致虽然怀揣创业意愿和创业构想却只是“昙花一现”的状况。有关如何降低创业失败率，学术界达成的共识是企业通过整合资源可以有效降低创业失败的风险，创业生态系统的作用正是从外部赋能创业企业助力创业成功。创业企业借助创业生态系统赋能获取资源从而度过“初生寒冬期”，而在不同的成长阶段，企业也会面临不同的成长需求并采取对应的资源行动以填补资源空缺。

现有研究已证实了创业生态系统可以赋能创业企业的绩效增长，已有研究从创业生态系统的视角出发，讨论系统多主体互动^[1]、系统结构和功能特征^[2]带来的企业绩效增益，虽然有研究探讨了创业企业与创业生态系统的融合问题，但针对创业企业的成长路径和具体资源行动的研究较少。创业企业作为创业活动的主体和拥有能动性的主观个体，其行为逻辑始终在于适应和改造外部环境。尤其是创业企业成长经历了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在各个阶段创业企业无论是资源禀赋还是成长都有所变化，这也导致创业企业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依赖结构，而依赖结构又会进一步推动企业采取对应的资源行动。

基于此，本文追踪创业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的资源行动，并探究资源行动带来的绩效和依赖结构的变化，旨在探究创业企业在各个阶段与创业生态系统的结构关系，以及采取的不同资源行动，并且采用实证研究揭示了企业资源行动促进绩效提升的内在机理与路径。研究体现在从“结构—行动—绩效”视角披露了初创企业的成长路径，揭示各个阶段的资源行动促进创业绩效的作用机理，致力于揭示创业生态系统框架下的创业企业资源行动和创业绩效之间复杂关系。

1 文献及理论综述

1.1 创业生态系统概念界定及发展

创业生态系统属于生态学理论和创业领域结合的交叉学科，其目的是将生态学理论的概念、模型和方法引入到创业领域进而揭示创业活动和创业环境的互动关系。1935年Tansley^[3]首次提出生态系统（Ecosystem）的概念，尝试以系统视角研究个体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并将生态系统定义为包含所有复杂个体和其所处物理环境的总和。Hannan等^[4]提出了基于“组织—环境”关系的种群生态学观点，指出企业应融入并适应其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由此学术界开始关注组织与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Spilling^[5]最早提出了创业生态系统（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EES）的概念，并将创业生态系统定义为参与者、角色和环境因素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决定了一个地区或地方的创业绩效。 Cohen^[6]则探讨了社区内正式和非正式网络、物理基础设施和文化组成等生态要素结合可以形成可持续的创业生态系统。Isenberg^[7]提出可以通过文化、市场、政策和金融等方面改善区域创业环境进而形成竞争优势，并将这种创业环境定义为创业生态系统。创业活动推动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已被证明，加之创业生态系统在降低创业壁垒和提高创业成功率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针对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创业生态系统的作用在于构建创业企业的“栖息地”，为创业活动创造有利条件并提高创业企业的生存率与成功率，催生出更多优质新创企业并最终推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增长^[8]。林嵩^[9]构建了创业生态系统的概念，并基于创业活动的成长性、优胜劣汰性和环境依赖性，指出将生态系统理论导入创业领域的可行性，并将创业生态系统定义为：由新创企业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创业生态环境所构成的，彼此依存、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动态平衡系统。蔡莉等^[10]通过文献梳理进一步明确了创业生态系统的内涵、构成及特征，将创业生态系统定义为由多种创业参与主体（包括创业企业及相关企业和机构），以及其所处的创业环境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彼此间进行着复杂的交互作用，致力于提高整体创业活动水平（创业数量和创业成功率）。项国鹏等^[11]回顾了有关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文献，进一步界定并丰富了创业生态系统的概念，即以创业者为中心，联接政策引导、金融服务、中介服务、科研院所、创业教育、基础设施等机构，协同作用于创业者，通过交互式共生演化来提高创业质量，促进区域统筹发展。

1.2 资源依赖理论

资源获取是新创企业面临的难题，直接决定了新创企业的生存。新创企业由于初始资源有限且受到新创弱性（Liabilities of Newness）的影响，借助创业网络以低成本获取外部资源就成为了主要途径^[12]。Pfeffer等^[13]針对组织间依赖的研究提出了4条假设：①组织最关心的问题是生存；②组织生存的重要前提就是资源，而组织无法做到资源的自给自足；③为了获取资源组织必须要和外部环境进行交换和互动；④组织的资源需求导致了对外部依赖的出现。此外学者还提出了组织对外部依赖的程度取决于3个重要因素：资源对组织生存的重要性、资源的稀缺性和资源的可替代性^[14]。如果一种资源对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资源的稀缺程度越高并能从其他渠道获取此类资源或寻找替代性资源的难度越大，组织对外部的依赖性也就越高。

费显政^[15]研究了资源依赖理论，并用以解释组织和环境的关系演化，认为资源依赖理论属于开放系统视角下的自然视野，即更加关注组织的行动结构而非组织的制度结构，就是关注组织“做了什么”而非“要做什么”。资源依赖理论同样指出，在经济社会运行中不单纯只有环境对组织的约束，而组织也可以积极采取行动以减轻外部环境约束和对外界的依赖。资源依赖理论突破了种群生态理论对于组织能动性的忽略，强调组织通过选择、理解、参与、设定等方式来重塑环境，而这也正是该理论的核心观点^[16]。李玲^[17]认为组织的资源异质性会经由组织间依赖影响网络能力，并由此构建了以组织间依赖为中介的理论模型。

基于此，一方面资源依赖理论揭示了企业对外部环境的资源依赖属性；另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自身的资源行动改变依赖结构进而提升自身绩效。对于新创企业而言，其在成立初期受制于资源困境将会同创业生态系统产生依赖关系，而非对称的依赖结构显然对企业的创业绩效不利，推动了创业企业采取积极行动以摆脱“受制于人”的困境。

1.3 创业企业资源行动

1.3.1 资源拼凑

创业企业各项活动开展都离不开资源的支撑，因此在创业过程中如何获取并配置资源就成为了创业者必须考虑的问题。Baker 等^[18]首次将“拼凑”概念引入创业研究领域，形成了“创业拼凑”概念，其基于企业成立初期面临的严重资源约束问题，提出了企业可以通过创造性拼凑突破资源困境从而推动企业成长，所谓“创造性拼凑”是指企业采取积极行动对现有资源进行新组合，以便用于新用途。初创企业往往囿于新生劣势和合法性缺陷难以从外部获得足够的资源，创业者应对资源困境只能通过对资源的价值进行主观建构，目的是突破对既有资源价值的认知约束，并选择性地将资源进行创造性拼凑形成新的资源组合，新的资源组合最终将会被用于新的开发。在资源拼凑过程中，企业将逐渐放弃拼凑策略，致力于利用新的机会以获取和创造资源，最终摆脱资源困境实现运营常规化^[19]。

资源拼凑行为能正向影响企业的绩效提升，研究发现网络嵌入会经由资源拼凑促进企业的绩效改善^[20]。一方面，创业情境下的资源拼凑强调对手头资源的重新整合和配置从而开发出新的资源，这种新资源相比从市场获得的资源更加具备稀缺性、异质性和不可复制性等特征^[21]，因此竞争对手难以进行识别和模仿，这使得企业获得了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企业在资源拼凑的过程中会不断重构现有认知，且对资源的整合也敦促企业不断学习新知识和形成新能力，因此资源拼凑过程也是企业自我提升的过程^[22]。初创企业受限于资源匮乏和能力欠缺，在刚加入创业生态系统时处于生态位底部，虽然可以在生态系统内通过有限交换缓解一定的资源压力，但却难以争取到系统提供的发展机会和稀缺性资源。因此，创业企业在最初加入创业生态系统时，只能采取拼凑手段识别和重构资源，不断充实资源禀赋和构建核心能力，寻求系统内部的合法性认同和生态位跃迁。

1.3.2 资源编排

资源基础观探讨了企业获得与维持竞争优势的组织资源的特征，认为只有稀缺、有价值、难以复制和模仿的资源有助于企业竞争优势的构建^[23]。资源拼凑理论探讨了创业企业在创立初期如何通过利用资源、即刻行动和资源重组解决自身的资源困境。而资源编排理论则探讨了企业如何将自身资源转化为能力并最终创造价值，其主要包含三个过程：构建资源组合、捆绑资源形成能力、利用能力创造价值^[24]。资源编排理论源自资源管理模型和资产编排模型，该理论认为单凭资源并不足以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只有整合了企业资源、企业管理能力，企业才能实现较高的价值创造。其中，企业资源是实现企业竞争优势的基础；企业能力则是由企业资源捆绑所形成的中间产品，目的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25]；管理者基于动态环境优化企业资源组合和能力配置最终形成持续竞争优势。

研究显示，资源编排理论被用于解释企业资源到能力之间的转化过程，且具备了相当的解释效力。谢洪明等^[26]研究了新兴经济体企业跨国并购的价值创造，进一步拓宽资源编排理论在创业领域的使用，深化了以企业家精神为代表的管理者能力对资源的使用与资源本身同等重要。杨栩等^[27]则指出创业企业的动态能力在资源编排行动和创业绩效之间具有一定的中介作用。基于此，本文认为在创业企业成长过程中，资源编排可以直接提升企业的创业绩效，也可以借助创业能力作为中介因素间接提升企业的创业绩效。

1.3.3 资源重构

创业企业经历了由初创期到成长期再到成熟期的转变，伴随着企业的成长与发展，创业企业可以获取的资源也逐渐丰富。虽然企业成长期所形成的资源组合为企业的能力形成和价值创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随着企业的规模增大和业务拓展，旧资源组合始终面临着边际效用递减的问题，企业必须对其进行重构，即改变旧资源的结构或组成，形成具备新功能的资源组合以避免步入衰退。

资源重构是指通过在企业开发或收购产品线，以多种方式利用资源或以不同方式对资源进行整合，从而为企业提供创新机遇^[28]。资源重构行为包含资源重组与资源配置。资源重组侧重于资源间的相互作用，企业将获得的资源融入原有资源或与资源重新组合形成新资源。资源配置侧重于通过引入或剥离形式对企业资源进行重组从而促进资源的流動，不涉及资源间的相互作用。从资源管理学派视角来看，资源重构属于资源整合的一部分，董保宝等^[29]认为资源整合是指企业对不同来源、不同层次、不同结构、不同内容的资源进行选择、汲取、配置、激活和有机融合， 使之具较强的柔性、条理性、系统性和价值性， 并对原有资源体系进行重构， 摒弃无价值的资源以形成新的核心资源体系的过程。资源重构强调了对资源使用的变革性，其包括对资源的重组、转移、剥离和重新配置等多个方面，新的资源组合又进一步促进企业能力的提升，形成了持续竞争优势。

1.4 创业能力理论

创业活动作为一项兼具复杂性与动态性的活动，其成功的必要条件就是具备坚实的能力基础。创业活动的顺利开展并取得成功，不仅需要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支持，更离不开企业的创业能力支持。创业能力的概念最早由Penrose^[30]在对企业成长进行研究时提出，用以表述创业企业成长的内生性因素。有关创业能力的概念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定义：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31]。个体层面的创业能力指创业者的天赋、知识储备或人格特质等；组织层面的创业能力指企业识别机会、获取资源和开发机会的能力。本文以组织层面的创业能力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创业企业的创业能力对创业绩效的作用机制。

针对企业的创业能力，黄昊等^[32]将其定义为企业通过有效地管理企业的资源，形成对技术、市场等相关资源的累积，进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商品化的能力，意在指出企业创业能力是由企业的资源行动所产生的，其目的是为了促进资源的组合及配置，这与资源编排理论不谋而合，即能力作为中间产物的作用是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也有研究表明创业能力在资源拼凑与创业绩效的关系中同样扮演了中介变量的角色^[33]。

通过文献梳理，本文发现资源拼凑行动、资源编排行动与资源重构行动均会对企业创业能力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且企业创业能力在资源行动与创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已被证实。基于此，探究企业的创业能力在资源行动与绩效提升之间的中介作用已具备成熟的理论基础。

2 模型构建与理论假设

2.1 创业企业结构模型

本文结合企业生命周期和资源依赖理论，构建了创业生态系统框架下的企业资源结构模型，具体如表1所示。Emerson^[34]将组织间依赖类型划分为联合依赖和非对称依赖，联合依赖表示企业彼此之间依赖的总和，因此又被称为“内聚”，非对称依赖表示企业之间彼此之间依赖的差异，即一方对另一方的“权力优势”。联合依赖和非对称依赖二者的行动逻辑不同，联合依赖遵循嵌入逻辑，认为组织间的依赖可以带来关系导向的加深和联合行动的产生；非对称依赖遵循权力逻辑，认为组织间依赖会导致权力的非均衡配置并为强势方带来优势。本文使用联合依赖和非对称依赖对创业企业的结构特征进行衡量，认为创业企业在不同时期的依赖结构差异，构成了企业不同时期资源行动的根本动机。

初创时期，囿于新生劣势和资源困境的影响，创业企业出于被动依赖，而选择与创业生态系统的诸多核心企业建立资源交换关系和合作关系。但由于双方的资源差距和实力不对等，创业企业始终处于交换关系中劣势的一方^[35]，这种不对等在结构上表现为低联合依赖和高非对称依赖。创业企业基于对自身在生态系统内的地位认知，只能依靠资源拼凑弥补自身的资源劣势，并寻求系统内主体的认同。

进入成长期后，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创业企业的资源困境得到一定的纾解，与系统内其他企业联系也愈加紧密，此时结构表现为联合依赖增高，非对称依赖有所降低，企业面临的总体资源环境有所改观。高联合依赖代表着企业与系统内的其他企业保持着较高的资源交换频率，虽然这种高联合依赖有利于企业的创业绩效，但依照资源依赖理论，过高的联合依赖同样是企业对外部依赖的一种表现，且可能会伴随着非对称依赖的产生^[36]。此外，处于动态环境中的高联合依赖降低了企业的适应性，且不利于联合资产的快速转化^[37]。为了降低对外部资源的整体依赖，创业企业选择资源编排手段的同时，降低了两种依赖从而推动企业进入发展期。

进入发展期后，创业企业不再是增强与其他企业的联合依赖，企业已完全摆脱了新创弱性的影响，进而成为稀缺资源的拥有者。对其而言，更大的愿景是寻求依靠自身资源优势建立不对称依赖，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和持续竞争优势。资源重构可以构建出全新资源组合，这种全新的资源组合恰好构成发展期企业需要的“新鲜血液”，因此企业采取资源重构行为以寻求激活资源组合的最优使用。

2.2 理论假设

2.2.1 资源行动与创业绩效

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将创业企业的资源行动划分为3种类型，即资源拼凑、资源编排和资源重构。资源拼凑强调打破对资源的认知束缚而对资源进行创造性拼凑和使用。资源编排则强调企业对资源的使用，其隐含的假设在于创业企业可以通过构建资源组合、捆绑资源形成能力和创造价值3个阶段实现由资源到能力和价值的转换。资源重构则强调通过持续的资源编排推动创业企业实现资源的重組和能力的迭代，依靠持续竞争优势产生价值。“资源行动—创业能力—创业绩效”的逻辑关系如图1所示。

资源拼凑行为首先是企业基于资源约束下的行为，通常发生在企业创立之初。一方面，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源储备，创业企业虽然可以嵌入创业生态系统获取少量资源，但新创企业在创业生态系统内部处于生态位底端的情况下，也很大程度阻碍着企业的资源获取；另一方面，企业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开展资源拼凑行为通常也会产生出其不意的效果^[38]，对于资源的创造性拼凑和使用行为尽管难以形成完备的资源组合，但拼凑得到的资源通常具有区别于其他组织的稀缺性和异质性，推动相对竞争优势形成并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_1a：创业企业的资源拼凑正向影响创业绩效。

创业企业经历了早期拼凑带来的资源补充和能力培养之后，其与创业生态系统的依赖结构也随之改变。联合依赖的增强意味着企业与系统内部其他主体之间的合作在不断加深，这也代表着企业拥有了更多可以进行交换的资源^[39]。此时创业企业可以采取资源编排行动构建出独特的资源组合，资源拼凑带来的企业认知提升和能力提升则更有利于创业企业捆绑资源组合形成能力，最终通过资源组合和能力配置作用于创业企业的绩效提升。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_1b：创业企业的资源编排正向影响创业绩效。

在经历初创期资源拼凑和成长期的资源编排后，企业已完全摆脱了初期的资源约束困境，资源储备和创业能力皆有较大提升。然而企业相比创业生态系统内的平台主导型企业仍然具有生态位上的不平等，平台主导型企业占据着更多的稀缺资源和更有利的生态位，导致创业企业依然需要通过联合依赖使用其特有的网络关系或业务渠道等进行价值创造^[40]。此时创业企业更加注重构建核心竞争优势和实现系统内的生态位跃迁，因此积极采取资源重构行动进行资源重组和能力迭代，这种重构也会对创业企业的价值创造起到持续的推动作用^[41]。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_1c：创业企业的资源重构正向影响创业绩效。

2.2.2 资源行动与创业能力

资源拼凑行为旨在通过创造性拼凑获取异质性资源。创造性拼凑意即创业者摒弃旧资源属性认知，建立新资源利用逻辑从而使既有资源的整合利用，又能快速适应环境变化^[42]。资源拼凑依赖于创业者和创业企业的资源拼凑能力并反作用于资源拼凑能力的提升，而创业能力正是资源拼凑能力的表现形式^[43]，这说明创业企业的资源拼凑可以推动企业创业能力的提升。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_2a：创业企业的资源拼凑正向影响创业能力。

资源编排包含3个过程：构建资源组合、捆绑资源形成能力、利用能力创造价值。其中针对捆绑资源形成能力，具体来说就是将零散的资源进行整合形成具有特定功能的资源组合，并将其作用于企业的能力提升^[44]，并且相关研究也表明资源编排促进创业能力的形成与提升^[45]。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_2b：创业企业的资源编排正向影响创业能力。

资源重构的目的在于对现有资源的拆分和重新组合，与资源拼凑所面临的创造性拼凑不同，资源重构行动的前提在于拥有了充足的资源。资源重组通过新旧资源间的“化学反应”对原有资源进行重新排列组合并获取新资源，充分发掘了资源潜力，重组得到的新资源组合又为企业带来了创业能力的进一步提升。资源配置则通过引入新资源或剥离旧资源的方式对资源进行重新分配，这有助于企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商业开发或资源获取，新资源的加入进一步推动创业能力的提高。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_2c：创业企业的资源重构正向影响创业能力。

2.2.3 创业能力与创业绩效

组织层面的创业能力侧重于探讨企业识别机会、获取资源和开发机会的能力。对机会的识别和把握是创业企业绩效增长的基础，只有充分识别外部环境中有利于自身成长的机会如市场潜在需求、技术突破等，企业才能调整发展战略并进行价值创造。获取资源是为机会开发做准备，也是企业创造价值绩效的关键，资源获取和机会识别开发的最终目的是企业的价值创造。

创业能力促进创业绩效提升已得到认可，刘勤华等^[46]指出科技型新创企业的创业能力通过影响资源利用和分配或战略抉择进而实现创业绩效的提升。徐骏辉等^[47]指出企业的创业能力既包括外部环境中机会驱动的外生型创业能力，也包括内部环境中资源驱动的内生型创业能力，两种类型的创业能力均对创业绩效产生明显的拉动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₃：创业企业的创业能力正向影响创业绩效。

2.2.4 创业能力的中介作用

对于企业的资源拼凑而言，其为企业带来了异质性资源组合，这种资源组合正是企业构建创业能力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且创造性拼凑过程中往往会诱发企业知识资源的累积，因此企业通过资源拼凑行为直接提高自身的创业能力，由资源拼凑所形成的创业能力推动了创业绩效的增长。而资源编排行为包含的利用能力创造价值正是创业能力作为中介变量的具体体现，对资源组合的构建和捆绑有利于形成新能力，最终由编排得到的资源和能力在创业者的协调下，共同投入到企业，促进企业的绩效增长。对于资源重构而言，资源重构形成的新资源组合正是推动创业能力迭代的重要来源，有别于旧资源组合，新资源的投入将为企业带来资源和能力的更新，由此带来企业的创新和绩效增长。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₄：创业企业的创业能力在资源行动和创业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即资源行动通过创业能力提高创业绩效。

3 研究设计

3.1 变量测量

有关资源拼凑（RP）的测量，采用了Senyard等^[48]开发的量表，包括8个测项。有关资源编排（RO）的测量，采用吴娟^[49]的量表，按照资源编排理论的3个维度，共包含7个测项。有关资源重构（RR）的测量，采用周丹的量表^[50]。共包含两个维度11个测项。有关创业能力（EC）的测量，主要聚焦于组织层面上的创业能力。采用蔡莉等^[51]的研究，共包含两个维度7个测项。有关创业绩效（EP）的测量，借鉴郭润萍等^[52]的研究，共包含5个测项。有关控制变量，根据本文的研究主题，选取企业规模、企业年龄以及企业性质作为控制变量。变量测量包含5个部分，共38个测项如表2所示。

3.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研究，参考相关研究选取成立年限不超过10年的企业作为创业企业的样本，发放对象为创业企业的高层管理者。鉴于不同行业的创业企业成长周期不同，不以单纯的企业年龄或企业规模作为划分成长阶段的依据，而是采取现金流模式法确定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结合研究主题选择性地划分为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3个阶段，受访企业通过现金流区分自身发展阶段并进行打分。包含企业从初创期到成长期各个阶段的所有数据被视为完整的样本数据。

3.3 数据收集

数据收集在问卷星平台完成问卷编制，并采用线上发放的形式进行数据回收。根据研究主题要求，以数据的可得性作为调查对象的选择标准。全部测项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进行测量，从1-5分别代表非常不符合、不符合、一般、符合、非常符合。选定企业规模不超过300人、成立年限低于10年以及非国有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87份，共计得到有效问卷353份，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对样本统计可以看出，0～100人规模的企业占比为46.7%，成立年限3～6年的企业占比为65.5%，表明结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及相关性分析

鉴于調查问卷的测量数据均由研究对象以自评方式获得，因而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的可能性，可能会影响研究的效度，因此本文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所有测项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4.104%，其中单因子最大方差解释率为33.223%，未达到普遍认定的40%的临界值。因此得出结论，本文不存在明显的共同偏差问题。同时使用SPSS软件进行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发现KMO值为0.947且p<0.05，表明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可以进一步进行相关检验。

变量相关性分析如表4所示。根据结果可知资源拼凑对创业能力和创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r=0.348，P<0.01;r=0.435，p<0.01），初步验证H_1a和H_2a；资源编排对创业能力和创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r=0.402，p<0.01；r=0.399，p<0.01），初步验证H_1b和H_2b；资源重构对创业能力和创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r=0.411，p<0.01；r=0.428，p<0.01），初步验证H_1c和H_2c；创业能力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r=0.441，p<0.01），初步验证H₃。

4.2 模型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使用SPSS 26.0和Amos 24.0分别对模型信度与效度进行检验，可以得到各变量的Cronbachα系数均大于0.9且CR值均大于0.8，均显著高于标准值0.7，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对于量表的效度检验，因为本文变量测量均采用成熟量表，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CFA）进行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可得到38个测量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负荷量全部高于0.5，且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全部高于0.5，由此说明各个题项均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量表的5个维度的组合信度（CR）全部高于0.6，意味着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此外表2对角线的值为AVE的平方根，均大于其所在行和列的相关系数绝对值，说明量表具备良好的区分效度。

4.3 模型整体拟合度评价

使用Amos24.0对模型整体拟合度进行检验，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各项指标均满足标准，说明模型具有良好的适配度。

4.4 假设检验结果

本文采用Amos软件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潜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以及标准化路径系数的估计值、t值和假设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可以看出假设均通过了t检验，其中H_1a、H_1b、H_2b、H_2c、H₃的路径系数在0.001的水平上都显著，H_2a、H_1c的路径系数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以上假设的实证研究成立。

4.5 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通过Amos24.0进行中介作用检验，重复抽样2 000次，置信区间95%，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在创业企业资源行动与创业绩效的关系之间，资源拼凑、资源编排和资源重构对创业绩效的标准化间接效应和标准化直接效应均在0.05的水平上显著，且置信区间不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且部分中介，基于此，假设H₄得到支持，即创业能力在企业的资源行动和创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

5 结论、启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本文以企业的生命周期作为切入视角，对创业生态系统框架下创业企业的资源依赖和资源行动进行了具体研究，进一步明确了依赖结构和资源行动、资源行动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在理论上证实了创业企业在生态系统内部经历了不同的成长阶段，且各个阶段的依赖结构和资源行动存在共演化机制。具体表现为：在初创期，创业企业存在较高的非对称依赖和较低的联合依赖，故而采取资源拼凑的方法获取资源以图立稳脚跟；在成长期，创业企业的非对称依赖有所降低且联合依赖升高，故而采用资源编排的方法获取多样化的资源组合和构建核心能力谋求进一步的发展；在成熟期，创业企业的非对称依赖和联合依赖均有所降低，故而采取资源重构的方式构建更多的异质性资源组合，以便实现自身在系统内的生态位跃迁。

其次，本文从创业企业的视角进行了创业生态系统赋能创业活动的机理分析，弥补了过往研究大部分着眼于研究创业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属性等特点对创业活动的影响而忽略了创业企业作为行为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的研究局限，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创业生态系统领域的相关研究。创业企业可以依靠自身的资源行动扭转不利的结构以及“结构-行动”的共演化机制在本文中也得到了证实。

最后，本文从理论层面上指出创业能力在企业资源行动与创业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并经由实证研究表明了资源拼凑、资源编排和资源重构对创业绩效具备直接影响，且都经由创业能力对创业绩效产生间接影响，进一步厘清了资源、能力和绩效间的复杂关系并验证了资源编排理论的“能力和资源同等重要”的核心观点。

5.2 管理启示

本研究致力于揭示创业企业如何借助自身资源行动提升创业绩效的运行机理，同时勾勒出创业企业在不同阶段所面临的资源困境，以及企业如何通过自身能动性适应并改变外部环境的成长路径。在新创弱性的影响下，创业企业始终面临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其生存和发展均面临着严重的资源约束。创业生态系统一方面可以为创业企业提供前期必需的成长资源，极大程度上缓解资源困境；另一方面不同于内部创业所产生的企业，由外部嵌入创业生态系统的初创企业在新加入创业生态系统时往往囿于合法性劣势和资源贫乏而位于生态位底部，在不同成长阶段采取的资源行動也必须有所侧重。对于创业者而言，首先需要意识到外部环境对自身企业的影响，企业存在于生态系统之中，必须以更加全面和发展的眼光看待企业和系统之间的关系。其次，创业企业本身具备适应和改变环境的潜力，作为企业管理者而言要做的就是审慎地制定并实施企业战略，以便达成企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和改造。最后，创业企业作为创业市场中最具活力的核心主体，其拥有的创业资源并非是达成创业绩效的充分条件，也必需形成与之匹配的创业能力才能更好地作用于创业绩效，创业者需要同时注重资源积累和能力培养，从而实现成功创业。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进一步厘清了创业生态系统框架下依赖结构和资源行动、资源行动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但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尚需完善。主要体现在未能充分纳入创业生态系统特性对创业企业资源行动的影响研究，不同类型的创业生态系统对于创业企业的资源行动影响有所差异。对于核心企业主导型的创业生态系统，创业企业的资源行动更多需要考虑核心主导企业的战略导向采取资源行动，尽量减少战略上的冲突和业务上的重合，而对于平台型的创业生态系统，创业企业则需要充分采取创业生态导向进一步细化自身业务从而达成合理分工，资源行动更多侧重于企业自身的战略抉择。本研究成果更多适用于普适情境下的创业生态系统，不同类型的创业生态系统对于创业企业资源行动的影响有待进一步具体发掘。此外，创业企业的成长阶段划分缺乏对于企业类型的充分考虑，以现金流模式法对企业成长阶段进行划分并不完全适用于某些特殊行业的创业企业，例如小微型互联网创业公司，其业务一般专精于某个特定分工因而规模有限，现金流量较小，存在统计结果偏差的可能。因此，针对特定类型的创业生态系统和创业企业展开具体研究时，需要进一步考虑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选取更加切合的指标和衡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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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要 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