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灭的烟火

徐海蛟

单论权势、地位，能比肩这个家族的或许不少，但若要论家族的书卷气与风雅，论人性的丰富与复杂，论人的意趣和风度，张岱家族或许是绝无仅有的。

张岱家族奇人辈出，江南五大收藏家，他们家占了两位；至于品茶、赏戏、筑园、写字、绘画这类风雅的“行当”，更是无人可及。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张岱四岁那年，他的父亲与几位叔叔突发奇想，决定实施一项前无古人的计划——点亮龙山。他们倾家族之力，剡木为架，涂上丹漆，支起数百座灯架，每一架饰以文锦，张灯三盏。满山的大树上，也悬挂起灯来。灯一直从城隍庙门延至蓬莱冈，远远望去，有如星河倒悬。这一工程引发了无数人围观，以至于城隍庙不得不挂上禁条，禁车马入内，百姓到城隍庙门口，只得步行；禁烟火喧哗；禁城内豪室按惯常那样派遣家奴驱赶行人清道。

点灯工程持续四晚。龙山，这座绍兴城外的小山，入夜后第一次被璀璨的灯火点亮。这件事发生在电气时代以前的手工业时代，不得不说是张岱家族凭借一腔浪漫，创造了一个光明璀璨的梦境。

男女老少纷至沓来，缘山而行，席地而坐。每日赏灯结束，仆人入山清扫，果壳蔗渣鱼骨堆积如山。

张岱自孩提时代起浸淫在这般氛围里，穿梭于一众丰盈又奇崛的灵魂间，渐渐就成了一个“痴人”。

张岱爱灯火的璀璨，也爱烟花的烂漫。对于放烟花，张岱有自己的审美要求，他认为缤纷的色彩一定要配以风格相近的声音。模样盛大的烟花，不一定需要锣鼓的节拍来配合，轻吹唢呐应和会显得相得益彰，根据烟花迸放的缓急高下，佐以或激越或低沉的唢呐声，这种情状是绝佳的享受。按张岱历来的喜好，若张灯结彩却不演戏，就仿佛锦衣夜行，看灯的心绪也会黯淡起来。

张岱爱戏子的窈窕，爱舞台深处如昙花盛开复又凋零的即生即灭。你方唱罢我登场，戏剧是人生的复刻，既演绎生命的欢悦，又留存人间的遗憾。爱恨情仇，才子佳人，戏剧是给人生补缺的。张岱自己组建了一个戏班，名为“苏小小班”。张岱不仅写戏、排戏，兴致上来，索性自己登台演一出。张家戏班演出的质量之高，别说在绍兴一地，就是放在整个江南也是屈指可数的。

张岱好饮茶，已到痴迷境地。老友曾跟张岱盛赞闵汶水的茶。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张岱刚至南京便动身前往闵汶水处。张岱等了好久，待闵汶水回来时夜色已深沉。当张岱说只是慕名来喝一杯好茶时，闵汶水又惊又喜，即刻烧水泡茶。研习茶道多年的闵汶水很是惊诧，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不仅能尝出茶的品类，还能辨别出茶叶采摘自哪个季节，品出泡茶的山泉取自何处。

张岱亦是一个十足的老饕。他几乎吃遍了大江南北的美食，并在吃法上极尽想象和创造。他养过一头奶牛，研究出了做奶酪的方法。而腌制食物，他更是拿手，什么糟蟹、糟姜、糟茄、腌鱼……皆找到了奇妙的制法。他曾考订祖父的著作《饔史》，编成一部美食集《老饕集》。

他组建丝社、斗鸡社、噱社、蟹会、诗社……仿佛每一项爱好都能够玩出繁多的花样来。他盘桓于南京、扬州、镇江、苏州、杭州等繁华都市，他既爱山水的宏阔与秀美，又迷恋街头巷尾的风俗与人情。他信奉“人无癖不可与交”，以至于结交了许多三教九流的朋友，他们无一不是性情与爱好独特之人，无论官吏、文士、工匠伶人，还是和尚、道士、妓女、贩夫走卒，张岱都有可能和他们混迹一处，在他们身上觅得人性的光芒。

他爱流动的河，爱那河上自在徜徉的船。少年张岱在绍兴城内庞公池附近读书，就在池中留一条小船。他可随时跳上船，顺着河流抵达绍兴城的街头巷弄。他曾设凉簟卧舟中看月，小童在船头唱曲，他则在半醒半醉之间，悄然睡去。待船夫回船到岸，他已一枕黑甜。

要多少痴情，才会有这样的生活；要多少热爱，才会有这样的痴情。

清军大举入关，占领北京后，迅速挥师南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的小朝廷不堪一击，一年即瓦解覆灭。江南士人们纷纷投入反清复明的抗争中，拥戴明朝宗室朱以海，以鲁王监国名义扯起了抗清的大旗。

这当然是无谓的抵抗，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没有人能力挽狂澜，在巨大的毁灭性的颓势面前，旧时代的抵抗注定徒劳。不过最初，人们总是怀着一丁点儿希望做最后的抗争。张岱一家迎接鲁王到绍兴，捐钱助饷，倾尽全力追随鲁王抗清。但他们没有料到，这个南明小朝廷无能又腐败，那些以各种名义站到台前的人图的只是权力和声色，根本不可能重振大明基业。

清军汹涌而来，像轰轰烈烈的大潮，很快席卷至钱塘江。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绍兴沦陷。清军攻入绍兴城后，四处追捕拥护鲁王的人，张岱一族自然在追捕名单之列。

在国家的崩溃面前，张岱原本安稳富庶的家庭分崩离析，个人的命运犹如蝼蚁，多年的积蓄一夜归零。巨大的灾难激发了无声的抗争，许多孤高的灵魂以决绝的死亡殉葬这熄灭的时代。

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清兵攻破南京，弘光帝被俘。六月十三日，杭州失守，潞王降清。十五日午间，刘宗周听到这一消息时正在用膳，他推案恸哭，说，我到了顺应天命而死的时刻了！他决定效法伯夷、叔齐，开始绝食。其间，清贝勒博洛以礼来聘，刘宗周书不启封，绝食二十三天，以身殉国。

浙江山阴（今绍兴）大学问家、张岱父亲张耀芳的好友王思任在清军破绍兴城后，绝食而死。

张岱好友陈函辉返台州，哭入云峰山中，赋绝命词十首，自缢而死。

张岱好友余煌独自出东郭门，到渡东桥边投河，殉国而亡。

张岱堂伯张焜芳领兵与清军交战，被俘虏后誓不投降，壮烈捐躯。堂弟张萼初率兵抗清，兵败后从容就义。

最触动张岱的，或许是挚友祁彪佳的死。

祁彪佳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戏曲家，天启二年（1622年）的进士。

弘光元年六月，清军礼聘祁彪佳，聘书抵达时，祁家人惊恐又为难。祁彪佳向妻子托付了一应家事，将家中大片田产捐给邻近佛寺，在日记中留下遗书，并写下三封告别信，一封给叔父祁承勋，一封给三哥祁骏佳，一封给妻子商景兰。七月二十五日，祁彪佳于家中置下酒菜，邀请诸好友到府上小聚，张岱就在席间。这场夏日最后的晚餐却是温情的，朋友们谈笑风生，说着轻松的话题。

酒过三巡，主人送客，朋友一一告辞。祁彪佳唯独留下老友祝山人，请他移步内室深谈。他让山人焚香煮茗，二人纵谈古今忠烈。推开木窗，眺望南面的远山，祁彪佳笑着说：“山川人物，皆属幻影。山川无改，而人生倏忽，又一世矣。”随后，祁彪佳催促祝山人就寝，自己则离开家。他来到寓园，登上八求楼，那是他以毕生热望营建的园林和藏书楼，那里有三万五千一百卷藏书在等候他。

从书楼上下来后，祁彪佳在寓园里踱了一圈，这是一个联结着他生命的园子。他曾在这里赏月、饮宴、看戏、燃灯，他曾在这里品尝甜蜜的爱情和亲情。

最后，祁彪佳走向寓园内一处池塘，投水自尽。

这么多轰轰烈烈的死亡，不断冲击着张岱。作为亡国的遗民，作为立志不改侍新朝的坚定反抗者，在所有希望幻灭后，张岱确实想过死亡。可同时，他又不止一次地想到，为了气节，选择以死殉国确实是可贵的，但在屈辱中活下来，完成未竟的事业，是不是更可贵？确实，张岱有一项重要的未竟事业——修明史。

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六月，张岱携一子一奴一箩筐书籍，逃往绍兴城五十里外的越王峥。在遥远的古代，越王勾践曾栖兵于此。最初，张岱藏身于此地一座古寺中，寺中方丈是他的至交。他深居简出，躲在僧舍里编撰《石匮书》。

但有一回，张岱外出时被人识破，自此到寺院里拜会他的客人络绎不绝。为避免泄露行踪，张岱决定离开越王峥的古寺，迁往嵊县的西白山中。在西白山，张岱遇到族人，族人帮他将绍兴城内的家小全部转移过来。动荡的逃难生活逼迫着张岱变卖了家中剩余的田产，身边仅剩的几个奴仆也各自逃命。兵荒马乱的逃难路上，张岱与家人根本无力带走更多的东西，各项家当及三万余卷藏书尽数落入官兵之手。

在西白山中待了近一年，到顺治四年（1647年）夏天，由于物资的匮乏和生存的艰难，张岱本想迁回绍兴城内，但亲戚朋友们见他们一家，如见毒蛇猛兽，无人敢接应。张岱一家只好避居于绍兴城二十里外的项里，此地传说为西楚霸王项羽逃难藏身之地。时间和命运运行的轨迹如此奇妙，在项里的避难时光，张岱时不时会想起那位落败的英雄，他甚至在项里鸡头山上选好了自己的墓地。

避难三年，陋室不能避风，食物不能果腹，天地寂然，友朋如大海上的孤舟一般难觅踪迹，可某种信念仍然活着，像残存的烛火，在大风之后固执地挺立着。张岱白天学着耕作，夜晚埋首史书进行整理与书写。就这样，在信念的照耀下，离乱的生活才泛起一点生机。

顺治六年（1649年）九月，张岱一家迁回绍兴城内。张家故居早已易主，钟鸣鼎食的岁月在一夜间沉落，这个越中望族，数代人苦心孤诣的经营，一夜间被时代的巨手荡平。

繁华已尽，烟花寂灭，前半生的优渥此时烟消云散了。

最后，张岱于辗转中租下绍兴龙山后麓一处残破的园子——快园，那是他年少时在祖父张汝霖的带领下时常游玩的地方，也是他儿时读书、赏灯、看雪的地方。

活下去，胜于一切。

尽管大家族已分崩离析，但张岱自己一家人口依然不少。六个儿子，十个女儿（除去出嫁的，还剩七个），两个儿媳妇，四个孙子，一个孙女，再加两个妾，大大小小二十三口人。顺治十一年（1654年），清政府清查户籍，没有田产的张岱一家成了黑户。

这样大的一家子，只靠张岱一人去获取生活来源，显然是不现实的。为了激发每个人的求生欲望，以渡过难关，张岱劝告儿子们各立门户。张岱看着自己的两个侍妾，在饥寒交迫与艰难世事面前，她们不复从容：“二妾老如猿，仅可操井臼。呼米又呼柴，日作狮子吼。日出不得哺，未明先起走。如是十一年，言之只自丑。”从诗句中，我们见到了面对穷困生活时，张岱心里某种无处诉说的凄凉和无助。

张岱只好拿出年轻时痴迷雅玩的劲头，将它转变为强烈的求生欲，以应对生活。为了织布穿衣，他学习养蚕，可随即新问题来了——快园中八九棵桑树，无不枝叶稀疏，蚕的食物很快就断供了。他又试着养鱼，买了千尾鲤鱼苗放进水塘，可塘中蓄水养鱼不到十日，就听说鱼塘水面需要铺一层草。于是，他典当衣服，买回一条小船，还请了一个老头儿来打草。这个老头儿驼背又秃头，每天只知道吃饭喝酒，干起活来懒散拖沓。养鱼，不但分文未赚，还赔进去许多钱。

年轻时的张岱恐怕永远不会想到，老来他的生活会彻底变成另一副模样。曾经锦衣玉食的富家子弟，现在却要学习插秧、浇园、舂米、担粪。他根本不知道农作物的脾性，不知道农事的门道。他曾在半夜挑粪灌溉，曾一棵一棵拯救被烈日晒到枯萎的茄子苗和南瓜苗，曾妒忌邻居家桑树枝繁叶茂，足够蚕儿吃到结茧。面对一片稀疏的田地，张岱不由得发出一声长叹：“学问与经济，到此何所施！”确实，纵有满腹诗书，纵有用不尽的文韬武略，面对这片沉默的土地，你能使出什么计谋呢？

个人能在富贵温柔乡不沉醉而努力触及灵魂的风致，自然令人钦佩；一个曾沉浸于富庶生活的人，能够坦然面对时代的崩溃，面对生命沉入绝对的贫穷与枯寂，能想方设法重建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则更令人钦佩。张岱之所以有能力应对生活如此这般的“断裂”，不沉陷于富贵，不困顿于贫穷，这大概就是他的家族给他的底气。

明亡之前，这部书写明史的大作已经有了大体框架，张岱特意以《石匮书》命名。石匮，石制的柜子，是古代帝王祭祀用的石匣，也是司马迁保全史料之处。以此命名一部史书，是为了记录一个时代，也是为了向司马迁和他的《史记》致敬。

《石匮书》的撰写始于明崇祯元年（1628年），原本或许只是张岱写作生涯里一部体量较大的书，在经历了明帝国灭亡的切肤之痛后，张岱将这部书的书写看作自己——一个遗臣生命延续下去的理由。作为一个有着浓厚历史情结的学者，张岱坚信，家国是有记忆的，一个国家政权可以覆灭，只要文化的记忆还留存着，这个国家就不会真正灭亡。一部未完的《石匮书》，昭示着生命的重量，他终究将以一支笔，以不灭的汉字，为业已逝去的故国招魂。

明亡之后，初生的朝廷急于显示皇权的威严，以雷霆之势清扫残余的抗清势力，以不带丝毫人性的严酷手段震慑那些至死不渝的“守旧派”。这样的时期，修撰明史当然“违法”，且是一桩重罪，随时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张岱在数次逃难中，金银财产遗失殆尽，唯有《石匮书》书稿总贴身携带，以性命守护。

从崇祯元年（1628年）到康熙三年（1664年），张岱终于完成了这部鸿篇巨制。《石匮书》前编二百二十卷，二百五十万字，上起洪武肇基，下至天启崩殂。之后，他又完成了五十万字的《石匮书后集》。

张岱以史家笔法，在纸上安放了历时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安放了天文、地理、律法、礼乐，安放了帝王、公卿，安放了烈士和忠臣，也安放了奸佞与小人。那些公义良知，那些文化与民俗，都在这部大书中存留下来。

这是一阕献给逝去王朝的绵长挽歌。

若从物质层面看，张岱的前半生过得何其靡丽奢华，后半生又何其拮据落魄。他深知繁华是过眼云烟，时间若白驹过隙，且皆不可追，但在晚年枯寂的光阴里，他还是忍不住一遍一遍地做起从前的梦来。

大明帝国灭亡后，张岱很少走到热闹中去，尽管他是那样喜欢热闹的人。他在沉寂里活了许久，有人说他死于八十四岁，有人说是八十八岁，也有更多史料表明，他死于九十三岁。不过这一切都不重要，张岱在六十八岁那年就已经将自己的墓志铭写好了，六十八岁往后的每一天，他认为都是自己赚来的。关于死这件事，他应该早就想明白了。

（之 骅摘自河南文艺出版社《不朽的落魄》一书，王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