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采购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

张士博,赵雪键,岳松森,李连伟

(山东工商学院 a.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b.资产管理处;c.金融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一、研究背景

持久的创新能力是关系国家核心竞争力和未来发展的保证,通常认为更多的研发(R&D)投入能够更有效地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然而,由于研发活动存在风险性、外溢效应等特点,企业R&D投入水平可能会低于社会最优值[1],这就要求政府进行引导和干预。政府采购不仅是宏观调控的有力手段,也是从需求层面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及企业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2]。《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政府采购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管理暂行办法》等国家重大战略规划中,都将政府采购列为推动自主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可以发现,政府采购政策已经成为国家推动技术创新的重要政策之一,随之而来的便是评价政府采购政策有效性的问题。在中国这一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采购能否促进我国企业的R&D投入?这种促进效应是否因治理结构的不同所有差异?上述问题的解答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转型与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政府采购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备受学者的关注。早在1988年,Lichtenberg就研究了美国政府采购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发现政府采购不仅能够促进企业进行R&D投资,而且拉动效应大于私人合同[3]。在行业层面,Geroski通过案例分析,对计算机、民用飞机及半导体产业的深入研究后发现政府采购比公共R&D补贴更有助于鼓励企业增加R&D投入,也更有助于创新活动的成功[4]。Slavtchev和Wiederhold实证研究了美国政府采购影响创新的效果,研究结果显示,政府采购不仅提高了产业创新的回报率,更增加了产业创新的机会[5]。在区域层面,Lember等人对波罗的海城市的政府采购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政府采购不仅激励了创新,并且能够产生市场影响[6]。在企业层面,Aschoff运用德国企业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采购对创新产出的作用,结果表明政府采购能够促进企业创新[7]。Guerzoni以欧盟成员国家企业为样本的研究认为政府采购不仅激励了企业R&D投入,同时也拉动了创新产出[8]。

也有部分学者质疑政府采购对创新的激励效果。Geroski认为政府采购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只体现在国防领域这一小部分案例中。Cave和Frinking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共市场与私人市场可能相互矛盾[9],被采购的企业认为政府比私人客户更可靠,可能专注于公共市场,因此降低创新动力,减少R&D投入[10]。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现有关于政府采购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大多以发达国家企业为样本,缺乏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的研究。中国企业无论在制度环境还是行业及区域发展程度上均与发达经济体存在明显差异,而制度环境会影响公司的投资行为,因此,在政府采购与企业R&D投入的关系上,针对中国企业的研究是否能够得到和发达经济体相同的结论仍有待探讨。另外,国内关于政府采购激励效应的研究多以理论分析和政策阐述为主,少数学者在国家或区域层面上进行了实证研究[11-12],然而R&D活动对企业来说,是重要的投资决策行为,公司治理结构会对企业内部包括从投资决策做出直到收益产生,最后再到收益的分配的全过程产生影响像,因此,政府采购的政策效应也必然受到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影响,但受到政府采购微观数据的制约,现有研究关于公司内部治理对政府采购政策效应的影响却并未展开讨论。综上,本研究以中国中小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挖掘企业层面的政府采购数据,采取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法从微观企业层面研究政府采购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并深入探究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对政府采购政策效应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政府采购与企业R&D投入

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认为,市场机制缺陷引起的市场失灵,可以由政府干预来加以弥补。作为从需求层面支持企业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政府采购被各国政府普遍运用。政府采购能够有效地解决创新活动中的市场失灵以及系统失灵问题,推动企业积极有效地进行R&D活动[13]。

政府采购从内、外两方面对企业创新进行激励。对企业的内部推动作用体现在政府通过向企业预支一部分采购资金提供企业创新活动所需启动资金的同时减小企业市场风险。对采购企业的产品及服务提出一系列技术等方面的明确要求,这样就从客观上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方向。政府采购的主要方式是公开招标,由于政府采购合同金额一般都比较大,为了赢得政府采购合同,企业会倾向于增加R&D以提高竞争力。政府会监督和管理企业R&D活动的产出也会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技术创新能力[14]。政府采购不但从内部推动企业创新,也会通过社会外部拉动作用对企业实施影响。政府采购使企业对经济和行业发展有良好的预期,信心增加会促进企业R&D投入。综上,政府采购能够起到导向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带动创新[15-16]。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1:政府采购整体上刺激了企业R&D投入。

(二)公司内部治理对政府采购政策效果的影响

R&D活动对企业来说,是重要的投资决策行为,公司治理结构会对企业内部包括从投资决策做出直到收益产生,最后再到收益的分配的全过程产生影响像,因此,政府采购的政策效应也必然受到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影响。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概括起来主要包括:股权性质、股权集中度、董事会、股权制衡度、股权激励等方面的内容。在考虑变量的科学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的基础上,借鉴现有研究,本文从所有权性质、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及董事会规模分析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对政府采购政策效应的影响[17]。

1.所有权性质

从资源基础观出发,政府采购可以间接补充企业的创新资源,不同企业由于自身资源禀赋的差异,政府采购影响企业R&D投资决策的过程会有着不同的表现。中国上市公司投资决策受到较强的政府干预[18]。所有权性质不同的企业,在经济和政治资源方面有较大差异。虽然中国经济体制已经发生转变,但是国家依然垄断着很多重要资源。国有企业具备更多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优势,本身就具备科研创新所需要的大部分资源[19]。

考虑到中国特殊的国情,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决定其组织行为的动机不仅限于利润最大化,还肩负了为国家任务和社会责任而创新的重任。国有企业高管还要接受国资委对其进行特有的绩效考核,从而获得政府采购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认可。为了追求政绩国有企业高管也必然倾向于进行较高水平的R&D投入。因此,国有企业的固有特征及中国特定的制度背景,使得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在R&D活动中表现出更加积极的R&D投资行为。相对来说,民营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根本目标,不会将政策导向作为技术创新决策的主要依据。R&D活动需要的大部分资源被国有企业拥有,民营企业更多地生产资本密集的产品[20],因此所需要R&D投入相对较少。因此政府采购对民营企业R&D投资决策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国有企业的R&D活动更易受政府调控的影响,以国家的战略目标为导向,并非简单追求利润,对政府的调控更为敏感,因此会影响R&D支出水平。由此提出假设H2:政府采购对国有企业R&D投入的激励效应强于非国有企业。

2.股权集中度

股权集中度反映了企业所有权的集中程度和大股东对企业的控制能力。大股东具有潜在的权力来影响管理层的决策,而管理层对企业资源进行配置的决定将会影响包括R&D投资在内的一系列创新行为[21],股权越集中,股权越集中的企业实际控制人对企业资源配置决策的影响力越大。企业实际控制人会根据个人风险偏好权衡风险与收益,实际控制人倾向于进行集中而单一的投资,造成投资风险不能有效分散,如果进行大规模的R&D投资会使大股东面临非常大的风险,由此推断,股权集中的企业的R&D投资的主动性较股权分散企业差。

股权集中会使企业实际控制人更倾向于谋取私人收益[22],根据委托代理理论,企业实际控制人不会对政府采购合同资金等资源的使用直接进行配置,但是能够明显的影响管理者的行为[23]。实际控制人对控制权私有利益的追求容易受到大金额采购合同收入这种直接利益的吸引,更加容易利用控制权谋私利,转移挪用政府采购合同资金来满足自身利益,严重削弱了政府采购的激励效应。因此,企业的股权集中度越高所有权激励的正效容易被利益侵占的负效应淹没。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3:政府采购对股权相对分散企业R&D投入的激励效应更强。

3.股权制衡

委托代理理论指出,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可以通过建立有效的股权制衡机制缓解[24]。股权制衡指企业前几大股东分享控制权,既有一定的股权集中度,也使得任何一个大股东以及公司经理层都无法单独控制企业的决策,形成几个大股东间的制衡关系。前几大股东之间形成良好的内部治理机制相互监督并抑制大股东的掠夺行为[25]。

由于多个大股东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制约,第一大股东对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追求将受到抑制有效避免大股东将企业的政府采购合同资金转移挪用,尽可能地保证资金充分发挥其正向激励作用。保证企业决策符合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在制衡型所有权结构下,多股制衡增加了公司内部控制权活动私有收益的成本,降低了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利益侵占程度,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管理者的短视行为促进企业R&D活动的开展。在股权制衡监督作用下能够减少企业对政府采购这一公共市场的依赖,增强创新动力,增加R&D投入。在制衡股权结构下,董事会和管理层决策更加有效,更能把资金配置到提升竞争优势的创造活动中来,增加R&D投入[26]。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4:政府采购对股权制衡企业R&D投入的激励效应更强。

4.董事会规模

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在股东与经营者间起到纽带的作用。根据群体决策理论,群体决策是由群体成员共同参与,包括R&D投入在内的战略的制定是董事会各成员之间不同观点的折中。因此,董事会规模是影响董事会决策效率的重要因素。随着董事会规模增加,董事会不仅容易产生派系,董事会成员更可能在意见交换与沟通时出现协调问题,因此相对于较小规模董事会,董事会规模增加会加大折中难度,降低决策效率,在处理具风险性的R&D投入决策中较大规模董事会达成折中尤为困难,因此较大规模董事会更有可能拒绝创新项目,缺乏进行高水平研发投入的意愿。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董事会代表股东的利益并扮演监督和控制着经营者行为的角色[27],规模过大易造成董事会缺乏对经理层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的动力,使董事会无法有效约束经营者的不努力行为,特别是当企业能够从公共市场获得大规模的政府采购合同时,经营者的不努力行为会更加凸显。而董事会规模小的企业不仅决策效率高,而且董事会对经营者积极的监督能够降低企业对公共市场的依赖,使企业努力通过R&D投入来增强自身的盈利能力。由此,本文提出假设H5:政府采购对董事会规模较小的企业R&D投入的激励效应更强。本文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框架

三、数据及方法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我国中小企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原因在于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发挥越来越强大的作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是政府采购的重要政策目标,政府十分重视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因此,将中小企业作为本文研究的对象具有更显著的意义。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情况,最终确定中小企业上市公司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为了从企业层面考察政府采购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本文使用了中小企业的政府采购数据及企业R&D投入数据。文中政府采购数据来源于《中国政府采购网标讯库》,根据上市中小企业名称在政府采购网标讯库中查询该企业政府采购中标信息,通过手工整理后获得中小企业的政府采购数据。文中R&D投入数据主要来源于企业年度报告中R&D支出项,涉及到的企业特征变量主要来自《锐思数据库》。最后,根据上市中小企业的名称将政府采购数据、企业R&D投入数据及企业特征变量进行合并,构建本文研究所需数据库。

《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管理办法》中规定政府采购信息需首先在财政部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上公告,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多数采购信息仅在监管部门指定的电子媒体上披露,而中国政府采购网是财政部唯一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网络发布媒体。本研究选取2011—2013年间的政府采购数据是基于2011年中国政府采购网主网站实现了与地方分网站的互联互通,实现了政府采购信息在中国政府采购网的集中发布,因此选择2011-2013年间的数据为研究政府采购对企业R&D投入影响提供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观察期间。由于政府采购对企业R&D投入决策的影响有一个时滞作用,因此本研究结果变量比处理变量和控制变量滞后一期,处理变量、匹配变量集取2011—2013年度的数据,结果变量取2012—2014年度的数据。数据分析处理采用stata12.0。在分析前,将《中国政府采购网标讯库》中的政府采购数据和上市企业年报的企业相关信息进行整合,并剔除了异常样本后最终获得1 501个观测值。

(二)变量测度

1.处理变量

本文主要研究政府采购对企业R&D投入的激励效果,因此企业是否被政府采购是本文的主要处理变量。将企业是否被政府采购设定为虚拟变量,被采购则取值为1,否则为0。

2.结果变量

已有研究多将R&D投入作为衡量创新行为指标,通常认为更多的R&D投入能够更有效地提升企业创新能力。R&D投资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已经被经验证据证实,本文借鉴已有研究将企业R&D投入作为本文的结果变量。

3.匹配变量集

匹配变量集由多个表示企业特征的协变量构成,本文重点关注股权性质、股权集中度、董事会及股权制衡度,据此来分析公司内部治理对政府采购政策效应的影响,因此首先对企业性质、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程度及董事会规模指标进行界定。

(1)企业所有权性质。本文强调不同产权性质下政府采购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对产权性质的划分主要借鉴现有研究按照企业实际控制人属性进行划分。如果最终控制人是国有、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产权性质则划分为国有,国有性质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2)股权集中度。股权集中度测度的方式有许多种,指标主要有CR(concentration ratio)指数和H(Herfindahl)指数指数。CR指数包括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本文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股权集中度的度量指标。

(3)股权制衡度。股权制衡度指几个大股东对公司控制权的竞争程度,任何一个大股东都无法单独控制企业的决策,几个大股东之间相互牵制。借鉴现有关于股权制衡程度的表示方式,本文采用第二到第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之和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之比表示。

(4)董事会规模。董事会规模关系到公司的权力结构和平衡,本文采用董事会中董事数量来度量董事会规模的大小。

影响企业R&D投入的因素很多,除了上述核心变量外,借鉴现有文献的研究,本研究其他协变量包括:企业所属行业,根据《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对高技术行业的分类标准,企业年龄,即企业开业到统计年度的时间跨度;企业规模,用员工总数度量;同时还包括企业研发人员数、企业营业收入、企业所在区域市场化程度及时间变量等虚拟变量。上述所选择的变量均对企业的R&D投入存在一定影响。

(三)研究方法描述

企业拿到政府采购合同并不是随机的,而是政府委托的公共机构对投标企业进行筛选之后选择的确定,公共机构往往会优先采购那些本身研发能力较强的有一定规模的企业的产品或者服务[28];另外,中标企业相对于未中标企业来讲,本身就具备一定的优势,例如,大企业会安排专门人员来争取政府采购合同[29]。若被政府采购与未被采购本身企业特征存在明显差异,就不能简单认为企业R&D投入的差异,仅仅是由企业是否被政府采购所导致的,因此,选择传统的OLS方法会存在很大内生性问题,进而影响到测度政府采购对企业R&D投入影响的准确性。

如果干预对象未参与政府采购,其R&D投入是否会有差异?不可能同时观测到同一企业被采购与未被采购的情况。因此,最可行的方法是寻找有效的采购组与对照组,其中对照组除了政策干预这一因素外,其它重要的统计特征都与没有受到采购组企业一致,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上解决在采购对象的选择中有可能存在的逆向选择以及内生性等选择偏误。为了能够有效减少内生性的影响,本文借鉴Rosenbaum和Rubin提出的PSM法。PSM法能够有效解决样本选择偏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以及忽视重要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此方法常常被用来进行政策作用效果的研究。

首先,以是否受到政府采购为标准,将总体样本分为两大类:一是采购组,即被政府采购的企业,记为Ti=1;二是未采购组或者叫对照组,即未被采购的企业,记为Ti=0。找到与政府采购的企业在公司特征上相同或接近的对照组,进而比较两组企业的R&D投入差异。

通常采用PSM法寻找对照组,不同于传统的一维配对方法,PSM法将企业相关维度的特征进行加权平均浓缩成一个维度的指标,即倾向得分(Propensity Score,PS)值,进而可以在多个维度将被政府采购的企业和与其特征相似的未被采购企业进行匹配,从而得出政府采购对企业R&D投入的净影响。在给定样本特征的情况下,企业X的PS值为:

p(Xi)=E(Ti|Xi),0

(1)

其中,Xi是一系列企业特征变量构成的向量,通过Logit模型(公式1)的估计,就可以得到企业i的PS值p(Xi),然后,采用特定的匹配方法根据PS值就可以对样本进行匹配。

常用的匹配方法有核匹配、半径匹配以及最近邻匹配。本文以估算出的PS值为基础,选择最近邻匹配法,前向或后向寻找与采购组样本PS值最接近的未采购组样本,为采购企业寻找匹配对象。最近邻匹配规则为:

c(i)=min‖P(xi)-P(xj)‖。

(2)

其中,c(i)为与企业i成功匹配的企业j的集合,下标i,j分别代表被采购的企业和未被采购的企业,c(i)即PS与采购企业最为近似的未采购企业或企业集。

匹配完成后,采用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ATT)来估计政府采购对企业R&D投入的作用效应。政府采购对企业R&D的ATT为:

(3)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显示了本文对模型主要变量进行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包括了各变量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将样本按照是否被政府采购进行分组,对比两组样本企业各主要变量的差异。按照本文企业R&D投入水平这个指标,采购企业R&D投资的均值为12 361.9万元,未被采购的均值为6 251.57万元,可以看出,采购企业和未被采购企业相比,被采购的企业其R&D投入平均值明显高于未被采购的企业;从企业年龄、股权集中度以及董事会规模来看,采购企业和未被采购的企业无显著差异,但是被采购企业在营业收入、企业规模及R&D人员等方面都显著高于未被采购企业。另外,被采购企业以高技术行业企业居多,企业性质方面,被采购企业民营性质较多,这也与样本大部分为民营性质有关,最后,被采购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进程要略高于为被采购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进程指数。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二)倾向得分匹配及平衡性检验

本文以估算出的PS值为基础,根据倾向值进行匹配,找出与采购企业相似的未被采购的企业。因此,我们选择最近邻匹配法,前向或后向寻找与采购组样本PS值最接近的未采购组样本,为采购企业寻找匹配对象。接下来需要对匹配效果进行有效性判断,判断方式主要包括共同支持假设和独立性假设检验。

共同支持假设要求保证每一个被采购的企业都能通过PS值找到与该企业相匹配的未被采购的企业进行对比。因此,我们提出了非重合区域的样本。我们对采购组与未采购组企业的PS分布进行近似,图2和图3分别为匹配前和匹配后采购企业与未被采购企业的PS值在采用最近邻匹配法后的核密度函数图。图中横坐标代表PS值,纵坐标代表概率密度,采购组的PS用实线表示,未采购组用虚线表示。可以看出,匹配前处理组和对照组的PS值得分布存在明显的差异。政府采购企业的自身特征(企业规模、年龄、R&D人员等)明显区别于未被采购的企业。两组样本间的R&D投入差异并不完全来源于政府采购的激励,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若直接对两组样本R&D投入差异进行比较,将会使统计推断结果产生极大偏差。匹配后的未采购组中只保留了与相应采购组企业PS最为接近的样本,剔除了未成功匹配的样本。匹配后两组样本间的PS值概率分布已经非常相似,即两组企业的自身特征已无明显差异,相较于匹配前可以直观地发现,PSM法极大地修正了采购组与未采购组企业之间的得分偏差,匹配效果比较好。

图2 匹配前PS的密度函数图

图3 匹配后PS的密度函数图

独立性假设指采购组与对照组在匹配变量上无明显差别,说明在控制两组样本共同的自身特征后,企业R&D投入存在的差异来自于政府采购的影响。如果采购组与对照组存在很大区别,则表明选取的匹配方法匹或配变量不合理,那么本次匹配则无效。对于独立性假设,本文主要检验了均值与标准偏差。标准偏差用来衡量样本企业主要变量匹配前后之的区别,如果匹配后标准偏差的绝对值越小,则说明匹配的效果越好。主要变量在匹配前后的样本特征情况以及匹配的平衡性检验见表2,若各个匹配变量在匹配之后的标准偏差值的绝对值小于20,那么可以认为匹配方法合适,匹配效果较好,匹配的估计结果比较可靠[30]。

表2 匹配变量及平衡性检验

(三)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1.政府采购对企业R&D投入影响的总体效果

在表3中,我们分别计算了匹配前与匹配后采购企业与未被采购企业的平均R&D投入,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匹配后,处理组的企业R&D值为9 965.19万元,对照组企业的R&D值为6 943.6万元,政府采购刺激企业额外支出 3 021.59万元的自有R&D支出,表明政府采购将使企业R&D投入提高3 021.59万元,并在通过5%的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基于PSM法检验表明,政府采购能够提高样本企业的R&D投入。基于微观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再一次证明了政府采购确实能够提高企业R&D投资,并且进一步证实了在中国现实背景下,政府采购能够有效促进企业R&D投入,假设H1得到验证。

表3 政府采购对企业R&D投入影响的总体效应

2.政府采购对不同治理结构企业R&D投入的影响效应

从表4中可以得出,政府采购对两种不同治理结构企业的R&D投入均有促进作用,这与总体样本的结论一致。但是,政府采购对不同所有权性质、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和不同董事会规模企业R&D投资的提升作用存在明显的差异。

表4 政府采购对不同治理结构企业R&D投入的影响

(1)以所有权性质分组的实证结果表明,政府采购对不同所有权性质R&D投入均有促进作用。政府采购刺激了国有企业额外支出9 614.58万元的R&D支出,非国有企业5 420.62万元,这表明,政府采购对R&D投入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假设H2得到验证。

(2)政府采购对不同股权集中度企业R&D投资的提升作用存在明显的差异,获得政府采购后,较高股权集中度的企业额外支出4 654.73万元的R&D经费,而股权相对分散的企业的R&D经费额外支出金额为7 109.87万元的,显著大于高股权集中度企业额外投资额。这表明,政府采购对R&D投入的促进作用在股权相对分散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假设H3得到验证。

(3)按照股权制衡程度分组分析的结果表明,政府采购对股权制衡程度高的企业R&D投入的促进作用效果更明显。以最近邻匹配为例,如果具有较高股权制衡度的企业获得政府采购合同,其R&D投入总量增加10 279.71万元;股权制衡度低的企业获得政府采购合同,其R&D投入总量增加2 509.35万元,政府采购对股权制衡程度高的企业R&D投入的促进作用效果更明显。假设H4得到验证。

(4)董事会规模会影响政府采购对企业R&D投入的促进作用。获得政府采购后,具有较大规模董事会的企业额外支出3 334.04万元的R&D经费,而董事会规模较小企业的R&D经费额外支出金额则为8 697.50万元。这表明,政府采购对董事会规模较小的企业R&D投入的激励效果更明显,假设H5得到验证。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2011—2013年我国上市中小企业政府采购数据,就政府采购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总体来看,政府采购能够有效促进企业R&D投入;第二,政府采购对企业R&D投入的促进效应因企业治理结构的不同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政府采购对国有性质、股权分散、股权制衡及董事会规模较小的企业R&D投入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有两点贡献。第一,以中国企业为研究对象,关注中国情境下政府采购与企业R&D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了中国政府采购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的R&D投入,该结论与针对发达国家的已有研究结果一致,表明了政府采购作为创新政策工具在不同制度环境中的适用性和有效性。第二,本文从企业这一微观层面发现了不同治理结构下政府采购激励效果的差异,将针对中国政府采购激励效果的实证研究拓展到微观企业层面,发现了企业所处的情境对政策作用效果的影响,丰富了现有的关于政府采购政策激励效应的研究。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政府采购有效促进了企业R&D投入,这表明政府采购在促进微观企业R&D投入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通过政府采购政策来促进企业R&D投入的培育和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应充分发挥政府采购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作用,适当扩大政策扶持范围及力度,为企业创造更多参与政府采购的机会,同时,本文研究还涉及到政府采购对不同治理结构企业创新投入方面的差异,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对微观企业创新实践活动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不仅政府部门应在采购政策的制定及实施中应该充分考虑政府采购有效性在不同企业的差异性,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更有针对性和客观性,企业也应当需要在认识公司治理作用的基础上,改善股权结构,确定合理的董事会规模,优化内部治理结构,借助政府采购提升企业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