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精特新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微观影响机理
——基于资金支持和创新激励的双重作用

孙 佳，吴小萌

(1.大连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4；2.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4)

2022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强调要支持引导行业领军企业和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专精特新企业深化改革、强化创新，加大培育力度。这一举措不仅有利于攻克中国产业链关键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关，而且符合国家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发展的重大战略安排。早在2011年工信部就提出“专精特新”概念，同年9月发布的《“十二五”中小企业成长规划》明确了中小企业“专精特新”的发展方向。随后，《工业强基工程实施指南 (2016—2020年)》正式提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目标。自此，政府展开一系列关于专精特新企业梯度培育的行动部署，把引导企业向专精特新发展作为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优化经济结构的有力抓手。2019年5月、2020年11月、2021年7月和2022年11月，工信部分4批发布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截至2022年底，已累计培育8997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万余家专精特新企业，为稳链、强链、补链提供基础支撑。在一系列政策作用下，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势头强劲，尤以战略性新兴产业表现突出。2022年，191家北交所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01.91亿元，平均营业收入7.86亿元，同比增长22.1%[1]。如此蓬勃发展的态势直观展现出专精特新政策的整体效果，而本文从微观企业视角检验这一系列政策是否真正提升了中国企业的绩效水平。

1 文献综述

企业绩效是衡量企业生产经营状态的结果性指标，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微观因素主要有公司治理结构[2]、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度[3]、企业服务化与数字化[4]、技术创新[5]等。可以说，企业绩效的提升关键在于资源的集聚和资源配置水平的优化。至于宏观政策所产生的影响，田淑英等[6]指出低碳政策能提高工业企业绩效水平；刘婷婷等[7]认为产业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这种影响具有延续性和累积效应，通过机制检验还发现补贴和创新激励是产业政策的重要传导机制；刘和旺等[8]证实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2012)》是通过倒逼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治理结构优化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戴亦舒等[9]研究国家政策和企业实践在数字化创新中的关系；谢获宝等[10]研究得出营改增政策实施带来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张阿城等[11]发现政策不确定性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以上研究证实了宏观政策对企业绩效存在着显著的影响，且政府资金支持和技术创新为重要的传导机制。

政府政策可以从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等多角度影响企业发展。LEE等[12]证实政府补贴可分担研发失败风险和降低资本成本，进而帮助中小企业克服研发风险。宋丽颖等[13]认为直接和间接税收优惠在不同政策目标和不同行业间的激励效应存在差异。单论专精特新政策方面，董志勇等[14]在阐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政策演进及培育态势基础上，论述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现实价值与制约因素，给出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江胜名等[15]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阐述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意义。刘宝[16]论述专精特新企业驱动制造强国建设的现实逻辑并提出实践路径。丁建军等[17]运用空间统计方法考察中国4922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并采用地理探测器识别其主要影响因素。刘晨等[18]研究得出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隐形冠军”企业这一企业发展成长路径。以上研究表明，学者关于政府政策对微观企业的影响较为丰富，为研究专精特新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奠定了良好基础，但仍存在一些不足：①现有专精特新政策的相关研究局限于定性分析，缺乏基于实证研究的政策效果评估；②政策影响的内部渠道有待进一步检验，现有文献提及的内在机制多为综合产业政策实施的效果差异，但企业针对专精特新政策的反应有所差异。

专精特新政策实施目的在于培育创新能力突出、细分市场占有率高、质量效益好的优质企业，实现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那么，专精特新政策对微观企业绩效的影响如何？这种因果效应的作用机理是什么？针对以上问题，本文以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PSM-DID模型，对政府资金支持和企业创新激励的双重作用下专精特新政策效果进行评估，分析政策实施效果的地区差异和企业产权差异。本研究有利于完善专精特新政策体系，强化政府资金支持对企业生产经营及技术创新的放大效应。

2 政策演变及理论分析

2.1 政策演变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侧重于规模和速度的经营方式为经济高速增长作出重要贡献[19]，但也留下了发展模式不精细、企业科技创新不足、产品缺乏竞争力等问题，产业链“断点”“堵点”现象突出。专精特新企业是制造业补链、强链的重要发力点。2011年，工信部首次提出“专精特新”概念，明确企业发展的思路方向，推动整体政策体系进入战略布局阶段。该阶段政策实施重点集中于优化企业营商环境、解决企业融资问题。2016年，工信部、发展改革委等4部门联合发布《工业强基工程实施指南 (2016—2020年)》，明确企业培育数量与具体条件，牵引专精特新政策体系进入细化实施阶段。该阶段，政府更重视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以期为中高端制造业发展与产业链“断点”“堵点”问题的解决提供方案。2018年，工信部正式发布《关于开展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工作的通知》，明确企业的基本条件、专项指标等。该文件设定企业筛选目标，使得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推选和培育正式落地实施，专精特新政策进入加速推进阶段，相关政策呈现指数式上升，政策数量和执行力度均有所增加。该阶段，政府提出要引导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加强自身创新能力和企业协作能力，强化产业链的韧性。

专精特新企业大多拥有某些专业化程度很高的核心技术，具备应对关键领域“卡脖子”的能力，能够保障产业链某些环节自主可控。因此，专精特新政策有助于实现产业链细分领域的技术突破与短板填补，在供给侧端为国内大循环奠基。而专精特新政策与微观企业绩效之间是否切实存在因果效应有待进一步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2.2 理论分析及假设提出

(1)专精特新政策与企业绩效。公司治理理论认为，企业终极目标是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而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持续增长的生产率[20]。要想获得更多的产出，就需要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技术创新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源泉[21]。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和外部性抑制了企业研发积极性，而政策可以促进技术创新和推动产业发展[22]，调节市场失灵[23]，提升微观企业的价值创造力。当然，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也存在政府错配资源的可能性，束缚了企业绩效水平的提升[24]。以政府补助为例，适度的政府补助会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促进研发成果转化，提高企业绩效。然而当企业研发资金主要依赖于政府资助时，研发风险与成本降低，研发压力减小，效率下降，研发成果无法高效转化为经济利益，这对企业的长期发展并没有好处[25]。

专精特新政策既包含大类扶持政策，也包括企业梯次培育细则[26]。其中，梯次培育细则把优质企业的培育标准划分为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4个方向，不同梯次的企业评价标准不同，需要层层筛选、逐级达标。达标的企业可以进入政府扶持名单，并参与下一梯次的选拔，享受更高级别的优惠待遇；对不达标的企业则重点观察，激励企业优化产品结果，提升企业竞争力。在扶持政策方面，对于达标企业，政府主导联合科研院所、金融机构、行业龙头企业以及专业化服务商共同构建多元化的企业服务生态。政府一方面以认定奖励、资金补贴、资源倾斜等方式直接支持达标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政策引导各类机构为达标企业提供人才、技术、资金等专业化服务，助力企业发展，如科研机构提供人才、技术支持和产学研合作，金融机构提供相匹配的科技金融服务等。据此，提出研究假设H1：专精特新政策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2)资金支持的作用机理。一般来说，政府会采用直接干预和间接引导的方式来解决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资金困境。直接干预指政府的直接财政补贴。财政补贴在短期内是一种可利用的资源，但会刺激企业过度投资[27]，造成长期的资源隐患[28]。在资金补贴方面，专精特新政策通过设定标准进行企业认定，激励企业优化资源配置，高效利用财政补贴，提高企业绩效。间接引导表现为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政府会通过出台相应的信贷政策、设立专项企业发展基金等方式，引导相关政府产业基金和社会资本等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银行信贷是影响企业绩效的关键因素，银行信贷的可获得性、通畅性、及时性、低廉性等决定了企业资金使用成本的高低[29]。企业健康发展需要合理的股权结构支撑[30]，在股权结构优化的可选模式中，引进私募股权风险资本，私募股权机构以入股的形式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机构投资者在监督成本一定的情况下，持股比例越高，机构投资者能获得的收益越大[31]，这样更能深入作用于公司治理，能够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作用[32]。基于以上观点，提出研究假设H2：在其他政策不变的情况下，专精特新政策通过资金支持影响企业绩效。

(3)创新激励的作用机理。为提升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能力，地方政府大多从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和加强产学研合作3个方面制定激励措施。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方面，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尤其体现在研发周期、专利申请和成果转化等方面[33]。大多专精特新企业规模较小、存续时间短、资金实力弱，且产品要求标准高，因此创新研发的周期较长，研发投入的经济回报可能滞后多个经营年度。然而从长期看，技术创新的累积效应可能会显著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34]。在企业融通方面，大型企业资源实力雄厚，牵头创建资源共享平台、创立创新联合体，为中小企业提供市场、技术、人才等支持。中小企业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可以专注细分领域深耕细作，重点突破产业链供应链上的“断点”“堵点”问题。大中小企业之间资源共享或资源互补能产生新收益，这些收益会激励企业配置资源效率的改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增强[35]。异质性资源是产学研合作的基础，成员投入的互补性资源经企业整合而形成动态能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基于以上观点，提出研究假设H3：在其他政策不变的情况下，专精特新政策通过创新激励影响企业绩效。

综上所述，专精特新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资金支持和创新激励的组合净效应。根据上述分析，构建本研究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理论框架

3 研究设计

3.1 PSM-DID模型

专精特新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可能来自“时间效应”，也可能来自政策引起的“处理效应”，因此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对政策净效应进行有效合理评估，基本模型为：

Yi，tpsm=α0+α1Policy×Posti，t+α2Sizei，t+α3Agei，t+α5Levi，t+α6PPEi，t+μi+λt+εit

式中，i和t分别表示企业个体和年份，Yi，t是解释变量，表示第i个企业第t年的企业绩效；Policy和Post均为虚拟变量；Policy×Posti，t是交互项，是核心解释变量，反映专精特新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因果效应；企业规模 (Size)、企业年龄 (Age)、资产负债率 (Lev)、固定资产规模 (PPE)为控制变量；μi为个体效应，λt为时间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3.2 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专精特新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选择利润总额、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增长率3个指标分别衡量企业的盈利能力、经营能力和成长能力，运用熵值法计算得到企业综合绩效。

(2)解释变量：专精特新政策。本文以是否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虚拟变量与政策实施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表征专精特新政策的净处理效应。将获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上市公司设置为1，作为实验组，将余下的公司设置为0，作为对照组。在政策实施时间虚拟变量方面，考虑到本文重点研究专精特新政策对微观企业绩效的影响。根据前文描述的政策演变历程分析可知，专精特新政策对微观企业的纾困和支持集中于战略布局阶段和细化实施阶段。而战略布局阶段虽明确专精特新概念和思想指引，但未明晰企业培育具体措施。因此，本文以2016年颁布的《工业强基工程实施指南 (2016—2020年)》为政策实施的准自然实验。考虑到年份完整性，将2017年作为专精特新政策的实施期，2017年及之后的时间虚拟变量设置为1，2017年之前的设置为0。

(3)中介变量：资金支持和创新激励。采用企业层面政府补贴来衡量专精特新政策的资金支持，以企业研发投入衡量专精特新政策对企业的创新激励。

(4)控制变量：参考肖振红等[36]的研究，从企业基本特征和财务特征两个方面选取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产负债率以及固定资产规模4个控制变量。

各变量的类型、名称及定义见表1。

表1 变量类型、名称及定义

3.3 数据说明

选取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数据进行处理：①剔除ST类企业；②剔除数据缺失严重的样本观测值；③剔除政策发布之后成立的企业样本。基于上述数据筛选，最终得到18118个样本。本研究的企业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企业年龄等数据手动整理计算得出。

4 实证分析

4.1 倾向得分匹配结果分析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PSM)对样本进行检验，使实验组和对照组尽可能相似。选取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产负债率、固定资产规模作为协变量，构建Logit模型进行回归得出倾向得分，并采用最近邻匹配方法进行1:1匹配，结果见表2。

表2 倾向得分匹配平行性假设检验

由表2可知，匹配后所有的匹配变量的标准偏差均大幅下降且最终结果小于2%，这说明对照组和实验组的匹配效果较好。根据t检验结果，匹配前所有变量均在1%水平显著，匹配后各变量不显著，这说明匹配后专精特新企业和非专精特新企业不再存在显著的系统差异，保证了后续双重差分结果的可靠性。图2是截面PSM共同支撑假定检验的图像，可以看出实验组和对照组绝大多数样本都在共同取值范围内。

图2 截面PSM的共同支撑假定检验

4.2 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模型的关键在于模型要满足平行趋势检验，为验证模型的适用性，构建模型为：

式中，Policy×Yeari，t是一组虚拟变量，系数δk表示特定年份实验组和处理组之间数据的差异。专精特新政策实施期为2017年，本文以政策实施期的前3年和后4年 (2014—2021年)作为政策平行趋势检验的参考年份。图3为平行趋势检验结果，竖线表示95%的置信区间。可以看出，专精特新政策细化实施前，系数估计值均不显著，这说明专精特新企业和非专精特新企业有较为相同的发展趋势，满足平行趋势假定。而专精特新政策细化实施的第2年，模型系数显著且系数逐渐增大。这说明政策细化实施后，专精特新企业与非专精特新企业的绩效水平差距逐渐拉大，政策效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图3 平行趋势检验

4.3 专精特新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检验

倾向得分匹配为双重差分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一组与实验组具有相似特征的对照组样本，使得实证结果更为可靠。专精特新政策对企业绩效影响效应的回归结果见表3。

表3 专精特新政策影响企业绩效的基本回归

表3中代表专精特新政策的虚拟变量Policy×Post的系数估计值为0.021，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专精特新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绩效水平，实证结果验证了H1。在充分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政策实施使得专精特新企业的绩效水平相比非专精特新企业提高了2.1%。从前文理论分析得知，专精特新政策一方面推行各种惠企政策，为企业提供便利；另一方面明确专精特新企业的审批标准，如基本条件、经济效益、专业化程度、创新能力、经营管理专项指标等，激励企业提升生产经营效率。

观察控制变量，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对企业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规模代表一定的资金、技术等资源优势，企业年龄衡量企业的生存能力和经营经验。规模或者年龄较大的企业在优化自身生产经营、降低生产成本方面更有能力，能较好地提升企业绩效；资产负债率对企业绩效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因为企业的资本结构虽然影响其财务风险，但也可以缓解资金困境，满足企业生产经营和技术研发的资金需求，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水平；企业固定资产规模的系数显著为正，固定资产代表企业资产实力，规模越大，企业生产经营的基础越好，越有利于企业绩效水平的提升。

4.4 稳健性检验

(1)替换企业绩效衡量指标。为检验专精特新政策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稳健性，采用企业净利润 (Profit)替代基础回归中的综合熵值作为被解释变量，结果见表4。Policy×Post的系数为0.161，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再次验证了本文的核心假设H1。

表4 稳健性检验

军庄镇由于富含奥陶系中统马家沟组石灰岩，这种石灰岩是用于制作水泥、电石、溶剂的最重要矿产资源.由于资源开发的需要，曾在这里修筑了通往采石场的公路，该公路横穿阴山沟向斜北翼岩层，形成了现成的、出露较好的地层剖面.

据此，首先用Stata16.0软件对Policy×Post变量随机抽样，重复500次，查看系数与基准估计结果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抽样估计结果中，大于基准估计结果的次数为0，可以推断出τ=0，证明受到不可观测因素影响的可能性较小。图4为安慰剂检验和核密度分布图，系数估计值分布在零的附近，且服从正态分布，符合安慰剂检验的预期。

图4 安慰剂检验结果

5 机制检验

基于前文的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专精特新政策可能通过资金支持和激励企业创新来提升企业绩效。为了检验这两种作用路径的存在，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5.1 资金支持

为了检验资金支持影响机制的存在，构建模型为：

Yi，tpsm=α0+α1Policy×Posti，t+α2Controlsi，t+μi+λt+εit

Fundi，tpsm=β0+β1Policy×Posti，t+β2Controlsi，t+μi+λt+εit

式中，Fundpsm代表中介变量，即资金支持，采用企业财务数据中的政府补贴来衡量。其他变量与前文一致。中介效应的原理是，如果α1和β1的系数均显著，则说明中介效应成立，继续检验系数φ1。如果φ1显著，是不完全中介效应；反之，则是完全中介效应。结果见表5。

表5 资金支持中介作用的回归结果

表5列 (1)显示，专精特新政策与企业绩效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该结论在前文的实证结果中已有论述。列 (2)检验了专精特新政策对政府资金支持的作用，回归系数为0.236，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专精特新政策能够从提高政府对企业的资金支持方面入手，以支持和激励企业生产经营，H2得以验证。根据中介效应的检验原理，列 (1) (2)的系数值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即通过中介效应的第一步。列 (3)是中介效应的进一步检验结果，系数为0.055，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专精特新政策通过增加政府对企业的资金支持来提升企业绩效水平，但政府资金支持在专精特新政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只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并不是完全中介作用。

5.2 创新激励

为了检验创新激励影响机制的存在，构建对创新激励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的具体模型为：

Yi，tpsm=α0+α1Policy×Posti，t+α2Controlsi，t+μi+λt+εit

Inovi，tpsm=γ0+γ1Policy×Posti，t+γ2Controlsi，t+μi+λt+εit

式中，Inovpsm代表中介变量，即创新激励。考虑到专精特新政策专注于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伴随着政策实施，企业会增加对创新研发的支持力度，因此用企业财务数据中的研发投入来衡量专精特新政策对企业的创新激励作用。其他变量与前文一致。在该影响机制中，如果α1和γ1的系数均显著，则说明中介效应成立，继续检验系数ζ1。如果ζ1显著，是不完全中介效应；反之，则是完全中介效应。结果见表6。

表6 创新激励中介作用的回归结果

表6列 (1)是专精特新政策与企业绩效的相关关系，前文实证结果已有论述。列 (2)是专精特新政策与企业创新激励的关系，Policy×Post的系数为0.176，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专精特新政策有显著的正向创新激励作用，即专精特新政策实施之后，企业为了迎合政策导向会加大创新研发投入，H3已验证。根据中介效应的检验原理，列 (1) (2)系数均显著为正，证明通过了中介效应的第一步。进一步检验结果见表6列 (3)，变量Policy×Post与Inov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创新激励对企业绩效产生部分中介效应。因此，专精特新政策能加大企业对研发的支持力度，通过对重大技术突出、产业成果转化项目给予奖补等方式来激励企业持续创新，创新激励的影响机制得以验证。

6 异质性分析

本文异质性检验主要回答以下问题：专精特新政策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是否因企业产权性质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呈现差异化效果。

6.1 企业产权性质

企业所有权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基础，会对公司内部治理产生决定性作用[38]。国有股权、私有股权、机构股权和外资股权等的多元投资主体必然导致资源配置偏好和利用效率差异[39]。专精特新对企业资本积累和规模效应的要求并不高，民营企业因其灵活度高，可以更迅速响应国家的专精特新政策。那么专精特新政策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是否因企业产权性质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本文基于式 (1)分别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样本进行回归，表7列 (1)～ (3)分别显示专精特新政策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绩效影响的估计结果。

表7 企业产权性质异质性回归结果

国有企业Policy×Post的系数估计值为0.067，民营企业Policy×Post的系数估计值为0.075，均在1%的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外资企业Policy×Post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专精特新政策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专精特新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企业绩效水平，且对民营企业绩效水平的正向促进作用最高，但对外资企业的绩效水平没有影响。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国有企业具有更好的资源优势，在专精特新政策实施力度不断加大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可以凭借自身良好的经济基础和人才、资金优势更快地进行技术创新，攻克技术壁垒，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企业的绩效水平；民营企业不具备国有企业的先天优势，但民营企业大多是中小企业，企业灵活度较高，在面对严格的资源环境约束和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政策时，能够迅速做出反应，迎合政策导向，转变生产经营方向，专注某一领域，加大创新力度，提升企业在细分领域的竞争力，提高企业绩效水平；外资企业往往具有更先进的生产设备且经营环境较好，因此受专精特新政策的影响较小。

6.2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企业对政策的反应程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关系，东部地区人口集中、信息发达，无论是产能利用率还是技术效率、设备利用率都远高于其他地区[40]。那么，专精特新政策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效果会存在地区差异吗？为考察该影响的差异性，本文在国家统计局对东中西三大经济带划分的基础上，将31个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经济带，并基于式 (1)分别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8列 (1)～ (4)。

表8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的回归结果

东部地区Policy×Post的系数估计值为0.088，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中部地区Policy×Post的系数估计值为0.025，在10%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Policy×Post的系数估计值均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专精特新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即专精特新政策提升了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的绩效，且对东部地区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但对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企业绩效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经济实力雄厚，数字化水平高，交通运输发达，企业对政策的吸收效果较好；中部地区的培育态势在湖北、重庆等地的带动下势头强劲，企业呈现出地域生产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优势和特色，专业化能力强，对政策吸收也有优势。相比之下，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且交通不发达，人力资源弱，企业发展受专精特新政策影响较小；东北地区未发挥出中国老工业基地工业基础雄厚的优势，“小巨人”企业数量占比也呈现下降态势，并未普遍享受到专精特新政策红利。

7 结论和建议

本文将专精特新政策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从理论上剖析资金支持和创新激励双重作用下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以2011—2021年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PSM-DID模型实证研究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企业产权异质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的检验。研究结论如下：①专精特新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绩效，此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衡量指标、安慰剂检验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②专精特新政策通过政府提供资金支持和对企业进行创新激励促进企业绩效水平的提升，创新激励作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果大于政府资金支持所产生的影响；③专精特新政策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存在企业产权性质上的差异，影响效果在民营企业中最显著，其次是国有企业，对外资企业并不显著；④专精特新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也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效果最显著，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效果不显著。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1)完善专精特新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优化实施企业分类培育策略。中国之所以大力实施专精特新政策且不遗余力地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主要是因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稳链强链补链的重要支撑，也是改善民生的中坚力量。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专精特新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水平，故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政策体系既能提升企业的绩效水平，又能扩大就业、保障民生，在整个经济社会中形成良性循环。因此，应加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培育力度，构建梯度培育体系，储备一批、培育一批、成长一批、壮大一批；鼓励企业专注产业链具体环节的同时引导企业向行业龙头靠拢，发挥各类服务机构的优势作用，为优质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创业创新、投资融资、人才培训等服务。

(2)构建企业协同创新体系，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专精特新企业突出特点是专注细分领域，掌握某项独门绝技。企业要想成为细分领域“领头羊”，创新是关键。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专精特新政策能够通过政府资金支持和对企业进行创新激励来提升企业绩效。因此，要加强政、产、学、研、用等多主体联动，促进信息流、技术流和人才流的融合，协同推进专精特新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大专精特新企业的财政资金支持，保障企业创新投资充足。

(3)构建企业融通生态，加大特定地区政策支持。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专精特新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企业产权差异性和地区差异性。因此，有必要构建企业融通生态，发挥“小巨人”企业的带动作用，借助国有企业的资源优势和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力，从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人才链、服务链入手，实现全面融通发展，形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企业发展生态。此外，加大对西部和东北地区企业的政策支持，鼓励西部地区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优势，推动企业专业化发展；鼓励东北地区充分利用老工业基地雄厚的工业基础，推动企业精细化新颖化发展。最后，做好服务保障，完善创新激励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对中小企业权益的保护。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专精特新企业以中小企业和非上市公司为主，考虑到中小企业数据零散以及非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可得性差等因素，本文仅以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所得结论建立在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基础之上，对政策效应的评估有待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