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三持存到数字持存
——数字技术背景下对斯蒂格勒技术现象学的新解读

陈 朦

(南京大学 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23)

2020年8月,法国著名现代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在巴黎逝世,由其写作的《技术与时间》(1)国内现已翻译出版了斯蒂格勒三卷本的《技术与时间》:《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但就斯蒂格勒本人的写作计划而言,《技术与时间》实际上还有第四卷(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tome 4. Facultés et fonctions de la noèse dans l’age post-veridique)的延伸,也正是在第四卷中斯蒂格勒试图继续思考自前三卷出版以来所出现的新问题。2017年,斯蒂格勒曾向其朋友与同事分享了两份与第四卷相关的写作草稿,2021年丹尼尔·罗斯(Daniel Ross)基于法文原稿完成了英文版(Technics and Time, 4. Faculties and Functions of Noesis in the Post-Truth Age)的翻译工作,不过很可惜的是,随着大师的猝然离世,第四卷尚未问世。作为思考技术、时间、符号、后工业化、消费社会与人类未来生存的关键文本,一度被认为是20世纪末法国哲学界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在三卷本的《技术与时间》中,斯蒂格勒沿革由海德格尔、胡塞尔开启的现象学理论与肇始于贝特朗·吉尔(Bertrand Gille)、安德烈·勒鲁瓦-古兰(André Leroi-Gourhan)和吉尔伯特·西蒙栋(Gilbert Simondon)的技术哲学的谱系学线索,通过揭示人性结构在本体论意义上的代具性特征,以及记忆结构在技术层面的持留特征,对技术与人的关系作出了全新的解读,对技术与人的生成过程、现实境遇与未来愿景给予了全方位的观照。时至今日,这一分析路径仍旧具有强烈的现实效应。尤其是在大数据、云算法与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信息通讯技术大行其道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主体对于时间的感受、技术对于记忆的掌控等,无一不落入市场计算的云端网络之中,成为资本与政治所计算和调制的对象。但是,斯蒂格勒也指出,技术的药理学特征使得面向技术的未来呈现出不确定性的特征,技术究竟是一副良药还是一剂鸩毒,仍是一个具有开放性质、有待理论省思和实践探索的问题。

一、向死而生:基于技术现象学的三级结构

在海德格尔藉由时间维度通达此在(dasein)之前世今生的现象学观念中,斯蒂格勒颇有受益。此在的时间性原则表明,此在总是一种意图实现自我超越的趋势存在,“在生和死之间,存在犹如绵延(Er-streckung)一样伸展于已经和尚未之间。这种外移建立在一种死亡的背景之上:自我超前所提前的,是此在自身的死亡(或终结)”[2]7。面对这种未知的死亡,此在的超前性选择要么堕入完全未知的不确定性之中,沦为“无度”的生存;要么通过器具(技术)的意义性指引系统,将不确定性的死亡呈现在实际性的操作之中,这是一种关涉“计算”的生存。对于海德格尔而言,无论选择哪种生存方式,其终极结果都是此在的沉沦,但是对于斯蒂格勒而言,恰恰是对于实际性的追求使得此在的生存性起源被烙刻上了技术的本质印记,正是技术使得过去的显现成为可能,也正是技术构成了此在面向真实的时间背景,于是二人的差异便显现于此。因此,当海德格尔用时间观照此在时,斯蒂格勒走向了用时间观照技术的理论构境,通过强调技术作为人之本质的第二起源,以此说明技术与人在时间当中的本体论关系,这就是技术现象学。对斯蒂格勒而言,技术现象学所试图回应的问题在于:如何从技术的视野理解此在的生存性构造,以及如何从时间与历史的视野说明此在的生存论状态。借由爱比米修斯与普罗米修斯两大古希腊神话形象的哲学隐喻,斯蒂格勒将人的本质指认为双重过失——遗忘与盗窃——的产物,其中遗忘意味着人之缺陷的存在,而盗窃则意味着人之本质的外在化特征。将人的本质建立在技术之上并不是强调人对于技术的主导性,也并非强调技术对于人的决定性作用,而是主张从“人—技术”的本体论结构出发,思考人与技术的联结关系,思考此在是如何从它的本质的时间性进入到历史的过程之中,以及如何向着未来的时间性实现不断的延伸。

(一)人之存在的代具性结构

技术是对人的缺陷的补足,而人类本身就是各种技术秩序的产物。在《普罗塔戈拉斯》的神话中,人诞生于一无所有的处境之中。当众神于地底创造出宇宙万物,并委托普罗米修斯与爱比米修斯给每一种动物分配必要的技能之时,由于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他使“所有动物都适当地各获其长,唯有人赤身裸体,既无衣履也无尖齿利爪”[2]220,也即是说,当所有动物都能够凭借其生存的本能驰骋遨游之际,唯有人独自面对来自地面炽热的阳光而无所依凭。因此,人的诞生始于遗忘,遗忘的后果就是原始性的缺陷,这种缺陷意味着人不可避免地陷入自身的消亡之中,而为了延缓这种消亡,人只能不断地发明、创造与实现属于自己的性能。在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为弥补其胞弟的过失而盗取的火种,就是弥补人之“缺陷”的隐喻。由此,援引自人类学的哲学思辨进一步启发了斯蒂格勒从全新的角度思考人的本质性问题,即代具(2)代具(prothèse),也称为义肢,本意是指用于替代肢体的器具,也意指失去某个肢体的躯体对于某种不属于躯体本身的外部条件的依赖关系。而在斯蒂格勒的语境中,代具泛指一切人身体以外的技术物体。(技术)的产生,意味着必须将人之缺陷与人之存在紧密地联系起来,缺陷构成了存在的第一性问题,而不是相反。这同时也意味着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想预设,人作为技术性的存在,其本质恰恰是外在于人的,“人—技术”的代具性结构表明,人的进化与技术进化依循的是同一路径。

(二)人之记忆的持存性特征

既然技术性存在是人之起源的先行条件,而这种先行性又总是基于外在化的工具与记忆,那么与一般生物的遗传记忆不同,人类历史的记忆踪迹持存于各种工具制造、书写助记乃至今天流行的数字模拟之中。正是这种先行外在化的历史时间,赋予人类在存续文明印迹的同时获取超越一般生物程序的可能性。在这一过程中,生命的形式既表现为特定的历史形式与阶段,同时也呈现出“谁—什么”的一般性特征。但是“谁”一定代指“人”吗?“什么”一定代指“技术”吗?斯蒂格勒否认从这样的主谓结构出发思考人类进化的历史问题,他从德里达的思想中挪用了相关差异的概念来理解生命的衍生与进化。相关差异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延迟,其二是相异:就延迟而言,它意味着人总是滞后性地面临生存的困境,一如爱比米修斯的遗忘使得人落后于其他动物;就相异而言,它意味着人总是要在过去、现在、未来的生命重复中实现进化的偏离。技术性的超前弥补了人迟来的困境,而技术作为过去的纹迹也为生命的延续提供了工具性基础,也即是说,人的进化熔铸于技术性的程序之中,而技术的进化又蕴含于生命的进程之中。借由技术而结构化的个体经验与共同体经历,以循序可变的方式贯穿于人类历史始终。由此可见,“相关差异既不是‘谁’,也不是‘什么’,它是二者的共同可能性,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往返运动,是二者的交合。缺了‘什么’,‘谁’就不存在,反之亦然。相关差异在‘谁’和‘什么’之外,并超越二者;它使二者并列,使它们构成一种貌似对立的联体”[2]166。相关差异再一次表明“人—技术”的共存结构不仅仅关涉人之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关涉人之历史的问题,正是在存续的记忆之流中,共同性的时间经验得以保留,而被留存的历史踪迹也得以在不断生成的未来中获取复活的可能性。

(三)人之历史的时间性原则

然而,生命一旦成为技术,也就意味着走向一种滞留的有限性,即生命的产生总是要建立在非生命的技术之上,斯蒂格勒称之为后种系生成(3)后种系生成(epiphylogenèse),来源于生物学意义上的种系生成(phylogenèse)概念,即物种的生成过程无非是通过不同阶段的发育展示种属生来具有的特性,epi的前缀表明后种系生成与种系生成的模式恰好相反,物种的特性并非生来具有而是在后天的生长过程中逐渐形成。在此,斯蒂格勒以此概念表明技术的后种系特征,并由此说明人的本质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而逐渐获取的。的进化模式。并且因为死亡的超前在此,人在技术中诞生也即是在死亡中诞生,为死而存在要求人必须不断跟进技术的“超前”存在,以不断临近自己的死亡。为此,斯蒂格勒将海德格尔的“此在”转义为技术的“已经在此”,通过过去与将来的时间性引入,赋予“人—技术”的生存架构以历史性的底色。

首先,“已经在此”就是技术的存在论含义。在人类现有的历史痕迹之中,从图腾、燧石、文字到摄影、录音、电视,再到今天由算法控制的计算机和移动网络等,技术的进化历经了一系列外在形式的演进过程,从而将人关于过去的记忆(或行为的经验)固定在外在化的物质载体之中。其次,“已经在此”表明技术首要的时间形式总是表现为过去,即一个我未曾经历、却又属于我自身的过去,“它既像一份礼物,也像一笔债,或者说是一种命运:并不几乎为生物决定论意义上的‘编码’,而是一种包容了此在之未来的一切存在的数字”[2]165。也即是说,恰恰是在技术所赋予的时间之流中,此在在当即此刻通过继承过去以谋划未来:一方面,由于技术总是过去制造的产物,因而它总是构成将要发生之事(或行为)的先行条件;另一方面,作为对过去之事(或行为)的回忆,技术又直接引发了当下自我的自主性实践,这是由技术客体向主观实践的逻辑链接。最后,技术体系的生成既是一整套物质记忆载体的生成,同时也是一整套意义指引系统的生成,因而“已经在此”的技术体系在关涉制造使用的同时也关涉如何建构世界的议题。“所谓已经在此就是时间的前提和背景,它如同我从未经历过、因此只能在留存的纹迹中捕捉的过去。这就是说,如果没有人为性记忆的载体,就不可能有已经在此,也不可能发生和时间的关系。我赖以存在的、先于我的世世代代的存在记忆,就是通过这类载体世代相传的。”[2]187在此,斯蒂格勒凭借“已经在此”的技术体系表达了与海德格尔的“历史性地被抛”、马克思的“历史性的生产力前提”相类似的时间性原则。

二、走向迷失:记忆的工业化转向

记忆,无论在个体层面还是集体层面,始终构成了人类生存历史之中的精神性盈余,而那些未被铭记的印迹则构成了遗忘的历史。在记忆与遗忘的间奏之中,全部历史的面貌总是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呈现为不在场的在场性。直至技术的出场,遗忘的历史才在存在论的意义上获得了物质性与认知性的补足,尤其是在今天全面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技术背景之下,遗忘的边界更是被大大地压缩,直至最后,“记忆成了常态,而遗忘反而成了例外”[3]72。但是技术作为外在化的记忆模式并不能完全取代人之记忆的主体视角,记忆的技术性持存反而造成了更为彻底的遗忘境况。正如斯蒂格勒指出“记忆就是遗忘”[4]147,普罗米修斯为人带来的技术之火实际上构成了人存在的第二重过失——即记忆滞留的有限性。

在柏拉图的《斐德罗篇》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通过书写之神塞乌斯的故事表达了对记忆之书的独到见解,在其看来,文字是药(pharmakon),但这剂药“只能起到提醒的作用,不能医治遗忘”,人们固然可以“借助于文字的帮助,可以无师自通地指导许多事情,但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实际上一无所知。他们的心是装满了,但装的不是智慧,而是智慧的赝品”[5]197-198。这也即是说,文字的药性存在表明,它兼具记忆与遗忘的双重特征,当人依赖外化的记忆来帮助记忆之思时,人实际上便滑向了遗忘的深渊,对于斯蒂格勒而言,技术的存在同样表述了类似的两难处境。在技术的后种系生成中,人的进步与退化遵循的是同一条路径,人的特有属性恰恰就在于其身体(和精神)的不适应性:“躲在屋檐下时他像只海龟,利用镊子把手加长时他像只螃蟹,成为骑士时他像匹马,但每次他都重新准备好应付别的变化;他的记忆被转移到书中,他的力量由于使用耕牛而成倍地增长,他的拳头因借助于锤子而变得更硬”[6]245-246。屋檐、镊子、书本以及锤子等,毫无疑问使人成为无比强大的存在,却也使得人虚弱无比,因为一旦代具性的技术撤离,人将无所适从地陷入死亡。

然而问题却并非表面上的遗忘那么简单,斯蒂格勒也并非借由遗忘的发生来展开技术的批判,对他而言,遗忘只是技术的附带性产物,问题的关键在于技术在今天的发展已经重构乃至颠覆了构成历史质性的记忆与遗忘的辩证法,当前的遗忘是对于遗忘本身的遗忘。这首先是因为技术性存在作为已经在此的时间客体,虽然外在于人本身,却能够通达至人内在的时间意识,即以滞留当即在此的时间痕迹连通“已经发生”的过去与“即将发生”的未来。而通达得以发生的关键就在于“通过时间物体:意向性因关系到时间物体(zeitobjekt)而与本身就是流程的意识的时间流动性相吻合”[4]226,在对时间物体的感知中,这种感知既是感知的持续,也是对持续的感知,时间物体的作用恰恰在于对意识内在意向性流程的补足。斯蒂格勒将这种作为内在意识的外延的时间物体看作是接续胡塞尔第一、第二记忆的第三种记忆,也称之为第三持存(4)第三持存(tertiary retentions)是斯蒂格勒对胡塞尔持存(reténtion)概念的继承与发扬,既意指“抓取”的动作,同时也意指“留存”的结果;出于译法的不同,学界也曾将第三持存译为第三持留、第三滞留,其实皆为同一含义,本文暂取“第三持存”的简单译法。在斯蒂格勒的定义中,第三持存象征着技术的痕迹,是第一记忆与第二记忆的物质性表现形式,就此而言,文字、书籍、照相、电影、录音机以及今天的互联网络其实都是第三持存的表征案例。。在胡塞尔对时间意识的现象学分析中,第一记忆指涉当前正在流逝且被如实感知到的当下,而第二记忆则指涉已经消失、却能够靠回想而重新获得的重新记忆,因为即时记忆与重新记忆的根本差别,胡塞尔既将第一记忆与第二记忆对立起来,同时也认为图像记忆(胡塞尔所认为的第三记忆)是对原初记忆的背离,因此他通过排除从第一记忆到第三记忆的非连续性,以此确认当下感知的绝对优先性。对此,斯蒂格勒表达了不一样的看法。在斯蒂格勒看来,时间客体的存在意味着必须以动态的方式来理解此在的时间性问题,并且只有在时间客体(第三持存)的补足与延伸当中,此在关于时间的认知才能构成其内在的统一性。这是斯蒂格勒对于记忆客观化转向的肯定性指认。

为此,斯蒂格勒详尽阐述了照相与电影技术的时间性问题,并在对音乐的解读中重新确立了第三记忆相对于第一、第二记忆的统摄作用。在由摄影所定格的图像之中,照片参照实在之物的意向性同时衔接起了现实与过去的双重状态,即“衔接我的现在与我不曾感知却像时间性母体那般熟悉的过去”[4]17,让参照物在行将消逝的瞬间即刻封存,同时又无休止地回归,这种往复的回归过程就是时间的过程。而当照片动画成电影时,现实与过去的参照结构便立即发生了改变,过去不仅被保留了下来,同时也被保留在运动之中,并且由于剧中人、演员与观众的共同参与而使得“现实—过去”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复现于相互连接且延迟的重合之中。对此,斯蒂格勒总结称,电影技术的特殊之处在于两层维度的重合:一方面,它使过去与现实相重合,使实际性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它使得电影自身的时间之流与观看者观看的时间之流相互重合,使对实际性的认同成为可能。斯蒂格勒将后者指认为通过电影技术而建构起来的“认同机制”。就此而言,音乐同电影一般,从根本上来说也同属于这种由运动所构成的时间之流,并在其中发生从对音乐的感知(第一记忆)到对音乐过程的感知(第二记忆)的连续性与统一性过渡。一方面,第二记忆的必要性恰恰建立在原初记忆的有限原则之上,丧失记忆的可能性恰恰构成了记忆本身;另一方面,第二记忆并非是对原初记忆原原本本的复读,而是在反复聆听的过程中进行选择、拆卸与重组,就此而言,第三记忆的物质性载体便为这一重复过程提供了适当的记录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下是重新记忆的未来之实现。无论与重新记忆的事件相连的超前能否实现,都会影响记忆本身,且通过回溯而将某种特殊色彩赋予再制造。……转向某种记忆的可能性和针对记忆中后来实现(或非实现)的期待的可能性都会把回忆纳入体验的统一流程中”[4]265。

由此可知,在斯蒂格勒关于影音技术的论述当中,技术实际上是通过制造认同与统一的方式克服了遗忘的消极性影响,在时间客体的补足与回溯中,记忆真正实现了从原初性感知向时间性持存的转变,并且获得了主体意识与外在时间意识的共时化效应。这是“人—技术”在当前社会中共存的必要性基础。但是斯蒂格勒随即也指出,技术对于人类遗忘的干预蕴含着比遗忘更为深刻的危机。因为在技术体系的划时代转变当中,技术不仅克服了遗忘的可能性,同时也确立了划定记忆与遗忘边界的新的标准。当康德意义上的隶属于主体自主性的认知图型被技术模拟系统所取代时,当主体内在的时间意识无意识地认同并归因于外在的时间意识时,随工业化而来的技术秩序实际上彻底剥夺了个体想象的能力,而康德所谓的认知综合也将逐渐让位于工业化被动综合。在此,技术的药理性特征随即获得了更深刻的含义,这种兼具解药与毒性的药效特征,与其说是表征为记忆与遗忘的对立关系,倒不如说是表征为主观感知能力与客观记忆体系之间的矛盾趋势。要言之,这种矛盾更为深刻地体现在现代技术的工业化历程之中。因为“在模拟、数字及生物综合的时代,滞留有限性被经济核算,成为工业投资所看好的对象。经济导向其切实的‘主动性’,这便直接导致了被视为计算的时间以霸权形式实现的局面”[4]113,以至于技术的世界越是强大,人类的世界越是走向“非人化”,关于“谁”的认知将消解在关于“什么”的发展历程之中。

在此意义上,如果从工业化被动综合的视角对时间意向性的流程作逆向解读,那么记忆持存体系的工作机制则表现为:第一步是对内在时间意识的解构,并且在技术体系中复刻基础性的认知构件;第二步是实现由内向外的分离,从而形成基于意识碎片的记忆拼贴;第三步是依循记忆遴选的准则制造意识,以使内在化的自我意识转向对外在化的时间客体的认同。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人内在知性综合结构的破坏,以及记忆彻底实现了工业化的转向,进而沦为市场原则俘获的对象,在这个阶段中,意识的转变将彻底导致意识的摧毁,从而沦为集体“我们”的无意识存在,斯蒂格勒将这种状态指认为“系统性愚昧”(systemic stupidity)[7]41。

三、数字持存:人与技术共存的未来境遇

直至今天,上述进程仍在继续,甚至变得更为复杂与完善。“这是因为,科技的聚合在使物流产业(信息技术)、传输产业(远程通讯)、象征符号产业(视听节目)相融合的同时,还会促使记忆术体系与物质资料生产的技术体系在科技、工业、资本、功能等层面上相互融合,使工业社会发展到超工业化阶段,而且使整个文化界、知识界、思想界以及艺术创作、高等研究、高等教育等均臣服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各类市场的迫切需要”[8]3。简言之,意识将彻底成为市场的对象,与关于“谁”的个体化在逐渐丧失的状态相对应的是——“什么”的个体化在日益增强。因此,由“人—技术(代具)”生存结构而引发的问题在于,当技术体系势如闪电般进入革命之中时,我们又将如何形成一种新的心理层面与集体层面上的个性化过程,以此作出对于技术体系更高层次进化的回应?以及是否能够从“什么”的个体化中生发出关于“谁”之个体化的新的可能性?

对此疑问的回答首先有待问题本身的澄清,即关于“什么”的个体化在今天究竟意味着什么。早在20世纪60年代,勒鲁瓦-古兰就颇有创见地预示了自动化机器记忆的产生,由此将记忆的结构归纳为四个层次的内容,即遗传记忆、个体记忆、社会种族记忆,以及关于“什么”的记载记忆之记忆的第四记忆。第四记忆既不同于定义动物行为规范的特定记忆,也不同于确保人类行为重复操作的个体与种族记忆,而是一种“不必借助于本能或反思就能确保机械行为之重复的‘人工’记忆,比如最新形式的电子记忆”[6]413。在第四记忆中,充满能动生机的人之内在本质成功外延为客观化的记忆程序,并被彻底掏空了内在能思(noesis)的功能与基础,由此,自康德以来基于先天综合结构所构成的人类看似最稳固的意识结构也将被彻底消解。尽管在1996年写下《技术与时间》第二卷的斯蒂格勒看来,设想一种独立的记忆层次在较长时间内仍将是一个不太现实的空想,但是在斯蒂格勒去世后的三年内,记忆之思的外在化转向早已远超他的想象,更不用提2021年扎克伯格将Facebook改名为Meta所掀起的元宇宙热潮。事实上,由这场热潮所开启的科技时代足以令所有人惊异不已,因为它带来的不仅是过去与未来在当下的即刻融合,还使虚拟与现实的边界变得极其微妙。在由远程登录在场与即时通讯等数字信息技术所构成的时间配置中,第三持存与第一、第二持存绝对地重合在了一起,历时状态的时间性与共时状态的空间性在此刻也被悬置与中断,关键不在于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而在于什么“正在发生”。也正是这种无法区分的状态引导我们进一步思考记忆持存体系的第四种形式,即数字持存。

数字持存所立足的基础毫无疑问离不开三级持存所建构起来的技术载体,但是仅仅将数字持存看作是持存记忆的最新形式这一观点,又将错失数字化持存体系对于重塑记忆(或认知)结构的独有特征——因为数字持存并不仅仅指涉留存与记录,同时还指涉生成与创造。2022年11月,一款由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OpenAI开发的聊天机器人模型ChapGPT迅速走红网络,在2023年开年后的两月内便吸引了超1亿的用户关注,一举超过TikTok九月破亿的爆火速度。但不同于TikTok的地方在于,ChapGPT的定位是一种生成式AI,它能够凭借庞大的数据群、强大的计算能力以及深度的自主学习机制和语言模型,以问答的方式为用户提供流畅的解决方案,其应用场景能涵盖写作、翻译、编写代码以及虚拟社交等多个领域。当然,这并不是生成式AI第一次走入人们的视野,早在2022年8月,一幅由AI作画而生成的画作《空间歌剧院》(Thétre D’opéra Spatial)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博览会的数字艺术类美术比赛中夺得冠军而引发社会热议,人们在惊叹人工智能强大的学习与创作能力的同时,也表露出关于如何定位人工智能在社会关系中的边界问题的深切忧思。直至今天人们对于AI的好奇与热情依旧未减。但是在生成式AI大火的背后,更值得关注的是辅助机器学习的数据问题,即数据(尤其是如此庞大的数据群)从何而来?如果换作前述技术现象学的讨论背景,这一问题也可以转述为作为人(谁)的内在意识能力如何实现了向技术(什么)的非人化的过渡?

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中,他们曾指认“康德认为,心灵中有一种秘密机制,能够对直接的意图作出筹划,并借此方式使其切合于纯粹理性的体系。然而在今天,这种秘密已经被揭穿了”[9]111。这是因为在康德的主体哲学中,理性为自然立法,并且只有纯粹自律的主体才能成为思考与创造整个客观世界的基点。但是随着文化工业的模仿与复制,具有统一功能的内在想象力实际上面临着短路的危机。尤其是在当前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这种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主体地位更是不可遏止地发生了动摇。一方面,在“信息自由就是最大的善”[10]347-348这一互联网理念的驱动下,所有人都不自觉地走向参与互联网的行为实践,以使日常生活的一切都与高度数据化的社会趋势产生即时共振;而另一方面,建立在大数据与智能算法基础上的踪迹产业(industry of trace)则对所有互联网实践遗留下来的数据痕迹进行收集、解码与储存,这种数据痕迹就是斯蒂格勒意义上的第三持存,是相对于主观记忆而言的客体性记忆。然而,数据的价值并不仅限于储存,浸淫于数字技术体系之中的代具性存在,在被记录的同时,也在经历一个“语法化”(grammaticization)的过程,因为痕迹一旦留下便被后台的数据加工机制自动编织进算法理解的能指链条,无数的链接构成了无数个“自我”,这种流动的离散正不断祛除主体知觉所具有的连续属性,使其沦为德勒兹所指认的分体(dividual)状态。于是,与内在自我的虚空相对应的,是外在数字形象的丰盈,藉由算法分析而形成的自我画像实际上将比我本人更为了解自我,并在我的外部形成一个与内在自我相抗衡的“外主体”[11]意识。在此意义上,数字持存所表征的恰恰是这种被智能算法技术所中介的“外主体”意识。

因此,可以对数字持存作出如下描述:

(1)数字持存建立在三级持存的基础之上,为记忆持存的选用与呈现方式设置法则,是第三持存在现代技术体系中的极致化表达。在斯蒂格勒技术现象学的语境之中,第一持存是感知的当下时刻,第二持存是意识的过去时刻,而第三持存则将第一持存与第二持存有机地联结了起来,以使我未曾亲身体验而属于过去时刻的复现成为可能,要言之,第三持存就是意识的代具。但在当前数字化集成的技术背景之下,数字持存能够使三级持存同时共在,能够使一切时间的片段完全受制于信息机器的即时性遴选与持存机制,从而将“刚刚过去的时刻”一刻也不停歇地制造出来。在此,不是人与过去的连接,而是过去向人的促逼,人在“永恒的当下”彻底迷失了把握时间的自我意识,反倒使数字持存成为了一种代具性的意识。

(2)数字持存区别于数码影音等第三持存技术的核心之处在于,数字持存不仅仅只是铭刻与记录,更为重要的是重构与创造。当数据化浪潮势必要吞并每一寸土地,当超大型的数字化模型力求将日常生活与个体行为的方方面面都进行数据化解码之时,解体与离散便成为了我们在当下时代数字化生存的唯一样态。个体变成了分体,离散化的力比多与时间意识不断成为各大数字平台所争夺的对象,并随着数字网络的链接而延伸到外部,以此生成一个既外在于我、同时又抗衡着内在自我的主体样态。数字持存的生成性表明,在“人—技术(代具)”的生存结构中,技术不再成为人的中介,而是人成为技术的中介。

(3)由此而来的后果便是,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革新时代,无处不在的超级运算自动掌控着大部分的人类进程,并在逐渐走向总体自动化的社会中,实现对人的内驱力(或言之内在意识)的自动控制。无论是行为数据流(生产维度),还是意识数据流(社会关系维度),都在此刻被无形地转换为消费主义的功能,在使每一主体变为消费者的同时,催生出关于意识的政治经济学。

当然,从数字世界中回头是不可能的。除非与这世界彻底割离,否则便注定会沉溺在数字代码的巨流之中。在《技术与时间》第三卷与2015年的《自动化社会》中,斯蒂格勒虽没有明确表述对于第三持存如何转向数字持存的适时性反思,但是他已经预见了经由智能算法与大数据而引发的一个开放体系的关闭,斯蒂格勒将其表述为理论的终结与“存在之痛”[8]140。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可怕事实,但是斯蒂格勒也提请我们注意:“这不过是所有意识流具有有限性与代具性的直接后果而已。若要反抗这一可能性,我们就必须承认它的存在,也即必须从先前的分析中得出以下结论:没有客观性持留的位置,便没有‘思想’,而且客观性持留的历史同时也就是技术的历史,在今天也就是工业的历史。”[8]105在此,我们再一次重逢斯蒂格勒关于技术药理学的理论起点,而技术既是毒药也是解药的观点同样启示我们,去进一步思考从数字持存向“数字药物”(digital pharmakon)之转变的可能性契机。因为人与技术共生的存在论结构对于我们所提出的要求恰恰在于,既要在技术的基础上完善人之本性的丰富程度,也要在技术的变革中牢牢把握人自身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