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父亲”的社会建构
——基于“情境—身份”框架的分析

2024-02-29 05:30孙晓冬赵芷玉
北京社会科学 2024年2期
关键词:角色定位身份子女

孙晓冬 赵芷玉

一、引言

相比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末轰轰烈烈的性别平等运动,90年代至21世纪初全球范围内性别平等运动不仅未能实现惠及各个阶层的预期结果,发展趋势也逐渐放缓,甚至被部分学者称为“失落的年代”,突出表现为私领域的性别角色与分工实践依然呈现出根深蒂固的传统主义特征[1-2]。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以女性为核心单向地推动性别理念与角色变迁不足以改变性别平等进程迟滞的现状,需要批判与重构传统的男性角色——尤其是父亲角色——以重启私领域的性别平等进程[3]。由此,关于父亲身份及其变迁的学术讨论不断增加。以往研究普遍认为,当代社会对父亲的角色期望不再是单一的经济支柱形象,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要求父亲更多地参与到儿童抚育与教养中。尽管如此,“好父亲”的特征或标准仍是模糊的、宽泛的以及充满争议的。

自2021年以来,全面三孩政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相继落地实施,社会对于私领域中父母身份的讨论不断深化,随着家庭抚育压力的提升,无论是公众还是学术界都认为父亲身份的转变构成了子女抚育与家庭教育路径优化的前提。在此背景下,国内关于父亲身份的研究也逐渐出现,不仅包括对“新父亲”“新父职”“参与型父职”“混合父职”的探讨[4-5],还包括对卡车司机、城市中产阶层、双职工家庭等青年群体中父亲角色与父职实践的经验研究[6-7]。上述研究呈现出当代中国父亲身份变迁的时代特征,但在其具体的变迁方向上存在着争议,例如何绍辉的研究认为,参与型父亲更多是“口号式”的[8];张品与林晓珊的研究则认为,对于父亲育儿缺位的批判与青年父亲大量参与育儿过程的事实不符[9]。

上述争议表明,父亲身份的变迁可能是多元的,采用单一的分析框架或操作化指标不仅难以呈现“好父亲”的建构过程,也难以归纳其变迁方向,因此需要构建更具综合性的分析框架来回答以下问题: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父亲身份在哪些方向进行了何种建构?上述建构是父亲的主动改变还是被动调整?为此,本研究提出“情境—身份”分析框架,试图在父亲身份可能被唤醒的交往情境、抚育情境及消费情境中考察其社会建构过程与后果。上述情境划分,不仅有助于勾勒出父亲身份建构的具体轮廓,还有助于从更加具体的互动中挖掘推动或阻碍父亲参与私领域家庭进程的动力机制,从而为理解停滞的性别革命提供直接而具体的证据。

二、理论分析

父亲身份是指男性家长与后代之间的血缘关系与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映照出社会对于男性家长在家庭中权力与责任的规范性准则,它反映出一套在家庭、法律、文化与宗教中被制度化的角色期望与实践回应[10]。父亲身份的建构属性在一系列社会生物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发现中得以揭示,相关研究认为,父亲身份是人类家庭演化中“被发明的”(Invented)的一种社会身份[11]。建构主义导向的性别研究认为,男性气质可以被视为特定情境中建构出的可变气质,父亲身份的内涵在特定情境中具有可协商性与多样性,可能伴随着社会情境的变化而改变[12]。由此引发了学界对于父亲身份建构的关注,研究者开始采用认同劳动、创生性父职体验等理论视角分析父亲身份的建构过程与后果[13-14]。相关研究发现,随着女性就业率与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作为“养家人”的父亲身份在欧美社会受到批判,“参与型父职”受到广泛推崇,社会普遍认为“好父亲”应兼顾工作与家庭并积极参与儿童照料[15-16],由此推动了父亲家庭参与的提升[17],表现为育儿时间增加、具身照料劳动凸显及注重表达情感特质[18]。

相比于欧美社会,处于“压缩的现代化”状态中的亚洲父亲似乎被塑造为一种不完全相同的身份。近年来,亚洲社会急剧的经济变化引发了社会领域的变迁,突出表现为核心家庭比例上升、家庭小型化趋势明显、女性受教育水平与就业率提高、婚龄推迟及出生率的下降[19]。上述变迁也导致父亲身份内涵发生变动,参与型父职与新父亲等理念开始出现。然而受到传统主义性别规范的影响,尽管亚洲女性的就业率同欧美国家一样保持了较高水平,但亚洲父亲似乎并未接纳参与型父职这一角色,其家庭参与(尤其是子女抚育参与)度依旧不高[20]。亚洲复杂的宗教信仰和多样的文化传统对家庭系统有着独特影响,源于欧美社会的家庭变迁理论不能完全解释亚洲社会家庭的变化,进一步的研究应当在借鉴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社会与文化情境以做出更恰当的解释[21]。因此,选择契合社会情境的理论是理解中国父亲身份建构的关键,考虑到当前国内社会缺乏被广泛认可的父亲角色模范[8],强调“认同”的认同劳动理论与强调“体验”的创生性父职体验理论均不适用于分析中国父亲身份的建构过程。

为更好地理解上述过程,本研究选择符号互动论作为理论视角,并结合中国社会情境搭建理论框架。作为一种容易理解且具有强大解释力的社会理论,符号互动论对于家庭与性别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一理论的概念建立在互动基础上,有助于理解尚处于“进行时”的中国父亲身份建构过程。符号互动论要求研究者靠近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世界并从研究对象的视角看待问题[22],这一原则使得符号互动论能够作为一种综合性分析框架在父亲身份建构研究中应用[23]。符号互动论关于身份建构的基本逻辑为,在给定情境中行动者通过符号形式定位自我以及自我与重要他人之间的关系,进而唤起与之相关的期望与表现。构成自我的多个身份通常被组织在一个显耀序列中,身份显耀性是分析上述序列的重要概念[24]。在给定的社会情境中,给定身份与重要他人的角色定位越一致,其序列中的身份显耀性也越高,那么行动者的行动表现与附属于这个身份的行动表现相一致的可能性也越高[25]。

借鉴上述理论视角并结合当前中国父亲身份所处的社会情境,本研究进一步提出“情境—身份”分析框架,在具体的互动情境中考察“好父亲”的社会建构。我们将日常生活世界中父亲身份可能被唤醒的主要符号情境分为三类,分别为交往情境、抚育情境以及消费情境。在每一类情境的“好父亲”建构过程中,父亲都需要明晰以下内容:互动中重要他人与自身的角色定位,不同角色在父亲身份显耀序列中的相对位置,以及与不同角色相匹配的行动表现。交往情境聚焦于日常生活中父亲身份可能被唤醒的人际互动情境,在家庭内外的交往情境中,父亲基于互动中重要他人的期望与评价以明确父亲身份的角色定位,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组织重心偏移做出行动表现。抚育情境聚焦于家庭内部父亲身份可能被唤醒的育儿互动情境,以育儿为核心的抚育情境中,父亲基于对互动关系维系更需要哪一种身份的认知以明确父亲身份的角色定位,通过子女抚育中的陪伴参与做出行动表现。消费情境聚焦于家庭中父亲身份可能被唤醒的消费互动情境,在生存性与发展性消费情境中,父亲基于性别角色的传统性与专业性认知以明确父亲身份的角色定位,通过消费行动中的角色扮演做出行动回应。三类情境尽管有所区别但仍是相互联系的,它们作为符号情境同时发生在父亲的日常生活中,相应的,“好父亲”也是在这三类情境中同时建构的。上述分析框架不仅关注传统意义上父亲的行动实践,还更加关注父亲自身对于“好父亲”身份的符号意义与角色定位,本研究试图借助这一框架来勾勒日常生活世界中父亲身份建构的具体轮廓。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方法考察“好父亲”的身份建构过程与后果,这是因为当前中国社会的父亲身份仍在不断变动中,而扎根理论方法极适宜用于研究身份变化且具有在收集资料过程中保留原有情境的特性。本研究以研究者个体网络为中心,采取异质性抽样与滚雪球式抽样结合的方法,以核心家庭、育有子女且子女年龄涵盖不同阶段、年龄在45岁以下为原则选取样本。本研究遵循信息饱和原则,以信息的多样化与重复性程度来确定样本数量[26],研究者在个体与被访者网络中寻找具有明显差异性的被访者作为访谈对象。本研究对父亲的访谈工作自2021年3月开始,为了充分了解关于父亲身份的期望与回应,以及尽量规避依靠父亲的“一面之词”,研究中也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法收集了上述家庭中母亲的资料①。

研究针对夫妻双方分别设置了具有一定差异的访谈提纲,包含介绍访谈内容和意义的导言部分,收集性别、年龄、工作和收入等的基本人口学信息的结构性问题,以及为了解个体如何建构父亲形象、对社会上的父亲模板如何感知、实际生活中的育儿实践和冲突点而设置的半结构访谈部分。需要说明的是,为了避免双方访谈中互相影响干扰其回答的自主性,我们对父亲和母亲分别进行访谈。被访者接受访谈的时间为60至90分钟,在被访者知情同意的基础上,研究者对访谈进行录音,随后逐字整理成访谈资料。

为避免被访者出现因为养育子女、教导子女的经历过久而难以回忆起具体过程的问题,本研究将被访者的年龄界定为45岁及以下。同时,为了保证家庭结构与子女类型的多样性,我们提高了多孩家庭的比例,有二孩或三孩的家庭占总数的40%。此外,子女年龄结构分布也较为均匀,涵盖从幼儿、童年早期至童年中期的不同类型。在这15个家庭中,超过80%的父亲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绝大多数父亲具有城市户口,父亲的职业涵盖多种类型,如个体经营者、教师、医生、销售人员以及国企或私企职工等,家庭年收入方面,10万元及以下、10万至20万元以及20万元以上收入的家庭各占三分之一(表1)。

表1 被访者基本信息

四、“好父亲”社会建构的实践过程与动力机制

(一)交往情境中的“好父亲”

从符号互动论视角来看,互动情境中重要他人的期望影响了父亲对于自身的角色定位,使得不同身份的显耀性被赋予的权重存在差异。“好父亲”的建构发生在一系列连续的社会互动过程中,交往情境中父亲身份的感知与认同呈现出父亲身份的组织功能,决定了父亲日常生活世界中时间、精力与情感的分配。传统意义上,交往情境中无论是母亲还是亲友同事,重要他人对于“好父亲”的角色期望是在公领域中取得成就,因此父亲身份更多地与“工作者”的角色定位聚合在一起。随着性别平等主义进程推进以及生育政策转变,交往情境中重要他人对于父亲的角色期望越来越多地聚焦于承担家庭责任,从“换轮胎”转向“换尿布”,“好父亲”也更多地与“抚育者”的角色定位聚合在一起。

母亲是家庭内部交往情境中的重要他人,父亲通过母亲的期望明确自身在情境中的角色定位。本研究发现,无论父亲从事何种行业与职业,母亲在交往互动中都期望父亲能更多地扮演专注于家庭的角色,如一位母亲所言:“心里得有这个家,牵挂着、关心着、惦记着,有什么都会第一时间想着我们。”(3-M)一位在私营企业管理岗位任职的父亲在回忆上述过程时认为,母亲对于“好父亲”的期望是一个长久的过程,它从孩子尚未出生就开始了,妻子在怀孕时就从公众号推文、育儿书籍等抽取专家话语和研究证据不断地宣传父亲的抚育者角色定位。在女儿出生后,母亲更加强调父亲“在场”对于子女和家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希望父亲能保证在子女出生后尽可能地将重心从工作转移到家庭中,或者至少要努力实现二者的兼顾。

她总说,你一时半会儿不在公司,公司照样(运)转,你不在家,孩子和这个家就(运)转不下去,所以不管什么样你得在家……后来也越来越认可她的看法,有道理的,父亲对女儿和家庭来说太重要了,工作可以慢慢来,孩子成长就这么几年,错过就永远错过了,这个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职位)上不去,所以现在无论什么时候都提醒自己当爹了,要以家庭为重。(15-F)

对于父亲而言,交往情境中母亲的期望推动了其在子女出生后意识到父亲身份意味着新的责任,“责任”成为“好父亲”对自身进行情境说明的象征符号,使得父亲不仅在家庭内部,还在工作与家庭冲突的许多社会情境中为作为抚育者角色被赋予更多承诺与显耀性。“好父亲”与抚育者角色定位的聚合成为构成自我认知的新要素,其行动表现则是父亲在组织日常生活时更多地将重心向私领域偏移以回应母亲的期望与子女的需求。例如,2号家庭的父亲表示在子女出生后根据母亲的期望将原本在工作上的精力更多地投入到育儿中,对于“奶爸”身份赋予更多的承诺,从而实现了日常生活的重新组织;9号家庭的母亲不断向父亲强调女儿“非常需要他”的期望,推动父亲在身份建构中向抚育者角色赋予更多承诺,反省自身的生活组织安排,努力减少应酬与无效社交来陪伴女儿。

除了期望以外,重要他人的评价也构成了“好父亲”身份建构的重要机制。交往情境中自我与重要他人的互动建立在特定关系模式选择的基础上,当自我凭借某一给定身份进入互动关系模式时,符号互动论认为:个体基于一个给定身份被赋予的积极心绪反应越多,那么这一给定身份在显耀序列中的位置就越高;反之,如果被赋予的消极心绪反应越多,则在显耀序列中的位置就越低。性别意识形态的平等主义倾向推动了当代社会对于父亲身份、父职理念以及父职实践的讨论与反思,表现为对于丧偶式育儿的批判和新父亲的认同[27]。上述变迁表现为重要他人对于“好父亲”评价标准的变化,相对于以雇主和客户需求为核心的养家人角色,兼顾家庭与事业或者以家庭需求为核心的抚育者角色往往被赋予更高的评价。交往情境中的父亲不仅能够明确感知到这一评价,还会主动寻求依据更高评价的身份做出行动表现。访谈过程中,一位2岁男孩的父亲向我们讲述了基于重要他人评价的身份建构过程:

大家都开始有孩子了,这样的话题自然而然就变多了,大家都在说娃……我就更愿意聊养娃,我基本上属于“输出型”,因为生的比较早、经验也丰富,就经常给他们科普养孩子的经验,大家也都愿意听,我觉得很快乐。生孩子之前主要是看工作,现在我觉得作为父亲最重要的评价是养孩子,你光顾自己不行,得把孩子养好了,别人才认为你是成功了。(14-F)

由于缺乏公认的、可供模仿的父亲角色模范,在同代人之间的交流与学习成为父亲身份建构的重要机制。在与同代人互动构成的交往情境中,当父亲以抚育者身份进入互动关系并根据这一身份要求做出行动表现时,交往情境中的重要他人往往会对其表现做出更高评价,使得这一身份被赋予的积极心绪反应更多,进而推动了抚育者角色在身份的显耀序列中占据更高位置,父亲也更倾向于将类似的交往情境视为依据抚育者角色做出行动表现的机会。如果日常生活中父亲的行动表现贴近抚育者角色,母亲在其交往情境中谈论父亲身份时被赋予的积极心绪反应就会更多,使得母亲对于这一身份会持有更高的评价,进而持续推动父亲身份建构中的抚育者角色认同。在访谈中,同样是上文2岁男孩家庭的母亲向我们表述了这一过程:

(父亲)总体上是比较顾家的,我怀孕开始到孩子出生后就是这样,生孩子也是陪产,孩子成长都花很多心思,冲奶粉、换纸尿裤、洗澡……亲戚朋友对他的评价也都特别好,每次聊养孩子的时候我都感觉很“凡尔赛”,也经常把这些好评告诉他,希望他能继续努力。(14-M)

上述分析呈现出交往情境中“好父亲”身份构建的两条路径:一是来自母亲的期望影响了父亲自身的角色定位,推动父亲身份建构中的抚育者角色在身份的显耀序列中处于更高位置;二是来自重要他人的评价为不同身份赋予不同的心绪反应,推动个体对父亲身份的定位贴近与社会文化期待的抚育者角色。交往情境中“好父亲”的行动表现也往往与社会对于抚育者角色的期望更加一致,其后果是父亲将日常生活的组织重心更多地向私领域偏移。

(二)抚育情境中的“好父亲”

符号互动论认为,当多个身份在同一情境中被唤醒时,显耀序列的位置变动主要以互动关系的维系更需要哪一种身份为依据。抚育情境主要发生在家庭内部领域,对于父亲而言,丈夫角色与家长角色是在这一情境中被同时唤醒可能性最高的两个角色。母亲是抚育情境中的重要他人,对她而言,定位于家长角色而非丈夫角色的父亲身份显然更有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因为丈夫的角色定位更多与传统意义上的“养家人”相关,而家长的角色定位则更贴近“好父亲”,后者对于子女成长、母亲降低家务负担以及家庭关系和谐更有帮助。因此,抚育情境中的母亲试图将父亲定位为与她同等重要的家长,进而推动父亲在身份建构中将自我定位为家长角色。

抚育情境中的母亲普遍认为,争吵和批评通常难以推动父亲积极承担抚育责任,她们转而采取另一种应对策略,即通过“科学育儿中的父亲角色”“父亲参与育儿的积极后果”以及“好父亲的标准”等话语,将父亲重新定位为积极承担抚育责任的家长角色。一对父母向我们描述了这一过程,作为国企管理岗位职员的父亲在女儿出生后没能快速进入家长角色,仍旧试图规避抚育责任并且经常晚上出去打麻将、喝酒应酬,母亲的“夺命连环call”、争吵等方式不仅未能推动父亲身份转变,还容易引发夫妻关系紧张。后来这位母亲调整应对策略,将用以维持互动关系的身份从丈夫身份转向家长身份,一方面灌输“好父亲”对于子女成长的积极作用(如亲子活动有助于开发儿童智力、父亲陪伴利于子女的心理健康、好父亲应关注子女身心发展等),另一方面注重女儿与父亲的情感沟通(如出差时让女儿与父亲视频、提升父女之间的情感联系、提高父亲的参与感)。通过上述方式,“陪伴”成为“好父亲”对自身进行情境说明的象征符号,抚育情境中父亲在与重要他人的互动中能够明确感知到自己被定位为家长角色而非丈夫角色,进而将关系中的自我定义为家长并据此做出行动表现。如他所言:“父亲就是在家庭当中,在她(女儿)成长当中扮演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陪伴是最重要的,对孩子要实现有效的陪伴。”(9-F)

抚育情境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子女的社会化。在这一情境中,男性气质被父母视为说明情境的象征符号,父亲的坚毅、自主、权威等男性气质对于子女(无论男孩还是女孩)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相对于母亲的包容,父亲更可能质疑子女社会化过程中对于父母的依赖并促进其行动自主。一位6岁男孩的母亲这样描述父亲对于儿子成长与性别社会化的作用:“孩子还是要多跟爸爸在一起,得有一些阳刚之气……一个男孩子,一个男人的养成必须是另外一个男人带着他的,而不是说一个女人去说去告诉他男人是什么样子的。”(8-M)由此可见,在涉及子女社会化的抚育情境中,“好父亲”被期望成为子女的角色模范并被定位为具有不可替代性作用的家长,使得家长角色在父亲身份的显耀序列中位置提升,并推动父亲依据这一角色期望做出行动表现。

在给定的情境中,情境定义中的重要内容是定义个人在互动关系中的角色定位,角色定位承载了被社会标签化为角色的行动期望,因此身份的建构表现为:当个体把自我的身份定位为某个给定角色时,就可以期待他做出与这一角色相对应的行动。由此推论,当父亲更多地将“好父亲”定位为家长角色(相应地在显耀序列中位置更高),那么他就更可能依据这一角色做出行动表现。在行动表现方面,部分父亲呈现出一定的父职拓展倾向,开始理解、接纳并主动承担传统意义上被归属于母亲的抚育责任,传统的“女经理人—男助手”模式在这些家庭也转变为灵活的“经理人—助手”模式。例如,2号家庭父亲更擅长做辅食,他会决定孩子的饮食并安排买菜任务;6号家庭让时间更灵活、性格更沉稳的父亲扮演“经理人”角色,规划安排并主动承担子女抚育(如吃饭、睡觉、日常习惯培养等)以及与之相关的家务劳动。

尽管如此,我们在访谈中发现,抚育情境中父亲身份的建构以及行动表现通常建立在母亲配合表演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子女抚育并承担相关劳动的“参与型父亲”背后是母亲的家务付出,就像15号家庭中的母亲所言:

那小嘴叭叭地可会说了,爸爸多重要,爸爸多愿意带孩子,真正给孩子洗衣服做饭你再看,早不知道跑哪去了,还不是得我来干。不过咱也不能要求太多,他搁那儿说,(我)就配合着演呗,至少闺女觉得这个爹当的挺好挺称职,咱累点儿就累点儿吧。(15-M)

在多个家庭的访谈中都有类似情况,即父亲更愿意参与和子女共同疯玩、打闹、外出娱乐等一系列有趣的抚育活动,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与这些活动密切相关的物资准备(如玩具、食品等)、归纳整理(如绘本、玩具等)以及清洁等重复性劳动。因此,“好父亲”的陪伴实践往往伴随着如下场景:当父亲陪伴子女娱乐过后,留下来“打扫战场”的往往是母亲。由此可见,即使抚育情境中“好父亲”的身份建构更多与家长角色相聚合,但二者之间微妙的差异性使得在多数家庭中父亲身份都无法如符号互动论所假设的那样呈现出角色定位与行为表现的一致性。

(三)消费情境中的“好父亲”

在给定情境中,角色期望与行动表现的一致性受到自我的调节,个体需要反身性地对自我进行定位以建构关于自身行动表现的内在期望。消费情境构成了家庭内部“好父亲”身份建构的重要情境,通过在消费互动中明确自我的角色定位并做出行动表现,父亲履行了身份的经济功能。对于绝大多数家庭而言,消费情境可分为生存性消费情境和发展性消费情境两类,前者主要涉及衣食住行等物质性资料的购买,后者主要涉及教育、培训等投资。消费情境中互动双方通常包含两类经济角色,即支柱型角色与依赖型角色,前者在消费行动中扮演决策方和支付方,后者服从与配合前者的决策,本研究也将以这两类角色为抓手进行分析。

“好父亲”的建构往往与性别社会化密切相关,访谈中父亲们普遍认为,回忆成长过程中的父辈角色是建立父亲身份的关键。由于父辈通常成长于性别理念较为传统的时代,“养家人”自然成为父亲身份建构的核心内容。消费情境中以养家人为特征的支柱型角色在父亲身份的显耀序列中处于更高位置,与之相关的行动表现是父亲需要提供家庭生活所需的物质与金钱保障。几乎所有受访父亲都认为“提供物质保障”是父亲身份应当首先呈现的内容,一位从事个体经营职业的父亲将其表述为:“对家庭而言,(父亲)必须是家庭的中心,承担起主要的经济责任。”(12-F)由此可见,在生存性消费情境中,“好父亲”自身定位为支柱型角色并同时是决策方与支付方。随着产业与家庭结构的发展,当代社会的家庭越来越依赖夫妻双方共同赚取的收入,母亲的经济收入对于满足子女抚育与发展需求亦非常重要,父亲与母亲之间存在明确的消费分工[28]。上述变迁的后果为,“分工”成为“好父亲”对于消费情境进行说明的象征符号。在与子女抚育相关的消费情境中,“好父亲”遵循分工的符号说明,将自身定位为依赖型角色,将消费行动的决策权与支付权交与母亲。

以13号家庭的父亲为例,他在房贷中的商业贷款支付(公积金贷款由双方共同支付)、与住宅相关的支出(物业费、水电费等)、出行相关的支出(主要是油费)以及部分基本生活支出(如电子产品、衣服等)等物质保障的消费情境中,将父亲身份定位为支柱型角色;在与子女抚育相关的消费情境中则将父亲身份定位为依赖型角色,由母亲扮演消费行动的决策方与支付方,如他所言:

关于孩子的消费主要是她来,比如买奶粉、买纸尿裤啥的也不少钱,她看得多、懂得也多,也知道买什么,而且她觉得这些钱应该她出,也不让我多问,这是她自己给家庭给孩子的付出。(13-F)

子女出生后,教育发展投资构成了家庭发展性消费的核心内容。相关研究发现,当代中国社会的子女教育中呈现出“教育母职化”与“父亲缺位”并存的现象[29];杨可的研究认为“往往母亲就成为落实子女教育项目的具体的‘经纪人’,成为孩子教育方案的规划者、组织者和监督者”[30]。由此说明,在发展性消费情境中,母亲被定位为相对父亲而言更具专业性与权威性的决策者,母亲需要承担子女教育投资成本与收益的估算、规划与决策等责任。由于多数母亲都从事有收入的工作,使得她们有能力在多数消费情境中按照支柱型角色的要求做出行动表现,即为子女的教育投资做出决策或支付费用。在这类情境中,“好父亲”往往扮演母亲的助手,愿意作为依赖型角色在相关消费中“听安排”。访谈过程中,几乎所有家庭都呈现出上述特征。例如,5号家庭的父亲告诉我们:“(教育投资)这个我确实没了解,因为我觉得都是我媳妇一直在管,我也没过问过。买绘本什么的都是她自己在挑、自己买,我都没看过,也没看过具体花了多少钱”(5-F);多位母亲表示父亲在子女发展性消费中处于缺位状态,如11号家庭的母亲所言:“像这些报班、报课花多少钱去问他爸爸,他爸爸都不知道”(11-M);15号家庭的父亲则表示“她从很早就开始做这方面的打算和准备了,孩子的那些绘本、玩具都是她买,兴趣班、运动班都是她选,选完我跟着去看看,最多是去付个钱”(15-F)。

类似抚育情境中“好父亲”的建构机制,本研究发现,消费情境中存在性别表演现象。尽管绝大多数母亲表示自己在子女教育消费中扮演决策方,她们在访谈中仍旧强调上述决策是建立在夫妻双方共同讨论与协商基础上的,以此突出共同决策或父亲支付的重要性。以5号家庭为例,尽管父亲表示对于子女教育投资关注甚少,母亲却坚持认为父亲在孩子教育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孩子教育,我一定要求把他投入进来,我要听你的建议、你的意见,因为他是从父亲的角度(考虑),他偏理性。我是比较感性一些,我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我不是说我一个人做主。”(5-M)此外,15号家庭的母亲特别强调父亲的收入才是支持女儿教育投资的关键,即使在偏离传统主义性别形象的6号家庭中,母亲也通过强调共同决策以及父亲的决策优势(如高学历)以做出性别补偿。

消费情境定义中角色定位影响了“好父亲”的建构过程,进而决定了父亲的行动表现。父亲在部分生存性消费中将自我定位为支柱型角色,这一角色处于父亲身份显耀序列的较高位置,与之匹配的行动表现即为上述消费的决策与支付;在抚育消费与发展性消费情境(子女教育消费)中“好父亲”将自我定位为依赖型角色,支柱型角色处于父亲身份显耀序列的较低位置,与之匹配的行动表现即为在上述消费中服从安排或者仅支付费用。

五、余论

当前关注父亲群体的学术研究仍聚焦于行动模式的总结与批判,缺乏对于父亲身份建构过程与机制的探索[31]。本研究提出“情境—身份”分析框架,以15个家庭父母双方的访谈资料为基础,呈现出当代中国社会中“好父亲”的建构过程、机制及后果。

本研究发现,首先,母亲的期望与重要他人的评价共同塑造了交往情境中“好父亲”的建构过程,其抚育者角色处于显耀序列的更高位置,相应的行动表现为父亲将生活组织的重心向私领域偏移。其次,对于互动关系维持的意义塑造了抚育情境中“好父亲”的建构过程,家长角色处于显耀序列的更高位置,然而行动表现中的父职拓展仅在少数家庭得以呈现。最后,性别化消费分工的角色定位塑造了消费情境中“好父亲”的建构过程,突出表现为在抚育消费与发展性消费情境中父亲身份与支柱型角色的偏离,相应的行动表现为服从安排或者扮演支付方。上述发现描绘出父亲身份的变迁趋势,即“好父亲”与抚育者角色和家长角色的聚合以及与消费支柱型角色的偏离。

男性对于不同身份的认知与承诺是社会情境变迁与行动者选择的双重后果,交往情境、抚育情境及消费情境中的父亲身份建构,分别构成了父亲对于性别观念平等化、家庭规模小型化及女性经济自主化这三类社会情境变迁的回应。尽管如此,上述回应仍是被动的,这与社会层面缺乏关于父亲身份的角色模范与实践模式有关[32]。本研究发现,由于社会层面尚未建构出一个切合时代需要的、被广泛认同的父亲身份,关于“好父亲”这一身份的建构中心落到了行动者层面,其建构方向也呈现出个体化与模糊化特征。此外,对于“好父亲”身份的阐释和期望主要来自母亲,其形象展现也依赖于母亲的配合表演。作为一种建立在母亲配合表演基础上的父亲实践,“好父亲”的高度参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加重母亲的家务劳动负担,这一发现也为理解“停滞的性别平等”进程提供了新的证据。

基于以上发现和讨论,本研究可能在两个方面有助于推动相关领域的学术发展。首先,通过互动情境与身份建构的分析,本研究不仅关注传统意义上的父职实践,还更加关注父亲自身对父亲身份的态度与理解,从而将“父亲身份的社会建构”带入家庭与性别社会学的研究中心。其次,通过引入符号互动论,本研究尝试提炼关于父亲身份建构的分析框架,为社会学理论在家庭研究领域的本土化应用提供了可供参考与批判的案例。这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父亲身份的建构过程与后果,以及未来提炼父亲身份建构的理论概念或框架具有一定的理论启示意义。

注释:

① 至2021年8月,在分别对第16个与第17个家庭的父亲与母亲进行访谈后,研究者发现所获得的信息具有较高的重复性,不再出现与研究主题具有高度关联性的新信息,因此停止访谈工作,仅将前15个家庭作为样本开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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