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精特新企业成长与培育的研究回顾与未来研究展望

2024-03-01 15:23张延平王满四黄敬伟罗勇根
科学决策 2024年2期
关键词:专精培育企业

张延平 王满四 黄敬伟 罗勇根

1 引 言

2021 年7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大力发展“专精特新”企业,2022 年2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进一步强调大力支持“专精特新”企业深化改革、强化创新;国家工信部规划将在“十四五”期间培育十万家省级和一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在当前复杂的变局下,面对国际贸易摩擦的挑战和产业优化升级的机遇,专精特新企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李振东等,2023[1])。专精特新企业有助于解决我国“卡脖子”关键技术问题,也是构建经济双循环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王伟楠等,2023[2];李金华,2021[3])。政府正不断加大专精特新企业培育与发展的力度,相应扶持和引导的政策也在全面铺开(敦帅和毛军权,2023[4])。

为了解现有关于专精特新企业的研究现状,本研究以“SRDI enterprise”、“SRDI firm”“Chinese niche leader”、“Little giant”、“Single champion firm”等作为检索词,在Web of Science、Emerald、Springer 等数据库进行检索,以“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等作为检索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中文和外文数据库时间范围均设定在2000 年—2023 年①选择2000 年作为起始年份原因是专精特新这一概念在该年首次提出。,同时,为了保证文献质量,剔除非核心期刊,并通过人工逐一阅读,最终本次共有75 篇文献进入本研究文献综述范畴,其中中文文献61 篇,英文文献14 篇。此外,为避免文献遗漏风险,本研究也将相关专著、报刊和评述作为研究资料用于梳理与分析。

本研究对已有文献进行编码和分析,主要摘录出研究结论和核心议题等作为关键内容,编码结果发现,已有文献主要围绕专精特新企业的成长与培育这一主题展开了研究。如,从概念(张晓辉和赵爱民,2023[5])、影响因素(王伟楠等,2023[2];赵晶等,2023[6])、培育模式(董志勇和李成明,2021[7])、梯度培育(谢菁,2023[8])和数字化发展(张远记和韩存,2023[9])等领域对专精特新企业的成长与培育进行了探讨。作为新兴热点研究主题,关于专精特新企业的研究成果逐渐丰富,但多以单一视角或局部层面来理解和阐释,还缺乏对其发展脉络的系统梳理和全面分析。尤其是,专精特新企业作为新兴企业类型,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四大优势,这也意味着该类型企业的培育过程具有高度复杂性,因此对该类型企业进行全景式、全流程的清晰刻画,将有助于为专精特新企业的成长与培育提供系统性指导(刘志彪,2022[10])。

本研究将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界定专精特新企业的内涵及特征,梳理其研究脉络和成长因素,探讨培育模式及培育路径,解析其中的培育逻辑,构建出专精特新企业成长与培育的整合分析框架,并给出管理启示和未来研究建议。其中的研究逻辑主线为:先对专精特新企业的概念进行界定及类型进行分类,这是研究的起点及研究基础。再与隐形冠军企业进行对比,以突显专精特新企业鲜明的自身特征。进而对成长影响因素和培育模式进行解析,以求抓住影响专精特新企业成长和培育的核心环节和关键点。最后所总结的梯度培育路径,则是成长因素及培育模式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以期本研究成果,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能够为专精特新企业走出分门别类的、有别于“隐形冠军”的梯度发展之路提供参考和借鉴。

2 概念界定及企业分类

2.1 概念界定

对专精特新企业的准确界定是研究专精特新企业的基础。已有研究将专精特新企业定义为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特征的中小企业(丁建军等,2022[11];张米尔等,2023[12])。其中,在专业化方面,主要表现为生产技艺的专业,深耕专一主业,产品的专有技术或专门用途等特征;在精细化方面,主要表现为生产技艺精深、品质精良、产品精益求精等特征;在特色化方面,主要表现为产品定位独特,产品的技术、功能或服务有特色等特征;在新颖化方面,主要表现为科技创新水平高,产品、工艺、服务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创新能力等特征(刘昌年和梅强,2015[7];董志勇和李成明,2021[13])。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强调专精特新企业更应是创新能力强、竞争优势突出的中小企业,指出创新是专精特新企业的灵魂(曹虹剑等,2022[14])。而从综合视角来界定,专精特新企业则是指工业部门中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特征,创新能力和生态能力强、补链强链固链优势突出的中小企业(董志勇和李成明,2021[7];曹虹剑等,2022[14])。

在不同的概念界定下,专精特新企业内涵也具有显著差异,由此产生了在企业、产业和生态三个不同层面的内涵比较,如表1 所示。

表1 专精特新企业的内涵比较

2.2 专精特新企业的分类

对专精特新企业的分类主要有两种视角,一是梯次分类法,二是波特竞争战略分类法。梯次分类法,参考《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暂行办法》①资料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https://wap.miit.gov.cn/zwgk/zcwj/wjfb/tz/art/2022/art_6c22ebf578c54bd2bfec958e9eaeb7b6.html的文件精神将专精特新企业划分为4 种梯次类型: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董志勇和李成明,2021[2];王伟楠等,2023[7])。波特竞争战略分类法,则是参考波特的竞争战略,将专精特新企业从战略发展角度划分为专精类、特新类和专精特新综合类(关伟等,2022[2];王伟楠等,2023[16])。专精类表示专精特新企业将优势资源集中在特定细分市场,期望在该市场取得领先地位,通过高市场认可度在细分市场做到最好(江胜名等,2022[17])。专精类专精特新企业将聚焦战略和市场选择进行有机结合,在已选择的市场中确定自身优势竞争地位,利用市场竞争优势得到成长(刘志彪,2022[10])。特新类表示专精特新企业确定业务方向进行深耕,谋求技术创新优势,别树一帜的差异化定位实现产品迭代开发,通过特色引领高价值产业发展(张兵等,2014[18])。特新类专精特新企业实现差异化战略和技术创新的高度结合,促成产业化突破和商业化应用(毛军权和敦帅,2023[19])。专精特新综合类类似于采用整合资源战略,表示专精特新企业不仅能将优势资源集中到特定细分市场寻求市场创新,而且能够利用技术创新挖掘空白市场,深耕主业形成独特优势。

3 专精特新企业成长与培育的理论框架

3.1 专精特新企业与隐形冠军的多维对比:基于主导逻辑理论的目标认知

主导逻辑是企业对自身和经营环境的认知,可以为企业制定相应的战略目标,形成组织惯例,由此可外化为组织行动(张璐等,2022[20])。专精特新企业的出现、成长与培育具有不同的目标和战略行为,结合与隐形冠军的对比分析,可通过充分明确专精特新企业的主导逻辑,分析其成长动因。隐形冠军最早由德国学者西蒙提出,指在细分市场处于领先地位、占据主导地位或全球市场排名前二,年销售收入低于10 亿美元,但往往不被公众关注和熟知的德国中小企业(Simon,1992[21];1996[22])。现有研究大都认可专精特新企业与隐形冠军存在历史渊源,二者在内涵上也存在重叠(葛宝山和赵丽仪,2022[23];夏清华和朱清,2023[24])。二者的内涵相似性有:长期深耕某一细分市场,在其中积累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主要集中在中高端制造业,一般为中间产品提供商;注重创新,尤其是工艺/技术创新,研发投入强度高;贴近客户,努力与客户建立紧密的长期伙伴关系(Simon,2009[25];赵向阳,2023[26];曾宪聚等,2023[27])。

专精特新企业与隐形冠军虽在内涵上有着较多重叠,但是缘于二者是基于各自国家发展情境的产物,因此又有着诸多本质的不同,这些不同已远远超出了概念内涵的范畴(朱巍等,2019[28];杜晶晶和胡登峰,2020[29])。因此,充分的辨析专精特新企业与隐形冠军的差异,才能够厘清专精特新企业独特的成长路径与培育机制。具体来看,在产生背景、认定指标、聚焦产业领域、功能作用和经营策略五个方面,二者都具有鲜明的差异性,如表2 所示。

表2 专精特新企业与隐形冠军的五维对比

(1) 产生背景和认定指标

第一,专精特新企业。从我国政策导向可以看出,专精特新企业从诞生之初就被赋予了时代任务,从作为中小企业发展升级方向到解决技术“卡脖子”问题(刘宝,2022[30]),其有效反映出专精特新企业的时代任务属性。另外,专精特新企业的认定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评价体系,即:专精特新企业是基于政府政策导向进行梯度认定,总体的认定指标体系更多地源于能否对经济发展和产业链“补链强链”产生积极带动作用(王伟楠等,2023[2];赵晶等,2023[6])。

第二,隐形冠军。德国学者赫尔曼·西蒙提出“隐形冠军”的概念,目的是为了解答哪些企业所作的出口贡献最大这一个问题(Simon,1996[22])。此后,国内外学者也根据自身国家的实际情况,分析本国隐形冠军的标准特征和影响作用(Lee 和Chung,2018[31];Lehmann 等,2019[32];葛宝山和王治国,2020[33])。但溯其根源,隐形冠军概念产生的背景更多是源于西蒙对德国经济发展的总结归纳,鼓励学者关注中小企业成功的特殊经验。迄今为止,关于隐形冠军的认定标准依然以西蒙的三大指标为基础,即市场份额、知名度和销售收入(Lehmann 等,2019[32])。虽然在后续研究中,不少学者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动态调整了隐形冠军的认定标准(Johann,2021[33];葛宝山和王治国,2020[34]),但自始至终认定指标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2) 聚焦产业领域

专精特新企业和隐形冠军都突出展现了其专注细分市场的特点,但其具体涉足的产业领域却呈现出不同的关注焦点。以德国的隐形冠军为例,其细分市场多是具有关键技术、更加擅长的领域,如在汽车工程、机械工程、电器工程等优势领域(李森等,2020[35])。从国际格局来看,隐形冠军分布最多的产业是工业领域,尤其是机械制造,其次为电子、金属加工、化工等(朱巍等,2019[28])。专精特新企业基于其在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发挥的积极作用,产业领域往往是“卡脖子”重灾区,国家相关政策也对专精特新企业的专注的产业进行了引导,如《工业“四基”发展目录(2016 年版)》①资料来源: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https://www.yiyang.gov.cn/yiyang/6438/6481/6482/6484/content_346839.html?ivk_sa=1024320u和《中国制造2025》十大重点领域②资料来源:人民日报https://m.huanqiu.com/article/9CaKrnJLbBS,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等。因此可以看出,隐形冠军给予优势产业更大的关注,专精特新企业则聚焦于当前技术短板产业。从已有研究综合来看,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原因:一是市场环境,德国市场规模有限,较为依存国际市场,需要通过优势产业获取竞争优势掌握话语权,中国市场则足够庞大,有足够市场满足短板产业的需求。二是企业目标,德国隐形冠军本质是通过细分市场占据价值链高端获取经济价值,专精特新企业旨在保障供应链产业链安全,解决“卡脖子”问题,其次才是经济目标(朱巍等,2019[28])。

(3) 功能作用

第一,专精特新企业。其一,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进器。专精特新企业虽然体量不大,但其专注于核心业务和细分领域,创新产出速度快、质量好,能够开辟更多未来发展产业新赛道,促进产业升级,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敦帅和毛军权,2023[4])。其二,有利于补齐国内经济大循环体系的弱项短板。专精特新企业承担创新驱动、自主发展的引领作用,能够进一步弥补国内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短板”和“空白”问题,提升产品国产化率和市场占据空间,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江胜名等,2022[17])。其三,有利于加快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专精特新企业长期专注于细分市场,具有较强创新研发实力和配套能力,在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王伟楠等,2023[2])。其四,是增强产业链创新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通过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提升产业配套能力,对我国产业链中细分领域的短板进行技术强化和填补,成为中小企业跃迁国际价值链、产业链高端的领头羊(董志勇和李成明,2021[7])。

第二,隐形冠军。其一,提高行业话语权。隐形冠军深耕细分市场、利基市场,在该市场占据较高市场份额(Johann 等,2021[34]),同时,隐形冠军坚持国际化战略,能在全球市场中成为专项领域领导者,掌握难以动摇的市场地位(李森等,2020[35])。在此基础上,通过扶持和培育隐形冠军企业,能够在细分领域得到行业主导权和话语权,形成产品不可替代性的竞争优势(葛宝山和赵丽仪,2022[36])。其二,提升品牌优势。隐形冠军是不为公众熟知的高市场份额企业,但其在产业链上下游具有高知名度和品牌形象,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Lehmann 等,2019[32]),作为全球市场的领军企业,隐形冠军的出现往往代表着高品质和高质量。以德国隐形冠军为例,当前隐形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强大的国际化出口能力,带动“德国制造”品牌形象的产生,进一步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杜晶晶和胡登峰,2020[29])。其三,提高产品附加值。已有研究认为,隐形冠军聚焦利基市场,资源集聚引发的产业链固化效应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市场收益(葛宝山和赵丽仪,2022[23])。同时,隐形冠军作为行业龙头企业,在产业价值链分工中处于高附加值地位,能够进一步将收益投入到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中,继而形成良性循环(刘晨和崔鹏,2022[37])。

(4) 经营策略

已有研究认为专精特新企业和隐形冠军从培育到壮大是一个存在明显差异的过程(朱巍等,2019[28];杜晶晶和胡登峰,2020[29]),因而各自经营策略各自带有不同的侧重点。隐形冠军普遍更加关注国际化战略,通过拓展市场获取竞争优势(李森等,2020[35]),也有学者认为隐形冠军在整个生命周期坚持只采用一种发展战略,战略需保持一致性和连贯性,即精一战略(葛宝山和王治国,2020[33])。在专精特新企业中,经营战略则可以进行动态调整,如专注细分市场或技术创新方向,可以选择聚焦战略、产异化战略和整合战略等,也可针对梯度培育的跃迁,调整相应的战略进行匹配(罗福凯等,2023[38])。

3.2 影响专精特新企业成长的因素: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的战略配置

动态能力理论关注通过资源、技术、市场等因素形成动态能力,助力企业快速响应市场环境,能在个体与组织层面发挥作用,是企业获取可持续动态优势和成长的基础(焦豪等,2021[39])。专精特新企业不同成长因素间的合理配置与整合,代表不同动态能力和竞争优势的获取,专精特新企业成长与培育的过程就是动态能力形成与获取的过程。关于影响专精特新企业成长的因素研究,主要围绕四个主题进行讨论。一是,专精特新企业通过什么路径或方式进行成长,具体包含关键核心技术和专业程度两个因素。二是,专精特新企业如何获取核心竞争力,该主题主要指向创新能力这一因素。三是,专精特新企业如何实现协同发展,这一主题可以归纳为产业配套这一因素。四是,专精特新企业如何更快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升生态融通质量与效率,这一主题可归纳为数字化发展因素。上述五个方面的因素具体分析如下:

(1) 关键核心技术因素

当前学者多从国家战略和产业配套两个视角对关键核心技术进行判断(王超发,2023[40])。具体而言,影响专精特新企业成长的关键核心技术要素,主要涉及卡脖子技术、产业链核心环节技术和全球高精尖技术三个方面(胡登峰等,2022[41])。

第一,“卡脖子”技术方面。研究认为专精特新企业肩负构建经济新格局,提升供应链安全的重要任务(董志勇和李成明,2021[7])。从服务国家战略出发,专精特新企业需要参与到工业“四基”领域和制造强国战略所明确的十大重点产业领域,尤其是参与到上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研发工作(江胜名等,2022[17])。

第二,产业链核心环节技术方面。从专精特新企业服务产业配套出发,一个是选择能够极大提升产业附加值的产业链核心环节技术着手(刘志彪和徐天舒,2022[42]),另一个是选择能起到补链固链作用的产业链核心环节技术着手(曹虹剑等,2022[14];江胜名等,2022[17])。

第三,全球高精尖技术方面。专精特新企业与链主企业通过协同创新,从源头上获取行业和前沿技术的制定权和主导权(周婷婷和李孟可,2023[43]),走科技自立自强的道路,在主导权上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和短板问题(胡登峰等,2022[41])。然而,专精特新企业如何通过全球高精尖技术获取产业制高点,利用突破“卡脖子”技术缩短国际差距,打通产业链核心环节技术推动产业发展,以及三种关键核心技术如何互联互通等问题,目前尚未得到深入研究(丁建军等,2023[15];李树文等,2023[30];刘宝,2022[44])。

(2) 专业化程度因素

影响专精特新企业成长的专业化程度因素,可分别从市场专业视角和特色专业视角来进行分析。其中,市场专业视角分析,主要分析专精特新企业通过深耕细分市场,为产业链提供专业协作和配套服务的状况,具体涉及专业化分工、产业链关键环节和市场拓展三个方面(王伟楠等,2023[2])。而特色专业视角,主要是基于市场专业视角的延伸,更多的是分析专精特新企业由市场专业属性带来的促进作用,主要涉及细分市场相对优势和灵活创新二个方面(罗福凯,2023[38])。

首先,从市场专业视角分析。其一,在专业化分工方面,明确了各种类型专精特新企业的优势和定位,主要是通过协同龙头企业形成优势互补、分工明确的发展格局(江胜名等,2022[17])。其二,在产业链关键环节方面,专精特新企业作为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的关键节点,且处于产业链核心位置,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动力源(董志勇和李成明,2021[7])。推动专精特新企业深耕在产业链上的关键环节,成为行业内的佼佼者,进一步助推新一轮产业升级(李振东等,2023[1])。其三,在市场拓展方面,研究认为专精特新企业擅长于发现利基市场,利用专业优势挖掘市场的空白领域(陈游,2023[45])。例如,疫情期间,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新需求激增,专精特新企业在这些新兴细分市场发挥着巨大作用(江胜名等,2022[17])。

其次,从特色专业视角分析。其一,在细分市场相对优势方面,基于细分市场的差异化、特色化定位,专精特新企业更加专注提升自主独特创新能力以获取市场竞争优势(张晓辉和赵爱民,2023[5])。其二,在灵活创新方面,基于专精特新企业更为专注细分市场,深耕“小单元”,能够以最小化产品获取客户反馈,小规模大协作地实现快速调整迭代,促成产品的灵活创新(张米尔等,2023[11])。目前,学者围绕特色专业视角的研究,逐渐聚焦于解决专精特新企业创新链联动不畅的问题(王伟楠等,2023[2]),而现有专精特新企业尚未能充分发挥特色化来融入建设大中小融通发展的创新生态中(龙岳辉,2023[46])。

(3) 创新能力因素

专精特新企业的灵魂是创新,这体现了专精特新企业的核心特征,因而创新能力这一因素得到学者的普遍关注。通过文献梳理,本研究将创新能力划分为全球竞争能力、自主创新能力、产业升级能力和协同创新能力四种类型。

第一,全球竞争能力。该能力聚焦于专精特新企业生产技术或工艺领先、能够在国际市场赢得高认可度,获取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地位(刘宝,2022[30])。全球竞争能力的打造,技术领先是基础,关键在于创新网络的切入及建造。即:在国际市场建立开放式全球创新网络,专精特新企业通过创新商业化网络促进创新成果的传播,可更好地带动技术和服务“走出去” (李金华,2021[3];2022[47])。

第二,自主创新能力。专精特新企业对比其他类型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培育有一定区别。其他类型企业可以通过技术引进、加强合作、消化吸收再创新等方式提升创新能力,而专精特新企业则需在生产工艺、技术达到国内或国际领先,需要考虑更高阶和颠覆性的创新维持竞争优势(王彦林和王莉,2023[48])。

第三,产业升级能力。专精特新企业是推动产业链整体水平向上跃升,实现产业优化升级的关键(李振东等,2023[1])。在高端制造业回流和低端制造业外迁背景下,专精特新企业担负着的补短板助产业升级的重任(李振东等,2023[1])。同时,为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需要加快培育内需体系,专精特新企业需具备实现高质量供给的能力(李金华,2021[3])。

第四,协同创新能力。这一能力关注专精特新企业如何与链主企业、上下游企业、科研院所等建立互动,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加强产学研融通合作,在产业链上实现协同创新。研究趋势呈现出两种脉络:一是大中小企业融通,大链主企业可以依靠其巨大市场和技术资源,更多地从事渐进性创新,专精特新企业则专注单一技术和市场,从事具有颠覆性创新的技术研发,满足链主企业的创新需求(刘志彪和徐天舒,2022[42])。二是产学研合作,专精特新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协同开发创新,实现技术成果商业化落地和供需对接,打造协同创新链(赵晶等,2023[6])。

(4) 产业配套因素

专精特新企业因其技术专注程度、细分市场等因素影响,在产业链中嵌入程度更深,需具备更高的资源整合和资源储备能力(李振东等,2023[1])。本研究基于产业配套这一因素视角,将现有研究归纳为融通发展、成果转化、融资支持和生态营造四个方面进行解读。

第一,融通发展。主要是从价值定位方面来解析,即通过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关注主体间的价值结构,可以提升产业链中整体的竞争力,例如,有学者认为,龙头企业带动和助力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牵头建设资源平台,提供创新要素支持,拉动专精特新企业共同成长,同时界定好大中型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的角色、地位和功能,发挥其互补性作用(赵晶等,2023[6])。

第二,成果转化。实践中存在的难题是,专精特新企业专注在卡脖子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突破,然而花费大力气研发的技术,往往容易出现缺乏买家或买家不认可等供需矛盾现象(刘志彪和徐天舒,2022[42])。在此方面,龙头企业可以对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服务链等链条进行牵头梳理,把握当前主要短板和关键卡脖子技术,加强产学研融通合作,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的研发成果实现商业转化,保障全流程的核心技术国产化替代(李树文等,2023[15])。

第三,融资支持。在融资政策方面,当前政府部门与金融机构通过多种途径拓宽了专精特新企业的融资渠道。但不可忽视的是,专精特新企业因研发投入大、时间长,普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同时,当前融资更多存在“赢家通吃”的现象,即表现好、绩效高等专精特新企业能更快更好地获得融资,而默默耕耘,潜心“苦练内功”的专精特新企业反而较难得到融资支持(江胜名等,2022[17];金成晓和于家齐,2023[49])。也有学者指出,可以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和链主企业的作用,通过股权交叉的方式,促使大型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成为利益共同体,以价值共创的模式获得融资支持(金成晓和于家齐,2023[49])。

第四,生态营造。目前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生态更多是政府主导,通过政策扶持、认定奖励、补贴等方式直接或间接为专精特新企业提供服务。部分龙头企业则基于自身产业链发展的目的,为专精特新企业提供技术、资金、协同创新研发等专业化服务。值得强调的是,多元的生态才是健康的生态,多方参与、多元化生态才能产生具有活力和效率的专精特新企业(董志勇和李成明,2021[7])。

(5) 数字化发展因素

学者们已从数字化发展的视角对专精特新企业的成长进行了丰富探索(李振东等,2023[1];郭彤梅等,2023[50];宋晓云等,2023[51])。通过梳理,本研究将专精特新企业的数字化发展研究归纳为数字化技术、数字化连接和数字化生态三个要素。

第一,数字化技术。专精特新企业作为数字化发展的生力军,已有研究关注数字化技术在其创新过程中的驱动作用(张远记和韩存,2023[9])。首先,数字化技术是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进行信息解释与处理,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陈晓红等,2022[52]),能帮助专精特新企业实现更高阶、颠覆性的创新探索,也是维持创新能力的重要保障(李振东等,2023[1];Huynh,2022[53])。其次,数字化技术能在企业生产流程、经营管理、产品研发等方面带来正向影响,将数字化技术与传统产业进行数智融合,有助于改进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方式和创新管理模式,实现精细化管理(刘晨和崔鹏,2022[9];张远记和韩存,2023[37];Ghasemaghaei 和Calic,2020[54])。最后,数字化技术所产生的数字化信息被视为一种动态能力(吴瑶等,2022[55]),这种动态能力更能匹配专精特新企业在创新活动中的环境适应能力和供应链整合能力,因而促使专精特新企业高度嵌入到创新活动当中,保障创新活动的有效开展(李振东等,2023[1])。

第二,数字化连接。已有研究聚焦于专精特新企业提升数字化连接质量、连接数量和连接效率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连接质量:专精特新企业利用数字化连接构建产业链、生态系统等价值主体,达到互动合作、降低成本的目的(伍中信等,2023[56]);其次,连接数量:数字经济时代,庞大的数据进行有效连接是数字经济运转的主要载体(陈晓红等,2022[52])。“万物互联”的数字连接,可以赋能专精特新企业“特色化”发展,实现快速迭代开发(宋晓云等,2023[51]);再次,连接效率:数字化技术的出现大大提升了组织间互动效率,一方面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筛选价值信息实现降本增效,另一方面则可满足信息快速传播的需求(Goldfarb and Tucker,2019[57];Mikalef 等,2021[58];周翔等,2023[59])。已有研究认为,处于产业链关键节点、配套能力突出的专精特新企业,连接效率的提高能强化多方主体合作的价值(郭彤梅等,2023[50])。

第三,数字化生态。数字化发展从本质上改变了多主体间的互动模式和价值结构,更多新系统、新平台开始涌现,形成了互融互通、开放共享的生态体系(陈晓红等,2022[52];Sandberg 等,2020[60])。专精特新企业并不是处于一般的双边市场,需要关注到产业链上下游、生态系统多主体间竞争与合作、互补的关系,简单的个体匹配、配对不能满足其战略需求,专精特新企业在数字化发展中需要考虑如何在生态、平台系统中实现深度融合(金杨华等,2023[61];贺俊,2020[62])。已有研究指出,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产业协同创新、跨组织协作等生态化问题的影响,数字鸿沟问题在平台化、生态化结构中显得尤其突出,专精特新企业如何跨越数字鸿沟仍需加大探讨(娄小亭等,2023[63])。同时,生态体系在数字化情境下如何为专精特新企业提供价值,助力专精特新企业协同产业链上下游、提升创新效率、促进多主体高效对接等,即回答“使能”问题仍需持续探索(余澳等,2023[64])。

综上,本研究从影响专精特企业成长的五个因素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与系统梳理,每个因素下包含若干的研究方向,构建了影响成长因素的整合分析框架(如图1 所示)。整个框架以专精特新企业成长影响因素为主线,清晰明了地展示了影响因素的方面、维度和关联脉络。具体来说,首先是从专精特新企业成长过程来看,关键核心技术因素和专业程度因素均属于创新能力因素的前置因素,即关键核心技术因素属于探索式创新因素,目的在于解决技术瓶颈问题,促进技术赶超;专业程度因素属于利用式创新因素,能够抓住市场机遇,建立差异化优势,两种类型的因素都能对专精特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发挥引领作用(李振东等,2023[1])。其次,创新能力因素是维持产业配套因素的重要保证,创新能力因素能够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有助于保护专精特新企业免受外部环境影响,实现平稳发展和获取持续竞争优势。再次,关键技术因素能为产业配套因素解决技术断点问题,能够促进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为关键技术研发提供融资资金;同时,专业程度因素能解决产业配套因素联动不畅问题,整合各种资源进行融通发展。最后,数字化发展能带动专精特新企业的生态融通发展,对关键核心技术、专业程度、创新能力、产业配套等因素具有加速提质的促进作用。

图1 影响专精特新企业成长因素分析框架

3.3 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模式及其梯度培育路径:基于关系结构理论的结果呈现

关系结构理论关注不同主体间的互动层次和价值结构所带来的资源整合与配置,跨组织间形成共识并产生合作,以关系结构实现价值创造(郝斌和任浩,2009[65];王涛,2022[66])。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涉及不同的培育主体,由此会产生不同的培育逻辑和梯度培育路径,因而关系到主体间的价值结构与互动层次,即从关系结构视角呈现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结果。对既有文献进行梳理,本研究总结提炼出专精特新企业的四种培育模式及其培育路径汇总表(如表3 所示)。

表3 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模式及其路径汇总表

(1) 培育模式

第一,自力更生模式。相关研究认为,自力更生模式根植于资源基础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从市场或技术视角出发,基于自身资源基础和动态能力实现成长,是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江胜名等,2022[17])。在该模式下,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是一个基于资源约束情境,不断实现资源整合和拼凑的过程。需要强调的是,自力更生并不意味着与外界断绝联系,不少的专精特新企业还是会选择通过外部资源满足自身需求,包括现有资源的创造性利用和异质性资源的培育(董志勇和李成明,2021[7])。

第二,政府扶持引导模式。主要通过政府部门助推龙头企业、链主企业、科研机构和金融机构等构建企业服务生态,以政策补贴、奖励制度等方式引导和支持专精特新的发展,以保障供应链和产业链安全(江胜名等,2022[7];董志勇和李成明,2021[17])。该模式下,专精特新企业与政府处于资源匹配和松散联结的互动关系中(王宣桦,2023[67]),专精特新企业发展也会出现两种行为倾向:第一,专精特新企业为获取政策补贴、制度奖励和服务扶持,将会依照政策和制度引导,优先将注意力投放到政策关注的核心产业领域(曹虹剑等,2022[14]);第二,由于政策资源的有限性,政策也会优先扶持经济效益高、带动效应好的专精特新企业,部分发展周期长、增长效率低但较为关键的企业反而难以得到政策优惠和服务帮助(刘志彪,2022[10]),因而致使部分专精特新企业不得不回归到自力更生模式当中。

第三,大企业赋能带动模式。近年来大企业赋能带动模式对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江胜名等,2022[3];李金华,2021[17])。该模式下,大企业为满足自身发展,愿意主导构建平台生态系统来培植产业链。而专精特新企业属于产业链上的关键节点,在大企业平台赋能的情境下,专精特新企业与大企业紧密联结,一起价值共创(李树文等,2023[15])。大企业泛指产业链中具有主导作用的企业(如龙头企业、链主企业或行业标杆企业),通过建构平台生态系统来协同供应链上下游的信息、物资、资金,整合各方资源,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快速发展。如此,专精特新企业得以疏通产业链堵点,实现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构筑合作共赢的新生态(盛朝迅,2022[68])。

第四,专业孵化生态发展模式。专业孵化器通过构建生态系统,推动中小企业开放协作和资源共享,进而促进生态主体间的价值共创,最终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张延平等,2022[69])。在专业孵化情境下,专业孵化器服务更具专业性、精准性,高度适配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需求(Schwartz 等,2010[70])。以专业化为基础而形成的孵化网络系统,能够有力地推动专精特新持续创新(张力,2009[71])。尤其是,专业孵化器更擅于联结其他主体形成松散耦合的生态系统,系统架构更具开放性,更有利于专精特新企业的开放性创新(van Rijnsoever 等,2022[72])。

(2) 梯度培育路径

目前,较多研究关注完善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协同创新和融通发展制度(罗进辉和闫家铭,2023[73])。对于专精特新企业而言,则强调培育的梯次性和建立健全梯度培育体系。可通过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等模式进一步提升梯度培育的质量(江胜名等,2022[17]),细化专精特新企业梯度培育路径和培育方法(罗进辉和闫家铭,2023[73];蒋志文和郑惠强,2022[74])。

基于上述对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模式的梳理,接下来从轨迹和节点位置维度分析和总结其梯度培育路径。四种梯度培育路径类型图示如表4 所示。

表4 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路径图示对比

第一类,自下而上型梯度培育。该培育路径匹配的是自力更生培育模式。自下而上的梯度培育,强调专精特新企业厚植自身资源基础和动态能力,才是其自我培育的核心关键(董志勇和李成明,2021[7])。自力更生的路径轨迹沿着直线梯度上升,具体节点位置经历了“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的迭代变化(刘晨和崔鹏,2022[37])。

第二类,自上而下型梯度培育。该培育路径匹配的是政府扶持引导模式。自上而下的梯度培育,凸显政府在企业培育过程中应当发挥顶层宏观政策调节和协同服务的作用(蒋志文和郑惠强,2022[74])。在实践中,需要通过高频率、高投入的扶持政策才能带来专精特新企业持久的培育效果(曹虹剑等,2022[14])。企业为了获取持续的政策扶持,可能会出现“策略性”创新行为和培育结果(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75])。由此,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成长轨迹沿着梯度培育路径螺旋式上升,具体节点位置也经历了“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的螺旋变化(刘晨和崔鹏,2022[37])。

第三类,中心辐射型梯度培育。该培育路径匹配的是大企业赋能带动模式。在这一路径下,大企业按照平台生态层级轨迹进行延展性辐射(娄小亭等,2023[63])。以龙头企业和链主企业为代表的大企业,将会确立共同认可的价值主张,产业链中所有成员对彼此的节点位置、贡献具有清晰的共识(李树文等,2023[15])。另外,大企业的赋能带动,是按照产业链和生态圈层由近及远的梯次展开(赵晶等,2023[6])。由此,对专精特新企业带来波浪传导式的梯次成长。

第四类,网络孵化型梯度培育。该培育路径匹配的是专业孵化生态发展模式。该培育路径更多突出要求专精特新企业依托专业机构获取专业型资源,与已有模式获取通用型资源不一样,其专业型资源更加匹配专精特新企业的特征和成长需求(李金华,2021[3])。专业孵化器鼓励专精特新企业建立属于自身主导生态或集群的模式,更加符合专精特新企业的成长需求。而不像大企业构建相关平台和生态系统提供给专精特新企业使用,更多是希望主导和掌控产业链的发展(王伟楠等,2019[76];韩少杰等,2020[77])。参与到培育过程的主体数量更多,身份更具多重性。专业孵化器作为孵化培育机构,能够整合政府部门、大企业、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的专业资源,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相关主体不仅作为资源的提供者,也是资源的获取者,能够利用这一模式为自己创造价值回馈,因而该模式的主体共生关系更全面和开放(卢珊等,2021[78])。总体来看,该培育路径中轨迹和节点位置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在专业孵化情境中,构成的专业性组织和集群数量丰富,且各种主体关系交织互联,容易形成多个具有主导能力的中心(Adner,2017[79]),因而专精特新企业可以通过各种类型组织获取异质性资源,也需要与多个主体建立互通互联关系。二是,由于角色身份的多重性和重叠性,专精特新企业将可以通过单个节点位置代表各种角色,例如:处于产业链核心位置的专精特新企业既可以是所属集群的主导者,也可以是资源贡献者,更可以是共生规则制定者。

4 总结与展望

4.1 总 结

总体来看,专精特新企业研究正如火如荼,各种成果日益丰富。通过对现有文献尽可能全面深刻的回顾,融合主导逻辑、动态能力和关系结构等理论,本研究构建了专精特新企业成长与培育的整合分析框架(如图2 所示)。

图2 专精特新企业成长和培育整合的理论框架

在该框架下具体探讨了专精特新企业的概念及分类、与隐形冠军企业对比分析、成长因素与培育模式,以及梯度培育路径等内容。从专精特新企业成长与培育的视角来看,结合相关理论视角,主导逻辑理论回答了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成“什么”的认知目标,动态能力理论提供了专精特新企业“如何”培育的战略配置,关系结构理论则呈现了专精特新企业培育的“结果”。基于此,本研究将融合上述相关理论,结合“动因-过程-结果”的逻辑主线,对整合分析框架进行梳理。具体而言,本研究认为在不同的概念界定下,专精特新企业内涵也具有显著差异,由此产生了在企业、产业和生态三个不同层面的内涵差异。进一步,专精特新企业与隐形冠军虽在内涵上有着较多重叠,但是缘于二者是基于各自国家发展情境的产物,由此产生了诸多本质的不同,如在产生背景、认定指标、聚焦产业领域、功能作用和经营策略五个方面,二者都具有鲜明的差异性。专精特新企业基于上述三个层面的内涵差异和五个方面的对比分析,通过主导逻辑构建了认知框架,满足企业发展目标,并提供发展战略和行动路径,由此形成专精特新企业成长的动因。接下来,本研究归纳出影响专精特新企业成长的五个方面因素,即关键核心技术、专业程度、创新能力、产业配套和数字化发展,通过上述五个成长因素形成动态能力获取竞争优势,产生具有高度一致性的价值主张和战略行动能力,由此构建专精特新企业成长的过程。最后,从研究视角、研究情境和培育逻辑等维度出发,总结出自力更生、政府扶持引导、大企业赋能带动和专业孵化生态发展四种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模式,并依据四种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模式,推导出四种梯度培育路径。通过上述培育模式和培育路径中的关系结构,形成具体价值结构和互动层次,由此呈现专精特新企业培育的结果。上述研究成果的总结和发现,将为专精特新企业走出有别于“隐形冠军”的梯度发展之路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4.2 管理启示

基于现有研究的分析和总结,本研究管理启示如下:一是,专精类、特新类和专精特新综合类专精特新企业,应根据各自企业类型定位不同,采取不同的发展模式及发展路径;二是专精特新企业应走出与隐形冠军的差异化道路。以德国为代表的隐形冠军模式并不一定能够适应中国情境的发展。在参考隐形冠军模式的基础上,专精特新企业需学会差异化发展,主体实施聚焦战略、产异化战略和整合战略,走出中国情境下的本土化特色道路;三是关注及发挥不同成长因素的影响作用。其中,突出关键核心技术和专业程度两个因素的作用,以利于专精特新企业突破成长路径或方式的问题。关注创新能力这一因素,以使专精特新企业获取核心竞争力。关注产业配套因素,助力专精特新企业实现与产业协同发展。发挥数字化因素作用,更好的提升生态融通质量与效率;四是选取适配的培育模式及梯度培育路径。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情境出发,可归纳出四种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模式及其梯度培育路径。不同的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有不同的情境约束因素,针对不同的情境约束条件应选取不同的培育模式。相应的,在不同的培育模式下应实施与之相匹配的梯度培育路径。

4.3 研究展望

中国情境下的专精特新企业成长与培育呈现出较大的特殊性,未来需综合考虑企业自身、政策因素、经济发展环境和产业作用的联动关系,丰富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理论。本文将从五个层面进行展望:一是强化链主企业在专精特新企业梯度培育过程中的作用研究;二明晰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研究;三是深化专精特新企业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的研究;四是拓展专精特新企业关联主体的研究;五是强化专精特新企业的补链固链强链作用研究。

第一,强化链主企业在专精特新企业梯度培育过程中的作用研究。链主企业能够推动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结,促成价值共创并实现高质量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是专精特新企业重要的培育主体。已有政策和研究均强调链主企业协同专精特新企业融通发展成为趋势,但并未对其具体培育机制进行深入探索,较少涉及链主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的互动机理。未来研究可重点关注从价值共创、协同创新视角分析二者的梯度培育机制。同时,结合生态系统理论研究链主企业在生态系统构建过程中,互动关系与生态结构设计对培育专精特新企业的影响作用,进一步为链主企业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提供更全面的作用解析。

第二,明晰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研究。随着数字化时代不断推进,数字技术的应用成为专精特新企业快速成长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关注到数字化对专精特新企业的重要性,但更多围绕相关因素的罗列和结论呈现,未能打开其数字化转型的“动态过程”,关于专精特新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前和转型后的“动因”、“过程”和“结果”的问题还需进行深入探索。未来可重点关注数字化转型支撑政策对专精特新企业的驱动作用和数字化技术对专精特新企业梯度培育的促进作用,以此揭示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态过程机制。同时,可结合产业链协同、平台等理论在培育过程中的应用,从数字化培育的视角厘清专精特新企业的成长过程研究。

第三,深化专精特新企业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的研究。专精特新企业是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的重要支撑,从专精特新企业的分类和产业链作用来看,专精特新企业的成长与壮大脱离不开国内国际双市场的发展,如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专精特新企业作为发力点体现着重要作用。然而,现有研究将视角聚焦在专精特新企业的微观主体上,缺少从中观、宏观视角对专精特新企业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进行深入探索。未来研究可强化对专精特新企业在区域一体化的探讨,一方面可关注专精特新企业在国内、国际大循环的互动层级和互动逻辑,另一方面可分析专精特新企业在双循环格局中的活动轨迹,进而加强专精特新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建设。

第四,拓展专精特新企业关联主体的研究。专精特新企业的成长脱离不开生态系统,更加聚焦于专精特新企业与其他关联主体的互动关系研究,方能促使专精特新企业更好的嵌入产业生态系统。从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模式和梯度培育路径分析来看,专精特新企业的成长和培育涉及多个主体间的关系,如涉及到政府、大企业、专业孵化器和其他服务性支持主体间的互动与协同。然而,现有研究将主体视角局限在专精特新企业的身上,未能从多主体视角来解读专精特新企业的成长与培育,更未能刻画出专精特新企业成长的多主体全景画像。未来研究可细化专精特新企业关联主体的研究,一方面可关注专精特新企业与关联主体的互动关系,探索互动逻辑与机制,另一方面可分析专精特新企业与关联主体的生态结构,探讨多主体间协同成长的生态功能与作用。

第五,强化专精特新企业的补链固链强链作用研究。专精特新企业被赋予了补链固链强链的使命,肩负着助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重任。然而,对专精特新企业在补链固链强链的作用过程和机理研究总体偏少。未来研究,一是可分别对补链、固链和强链的作用过程和机理进行深入研究;二是可对补链、固链和强链间的互动影响和递进作用过程及机理进行拓展研究;三是融合数字化手段来研究专精特新企业的补链固链强链作用,以突出数字化转型情境下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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