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中期山东诗人区域分布态势及成因
——基于《国朝山左诗钞》的考察

耿 锐

（烟台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0）

文学的地域性研究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经引起学者关注，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从诸子学、经学、理学、考证学、文学等多个方面辨析了南北之不同，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则论述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北方派和以老庄为代表的南方派，融合了西方哲学、伦理学的观点，为文学地域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但是此后的近百年里，文学的地域性研究并未及时深入，而基于明确数据统计之上的文学地域性研究则更晚一些，目前首推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该书立足于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的数据统计，梳理了自周秦至清代九大历史时期中文学家的区域分布格局并分析成因，总结提炼出诸如“瓜藤结构”的区域分布规律等普遍特性，为文学地理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作为一部地域性诗歌总集，《国朝山左诗钞》明确交代了所选录的全部六百二十七位诗人的里籍，卷五十九“流寓”一卷，更是以案语形式，详细叙述了诗人的区域流转情况，对区域特性的重视贯穿《国朝山左诗钞》的始终，其选录诗人的区域分布情况也是考察地域文学发展态势的重要指标之一。

一、《国朝山左诗钞》与山左行政区划

宋弼在《国朝山左诗补钞》序中称：“钞诗而系之山左者，以其为山左之人之诗也；称国朝者，以别于明代也；称续钞、补钞者，以有前钞也。 ”[1]669宋弼所谓“前钞”即卢见曾所编《国朝山左诗钞》，称“国朝”，因其断自清朝立国之初，以此别于明代；称“山左”，因其所辑选乃山左诗人之诗。 结合宋弼的“国朝”说以及卢见曾凡例中提及的成书时间“戊寅仲秋”，可知《国朝山左诗钞》的时间维度历跨顺治元年（1644 年）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这个时间段是非常清晰的。然而在此时间段中，“山左”概念所涵盖的范围却是几经变化的，故实有必要先对清代山左的行政区域规划做一番梳理，以明确“山左”的概念与区域覆盖范围。

“山左”是明清时期山东省的别称，以其位于太行山左（东）而得名。据万历重修本《明会典》载，明代山东下辖六府、十五州、八十九县。 其中济南府下辖泰安州、德州、武定州、滨州四州以及历城、章丘、邹平、淄川等二十六县。兖州府下辖曹州、济宁州、东平州、沂州四州以及滋阳、曲阜、宁阳等二十三县。东昌府下辖临清州、高唐州、蒲州三州以及聊城、堂邑、博平等十五县。 青州府下辖莒州一州以及益都、临淄、博兴等十三县。 登州府下辖宁海州一州以及蓬莱、黄县、福山等七县。 莱州府下辖平度州、胶州二州以及掖县、潍县等五县。 清初基本沿袭了明代区划，后在雍正年间有过几次较大的区划调整。

首先是雍正二年（1724 年）九月，山东巡抚陈世倌以济南府“幅员既广，管辖殊难”[2]之故，奏请设立直隶州，遂将新泰、莱芜、长清三县分隶泰安州，将阳信、海丰、乐陵三县分隶武定州，将利津、沾化、蒲台三县分隶滨州，此外还将兖州府下辖之曹县、定陶二县分隶曹州，郯城、费县二县分隶沂州，嘉祥、巨野、郓城三县分隶济宁州，于是泰安、武定、滨州、曹州、沂州、济宁皆升为直隶州，山东于是形成了六府（济南、兖州、东昌、青州、登州、莱州）六州（泰安、武定、滨州、曹州、沂州、济宁）并立的局面。

其后，雍正七年（1729 年）十二月、雍正十二年（1734 年）六月、雍正十三年（1735 年）七月，先后又有微调，至雍正末年，先前所设直隶州或升为府，或降为属州，山东形成了济南、兖州、东昌、青州、登州、莱州、武定、沂州、泰安、曹州十府并立的局面。 直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重新增设济宁、临清二州为直隶州，十府并立的局面才发生改变。[3]200

由明入清以来，山东郡县沿革经历了不小的变迁，部分州县的归属亦有变化，考察《国朝山左诗钞》诗人小传，其在标注里籍之时，基本按照诗人生存活动当时的行政区划，可谓“各从其时”，偶有迁延变革之处，则以案语形式加以注释。诸如卷十八《李赞元小传》中称其为大嵩卫人，后附小字注曰：“今为海阳县。 ”[4]243大嵩卫是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 年）设立的卫所，其位置约属今海阳市凤城镇，雍正十三年（1735 年）裁卫设县，遂更名为海阳县，一直延续至清末。 李赞元生于明天启三年（1623 年），卒于清康熙十七年（1678 年），在其生活的年代，凤城一直为大嵩卫治所，而至卢见曾辑选《国朝山左诗钞》之时，已更名为海阳，故小传中叙述李赞元里籍之时延续了当时的说法，并另附案语进行了解释。

由于《国朝山左诗钞》所辑选诗人时段历跨百余年，其间郡邑变迁时有发生，实难统一，本文考察《国朝山左诗钞》诗人区域分布时，将采取雍正末年所确定的十府一百零七州县的行政格局。 其原因有二：一方面在于此种行政格局是卢见曾编辑《国朝山左诗钞》之时的行政格局，另一方面则在于统一的行政区划便于进行更为准确的定量考察。

虽然《国朝山左诗钞》对于所录的绝大多数诗人都以小传方式交代了籍贯，但仍有个别不便统计的情况，需先作说明。

其一，《国朝山左诗钞》有部分诗人“未详其籍”，不计入统计数据之中。《国朝山左诗钞》中籍贯存疑的诗人有两位，分别是卷八的徐振芳和卷四十七的周庄。卷八《徐振芳小传》曰：“振芳，字大拙，乐安诸生，或曰安丘人，常参邱磊军事，有《三素》《雪鸿》《楚萍》《淮海》等草。 ”[4]116《（民国）莱芜县志》与《（民国）续修莱芜县志》的《李橚生本传》中援引徐振芳所作诗序，皆称之为“乐安徐振芳”，此外《清文献通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皆著录徐振芳所著《徐太拙诗稿》，并称其为山东乐安人。然沈德潜《清诗别裁集》选徐振芳诗一首，小传则称其“字大拙，山东安丘人”[5]。徐振芳生平不见于史传，目前无更多材料可供考辨，且存疑。卷四十七《周庄小传》曰：“庄字子庄，住历城，未详其籍，或云青州人。有《独喻草》《古稀集》。”[4]632周庄其人不见于史传记载，《晚晴簃诗汇》录其诗二首，小传称其为历城人，《（民国）山东通志》著录其诗文集，本传袭自《国朝山左诗钞》，仅称其世居历城，亦不可确考。 故此二人不计入讨论之中。

其二，部分诗人小传中称诗人隶籍某“州”，而这些“州”在清前期的行政区划中有时为府之属州，有时为直隶州，亦有部分升级为府，对于这部分诗家，将其列入相应“府”中，注为“不详”。如卷十一《李之芳小传》：“之芳，字邺园，武定州人。”[4]150武定在清初袭明制，为济南府之武定州，雍正二年（1724 年）升为直隶州，辖乐陵、海丰、阳信三县，雍正十二年（1734年）升为武定府，辖一州九县，此规制沿至清末。 李之芳生于明天启二年（1622 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 年），在他的生存年代间，武定一直为济南府之属州，卢见曾遵从当时之区划，称之为“武定州人”，而至卢见曾编纂《国朝山左诗钞》的乾隆十八年（1753 年）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间，武定州已升为武定府，对于这种情况，仍将李之芳归为武定府人，且因无法确悉其具体属于武定府之何属州何县，故注为“不详”。

二、诗人区域分布格局与重心

《国朝山左诗钞》收录诗人627 家，其中一般男性诗人589 家，剔除前文所述里籍不详之徐振芳与周庄后，尚余587 家，其中济南府169 家，位居首位，其后是青州府118 家，莱州府102 家，登州府50 家，兖州府49 家，武定府40 家，泰安府16 家，东昌府16 家，曹州府15家，沂州府12 家，其具体分布情况，如下页表1 所示。

表1 《国朝山左诗钞》所录一般男性诗人区域分布表

从地理格局上来看，《国朝山左诗钞》 诗人辑选重心位于鲁西北平原地区的济南府，其选济南府诗人169 家，选诗合计2961 首，不但远超其后的青州府，其选人数量更是数量最少的沂州府的12 倍，选诗数量则高达沂州诗人诗歌数量的75 倍。济南府之外，鲁东半岛地区的青州、莱州、登州、武定四府则占据鲜明的优势地位，四府辑选诗人总数为310 家，约占《国朝山左诗钞》诗人总数的49%，选诗总数为2304 首，约占《国朝山左诗钞》全部选诗数量的38%。 与之相对的鲁西南东昌、泰安、兖州、沂州、曹州五府的选人、选诗数量则明显处于劣势，据表1 统计，东昌、泰安、兖州、沂州、曹州五府选人总数为108 家，约占诗人总数的17%，选诗总数为524 首，约占选诗总数的8%，五府之和尚且不及济南一府。

不但各府之间存在明显的落差，一府之中，各属县及属州的诗人分布亦存在鲜明的不均衡的态势。 以济南府为例，济南府的治所在当今的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清初承明制，为省治，辖四州、二十六县，雍正年间经过数次区划调整，卢见曾编辑《国朝山左诗钞》之时，济南府辖区为历城、平原、章丘、淄川、邹平、长山、齐河、新城、齐东、济阳、长清、德平、禹城、陵县、临邑十五县并德州（属州）一州，“北至京师八百里，广三百六十里，袤二百八十里”[6]。《国朝山左诗钞》所选济南府诗人分布于德州、淄川、历城、新城、平原、长山、章丘、济阳、邹平、陵县、齐河、临邑十二属县（州），选人最多的是德州，选录诗人50 家，选诗总数1018 首，占据《国朝山左诗钞》选诗总数的17%，约是位居其后的淄川县选人数量的1.5 倍，是居于末尾的临邑县选人数量的50 倍，而齐东、长清、德平、禹城四县则并无诗人入选《国朝山左诗钞》。此外，青州、莱州、登州、兖州各属县（州）之间诗人数量亦呈现出类似的悬殊差距。与之相对的武定、泰安、东昌、曹州、沂州各府下辖属县（州）之间，所选诗人数量则差距不大，且整体上呈现出一种选人、选诗均不繁盛的局面。以东昌府为例，东昌府下辖14 州县，其中有诗人载入《国朝山左诗钞》者有临清、茬平、聊城、堂邑、博平、馆陶、武城七个属县（州），其中临清5 家，茬平3 家，聊城3 家，堂邑2 家，博平1 家，馆陶1 家，武城1 家，各县（州）之间差距不大，整体上比较均衡。

综览《国朝山左诗钞》所选山东一般男性诗人的区域分布状况，其呈现出以济南府为重心，旧齐国属地鲁东半岛诗人数量多，旧鲁国属地鲁西南地区诗人数量少，且地区之间诗人数量落差较大的整体态势。

除一般男性诗人之外，《国朝山左诗钞》还以三卷的篇幅分别收录了闺秀诗人、流寓诗人以及方外、青衣、仙鬼诗人。

闺秀诗人，《国朝山左诗钞》卷五十八共收录16 家，其中济南府7 家，分别为德州2 家、淄川1 家、历城1 家、平原1 家、长山2 家；青州府1 家，隶籍安丘县；莱州府2 家，一居掖县，一居胶州；登州府1 家，隶籍莱阳；兖州府1 家，隶籍曲阜；曹州府1 家，隶籍曹县；沂州府1 家，隶籍莒州。

流寓诗人，《国朝山左诗钞》卷五十九共收录12 家，考其寄籍区域，其中济南府6 家，分别为历城4 家、德州1 家、平原1 家；青州府2 家，分别为诸城1 家、博山1 家；东昌府2 家，其一寄籍临清，其二不详其州县；兖州府1 家，寄籍阳谷；曹州府1 家，寄籍曹县。

方外诗人，《国朝山左诗钞》卷六十共收录7 家，考其里籍，以青州府最多，有3 家，其中诸城2 家、安丘1 家，另有释元中，仅注明居于青州，释祖珍则是“江南通州人，天岸老人弟子，初住青州大觉，后居泰山普照”[4]785，均与青州有过较密关联。 此外则是济南府新城县1家，以及兖州府属州济宁1 家。

闺秀诗人、流寓诗人、方外诗人因整体数量不多，未形成明显的群体特性，然而其分布多集中在济南府、青州府这两处诗人群体颇为密集之处，总体上与一般男性诗人的分布趋势相统一。事实上，因为家族联姻或文学交游等社会关系的存在，这些诗人的分布情况往往受到一般男性诗人分布状况的影响， 这在闺秀诗人的分布上表现尤为明显。 《国朝山左诗钞》所录16 位女性作家，多出身于文化氛围较为浓厚的官宦之家，夫家亦多诗书传家，如嫁入同邑孔氏家族的考功郎中颜光敏之女颜氏、太常寺少卿王桢从孙女王碧莹等，她们一般自幼即受到良好的教育，往往有诗作结集，如颜氏之《恤纬斋诗》、王碧莹之《遗诗》等。 而另有一部分女性诗人，则因为父兄之间的交游活动而使诗作得以保存下来，如《国朝山左诗钞》小传记载：“纪节妇（纪映淮）三诗得之《池北偶谈》。 ”[4]767王士禛在《渔洋诗话》中亦记载了自己与纪映淮之兄纪映钟之交往，王氏《秦淮杂诗》中还有“栖鸦流水空萧瑟，不见题诗纪阿男”之句，阿男即纪映淮之小字。 正是因为王士禛与纪映钟的相识，纪映淮之诗方能保存下来并在此后被卢见曾选入《国朝山左诗钞》，亦可见文人交游在作品传播中的独特作用。

三、区域分布态势之成因

前文以表格和数据分析的形式对《国朝山左诗钞》所录清前中期山东诗人的区域分布情况进行了综合考察，据数据分析可知，《国朝山左诗钞》所选一般男性诗人在区域分布上呈现出不均衡的态势，整体格局上呈现出以济南府为重心，鲁东半岛各府偏强而鲁西南各府偏弱的整体趋势，闺秀、流寓、方外、青衣、仙鬼诗人数量虽不多，但分布情况与一般男性诗人的整体趋势相一致。 这种区域分布差异的背后，有着多重影响因素。

山东十府之中，无论是选人数量还是选诗数量，省府济南府均位于《国朝山左诗钞》之首位，可见政治因素在其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自西汉设济南郡至元代设置直属中书省的济南路，其间经历一千四百余年，济南一直是山东重要的政治中心，明清两朝实行省制，济南府更是成为山东省省府所在地。 济南承担着重要的政治职能，不但执掌全省政务的山东巡抚驻地设在济南，科举中极为重要的乡试亦在省城举行，独特的政治地位自然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繁荣，同时也使之成为重要的文化中心。 不但济南府诗人分布的优势地位得益于政治中心的影响，青州、莱州、登州三府的强势地位亦与政治因素有密切关联。 清顺治元年（1644 年）不但在济南府设立主管全省行政事务的山东巡抚，还设置“登莱巡抚，亦称海防巡抚，驻登州府，管理登州、莱州、青州三府海防事务”[3]193。 相比较而言，远离政治中心的曹州、沂州等府，在文化上同样也处于了弱势地位。

政治因素虽然对诗人的整体区域分布产生了直接影响，但落脚到某一府之中，情形却又有变化。以浙江为例，《清代浙江诗人区域分布初探——以〈两浙輶轩录〉为中心的数据分析研究》的研究成果显示，“清代浙江11 个府中，有8 个首席位置被附郭县占据，而且较之位列其后的非附郭县，附郭县还往往拥有相当明显的优势”[7]。 与浙江附郭县普遍占据优势地位的状况不同，山东十府中附郭县诗人数量占据阖府各州县选诗人数之首的仅有莱州府之掖县。 此外，济南府之附郭历城县居于府中之第三位，且与第四位的新城县人数持平，青州府之附郭益都县居于府中之第二位，兖州府之附郭滋阳县居于府中之第三位，人数与居于其前的曲阜和济宁分别有着15 倍以及6.5 倍的差距， 东昌府之附郭聊城县选诗人数居于本府之第三位，数量上与前两府相差不多，但诗人总数不过3 人。 登州府之附郭蓬莱县、武定府之附郭惠民县、泰安府之附郭泰安县、曹州府之附郭菏泽县以及沂州府之附郭兰山县甚至并无诗人被选录入《国朝山左诗钞》。 据此可知，附郭的优势地位在山东各府诗人区域分布上并未产生太大影响。 这也说明，政治上的中心地位只在一定程度上对诗人区域分布和诗歌繁荣情况产生影响，文学的发展状况仍受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

就清前中期山东诗人区域分布状况而言，其分布态势和分布特征更多地是受到了文学家族的区域分布态势与历史文化传统因素的双重影响。

文学家族一般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有两代以上家族成员进行文学创作，且具有较高文学创作水平的家族。 文学家族本身已然聚集了一定数量的作家，而文学家族分布较多的地区往往也成为诗人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国朝山左诗钞》的诗人小传中除叙述诗人姓名字号、籍贯、科第、仕宦履历、诗集著述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叙述该诗人与前卷所录诗人之间的亲缘关系，包含父子、兄弟、祖孙、从兄弟等多种关系，亲缘关系的勾连使诗人与诗人之间以家族为单位的文学群体关系清晰起来。《国朝山左诗钞》通过对亲缘关系的叙述，向读者展现了清前中期山东诗坛上数量众多的文学家族，而文学家族带来的集群特性使得该家族所在区域成为文学繁荣之地。

在《国朝山左诗钞》收录诗人的区域分布表中，济南府属州德州的诗人数量位居山东十府所有属县（州）之首，究其原因，最直接的因素应当是编纂者卢见曾和宋弼对于乡贤的推尊和认同心理，故而大量选录乡邦文人，然而更为深层的原因则在于德州是山左诗坛上因文学家族的崛起而形成的诗文重镇，本身便具有雄厚的文化实力。

明初为加强军事统治，设立了数量众多的卫所，德州即是其一。随着军屯政策的深入推行以及京杭大运河的疏通，德州在确立交通枢纽位置的同时亦成为一个人口、经济、农业都颇为繁荣的地区。 此后虽然裁撤卫所，划归州县，其繁荣的基础却早已奠定了。 自清初至乾隆年间，德州文坛上至少活跃着田氏（田雯）、谢氏（谢重辉）、卢氏（卢世）、南李氏（李浃）、北李氏（李源）、萧氏（萧惟豫）、孙氏（孙勷）、程氏（程先贞）等近十个大大小小的文学家族。《国朝山左诗钞》选录德州诗人50 家，其中涉及的文学家族便有6 个。

萧氏：萧惟枢（卷二十一，“布政使时彦子”），萧惟豫（卷二十三，“惟枢从弟”），萧承沆（卷四十七，“惟豫子”），萧炘（卷五十一，“惟豫从曾孙”）

南李：李浃（卷十），李涛（卷三十三，“浃弟”），李元瓒（卷四十九，“涛从子”），李芾（卷五十，“浃孙”），李莱（卷五十，“浃孙”），李征临（卷五十一，“涛子”），李国柱（卷五十六，“浃曾孙”）

北李：李源（卷十），李棅（卷四十六，“源子”），李柽（卷四十六，“棅弟”）

田氏：田雯（卷二十四至卷二十五），田需（卷三十四，“雯弟”），田肇丽（卷四十一，“雯子”），田霡（卷四十二，“需弟”），田中仪（卷五十，“肇丽弟”），田同之（卷五十一，“肇丽子”）

孙氏：孙勷（卷四十），孙于敦（卷五十三，“勷子”），孙于盙（卷五十五，“于敦兄”）

以上6 个家族诗人合计28 位，已占《国朝山左诗钞》所录德州籍诗人总数的56%。文学家族带有天然的聚合作用。家族父子兄弟叔侄之间往往能够自相师友，家族繁衍越兴旺，成员之间的创作互动也就越多，创作成果也就越丰富。兼之家族与家族之间的婚姻关系，创作群体的规模愈发扩大，进而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地区文学创作活动的主体。

与德州相比，曲阜更是因文学家族的存在而成为诗人分布重点区域的典型。《国朝山左诗钞》辑录兖州府诗人合计49 家，分属曲阜、济宁、滋阳、嘉祥、峄县、邹县6 个属县（州），其中曲阜诗人30 位， 约占兖州府总数的61%， 选曲阜诗人诗歌226 首， 约占兖州府总数的76%，居于兖州府的核心地位。 考其诗人，则主要分属孔氏与颜氏两个家族，其中孔氏诗人15 人（孔毓圻、孔传铎、孔贞燦、孔贞瑄、孔尚任、孔衍栻、孔衍钦、孔衍谱、孔衍樾、孔兴永、孔兴诏、孔毓埏、孔传枞、孔毓璘、孔毓琚）、颜氏诗人11 人（颜怀礼、颜伯璟、颜伯珣、颜光敏、颜光猷、颜肇维、颜懋恕、颜懋侨、颜懋企、颜崇榖、颜绍皊）。

其他文学家族中较为典型的还有新城王氏（王士禛家族，《国朝山左诗钞》选王氏诗人11 位，占新城诗人总数之55%）、益都赵氏（赵执信家族，《国朝山左诗钞》选赵氏诗人11位，占益都诗人总数之31.4%）等，这些文学家族也都代有闻人，家族成员既受家族文学风气的滋养，又带动了家族文学创作的整体繁荣，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地域文学创作。对于文学创作者而言，“家族是其被直接孕育并与之血脉通连的母体”[8]，文学家族成员之间具有更为坚固的凝聚力和更为密切的文学交流， 强势的文学家族极大地带动了本地域的文化发展，久而久之，亦使得该地域成为诗人分布的密集区。

除此之外，文人社团及其他一些文人群体也成为诗人区域分布的重要影响因素。 譬如青州府诸城县，《国朝山左诗钞》共载录诗人37 家，其中隶属“诸城十老”者即有9 人，分别为丁耀亢（卷十九）、王乘箓（卷十九）、刘翼明（卷二十）、邱元武（卷二十三）、徐田（卷三十四）、李澄中（卷三十五）、张衍（卷四十七）、张侗（卷四十七）、隋平（卷五十三），其数量约占诸城诗人总数的24%，选诗总数计197 首，约占诸城县选诗总数的71%。文人社团加强了作家之间的交流，不但使得诗人聚集起来形成团体，同时彼此之间的诗歌往来，也带动了地方诗歌的发展，使得地方诗歌呈现出繁荣局面。

对诗人区域分布影响最为深远同时与其他影响因素互为因果、交互影响的根本因素则是历史文化的积淀。作为齐鲁文化的发源地，山东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在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国家政策的导向、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行政区域的变革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山东的文化强势区始终处在缓慢的变化之中，然而齐、鲁两大文化区的划分是基本明确的，齐、鲁文化区的存在对于山东诗人区域分布的影响也是最直观的。

齐、鲁邦国始自西周，《史记·周本纪》中记载了武王伐纣灭商后分封诸臣的史实：“师尚父为首封。 封尚父于营丘，曰‘齐’。 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 ”[9]127齐国与鲁国自立国之初，便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9]1480从疆域来看，春秋时候的齐国主要占据山东北部，向东到海，向西到古黄河，南临泰山，既便于农垦，又有鱼盐之利，地理环境颇为优越。 齐地早在商周以前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文明程度，齐国春秋时期更是成为争夺天下的一方霸主。便利的水陆交通使得齐文化带有天然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活跃性，这一点与处于内陆的鲁国颇为不同。鲁国“处于丘陵地带，水利条件较差，只能专重农业，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全面推行周人的礼乐文化，在其以后的发展中形成了牢固的宗法传统……由此形成了一种重礼厚朴的民风，同时也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不易形成较为开放性的文化”[10]。 虽然在漫长的封建历史时期中，齐文化和鲁文化的内涵不断变化以至于合流成为新的齐鲁文化，但是“齐国合时，鲁国合古；齐国合利，鲁国合礼”[11]的差异性始终存在，思想和文化基础的不同奠定了齐鲁文化地域差异的基调。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鲁文化区的开放性，但是其内敛持重的文化底色与汪洋恣肆的齐风确有不同。

齐地繁荣发达的经济促进了齐文化的繁荣，而开放务实、不拘小节的齐文化滋养了齐地文人的浪漫情思，进而促进了诗文创作的繁荣。综览《国朝山左诗钞》诗人区域分布表，诗人分布较为密集的济南府、青州府、莱州府、登州府基本属于齐文化属地，相对地，鲁文化区中的泰安府、曹州府，甚至是受到历朝历代政策扶持的兖州府都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国朝山左诗钞》择录诗人的区域分布特征既受到历史文化因素的直接影响，又是对历史文化传统的一种直观展现，成为反映清前中期山东文学发展态势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