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

2024-03-04 18:03刘国武李君华
当代经济科学 2024年1期
关键词:人均收入数字经济城镇化

刘国武 李君华

摘要:

结合当前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背景,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构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框架,分析市场需求效应、城镇化效应等需求端的作用。以中国2013—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测算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并检验需求端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产业间、产业内的结构转型升级,选取1987年各省份邮政营业网点数的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基本结论不变;(2)数字经济发展在需求端主要通过人均收入效应、市场化程度效应和城镇化效应三种机制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3)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行业间和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的异质性。因此,应充分发挥区域之间的比较优势,继续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和通信技术的投资力度,实施动态化、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

关键词:数字经济;产业结构转型;人均收入;市场化程度;城镇化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24(01)010413

一、问题提出

数字经济是指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性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①。当前,数字经济正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相关数据显示,2013年以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高速增长,2013—2021年增长了4.61倍,年复合增长率24.06%,远超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数增长②。与此同时,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迫切要求社会生产力提高,发展方式转变,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在工业经济时代,土地、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推动产业结构迭代升级,但传统生产要素的增长能力日渐乏力,瓶颈约束日益凸显。当前

,数字经济新形态通过数据要素、互联网载体和数字技术不断改变资源的供给与需求配置,这要求相应的产业结构与之匹配。厘清数字经济发展如何通过供给和需求因素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数字经济发展能否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在需求端的作用机制为何?

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形态,具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数据要素主要由政府主导投资建设的新型基础设施提供。目前,数字经济发展仍处于初中级阶段[1],早期数据要素主要由政府主导投资建设的新型基础设施形成,例如,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基站、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等主要由政府牵头发起投资,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可以被众多部门或企业同时使用

除了由政府投资建设的新型基础设施提供数据要素,企业为了自身发展需求而加大数字技术的研发力度,同样能夠形成数据要素,例如人工智能技术和工业机器人应用便是由企业研发形成的数据要素投入。而本文暂未考虑企业自身形成的数据要素。。第二,数字技术具有很强的替代性和渗透性[2]。根据摩尔定律,数字产品会因价格持续下降而对其他产品具有很强的替代效应;数字技术会因其通用性而迅速扩散、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并革新经济社会的运行模式,使得传统产业出现数字化的趋势[3]。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构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框架,从供给与需求两个层面提出数字经济促进产业机构转型的作用机制,并着重分析在需求端市场需求效应、城镇化效应的作用。然后,使用中国2013—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和需求端的作用机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有:第一,现有文献多从供给层面研究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渠道,本文通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框架,从需求层面提出市场需求效应、城镇化效应的作用机制,拓展了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转型的研究领域。第二,从产业间和产业内两个角度厘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内涵,并提供了数字经济发展如何从产业间和产业内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证据,丰富了产业结构转型的研究内容,弥补了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无法涉及产业内结构变化的缺陷。第三,在实证上检验了人均收入效应、市场化程度效应、城镇化效应的作用机制,不仅是对相关实证文献的有益补充,也在政策层面更具明确的启示意义。

二、文献综述  2024年1月 第46卷 第1期

刘国武,李君华

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4],而数字经济作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新动能,其充分发展可以为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赋能。本文的研究涉及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为了梳理近年来与这方面相关的研究,下面对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文献进行评述。

关于产业结构转型的驱动因素,相关文献主要探讨了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的变化。从需求角度来说,消费品之间的需求收入替代弹性差异可能导致产业结构转型。假设经济的各部门技术增长率相同,由于消费者对不同产品的偏好是不一致的,随着收入变化,每种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不同,从而引致产业结构变化[5]。同样地,李尚骜等[6]发现非一致性偏好导致经济结构变迁。从供给角度来说,不同部门技术增长率差异导致产业结构变化。当要素可以自由流动时,部门之间的生产技术增长率差异使每种产品的生产技术水平变化幅度不同,造成每种产品的相对成本和相对价格存在差别,从而导致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增长,产业结构因此发生变化[7]。同样地,Baumol[8]通过一个两部门模型研究发现,相对价格效应使劳动要素从生产率进步部门流向生产率落后部门。

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明显事实是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增长[9]。数字经济与经济结构变化的关系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近年来涌现了大量关于数字经济活动对产业结构转型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那么,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渠道究竟属于供给端还是需求端?已有文献主要从供给端角度进行分析,缺乏数字经济发展在需求端作用的研究。

数字技术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动力。数字拓展型技术通过推动服务业部门效率提升,克服了“鲍莫尔成本病”,即克服了经济结构转型中产业服务化倾向带来的不利影响,服务业效率提升使资源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从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10]。当前的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在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后容易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引起要素在部门之间流动,使得部门之间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进而导致经济结构转型[11]。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新型基础设施的兴起,通过对比新型基础设施和传统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差别,可以发现新型基础设施在供给侧通过影响具体生产技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12]。从效率型技术进步视角,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区域不平衡特征,但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产业间技术进步差异有效推动产业结构转型[13]。另外,

田秀娟等[14]基于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有效融合将长期助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以上文献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推动部门之间技术进步率存在差异,从而促进了产业结构转型,中间机制为相对价格效应,属于典型的产业结构转型在供给端的驱动因素。

除了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发展还可以通过区域创新创业活力、要素流动效率、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等机制促进产业结构转型。李治国等[15]采用2011—2018 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激发区域创新创业活力显著提升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冯永琦等[16]从产业结构异质性的角度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刘洋等[17] 基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三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标体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通过影响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的路径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以上文献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響,并得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的一致结论。但对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分析不完整,均从供给层面讨论,缺少对需求层面的实证检验。另外,以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衡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两个指标无法体现产业内部的结构转型。

梳理上述文献可以发现,数字技术引起要素在部门之间流动,区域创新创业活力、要素流动效率、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等机制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均可归类于驱动因素中的供给因素。目前,不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检验,均鲜有文献从需求角度分析数字经济如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空间。总之,围绕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的研究不断推进,但仍存在不足之处。针对相关局限和不足,本文在以往文献的基础上构建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框架,并提出在需求端的作用机制。然后,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而考查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间和产业内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以期对现有研究进行拓展。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在供给方面,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要素投入效率、产业协调和人力资本等机制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已有大量文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鲜有文献从需求端视角对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进行理论或实证分析。在需求方面,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市场需求效应和城镇化效应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市场需求效应指数字经济通过提升人均收入、增强市场化程度等方面逐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通过梳理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本文构建理论机制框架,如图1所示。一个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能推动该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体来说,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推动资源从劳动或土地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或者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在产业间表现为劳动、资本要素从工业转移到服务业;在服务业产业内表现为劳动力从消费性服务业向生产性服务业转移。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1: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了中国地区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一)市场需求效应

市场需求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源泉

。市场需求是指一定时间和一定市场价格下,消费者对某种物质产品或服务产品愿意购买且能够购买的数量。市场需求的构成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消费者愿意购买,即有购买的欲望;二是消费者能够购买,即有支付能力。两者缺一不可。因此,影响市场需求的因素有人均收入水平、市场化程度等。通常来说,人均收入增加,消费者市场需求随之增加;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越有动力改进产品质量和研发新产品。

数字经济发展对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具有重要作用。例如,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蓬勃兴起,若资本密集型部门人工智能产出弹性大,则将大幅度提高对劳动的需求,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资本密集型部门人工智能扩展型技术水平提高,也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11]。数字经济发展不仅推动宏观经济一般性增长,即“做大蛋糕”,也可以促进区域产业分散化、城乡协调以及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利于均衡性增长,即“分好蛋糕”,进而促进共同富裕,提升人均收入。数字经济发展对增强市场化程度发挥了重要作用。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基础性和战略性资源,数据交易是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必要前提[18],数据资源的市场化交易将带动数据流通、数据监管方式变革,以市场需求和竞争为导向,实现数据资源充分合理配置和效益最大化。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的需求从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纵观人类社会产业结构变迁的历史,产业结构转型和需求的变化密不可分。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之前或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生产力不足,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市场化程度不高,人们的需求以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为主,例如,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需求,相应的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市场经济不断注入新的活力,人们的需求不再限于满足生存需要,而是良好的教育、优美的环境、先进的医疗等,以满足自身成长发展需要,相应的产业结构随之调整,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开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由此可知,人均收入的作用在于普遍性地调节消费者偏好,并通过收入提高拉动消费需求不断升级,进而倒逼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研发新产品。市场化的作用在于借助竞争机制激发市场活力,延伸产业链长度,增加分工环节,进而提升市场需求,这拓展了企业盈利空间并增强了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2:数字经济发展能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增强市场化程度,从而通过“市场需求效应”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二)城镇化效应

数字经济发展是一种新兴的产业结构转型驱动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还需要与传统动力相结合。城镇化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硬件基础设施和应用场景支撑,数字经济发展为城镇化提供新的投资拉动和发展活力[19]。数字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的融合是新兴产业结构转型和传统产业结构转型驱动力的融合,将有利于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将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发展空间和应用场景,有利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大规模、系统性地呈现。数字经济这一全新经济形态的蓬勃发展,必将加速新旧动能的转化,在完善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充分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整合共享公共数据资源、搭建智慧城市运行管理平台、丰富应用场景、建设智慧城市中发挥巨大作用。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带来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创造有别于传统城镇化的突破路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必将带来基础设施建设的数字化、智能化,进而加速城市数字化和产业数字化,提升城市治理的精准化和促进区域产业升级。新型城镇化将逐渐改变过去粗放型的城市发展方式,追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城市发展模式,这要求产业结构从劳动与资源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型。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3:数字经济发展提升城镇化率,从而通过“城镇化效应”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四、实证模型设计与数据描述

(一)实证模型设计

为了检验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本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计量分析:

其中,strit为t时期i省份的产业结构。通常使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衡量产业结构变迁,但这两个指标均采用产业间的度量方式,无法体现产业内结构变化。产业结构转型不仅發生在产业间,也发生在产业内。例如,服务业内部的生产性服务业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消费性服务业向生产性服务业的转型有利于服务业内部的转型升级。另外,各个行业既可以在产业内部转移,亦可以跨产业转移。例如,资源从制造业向金融业转移属于两个行业跨产业转移,资源从房地产业向金融业转移属于两个行业在产业内部转移。因此,本文将产业结构分为产业间结构和产业内结构,产业间结构使用服务业增加值与工业增加值的比值(str1)、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与工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比值(str2)衡量;产业内结构使用生产性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比重(str3)、消费性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比重(str4)衡量

根据“十一五”规划纲要,本文定义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消费性服务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娱乐用房屋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服务业内部结构还包括增加值的变化,受限于数据可得性,暂时仅以就业数据来衡量;产业内结构同样包括工业、农业内部结构,同样受限于数据,本文仅分析服务业内部结构。。digit为t时期i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为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γ1为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的回归系数。本文从数字经济发展载体的角度,选取了9个与数字经济发展相关的变量,使用变异系数法得到数字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数,具体指标见表1。

Xit是影响产业结构的其他因素,主要包括:技术进步(tec),使用各省份有效发明专利数衡量;地区人均生产总值(inc);政府干预(gov),采用政府财政总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人口结构(age),采用总人口抚养比衡量;消费水平(con),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区域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投资结构(inv),采用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值衡量;金融发展水平(fin),采用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衡量;φi是未观测到的省级固定效应,t是时间固定效应,uit是随机误差项。

(二)数据说明与描述统计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工业和信息化部官方网站、各省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基于数据可得性原则,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为2013—2021年,研究对象为中国31个省份(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极个别的数据缺失值使用线性插值法补充,最后得到279个有效样本数据。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此外,从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的简单相关性来看(如图1所示),数字经济发展和服务业增加值与工业增加值之比、服务业就业与工业就业之比均为正相关关系;数字经济发展与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占比为正相关关系,与消费性服务业就业占比为负相关关系。这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有利于促进资源从工业向服务业转移,亦有利于资源在服务业内部从消费性服务业向生产性服务业转移。但这只是简单的相关关系,更为严谨的因果关系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计量分析。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第(1)(2)列报告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间结构转型的影响,第(3)(4)列报告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内结构转型的影响。从产业间的角度,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服务业增加值与工业增加值之比、服务业就业与工业就业之比,结果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资源从工业向服务业流动,产业间的结构发生了转型升级。从产业内的角度,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占比

由于缺乏服务业内部的增加值数据,产业内结构仅以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占比和消费性服务业就业占比进行衡量。,在[JP+1]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对消[FQ(34。26,Y,PZ-W〗表3 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基准回归结果5%和1%的水平上显著。

费性服务业就业占比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促进了资源从消费性服务业向生产性服务业流动,产业内的结构亦发生了转型升级。研究假说1得到验证。值得说明的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指资源从土地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或者是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上述结果表明,从产业间的角度,服务业更偏向于使用更多资本和技术要素,比工业具有更高附加值;从产业内的角度,生产性服务业更偏向于使用更多资本和技术要素,比消费性服务业具有更高附加值。

(二)稳健性检验

1.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因此,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使用互联网发展水平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互联网载体仍然是数字经济活动最基础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深刻且深远地影响人们的生活,亦可能加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体地,使用各省份拥有的网页数(web)衡量互联网发展水平。表4报告了相关回归结果,替换被解释变量并未改变本文的基本结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产业间和产业内的结构转型升级。

2.控制前期趋势

基准回归结果中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可能并非主要由数字经济发展推动,而是产业结构在样本期之前便存在不同的变化趋势导致,因此稳健性检验需要控制前期趋势项。即检验产业结构转型在前期趋势相同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因此,本文将2013年服务业与工业增加值之比、服务业与工业就业之比、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占比、消费性服务业就业占比的增速与年份虚拟变量作交互项(ort1、ort2、ort3、ort4)并加入基准回归方程,结果如表5所示。控制了前期趋势后,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效应仍旧显著为正,且对消费性服务业就业占比的影响为负,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控制前期趋势后并未改变基准回归结果的结论。

3.剔除信息技术服务业

数字经济涵盖信息技术服务业,而本文主要论证数字经济发展能否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服务业与工业增加值之比、服务业与工业就业之比提高),因此对其中可能存在的包含关系做出必要的处理。具体地,在服务业就业中[JP+1]剔除信息传输、[JY]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数据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关回归结果,剔除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数据后,str2回归系数相较于基准回归有所下降,str3、str4回归系数有所增加。这表明剔除信息技术服务业后,数字经济的结构转型升级效应在产业间有一定程度缩小,但扩大了数字经济在产业内的结构转型升级效应。总之,剔除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数据并未改变本文的基本结论,数字经济发展仍然显著促进了产业间和产业内的结构转型升级。

除此之外,本文还进行了一系列其他稳健性检验。第一,缩尾回归。为了排除异常值的影响,对样本进行了缩尾处理,去除被解释变量前后1%的样本。第二,剔除直辖市。考虑到行政等级具有的特殊性会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剔除北京、天津、上海与重庆四个直辖市的样本数据重新展开基准回归分析。第三,随机效应模型。本文主要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事实上,若个体固定效应与随机误差项不相关,使用随机效应模型更为合适。以上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产业间和产业内的结构转型升级,基准回归的结果是稳健的

限于篇幅,回归结果未报告,留存备索。。

(三)内生性问题

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虽然有效规避了遗漏变量(个体异质性)导致的估计偏差,却无法处理测量误差、双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变异系数法测度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可能无法反映数字经济发展的全部信息,从而存在测量误差,致使估计结果有偏。双向因果指数字经济发展可能导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反之,产业结构变化催生更多数字化信息,从而可能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为了处理内生性问题,借鉴黄群慧等[20]的思路,采用各省份在1987年邮政营业网点数的历史数据作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

1987年邮政营业网点数的历史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一方面,邮政营业網点密度越高,该地区的信息需求越大,且早年邮政局是承担铺设固定电话线路的主力,所以,邮政营业网点等传统通信基础设施与当前数字经济发展有很强的相关性。另一方面,本文样本时间距1987年已超过25年,当年的邮政营业网点等传统通信工具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随着使用频率下降而逐渐式微,满足排他性。由于邮政营业网点历史数据是截面数据,因此无法在面板模型中直接进行计量分析。根据Nunn等[21]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方法,将上一年全国互联网宽带端口数与每个省份1987年邮政营业网点数相乘,构造一个面板工具变量(iv)。

在控制数字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工具变量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应当不显著。如表7第(3)列所示,1987年邮政营业网点数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不显著,而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仍然显著。当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分别回归于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1987年邮政营业网点数时,两者都显著。这说明本文的工具变量并不是直接而是通过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数字经济发展在产业间的结构转型效应依旧存在,服务业与工业增加值之比、服务业与工业就业之比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占比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消费性服务业就业占比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在产业内的结构转型效应依旧存在。此外,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的P值为0.017,显著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大于弱工具变量检验在10%水平上的临界值,显著拒绝了“工具变量为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第(1)列回归结果表明,工具变量促进了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在1%水平上显著,亦拒绝了弱工具变量假设。综上所述,选取1987年各省份邮政营业网点数与上一年全国互联网宽带用户数的交互项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工具变量具有合理性。

(四)异质性分析

1.行业异质性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从土地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因此,资源既可以跨产业从一个行业向另一个行业转移,也可以在产业内的各行业之间进行转移。不论产业间结构转型还是产业内结构转型都是由行业间结构转型升级推动的,但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行业间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是不同的。表9展示了数字经济发展对行业间结构转型升级的不同影响。其中,第(1)(4)列为跨产业的两个行业结构转型,例如金融业属于第三产业,而农业属于第一产业;第(5)(6)列为产业内的两个行业结构转型,例如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均属于第三产业。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资源从农业向金融业和制造业流动,尤其是向金融业流动。数字经济发展亦促进了资源从制造业流向金融业,但流动效果远小于农业。因为农业是典型的土地和劳动密集型行业,所以数字经济发展促进资源从农业流出的效应更大;而制造业既包括轻纺工业、食品加工等劳动密集行业,也包括机械、电子制造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抵消了部分流出效应。第(4)列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资源从制造业向房地产业流动的效应并不显著。第(5)(6)列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资源从房地产业向金融业流动,但对资源从制造业向建筑业的流动效应不显著。以上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资源在行业间流动,流动的方向取决于行业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行业结构转型最终推动了产业间和产业内的结构转型升级。

2.区域异质性

中国经济发展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尤其是存在南北经济分化等问题。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可能因经济发展水平

按各省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2013—2021年的均值将所有省份分为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高于这个均值中位数的为经济发达地区(包括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湖北、湖南、广东、重庆、陕西);低于这个均值中位数的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包括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江西、河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不同而存在差异,对这一问题的检验结果见表10。不难发现,经济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推动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经济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在经济发达地区远大于欠发达地区。这一结果产生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经济发达地区具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尤其是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有利于发挥数字经济发展的结构红利效应;另一方面,发达地区具有资本和技术的比较优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具有土地和资源上的比较优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不足。

(五)机制检验

1.市场需求效应

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市场需求效应通过人均收入和市场化程度两种机制来实现。为检验市场需求效应,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每个省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取对数衡量地区的人均收入(rev)。具体结果如表11所示,dig×rev表示數字经济发展与人均收入水平的交互项,该交互项显著促进了服务业产值与工业增加值之比、服务业就业与工业就业之比、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占比,显著抑制了消费性服务业就业占比。这说明数字经济发展确实通过人均收入效应推动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为了验证市场化程度效应,借鉴樊纲等[23]的做法,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五个方面反映市场化的进展,构建市场化指数反映市场化程度(mar)。具体结果如表12所示,dig×mar为数字经济发展与市场化程度的交互项,该交互项显著促进了服务业产值与工业增加值之比、服务业就业与工业就业之比、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占比,显著抑制了消费性服务业就业占比。这说明数字经济发展确实通过市场化效应推动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综上,研究假说2得到验证。

2.城镇化效应

为了验证城镇化效应,借鉴左鹏飞等[19]的做法,使用每个省份城镇人口与常住总人口之比衡量城镇化率(urb)。具体结果如表13所示,dig×urb表示数字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率的交互项,该交互项显著促进了服务业产值与工业增加值之比、服务业就业与工业就业之比、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占比,显著抑制了消费性服务业就业占比。这说明数字经济发展确实通过城镇化效应推动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假说3得到验证。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动力,数字经济深入发展势必会创造新产业和新业态,改变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为“物质”和“技术”两大基础提供坚实有力的保障。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一环,也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性的重要一环。因此,本文从供给端和需求端两个方面构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框架,着重分析了在需求端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市场需求效应和城镇化效应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为验证上述理论框架,本文测度了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并基于2013—2021年中国跨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产业间、产业内的结构转型升级;第二,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市场需求效应、城镇化效应促进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第三,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行业间和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的异质性;第四,选取1987年各省份邮政营业网点数的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处理了内生性问题后,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不变。

本文的研究说明,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成功的重要保障,但在制定数字经济发展策略或产业发展政策时应避免“一刀切”,要充分考虑产业内部和行业的特点以及区域异质性,更要考虑需求因素的拉动作用。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继续加大对数据要素、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和通信技术的投资力度,使数字经济发展深入到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方面,由政府机构加快第五代移动通信(5G)基站、互联网宽带、数字经济产业园、人工智能服务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并重视传统基础设施的改造,加快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进程,使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另一方面,加快数字经济市场化进程,充分发挥企业技术优势和主观能动性,完善数字经济监管框架,尽量做到数字经济发展有序、高效。

第二,实施动态化、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一方面,要考虑产业内部的特点,加速产业内部结构迭代升级,着重发展产业内生产效率更高的行业。另一方面,以行业的效率水平为导向,将重点放在数字经济发展支持行业间的结构转型升级。例如,引导资本从房地产行业向其他高附加值行业转移,避免资源过度地向房地产市场集中,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第三,充分发挥区域之间的比较优势。经济发达地区有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具有资本和技术的比较优势,因此,应支持经济发达地区提升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以提升数字经济效率为主,进一步释放数字经济发展的结构红利效应。经济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体系较为薄弱,具有劳动和资源的比较优势,数字经济发展的结构转型效应并不理想,应当提高欠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市场化程度以及城镇化水平,以畅通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为主要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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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郑雅妮,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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