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网络视域下平台赋能对初创企业创业拼凑的影响

韩 莹 谢 磊

内容提要：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网络是推进数字生态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单元载体。全球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而嵌入平台的初创企业往往以较强的网络优势和良好的拼凑效果备受关注,但其中的原因尚未完全明晰。本文基于数字经济网络环境,刻画平台赋能的网络特征,探究平台结构赋能和关系赋能对初创企业创业拼凑的具体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平台关系赋能能够促进初创企业创业拼凑,数字经济网络强联结及网络弱联结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而平台结构赋能主要通过网络强联结间接作用于企业创业拼凑。在此基础上,企业自身的知识创造能力在其中起到了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进一步梳理了数字经济网络下平台组织的赋能机制,阐明了平台赋能对初创企业创业拼凑的完整作用机理,所得结论对于完善数字经济网络与平台构建及推动初创企业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问题提出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促使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一大批新业态和新产业不断涌现,并对全球经济生态产生巨大的冲击[1]。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相关内容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这一过程中,数字经济使得产业边界不断被虚化[2],不同组织之间紧密而丰富的知识信息交流构成了错综复杂的网络结构,日益细分、便捷和专业的服务推动着企业创业实践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用户需求的多样性、技术不确定性的增加以及研发成本的持续上升,都给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3]。在实践中,像海尔、美的等大型企业依赖其丰富的资源来维持市场竞争力,但对于那些资源受限、管理能力不足的初创企业,仅仅模仿大企业的发展策略显然是不现实的。相比之下,有部分平台利用数字经济网络,赋能入驻的初创企业,从而有效克服资源孤岛的问题[4],如海尔开放创新平台(HOPE)致力于将初创企业的创新成果与海尔智慧家庭、工业互联网和大健康这三大核心业务进行资源整合,以为初创企业提供一个集供需匹配、资源共享和创新能力提升为一体的全方位服务平台;小米物联网(IoT)开发者平台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进行开放、共享和赋能,助力初创企业突破资源限制。可见,一部分初创企业已将发展模式从独立竞争向协同共赢转变,把握平台赋能优势,通过创业拼凑实现跨行业和跨地区的资源共享与协同[5],以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可持续发展。

在数字经济的网络背景下,平台组织通过持续优化组织网络结构,增强外部环境对企业行动的支持,并通过改善网络关系,增强入驻企业的内部驱动力和主观体验,以助力初创企业更快地感知、捕获和重塑动态资源,从根本上提高初创企业的创业效率和质量。而初创企业要解困,就要果断摒弃独立经营,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依托数字经济网络下的平台赋能[6],通过创业拼凑有效地突破资源池的“天花板”,“将就”利用数字经济网络中的有利资源以服务于新的机会或挑战[7]。

现有研究鲜有从数字经济网络视域对初创企业创业拼凑行为进行探讨,忽略了数字经济网络下嵌入于平台组织中的初创企业的特殊性。实际上,平台组织依托数字经济网络,从网络结构和网络关系维度赋能,推动初创企业进行创业拼凑行为,故外部网络、平台组织、企业自身因素均会对初创企业的创业拼凑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基于赋能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创业拼凑理论等,结合数字经济网络环境,探究数字经济网络视域下平台赋能对初创企业创业拼凑的具体影响机制。为了提升研究的完备性,遵循“平台-网络-企业”的分析框架[8-10],分别从平台组织、数字经济网络以及初创企业层面探讨可能影响初创企业创业拼凑的关键因素。本文的主要贡献包括:第一,将研究划分为平台层、网络层和企业层,考虑并构建企业创业拼凑的影响因素模型,补充了现有关于企业创业拼凑的实证研究;第二,从网络结构与关系角度揭示平台赋能的具体机制,深化了现有关于平台赋能作用方式的具体探讨,为基于网络属性的平台赋能的实证研究拓宽了应用边界;第三,基于数字经济背景,考虑数字变革为初创企业带来的历史机遇,为数字经济时代初创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实践启示。

二、理论基础

(一)平台赋能

赋能一词最初源于积极心理学,是指用言行、态度和环境等方面的变化来给人以正能量。在管理学中,赋能起源于授权赋能,是围绕授权进行的拓展。格雷厄姆(Graham,1995)主张赋予组织成员更多的额外权力,随着集权向分权的转变,组织成员和整个群体都会感觉到某种能力的存在,即“增权升能”[11]。学者们继续对赋能的定义进行完善。如今,赋能的思想广泛应用于平台管理中,其本质在于让企业摆脱过去的单打独斗,能够借助平台的力量快速发展。现有关于平台赋能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三类视角:第一,从资源配置视角,强调平台赋能是对资源的获取、控制和管理,主要体现为资源的配置过程。他们认为无论是海尔模式所强调的企业平台化与员工创业化[12],还是韩都衣舍依靠的小组制[13],都可以被视为源于稻盛和夫的阿米巴经营模式,即企业通过实现“去中心化”[14],使得各种资源更容易地为前端企业、员工和用户提供支持。第二,从心理理论视角,认为平台赋能主要针对内在动机或个人主观动因,如自信、自我意识等[15],聚焦于如何改善社会心理与增强内生动机等主观感受。第三,从社会网络视角,认为平台赋能通过平台网络属性作用于平台参与者,使其充分挖掘自身潜能。彭等人(Peng et al., 2022)构建了平台供应链网络均衡模型,指出平台通过数字网络不断赋能平台内供应链上的企业[16];杜勇等(2022)研究了网络效应视角下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模式的演化机理,认为网络效应的发展与平台赋能模式的演化存在耦合关系[17]。

(二)创业拼凑

创业拼凑被认为是初创企业突破发展瓶颈的有效方式。拼凑一词出自法国人类学家莱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 1966)关于人类文化与思想的研究成果[18]。他将人们将就利用现有手头资源并从中创造出新的价值的行为称之为拼凑。最早把拼凑概念引入创业研究领域的贝克和内尔松(Baker &Nelson,2005)认为创业拼凑具有三个核心特点:手头资源、为了新目的组合资源、立即去做[19]。创业拼凑能够从资源优化的角度更充分地解释初创企业的行为,将创业拼凑界定为一种资源调度行为,以在资源匮乏时获取企业的竞争优势[20]。随着研究的深入,创业拼凑的内涵不断拓展,创业拼凑不一定是出于对环境限制的反应,也可能是企业为获取更加丰富的资源而采取的行动[21]。

(三)数字经济网络视域下的平台赋能与创业拼凑

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数字经济成为当下主导的经济模式,它以数据资源为核心,利用现代信息网络作为主要的传输工具,并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整合应用和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作为关键驱动力,旨在推动公平与效率的更好融合[22]。数字经济为相关产业带来了产品形态、业务流程以及生产和组织方式等方面的革命性变革,打破了区域和空间障碍,实现了高度互联互通的网络化结构,为资源的获取、转移和应用创造了便利条件[23]。这表明,网络视域已经成为理解数字经济的重要导向。因此,本文以数字经济网络为研究焦点,认为数字经济网络是以数字技术和企业活动为基础,通过要素流动网络和信息扩散不断碰撞、互动、聚集,逐步发展而形成的以平台组织为核心的有机网络架构。从数字经济网络视域研究初创企业活动,更符合平台和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24]。

数字经济网络联结强度表明组织间的相互作用频率、情感亲密度和互惠性,能够反映不同组织间交往的质量,也是衡量企业间交互效率的关键因素之一[25]。格拉诺维特(Granovetter, 1973)认为,网络联结强度可由情感参与、亲密关系以及互惠服务等综合界定[26]。基于此,可将网络联结划分为网络强联结与弱联结两种类型。强网络联结主要强调企业间的相似关系模式,指网络组织内部由于同质性形成了较强的紧密联系,揭示了企业间知识信息的动态传播过程,同时也反映了网络联结群体间资源扩散和获利的机制。惠廷顿等(Whittington et al., 2009)认为组织网络的强联结加速了信息和资源的流动,从而增加了企业的创新产出[27]。而弱网络联结更侧重于异质性组织的互动,指网络组织内部较为松散的联系构架起组织间知识与信息交互的桥梁。马尔和罗杰斯(Meagher &Rogers, 2004)指出,企业所面临的机遇和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弱联结产生的桥梁作用,从而对企业信息获取、战略选择、风险承担和资源利用等活动产生影响[28]。

平台组织嵌入数字经济网络,网络效应是平台维持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故从数字经济网络视域剖析平台赋能机制至关重要。数字经济网络视域是对于网络情境下平台赋能的进一步拓展,包含两方面深刻的理解:第一,以在网络中的枢纽地位为基础。数字经济网络背景下,平台赋能通过数字技术搭建并调整网络结构,共享数字技术,优化系统资源配置,降低初创企业的进入障碍和市场扩张成本,使平台中的初创企业利用平台数字组件、基础设施和渠道等,提升竞争优势[29]。第二,以在利益共同体中优化成员关系为导向。鉴于平台组织在其所隶属的数字经济网络中起到的核心作用,数字技术的开放特性提高了初创企业间信息的透明度。平台赋能通过网络关系的不断完善,促使初创企业加强与合作伙伴的联系,增强初创企业间的内生动机与主观感受,有利于可靠信息的获取,从而达成系统资源的有效整合[30]。因此,本文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将数字经济网络视域下的平台赋能定义为:平台通过数字经济网络的独特结构与丰富关系,依托数字技术发展优势,实现入驻企业间的交易匹配及提供相关价值链上的增值服务,有助于入驻企业实施一系列应对环境变化的网络行为,以促进入驻企业的价值增值与创新发展。

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创业资源的网络化程度也在不断提升。在数字经济网络环境下,初创企业的创业拼凑主要依赖于资源整合、信息挖掘和网络嵌入这三个并行环节来实现。第一,数字技术的网络化整合有助于初创企业实现资源整合的敏捷化和智能化[31]。第二,由于隐藏的资源信息更容易被深入挖掘并赋予新的价值,数字技术强大的算法和计算能力为隐性知识的显性化提供了便利[32],进而有助于初创企业资源的获取。第三,初创企业利用数字技术成功地跨越了产业界限,实现了网络空间的虚拟集聚,所建立的网络结构和关系成为组织间信息流动的载体,使企业的创业拼凑活动突破了传统的资源基础观限制,实现了资源配置的越轨式创新[33]。本文依据学者们的探讨,认为数字经济网络视角下的创业拼凑是初创企业依托网络关系和结构,实现资源的跨领域搜索与集聚,通过适时试错和资源整合来寻找创业的机会,从而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

依托数字经济网络,平台组织加快了内部初创企业间的信息交换,更好地实现了资源供需精准匹配,从而有助于创业拼凑资源的获取。平台组织中的初创企业一方面依托平台关系赋能,达成企业信息交互与心理认同,加速了知识信息的流通速度,为创业拼凑创造了更为广阔和丰富的资源环境,有助于识别未充分开发的资源,并将这些资源用于新的目的[34],进一步提升了初创企业创业拼凑过程中获取资源的概率和有效性。另一方面,平台结构赋能能够为初创企业提供创业资源要素流动的渠道便利,数字化驱动有利于实现初创企业与平台内其他主体之间的合作,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已有资源之间的新联系和新模式,驱动已有资源的重新组合与利用,使知识信息流通更加顺畅[35],进而提升初创企业创业拼凑过程中资源的获取力度和准确性。因此,初创企业创业拼凑所需资源嵌入于数字经济网络,平台赋能有助于初创企业更好地实现创业拼凑。

(四)研究评价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已充分意识到数字经济时代平台赋能与企业创业拼凑的重要性,但仍缺乏从数字经济网络视域对平台赋能具体作用的深入剖析,鲜有关注平台赋能途径下初创企业创业拼凑行为的现实机制,从而忽略了数字经济网络属性下平台与初创企业的互动关系。因此,本文试图揭示数字经济网络视域下,嵌入平台的初创企业的创业拼凑行为,考虑数字经济网络与平台赋能的作用,明晰初创企业网络拼凑的影响机制,以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数字经济网络架构,为平台赋能与初创企业创业拼凑提供有益启示。

三、研究假设

(一)平台赋能与创业拼凑

数字经济的崛起为平台组织和初创企业带来了前所未见的新机遇,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许多企业都遭遇了如产品创新标准提高、客户需求变化增快、技术研发难度增大等系列问题。与大型企业相比,初创企业所拥有的内部和外部资源更为匮乏,若仅限于内部冗余资源而未拓展资源的搜集或借用范围,则难以形成战略优势,为初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因此,一部分初创企业选择嵌入平台组织之中,依托平台赋能优势,试图通过创业拼凑寻找突破资源瓶颈的有效方法[36]。而平台组织得益于数字经济网络效应能够打破组织边界,在数字化技术的支持下,基于数字模块化设计和标准化接口重新配置资源,从而实现创业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信息交互,依托数字经济网络赋能初创企业,不断整合优势渠道、信息、知识等资源,提供便捷的资源利用方式,推动初创企业形成竞争优势[37]。

不难看出,数字经济网络环境下,平台赋能是初创企业实现创业拼凑的关键突破口。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学者们多从网络关系与网络结构属性进一步探究平台网络效应的影响[38]。本文延续学者们的研究,亦将平台赋能依据网络属性划分为平台关系赋能与平台结构赋能,以深入剖析平台赋能对初创企业创业拼凑的影响。具体而言,一方面,平台结构赋能着重于提高企业的外部客观条件,如组织、机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等,构建优质的以平台为核心的数字经济网络结构,将数字经济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来解释拼凑行为[39]。从创业拼凑的执行基础来看,平台组织结构是初创企业创业拼凑的实际载体,平台结构赋能通过灵活调度平台资源,提升平台组织内部系统性,减少网络冗余,为初创企业构建良好的创业拼凑环境[40]。另一方面,平台关系赋能主要聚焦于如何改善组织间社会关系与增强内生动机等主观感受,如相互信任、亲密、团结、认同等,依托数字经济网络关系,使初创企业可以更好地挖掘数字经济网络中的稀缺资源。这种网络关系以情感、信誉和成员间信任为纽带,使在网络节点上的初创企业能够按照可预测、可接受的方式行动,不仅节约了初创企业获取资源的交易成本,也拓展了企业间合作关系的广度和深度,有利于初创企业打破传统的资源属性限制,培养创新思维和资源再利用能力,直接影响到企业创业拼凑过程中资源的获取[41],为初创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因此,平台赋能对初创企业创业拼凑有着重要影响,故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平台赋能正向影响初创企业创业拼凑。

H1a:平台关系赋能正向影响初创企业创业拼凑。

H1b:平台结构赋能正向影响初创企业创业拼凑。

(二)数字经济网络联结的中介作用

数字经济领域中,不同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发展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网络空间联系。随着数字经济不断向纵深推进,各系统之间的固有屏障被有效打破,从而促进了不同组织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以及价值创造。数字经济网络上的互联互通可以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打破传统实体经济的相对独立性,加强数字经济与企业发展的紧密结合,从而促进创业企业的转型升级[42]。

在平台赋能推动初创企业创业拼凑的过程中,网络联结的作用不可或缺。在数字经济网络背景下,平台结构与关系赋予初创企业对有利资源获取和整合的能力,使其不仅仅局限于简单的交易,而开始根据自己的核心能力输出外部价值,并同时吸收其他企业提供的价值,从而共同扩大数字经济网络的价值供应范围[43]。一方面,平台赋能可以通过网络强联结,降低知识信息的传递成本,减少资源流动障碍,便于渠道的打通及新关系的建立,为平台资源的整理和利用提供良好的结构与关系基础[44]。另一方面,弱联结形成的多样化网络结构、稀疏的网络密度等更有利于避免平台赋能过程中的过度嵌入、知识冗余和网络规则约束,进而保证多样性资源的供给,有助于获得异质性和互补性的新资源[45]。因此,数字经济网络作为平台赋能的有效载体,其网络联结的强弱程度必然影响平台赋能的作用及效果。

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网络联结的强弱程度也会影响初创企业的创业拼凑。网络成员之间的联结越紧密,彼此之间的信任度就越高,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获取各种资源要素,也能更有效地吸收彼此之间传递的信息和知识,从而提升创业拼凑的效率。谢尼亚德等(Senyard et al.,2014)认为在企业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家人和朋友之间的紧密联系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能够提供珍贵的情感和物质支持,还能够帮助创业者巩固自己的地位[46]。但有些观点认为,网络的紧密联结可能会形成一个封闭的系统,将导致成员之间资源要素的同质化和信息的冗余,成为创业拼凑的阻碍。乌西(Uzzi,1997)提出了一种倒U型模型,指出尽管强联结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企业提升绩效,但若过度嵌入,则会导致绩效下降[47]。贝克和尼尔森(2005)主张与外部客户等成员建立非正式的联结,以避免在创业过程中出现排他性和封闭性问题,从而实现创业拼凑的目标[19]。由此可见,平台赋能可以通过数字经济网络联结强度影响初创企业的创业拼凑效果,平台网络联结强度在平台赋能对初创企业创业拼凑的影响中发挥重要作用,故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数字经济网络联结强度在平台赋能对初创企业创业拼凑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H2a:数字经济网络强联结在关系赋能对创业拼凑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H2b:数字经济网络弱联结在关系赋能对创业拼凑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H2c:数字经济网络强联结在结构赋能对创业拼凑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H2d:数字经济网络弱联结在结构赋能对创业拼凑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三)知识创造的调节作用

在与知识管理相关的文献中,知识被视为一系列合理而真实的信仰,其内涵包括三个层面:认知者对知识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判断,确立这一信念及将其转化为实际行动[48]。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知识是由企业日常的程序性工作、流程、规章制度以及存储于企业资料库中的各种信息所构成的综合体。因此,企业知识创造就是要将潜在的或现有的知识转化成可以直接利用或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知识,并使之得以实现的过程[49]。因此,企业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知识的应用和加工,更重要的是其所创造的新知识,故知识创造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成为企业管理的核心研究内容之一。

随着新兴信息技术的不断涌现,数字经济网络已成为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通过获取多样化的知识来推动企业的发展。数字经济网络强联结产生了企业间频繁的交流、稳定的情感和高度的信任,使初创企业更容易整合并传递彼此间的隐性知识[44],而弱联结带来的差异化知识与多样化观点提高了初创企业间知识冲突水平,有助于激发新知识的火花[45]。在此基础上,以数字经济网络为载体,平台组织依托网络关系与结构赋能初创企业,这不仅增加了各个创新实体的知识和信息流,还降低了初创企业获取知识资源的难度和交易成本[50],如鲁若愚等(2021)强调,企业依赖其内部知识和其他资源,通过识别网络机会,利用网络关系来获取现有知识,从而创造出新知识[51]。数字经济网络推动了知识资源的急速增长,企业为了保持可持续的竞争优势,需要将来自合作伙伴的知识与自身知识进行重新整合,以创造出符合市场服务和需求的新知识[52]。因此,研究数字经济网络中的知识创造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53]。

知识创造在平台赋能对初创企业创业拼凑的影响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数字经济网络的联结强度在平台赋能和初创企业创业拼凑之间建立了连接桥梁,使得知识资源能够在数字经济网络中持续传播和扩散,而已有知识信息在不断交互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知识信息流,新知识的产生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平台赋能的作用机制[53]。究其原因,不论是平台关系赋能还是平台结构赋能,都离不开知识信息在网络中的流通,加之数字化技术加快了网络中隐性知识显性化的过程[32],让隐性资源信息也更容易被挖掘和赋予新的价值,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初创企业的创业拼凑[54]。企业良好的知识创造能力可以帮助其更好地依托平台赋能实现资源配置,获取有效的商业信息和创业建议,提升创业拼凑效果。可以说,以平台为载体的赋能方式,通过对企业知识创造能力进行调节,使初创企业能够更加迅速地将平台赋能优势进行内化,使平台结构赋能和关系赋能被真正赋予到位,进一步促进企业的创业拼凑行为[55]。因此,在平台赋能对初创企业创业拼凑的作用过程中,知识创造亦是关键影响因素。故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知识创造在平台赋能对初创企业创业拼凑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初创企业的知识创造能力越强,平台赋能越有利于初创企业的创业拼凑。

H3a:知识创造在平台关系赋能对初创企业创业拼凑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初创企业的知识创造能力越强,平台关系赋能越有利于初创企业的创业拼凑。

H3b:知识创造在平台结构赋能对初创企业创业拼凑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初创企业的知识创造能力越强,平台结构赋能越有利于初创企业的创业拼凑。

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模型

四、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文以数字经济网络为背景,在相关理论基础上,构建平台赋能与创业拼凑的关系模型,探讨数字经济网络下平台赋能对初创企业创业拼凑的影响机理。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选取的调查样本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入驻创业平台;(2)至少正式成立并注册;(3)企业创立年数为5年及以下。为满足以上三个条件,本文认为对众创空间中的入驻企业进行调查最为合适。原因在于,众创空间作为重要的创业平台,是企业创新创业的重要载体,能够利用数字经济网络的便利条件,既为初创企业提供场地供给、资金引导、政策分析、渠道沟通等创业支持,又不断协调入驻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增强企业间的创新互动,平台赋能效应明显,并且入驻的企业大部分都为初创企业,创业拼凑能够在其身上更好地体现。

本文在变量测量方法上采用国外已发表学术论文中的量表,参照贝林和劳(Behling &Law,2020)[56]的研究,聘请三位翻译者,第一位翻译者先将英文翻译成中文,第二位翻译者将第一位翻译者翻译好的中文再翻译成英文,第三位翻译者通过比较反向翻译的问卷和原始问卷的异同,修改出最终的问卷翻译版本。此外,在问卷正式定稿与调查之前,邀请相关领域的教授对问卷进行阅读,以评估问卷设计及用词上的适当性,并根据他们提供的意见修订成最终的定稿问卷。

本次调查采用访谈和问卷两种调查方法,以获取相关信息。访谈对象为创业平台的管理层人员,主要探讨平台和入驻企业的基本情况,旨在根据量表对问卷设计进行调整。为了满足统计分析的要求,本文采用多种方式进行问卷发放,包括现场发放、网络在线问卷以及电子邮件发放,以确保样本数量的充足。为了确保数据的有效性,在确定样本范围后,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来收集数据。为了提高问卷的回收率,首先通过电话联系抽样框架内的平台管理人员,向他们传达研究目标,并恳请他们给予支持和协助。在获得授权后,进入目标平台进行纸质问卷的分发,答题人可以选择匿名方式填写,但填写人必须是熟悉企业情况的相关人员,例如企业创始人或管理人员。如果某些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在时间上不便,那么采用在线问卷或电子邮件的方式,为调查对象提供更加灵活的时间安排,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完成问卷。

本次调查共发放500份问卷,实际回收336份,有效问卷306份,有效回收率为61.2%,基本满足研究需求[57]。具体来看,该调查在中国的23个省份进行。由于发达城市往往拥有更多的众创空间,故调查对象主要来自广东(14%)、江苏(11%)、北京(10%)、上海(9%)和浙江(8%)。33%的调查对象所在企业的员工人数小于10人,59%的调查对象所在企业的员工人数大于等于10人小于50人,其余8%的调查对象所在企业的员工人数大于等于50人小于100人。此外,在这些企业中,年收入在50万元及以下的占13%,年收入大于等于50万元小于100万元的占52%,年收入大于等于100万元小于500万元的占31%,收入大于等于500万元小于1000万元的占4%。调查对象所从事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40%)、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16%)与文化、体育和娱乐业(10%)。

(二)研究测量

利用李克特5点量表法设计问卷测量题项,分值1—5表示从低到高不同程度的感知分值,具体测量题项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因子分析与信度效度检验表

1.平台赋能

本文的自变量为平台赋能,依托数字经济网络环境,将平台赋能的测量划分为平台关系赋能和平台结构赋能两个维度,平台关系赋能共三个题项,主要参照王等人(Wang et al.,2011)[58]的研究;平台结构赋能共五个题项,主要参照宋晶和陈劲(2019)[59]的研究。

2.创业拼凑

本文的因变量为创业拼凑,主要参照谢尼亚德等(2014)[46]的研究,共分为8个题项进行测量。

3.网络联结强度

本文的中介变量为数字经济网络联结强度,主要参照穆和迪贝内迪托(Mu &Di Benedetto,2012)[60]的研究,将网络联结强度划分为网络强联结和网络弱联结进行测量,分别由3个测量题项进行测量。

4.知识创造

本文的调节变量为知识创造,主要参照邓等人(Deng et al., 2011)[61]的研究,共分为3个题项。

5.控制变量

为了确保研究结果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本文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企业的年龄、规模、年收入以及所处行业进行控制。(1)企业年龄。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组织惯性会逐渐增强,从而导致组织效率下降,企业对外部资源的获取欲望可能会降低[57],且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初创企业,故样本企业均为创建5年及5年以下的初创企业。(2)企业规模。一般而言,企业规模的大小被认为是影响其僵化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规模较小的企业更具有灵活性,能够更加敏锐地洞察行业发展趋势[62],同时也更容易进行创业拼凑。因此,本文以企业员工数量为衡量标准,将企业规模划分为小于10人、大于等于10人且小于50人、大于等于50人且小于100人、大于等于100人且小于500人及大于等于500人五个级别。(3)年收入。企业年收入是企业经营能力的有力证明,对企业创业拼凑也有一定影响,故本文将样本企业的年收入划分为50万元及以下、大于等于50万元小于100万元、大于等于100万元小于500万元、大于等于500万元小于1 000万元、大于等于1 000万元5个级别。(4)所属行业。随着企业所处行业的不同,其内部竞争的激烈程度和对资源的组合方式也会呈现多样化的差异[63]。因此,本文对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环保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以及社会服务及其他行业进行分类控制。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并综合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以及回归分析,本文构建了一个整合分析框架,该框架系统地分析了平台赋能、网络联结、知识创造和创业拼凑之间的作用机制。

(一)信度和效度检验

在信度检验方面,如表1所示,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α)的最低值为0.755,这表明测量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好,问卷信度基本符合要求。在效度检验方面,本文在确认问卷定稿之前,通过咨询相关领域的专家预试并修正问卷的部分提法与内容,以确保问卷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在此基础上,运用统计软件SPSS 21.0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在巴特利特(Bartlett)球体检验中,显著性(Sig.)值为0.000,取样适当性量数(KMO)值为0.896,表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各测量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最小为0.634,达到效度要求。同时,运用统计软件AMOS 21.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经过初步探索之后,对变量的平均方差提取值(AVE)和组合信度值(CR)进行计算,所有变量的平均方差提取值(AVE)均大于0.511,符合大于0.5的建议标准[64],组合信度(CR)均大于0.760,满足大于0.7的建议标准[65]。并且,表3中对角线上AVE的平方根数值均大于该构面与其他构面的相关系数,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64]。

根据约雷斯格(Jöreskog,1993)[66]的建议,使用统计软件AMOS 21.0对量表模型进行整体拟合优度检验,汇总结果见表2。模型一为零模型,所有的变量指标都是独立的;模型二采用四因子模型,将平台关系赋能和结构赋能合并为一个因子,同时将网络强联结和弱联结合并为一个因子;模型三在模型二的基础上,将平台赋能划分为平台结构赋能和平台关系赋能两个因子,采用五因子模型;模型四分别将网络联结划分成网络强联结和网络弱联结两个因子,即本文采用的六因子模型。结果表明,六因子模型在拟合方面表现最为优异,即本文的理论模型与数据之间的拟合度满足要求。

表2 多模型拟合情况汇总

(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本文对调查问卷所得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以初步探究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后续假设检验奠定基础。表3显示了各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以及皮尔逊(Pearson)相关系数,表格对角线上为AVE的平方根数值。结果表明,平台赋能、网络联结、知识创造和创业拼凑之间存在着紧密的正相关关系。

表3 相关系数结果

(三)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本文数据收集时间跨度较长,题项设置简洁明确且问卷长度合理。本文在统计检验与控制方面,一是采用哈曼(Harman)单因素检验,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9.35%,未达到40%的临界标准[67],说明不存在解释大部分变异的单因子。二是基于表2中验证性因子分析将所有的测量项放在一个因子里面进行分析,结果可知,模型一的卡方值(CMIN)为1 457.732,自由度(DF)为275,卡方自由度比(CMIN/DF)为5.301,残差均方和平方根(RMR)为0.092,拟合优度指数(GFI)为0.660,规范拟合指数(NFI)为0.550,比较拟合指数(CFI)为0.598,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为0.119,其他的指标均无法达标,即零模型拟合指标的各项数据无法达到标准值,说明所有的测量题项并不同属于一个因子。因此,本文的研究变量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四)假设检验

为了研究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本文在传统的线性回归方法的基础上,运用SPSS条件过程模型进行探究,并在进行假设检验之前,先测量变量的方差膨胀系数(VIF)值,结果均小于5的建议标准[65],说明能够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回归分析结果

1.直接效应分析

由表4可知,列(1)仅有控制变量,从列(2)开始依次加入自变量、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在列(2)中,关系赋能对创业拼凑产生正向作用(β=0.433,P<0.01),假设H1a成立,而平台结构赋能对初创企业创业拼凑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β=0.017,P>0.05),假设H1b不成立。究其原因,中国数千年的农业社会重和谐、讲人情,构建非正式的关系是很多企业拼凑行为的重要基础[68],拼凑资源的获取被认为是企业能否克服发展瓶颈的重要保障,而平台内部的初创企业在创业拼凑的过程中更多地依赖于利用已建立起的网络关系进行资源的获取和利用。因此,在不考虑其他变量的影响下,对于初创企业的创业拼凑而言,平台关系赋能发挥重要作用,而平台结构赋能的效果并未直接显现。列(3)中,网络强联结(β=0.196,P<0.01)和网络弱联结(β=0.159,P<0.01)均对创业拼凑有正向作用,表明不论是网络强联结形成的高度的紧密性与信任感[46],还是网络弱联结给予的开放度与异质性[19],都能够有效促进初创企业的创业拼凑行为。列(4)中,知识创造(β=0.139,P<0.01)对创业拼凑有正向作用,表明知识创造提升了平台知识资源价值,优化了平台内部资源配置,从而有助于初创企业的创业拼凑[55]。

2.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验证网络联结强度的中介效应,本文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见表5。可以看出,在关系赋能对创业拼凑的影响中,无论是网络强联结还是网络弱联结,其间接效果的置信区间均未包含零,说明中介效果存在,又由于其直接效果也存在,故网络强联结与网络弱联结在关系赋能对创业拼凑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故假设H2a和假设H2b成立。这表明关系赋能在优化平台内主体关系与增强企业间合作信任感的过程中,可以通过网络强联结有效降低资源传输成本[44],并通过网络弱联结获取异质性和互补性资源[45],从而推动初创企业的创业拼凑。尽管结构赋能对创业拼凑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根据哈耶斯(Hayes,2013)[69]的研究,即使直接效应不存在,也有可能存在中介效应,故仍然有必要对网络联结强度在结构赋能和创业拼凑中的中介效果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网络强联结的间接效果的置信区间不包含零,而网络弱联结的间接效果的置信区间包含零,又由于结构赋能对创业拼凑的直接效果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网络强联结在结构赋能对创业拼凑的影响中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故假设H2c成立,假设H2d不成立。究其原因,平台结构赋能的过程实质是外部客观条件的搭建过程,通过构建优质的以平台为核心的数字经济网络结构以提供渠道便利,而这种联系的建立更多依赖于主体间紧密联结形成强网络联结优势,使网络结构的搭建与优化更加高效,信息传递更加顺畅,从而有助于企业的创业拼凑,而弱网络联结主要侧重于异质性主体的互动与较为松散的网络联系,由于互动频率弱、交流少,资源共享的信任程度较低,使“泛泛之交”的弱联结难以借助平台结构优势满足初创企业创业拼凑的资源需求[70],在平台结构赋能对初创企业创业拼凑的影响上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

表5 中介效应检验

3.调节效应分析

对表4列(5)和列(6)进行条件过程模型分析。在对数据进行中心化处理之后,同时加入网络联结的中介作用和知识创造的调节作用,网络强联结和网络弱联结的作用效果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从知识创造的调节作用来看,知识创造与关系赋能的交互项通过显著性检验(β=0.133,P<0.05),但知识创造和结构赋能的交互项未通过显著性检验(β=0.017,P>0.05),说明知识创造仅在关系赋能对创业拼凑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即假设H3a成立。这表明平台关系赋能为初创企业在共同探索领域提供了高度信任的基础语境,降低知识获取和转移的障碍,有助于构建感知层面的知识共享背景,促进平台内知识共创[71],而知识创造的实现过程又反过来增强了平台内企业间的信任,进一步促进合作互动,为初创企业的创业拼凑奠定基础。基于此,通过调节效应图可以更为直接地观察到知识创造在关系赋能对创业拼凑影响中的作用。从图2可以看出,知识创造在平台关系赋能对创业拼凑影响中具有调节效果,当企业知识创造能力较强时,平台关系赋能可以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创业拼凑,反之,若企业的知识创造能力较弱,平台关系赋能对企业创业拼凑的提升作用也较弱。从图3可以看出,知识创造在平台结构赋能对创业拼凑影响中的调节效果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假设H3b不成立。究其原因,企业知识创造的本质是将潜在的或现有的知识转化成可以直接利用或现实生产力的知识,平台内初创企业知识创造的主要过程表现为企业受其他数字经济网络成员经验与关系的影响,依托于不同网络成员的知识与信息的交换以实现知识创造[49],而对平台结构、位置等客观条件的依赖并不大,故相比于平台关系赋能,知识创造在平台结构赋能对创业拼凑的影响中的调节作用不明显。

图2 知识创造在平台关系赋能对创业拼凑影响中的调节效应

图3 知识创造在平台结构赋能对创业拼凑影响中的调节效应

(五)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一步使用统计软件AMOS 21.0,运用结构方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72]。结果如图4所示。首先,在直接效应方面,平台关系赋能对创业拼凑的非标准化路径系数值为0.31(P=0.002<0.01),故平台关系赋能对创业拼凑具有作用效果,而平台结构赋能对创业拼凑的非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01(P=0.673>0.1),故平台结构赋能对创业拼凑无作用效果;其次,在中介效应方面,通过拔靴法(bootstrapping)检验结果显示,平台关系赋能对创业拼凑的间接效果的路径系数显著(P=0.007<0.05),平台结构赋能对创业拼凑的间接效果的路径系数显著(P=0.010<0.05),故网络联结在平台赋能对创业拼凑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最后,在调节效应方面,对数据进行了中心化处理,交互项1代表了平台关系赋能与知识创造的交互项,交互项2代表了平台结构赋能与知识创造的交互项,可以看出,交互项1对创业拼凑的非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17(P=0.066<0.1),表明知识创造在平台关系赋能对创业拼凑的影响中具有调节效应,而交互项2对创业拼凑的非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02(P=0.761>0.1),表明知识创造在平台结构赋能对创业拼凑影响中无调节效应。以上结果均与原检验方法的分析结果一致。

图4 结构方程路径系数

六、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第一,平台关系赋能有助于初创企业实现创业拼凑。研究结果表明,平台关系赋能对初创企业创业拼凑有正向作用。平台组织与系统中的高校、研究院所、中介机构及政府部门等其他相关组织,交织组成错综复杂的数字经济网络,平台关系赋能通过优化初创企业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支持初创企业最大限度地激发价值创造潜能,从而有助于初创企业进行创业拼凑,实现资源价值的裂变与爆发。

第二,网络联结强度在平台赋能对初创企业创业拼凑的作用中存在差异性影响。具体而言,网络强联结与网络弱联结在平台关系赋能对创业拼凑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而网络强联结在平台结构赋能对创业拼凑的影响中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由此说明,平台组织中结构赋能作用的发挥主要建立在平台网络的强联结的基础之上。而对于平台关系赋能而言,不论是网络强联结还是网络弱联结,平台都能够通过血缘、业缘、学缘、地缘等原因促使嵌入其中的初创企业获取有利的商业信息和市场机会,并为企业提供所需的经营性资源,从而进一步巩固与政府、金融机构、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中介组织间的联系纽带,方便企业更好地实施创业拼凑。

第三,提升企业知识创造能力对初创企业实现创业拼凑具有重要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知识创造在平台关系赋能对初创企业创业拼凑的影响中起到了调节作用。在平台进行赋能的同时,初创企业自身的知识创造能力直接影响到平台赋能对其创业拼凑的影响效果,对于拥有较强知识创造能力的初创企业,有利的平台关系与结构能够更加有效地被赋予到位,使得知识贡献和价值分享成为可能,有利于成员之间社交与情感桥梁的搭建并转变彼此之间的沟通与互动模式,共同促进企业创业拼凑的实现。

(二)理论贡献

第一,从研究领域来看,本文突破了将平台赋能与创业拼凑视为独立领域的传统思维,更加注重于初创企业在平台赋能下的拼凑行为。现有研究普遍将平台赋能和创业拼凑视为两个独立的研究领域[73]。尽管有学者呼吁对平台内部企业的创业行为进行关注,但平台中企业创业能力的形成和发挥过程仍未得到充分解释。因此,本文将平台赋能与创业拼凑相结合,强调初创企业在资源受限的情况下,通过平台赋能来开展创业拼凑,从而实现“借力打力”的管理实践,扩展了平台赋能与创业拼凑的交叉研究领域。

第二,从研究视角来看,本文基于数字经济网络视角构建概念模型,旨在为初创企业创业拼凑提供平台赋能支持。现有研究鲜有从数字经济网络的角度入手,对平台赋能进行深入分析,即使有学者将数字经济和平台企业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也主要是关注平台生态的形成、演化和治理问题[74]。因此,本文以数字经济网络为背景,采用实证方法探究数字经济网络对平台内初创企业创业拼凑行为的作用机理,依据网络属性特征,将数字经济网络下的平台赋能划分为平台结构赋能与平台关系赋能,为探究平台赋能初创企业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第三,从研究结论来看,本文揭示了数字经济网络联结强度与初创企业知识创造参与驱动初创企业创业拼凑的中介与调节机制,为初创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目前,关于平台赋能初创企业的研究,主要从平台生态系统的架构或机制设计角度来解释平台赋能[75],对平台赋能影响创业拼凑行为的中间路径、社会网络及知识管理角度的考察却相对较少。因此,本文构建平台赋能经由数字经济网络联结影响企业创业拼凑的中介路径模型,且探讨不同知识创造能力差异的调节效应,为平台赋能、网络联结、知识创造和创业拼凑相关理论的拓展与整合提供参考依据。

(三)管理启示

第一,政府与平台组织应注意创业平台的搭建与治理。政府和平台组织应当深刻认识到,在推进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需要加强行业领袖、开发者、应用者、管理者等之间的联系,促进数据要素在创新链、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等领域的流动,以不断完善平台生态系统的构建,为初创企业的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第二,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建设,搭建良好的数字经济网络框架。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涌现出了大量新兴的创业机会,应通过不断推进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构建数字经济服务平台,促进产业与社会跨领域合作,充分利用大数据提供的信息和资源,促进数字经济新业态的蓬勃发展,为初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更多可能。

第三,初创企业要提升知识创造能力,密切关注数字经济网络环境带来的影响。在当前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初创企业应当融入数字经济网络下的平台生态系统不断提升自身知识创造能力,才能够在丰富的数字经济网络中有效提炼出适合自身成长与发展的有利资源,进而推动现有知识的内化与新知识的产生。

(四)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本文缺少对于自变量和因变量间非线性关系的探讨。未来可以考察平台赋能与初创企业创业拼凑间的作用关系是否会发生变化,及其拐点或区间。另一方面,本文仅探讨网络联结的中介作用与知识创造的调节作用,未来可以考虑引入组织学习、网络嵌入等变量进行深入研究,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变量组态的影响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