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区位选择影响研究

张 宏 李青洋 刘小迪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全球化经历了从绿地投资、跨国并购到海外上市，从单项目投资到组团式搬迁，企业“走出去”路径越发多元化，投资模式也更具创新性。其中，以境外经贸合作区为代表的“集群式”投资模式已成为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的新方式。境外经贸合作区（简称“合作区”）是指由中国境内注册的中资控股企业（建区企业），通过在境外设立独立法人机构进行投资而建设的特殊产业园区，旨在吸纳中国、东道国及其他国家企业入区投资，推动双边和多边投资合作①。截至2021 年末，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分布在46个国家，上缴东道国税费66亿美元，为当地创造39.2万个就业岗位，有力促进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②。然而，还有部分合作区项目在建设初期就因诸多问题而夭折，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区位选择不合理。相比单个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合作区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更加依赖东道国为其提供的优惠政策与稳定的投资环境。《中国“一带一路”境外经贸合作区助力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明确指出，成功的选址和东道国政府的支持是境外经贸合作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增强与投资保护主义兴起，国际舆论对我国OFDI 进行了不准确的政治化解读，部分西方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用政治手段阻挠我国企业进行正常的海外投资。在此背景下，我国与东道国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能否提升东道国的区位优势，促进合作区项目在东道国顺利开展？本文试图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探究双边政治关系对境外经贸合作区区位选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为运用双边政治互信促进合作区建设提出可行建议。

与本文研究密切相关的文献有两支，其一是制度因素对OFDI 的影响。制度因素可具体分为东道国制度环境与双边政治关系，就东道国制度环境与OFDI 的关系而言，现有研究未达成一致观点。以Globerman 和Shapiro（2002）、Gani（2007）、刘凯和邓宜宝（2014）为代表的学者发现东道国产权制度越完善、制度质量越优良，境外投资者资产被剥夺的风险将越小，东道国对外资的吸引力随之增强。然而，也有研究表明东道国制度环境与OFDI 之间存在负向关联（Buckley 等，2007；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例如，东道国较差的腐败控制促使跨国公司可以通过行贿缩短投资行政审批流程，因而促进了OFDI 流入（张宏和王建，2009）。就双边政治关系对OFDI影响方面，既有研究表明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对OFDI具有正向激励作用（Desbordes和Vicard，2009；刘敏等，2018；闫雪凌和林建浩，2019）。一方面，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对OFDI 具有风险降低效应，企业可以利用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降低东道国征收风险（Duanmu，2014）、确保投资机会与增强企业合法性（Li等，2018）。另一方面，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对东道国制度环境起到一定调节作用，可以改善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进而促进企业在该国的OFDI（张建红和姜建刚，2012；王金波，2019）。其二是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郭树华等（2020）发现东道国自然资源、科技水平和汇率水平是促进合作区企业对该国投资的主要因素，而地理距离和当地消费市场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严兵等（2022）学者发现合作区布局偏好制度质量较差、税收水平相对较高的东道国。张宏等（2023）学者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测算了各类型合作区的最优理想布局，并将测算结果与现有合作区空间布局进行了对比评价。既有合作区区位选择的研究主要考察了东道国要素禀赋、经济环境等因素，鲜有涉及东道国制度因素，特别是双边政治关系这一制度联系的影响。

鉴于此，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其一，研究数据方面，相较于已有文献，本文通过整合多个平台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相关信息，最终获得2006—2019 年在65 个国家建立的234 家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信息集，研究数据的进一步充实保证了实证研究的可信度；其二，研究视角方面，过往研究受限于合作区数据不足和指标选取缺陷，较少关注双边政治关系对合作区区位选择的影响。本文基于国际投资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理论，分析了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将通过缩短制度距离、加强投资保护与增进文化交流三条机制对合作区区位选择起到正向激励作用；其三，实证分析方面，本文利用面板Logit 模型、多重Logit 模型实证检验了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区位选择的影响与机制，并进一步检验了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对于东道国是否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道国政治风险水平、不同所有权性质的建区企业、不同类型合作区的区位选择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丰富了相关经验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作为国家政府间主动构建的制度安排，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两国间经济合作与发展（Keohane，1984）。本文认为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将对中国在东道国投资建设合作区有着正向激励作用。一方面，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能够提升东道国投资环境的区位优势。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既可以弥补东道国制度不完善对母国OFDI 的不利影响，为母国企业提供新的制度所有权优势（张建红和姜建刚，2012），又有助于东道国投资规则和保护制度的完善，为跨国企业提供制度保障（杨连星等，2016）。另一方面，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能够降低合作区的交易成本。首先，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增强了母国政府对东道国信息的可获性，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东道国市场，从而减少信息摩擦，降低合作区的搜寻成本与信息成本。其次，作为一种替代性制度安排，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减弱了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经营的不确定性（潘镇和金中坤，2015），增强了投资者对东道国投资环境的信心，降低了合作区的议价成本与决策成本。最后，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促进了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信任关系。两国间的信任关系派生出东道国公众对合作区的认同，减少东道国违约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合作区的监督和违约成本。

综上，本文提出假说1：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促进合作区在该国的区位选择。

根据制度接近论，制度距离对OFDI 具有负向作用（Cezar 和Escobar，2015）。制度距离越大，母国企业将越难适应东道国的市场规则和制度环境，面临着更高的投资风险与成本。当企业投资布局在制度距离较大的东道国，其海外子公司的存活率及经营绩效均显著下降（衣长军等，2019；张吉鹏等，2020）。合作区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集群模式，建区企业出于缓解投资风险、降低投资成本的目的将更倾向于制度距离小的东道国。而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可以有效缩短国家间制度距离，弥补制度距离对OFDI 的负面影响，促进合作区建设。例如，建立在相互尊重信任基础之上，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将降低制度冲突的可能性，更易达成国家间合作共识与资源共享，为合作区建设提供长期而稳定的政策支持。同时，国家间友好的政治关系将增强合作区在东道国市场的合法性，使入驻合作区的企业更易适应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并融入当地市场，降低企业在东道国面临的外来者劣势。

综上，本文提出假说2：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通过缩短制度距离促进合作区在该国的区位选择。

相比单个企业的OFDI，合作区投资模式具有多主体参与、长建设周期的特点，需要更加自由的投资环境。加之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能否在东道国形成长期有效的投资保护、消除投资障碍，成为合作区区位选择的关键。而作为一种更高层次的制度安排，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有利于国家间具体规则的创造，完善投资保护机制。一方面，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是双边协议和合作框架达成的基础。双边政治关系越友好，双方政府越重视和保护对方企业在本国的合法权益，更易于两国在投资谈判中达成共识，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为企业OFDI 提供有效保护（Busse 等，2010；杨宏恩等，2016）。另一方面，良好的政治关系是双方政府信守双边投资协定承诺的保障。基于遵守法律效力和维护双边政治关系的考虑，东道国政府会切实履行相关条款，为投资企业提供高于东道国制度的产权保护（宗芳宇等，2012）。

综上，本文提出假说3：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通过加强投资保护促进合作区在该国的区位选择。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内入驻企业文化背景多样，合作区整体与当地民众缺少紧密的社会联系，协作基础薄弱。联合国和商务部联合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受访合作区遇到的劳工问题主要是由双方雇员因语言、文化习俗差异引发的矛盾。文化差异不仅带来民族主义倾向的偏见与隔阂，使跨国公司难以在东道国获取组织合法性（Spolaore 和Wacziarg，2009），而且易引发利益冲突，降低跨国经营绩效（陈岩和李毅，2016）。而亲密的双边政治关系有利于增强两国互信，促使两国民间产生密切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从而减少合作区建设所面临的外来者劣势。例如，以孔子学院为载体的文化交流活动不仅可以增强东道国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提高对中国企业的认可度和接受度，还可以扩大汉语使用范围，降低语言交易成本（谢孟军等，2017）。

综上，本文提出假说4：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通过增进文化交流促进合作区在该国的区位选择。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信息数据集以李祜梅等（2019）公布的1992—2018年中国境外产业园区信息数据集为基础，根据中国贸促会境外产业园区信息服务平台、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投资促进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国民营企业境外经贸合作区指南》以及合作区和建区企业的官方网站，对原始数据集进行增删修补，最终得到2006—2019年在65个国家建立的234家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信息集。双边政治关系赋值信息来源于“中国外交部官网－国家（地区）－双边关系”中的具体表述。控制变量中，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东道国GDP 增长率、东道国总税率数据源于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DI），外资开放程度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UNCTAD），东道国经济风险数据来自国家风险国际指南（ICRG）。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二值选择变量，即t年建区企业是否选择国家j新建境外经贸合作区（zonebinaryijt）。若新建合作区赋值为1，否则为0。

2.解释变量

本文参考门洪华和刘笑阳（2015）、邓富华等（2018）学者的做法，对中国与国家j在t年政治关系等级赋值，以此衡量双边政治关系（relationjt）。具体而言，根据外交部官网与各国双边关系和相关新闻内的表述，按照未建交关系、建交关系、合作伙伴、战略伙伴、协作伙伴将双边政治关系分为五个层级。双边政治关系赋值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双边政治关系赋值

3.控制变量

根据东道国区位优势、风险因素以及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投资动机，本文选取了如下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lngdp），以东道国当年GDP的自然对数进行衡量；经济增长率（growth），使用东道国各年GDP增长率衡量；外资开放程度（open），采用东道国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其GDP比重衡量；税负水平（tax），以东道国当年国内总税率进行衡量；东道国经济风险（RFI），以东道国通货膨胀风险衡量。

（三）模型设定

为系统探究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区位选择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如下模型：

其中，zonebinaryjt表示t年建区企业选择国家j建立合作区的概率，relationjt是中国与j国在t年双边政治关系的代理变量，Controlskjt是k个控制变量，μt为年份固定效应，ωjt表示随机扰动项。传统线性概率模型易导致预测值大于1或小于0，丧失经济学意义，因此，本文选择面板Logit二值选择模型对（1）式进行估计。

（四）描述性统计

表2 报告了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全样本为2006—2019 年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181 个国家，建有合作区东道国样本则为234家境外经贸合作区所在的65个国家。对比两个样本发现：建有合作区东道国样本的双边政治关系均值为4.171，高于全样本的双边政治关系均值（2.504），可初步推断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与合作区在该国投资布局的可能性存在正相关关系。本文在正式回归分析前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VIF均值为1.3，说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表2 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第（1）列未加入控制变量，第（3）列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第（5）列则进一步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第（2）、（4）、（6）列展示了相应的平均边际效应。可以看到，双边政治关系的估计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能够正向激励合作区在该国投资布局的可能性，验证了假说1。以第（5）、（6）列为例，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每提升1层级，中国企业在该国建立合作区的概率将增加3.1%。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二）稳健性检验

1.替换核心变量

（1）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本文参考既有文献（张建红和姜建刚，2012；杨连星等，2016；孙楚仁等，2022），选取建交时间（diplomacy）与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的理想点距离（idealpoints）作为双边政治关系的代理变量。建交时间越长，两国之间信任关系越深厚，越有利于建立外交共识与维护友好的政治关系。同时，理想点距离越小，说明两国在当年具有相似的外交政治偏好，双边政治关系越亲密。

（2）替换被解释变量。本文以t年在国家j累计建设的合作区数量代替基准回归中的是否新建合作区。由于累计所建合作区为非负值，且存在大量零值堆积的特征，因此选用左侧受限的Tobit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4 所示，双边政治关系各代理变量的估计系数表明：双边政治关系的积极变动显著激励了合作区在该国的区位选择，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4 替换核心变量

2.更换模型估计方法

（1）面板Probit 模型。假设模型（1）中F(x,β)累计分布函数为标准正态分布而非逻辑分布，改用面板Probit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如表5第（1）列所示。双边政治关系在1%水平下显著激励合作区在该国投资布局，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表5 更换模型估计方法与剔除异常样本

（2）条件Logit模型。借鉴严兵等（2022）做法，采用条件Logit模型进行估计。条件Logit模型可以估计“随方案而变”的解释变量对于方案选择的影响，被广泛应用于区位选择研究中。就合作区区位布局而言，建区企业特征及建区年份均不随园区个体而改变，只有东道国特征对合作区区位选择有影响，符合条件Logit模型设定。回归结果见表5第（2）列，双边政治关系与合作区在该国的区位决策依旧显著正相关。

3.剔除异常样本

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剔除了在俄罗斯建立的合作区。一方面，中俄政治关系十分紧密，俄罗斯是唯一一个被称为“战略协作伙伴”的国家。另一方面，俄罗斯是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分布最多的国家③。基准回归中包含在俄罗斯建立的合作区可能会导致异常值出现，影响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因此，本文剔除了在俄罗斯建立的合作区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 第（3）列所示。双边政治关系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结论具有稳健性。

4.内生性问题处理

双边政治关系与合作区区位选择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秉承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合作区建设与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与东道国双边政治关系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导致双向因果。因此，本文通过构建两种工具变量对基准模型进行两阶段回归分析。首先，借鉴杨连星等（2016）学者做法，选用双边政治关系滞后3 期作为工具变量，IV-Probit 两阶段回归结果如表6 第（1）、（2）列所示，良好的双边关系对中国在东道国建设合作区有着正向促进作用。第（2）列Wald检验表明模型具有内生性，第（1）列第一阶段F值为510.06，说明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要求。然而，鉴于双边政治关系等级在各期可能存在序列相关性，选用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在外生性方面可能存在一定争议，为此，本文进一步参考王珏等（2019）、孙楚仁等（2022）的思路，采用相同建交时间下，中国与其他国家（除特定国家外）政治关系的平均值作为与该特定国家双边政治关系的工具变量。一方面，建交时间是影响双边政治关系的重要因素，在相同建交时间下中国与各国家间的政治关系等级应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要求。另一方面，合作区区位选择涉及东道国营商环境、资源禀赋等多方面条件，中国与其他国家（除特定国家外）政治关系的平均值很难直接影响中国在特定国家建设合作区的决策，因此也满足工具变量外生性要求。根据表6第（4）列，在使用工具变量后，双边政治关系与合作区区位选择显著正相关，结果依旧稳健。

表6 内生性问题处理

（三）机制检验

本文参考江艇（2022）针对分析因果关系作用渠道的建议，着重考察解释变量与中介变量的关系，进而避免传统中介逐步法（Baron 和Kenny，1986）中存在的内生性偏误与间接效应区分问题。在前文理论分析中，本文提出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将通过缩短制度距离、加强投资保护和增进文化交流三种作用机制影响合作区在该国的区位选择。基于此，本文分别选取制度距离、双边投资协定和孔子学院作为上述机制的中介变量，检验双边政治关系对各中介变量的影响。其中，制度距离为各国制度质量与中国制度质量的欧式距离，数据来自世界治理指数数据库（WGI），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双边投资协定以是否签订以及签订时长表示，数据整理自联合国贸发会议与中国商务部，分别用Logit 模型与左侧受限的Tobit 模型估计；孔子学院用当年在东道国所设立孔子学院数量表示，数据来自历年孔子学院年度发展报告，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估计。表7展示了双边政治关系与以上中介变量的关系。

表7 机制检验

首先，制度距离方面，根据表7 第（1）、（2）列可以发现，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能够显著缩短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优化制度环境。根据制度接近论，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时倾向选择与母国制度距离小、制度环境相似的国家。蒋冠宏（2015）、刘玉等（2023）学者通过实证研究也证实了两国制度距离越小，中国企业将更倾向以绿地投资的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合作区属于企业OFDI 的一种集群方式，遵循国际直接投资的一般规律。因此，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通过缩短制度距离正向激励在该国建设合作区，假说2得以验证。

其次，投资保护方面，表7 第（3）、（4）列说明，双边政治关系层级越高，两国政府越有可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为跨国投资企业提供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机制，加强投资保护。双边投资协定通过信号效应与承诺效应弥补东道国正式制度缺陷（马亚明等，2021），减缓合作区内企业面临的政治与经济风险，进而有效促进企业在东道国投资建设合作区。假说3得以验证。

最后，文化交流方面，由表7第（5）、（6）列可知，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与东道国孔子学院数量在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作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孔子学院的增多有利于降低中外文化差异对跨国公司的负面影响（谢孟军等，2017），减少境外经贸合作区在投资建设时所面临的文化距离障碍。由此说明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能够增进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降低文化差异带来的交易成本，提高合作区在东道国区位布局的可能性，验证了假说4。

五、拓展性分析

（一）基于东道国异质性的检验

本文从以下两方面考察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对合作区建设的促进作用是否受东道国异质性的影响。

其一，东道国是否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考虑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不同国家地理区位可能存在异质性，本文基于样本国家是否“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对2013年后的样本集进行分组回归。表8第（1）、（2）列显示，双边政治关系对于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建立合作区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相反，对于其在非“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布局合作区并未体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加强了中国与共建国家的政治往来，缩短了制度距离，增进了文化交流，从而使得中国企业相对更偏向于选择“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建立合作区。

表8 基于东道国异质性与建区企业异质性的检验

其二，东道国政治风险水平。为检验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是否会促使合作区区位选择出现“高风险偏好”，本文将样本国家分为高风险与低风险两组④，回归结果如表8 第（3）、（4）列所示。通过检验组间系数差异与计算平均边际效应可知，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对于企业在高风险国家布局合作区的激励作用更大。可能的解释为：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有利于两国在经济、政治上达成合作与共识，通过签订投资协定为建区企业提供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与投资保护，免于合作区被国有化或被征收的风险。这有利于缓解高风险对合作区布局的制约作用，使得合作区区位选择更具灵活性，呈现一定的风险偏好。

（二）基于建区企业异质性的检验

按照合作区建区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可将企业分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本文将样本数据重构为合作区-东道国-年份三维结构，借鉴王碧珺等（2015）的做法，利用多重Logit 模型进行分析，进一步探究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对合作区区位选择的促进作用是否会因实施企业类型而产生异质性影响。结果如表8 第（5）、（6）列所示。无论是国有建区企业还是民营建区企业，双边政治关系均在1%水平下显著提高该类型企业在东道国布局合作区的概率。比较平均边际效应发现，建区企业为民营企业的合作区受双边政治关系的正向激励作用相对更大。这可能是因为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国际化经验不足，综合实力较弱，存在更大的外来者劣势。因此，民营企业在建设合作区时对由良好双边政治关系带来的合法性优势与制度支持更为敏感。

（三）基于合作区异质性的检验

为进一步探究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对于不同类型的合作区区位选择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本文将合作区按照主导产业划分为农业产业型、加工制造型、商贸物流型、多元综合型、科技研发型以及资源利用型六大类⑤。多重Logit模型回归结果见表9。通过计算并比较平均边际效应发现，双边政治关系每提升1等级，建设资源利用型合作区的概率将提高1.01%，而对于其余五类合作区的概率增加均不足1%。这一方面说明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只有对资源利用型合作区的激励作用具有经济显著性。资源开发型合作区需要大规模投资，涉及敏感行业、环境保护、社会影响等多方面问题。因此，相比于其他类型合作区，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带来的政治摩擦减少将显著促进资源利用型合作区的建设布局；另一方面说明若要使建设其余五类合作区的概率增加程度与建设资源利用型合作区的大致相同，双边政治关系则需要更大程度的改善。

表9 基于合作区异质性的检验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区位选择是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面临的首要问题，不仅关系到合作区项目是否顺利落地，更涉及合作区未来能否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探究双边政治关系对合作区区位选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旨在为合作区合理布局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建议，更好地发挥其带动中国企业“抱团出海”的作用。基于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中国与东道国间友好的政治关系有助于提升东道国区位优势，促进合作区在该国的区位选择，且该促进作用经一系列检验后依旧稳健。（2）机制检验表明，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可以缩短中国与东道国间的制度距离、加强投资保护、增进文化交流，进而提高中国在东道国布局合作区的可能性。（3）拓展性分析发现，当东道国位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或属于高政治风险国家、建区企业为民营企业、合作区类型为资源利用型时，双边政治关系等级的提高对合作区在该国的区位决策有着更强的激励作用。据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中国政府应积极推动外交政策协调对接，设立政府间合作机制，实现合作区多元平衡发展。本文研究证实，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将提高合作区在东道国投资布局的可能性。同时，基于合作区主导产业类型的检验发现，双边政治关系每提升1等级，仅对建设资源利用型合作区的概率提升作用大于1%。因此，为促进合作区建设，实现多合作区平衡发展，我国政府不仅应加强与友好国家的外交协调，推动双边政治关系积极变动，还应与东道国政府就不同类型合作区特点，协商制定各项优惠政策，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政策激励。

建区企业应合理布局合作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树立负责任投资形象。建区企业可以优先考虑在与我国政治关系友好的国家中布局合作区，充分利用双边经贸合作对话机制，争取东道国政府对合作区的优惠承诺，从而降低海外投资风险。建区企业还应重视与当地社区的良性互动，通过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提升跨国投资合法性，减少外来者劣势。同时，整体利益的形成与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使得东道国区域发展与合作区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双边友好政治关系的稳定发展，实现合作区与东道国的互利共赢。

注释：

①资料源于商务部“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

②资料源于商务部就2021年我国对外投资合作有关情况等答问。

③在本文数据集中，中国在俄罗斯建立了41家境外经贸合作区，在数量上远大于每个东道国平均3家合作区。

④本文按照样本国家政治风险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风险组与低风险组，东道国政治风险水平来自国际国别风险指南（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

⑤园区类型划分标准参照中国商务部印发的《境外经贸合作区考核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