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何以实现数字化转型?※
—— 来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水稻种植案例研究

苏玉同 宋洪远

内容提要: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何以实现数字化转型一直是推动数字农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文章从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主体的角度出发,详细探讨了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引导传统水稻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过程。研究发现:产业园的转型实践活动拥有不同于一般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数字化转型思维,产业园以类似“领导者+服务者”的双重身份,通过深入洞察传统水稻生产方式痛点问题,依靠制度嵌入、技术嵌入、关系嵌入的方式为传统水稻生产模式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详细指导与服务保障,并基于“需求-响应-实现”逻辑形成引导农业劳作形式与农业生产主体数字化的转型机制,成为推动传统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主体。因此,为推进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工作,相关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要注重确立长期转型计划,对数字生产模式做出前瞻性认知并提供相应服务,为数字农业生产技术能够在乡野普及落地提供制度保障,形成一批成熟可推广的数字农业生产模式。

一、 引 言

推动农业生产“藏粮于技”,有助于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农业农村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强调了“十四五”时期是推进农业农村数字化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顺应时代趋势、把握发展机遇,加快数字技术推广应用,大力提升数字生产力,目的是把握数字时代的技术特征,发展数字农业以支持农业产业链实施优质粮食工程,在保障粮食供给的基础上实现粮食单产和品质的双效提升。国家战略与现实愿景均对现有农业生产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仍在遭遇农业生产率低、资源过度消耗、生产主体缺乏现代化等质疑(杜志雄等,2021)。因此,探索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经验以缓解农业生产资源环境双重约束、优质农产品生产供应匮乏等多重问题,符合国家正确认识和培育构建数字农业生产模式,并在未来充分发挥数字农业规模效应的现实需求。

事实上,近年来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纷纷布局数字农业,并且意识到农业生产环节位于构建农业全产业链发展的基础性位置,探究其数字化转型的内生逻辑是构建数字农业生产模式的关键问题。例如:网易未央猪——网易思考如何将数字技术充分融入到猪场建设、生猪饲养、健康防疫、环保治理等生产环节中,意图推动传统养殖生产模式转型为高效生态的数字生产模式;京东农场——京东与各地农场合作共建高品质生产基地,将自身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积累向农产品生产各个环节开放赋能,搭建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可视化溯源体系,意图推动传统农业生产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变。由此可见,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多主体参与、多环节衔接的动态演化逻辑,现有研究虽从演化历程与技术融合角度对数字农业的概念特征、现实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较多研究(温涛和陈一明,2020),但从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角度出发,详细探讨如何引导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何以实现数字化转型的管理实践研究相对缺乏,并缺少系统性解释。至此,成熟的数字农业生产模式构建经验仍需被探索挖掘。

综上所述,本文以扎赉特旗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水稻种植业为例,对其传统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的实现机制予以探究,以期丰富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方面的研究,更好地指导相关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引导传统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实践。

二、 研究现状

农业生产模式是农业农村经济社会根本性的制度安排(郑雄飞和王提,2020),并跟随内部动因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化。有学者较早阐述了农业经营主体首要任务就是构建农业生产模式,并认为农业生产模式是一段时期内农业生产主体依赖现实生产工具执行农业生产活动所形成的模式,其本质是农业生产环节之间匹配融合形成的客观运行程序,能够直接决定农业全产业链发展水平(牛叔文和韩卫江,1998)。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数字技术发展实践的成果逐步在各行业中进行渗透、融合及颠覆,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工作将成为农业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应用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培育先进农业生产模式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核心之一(李健,2023)。

目前,国内学者关于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的研究通常聚焦于农业劳作形式数字化转型与农业生产主体数字化转型两方面。具体来看,从传统农业劳作形式数字化转型方面出发,现有研究重点识别不同农业业态下劳作模式转型的内生驱动因素和外部驱动因素的影响。其中,内生驱动因素主要探究了农户在不同生产需求、效益预期、数字技术认知等条件下对于改变自身劳作方式的意愿,研究表明传统农业劳作方式的效益预期是驱动农户做出生产改变的核心要素(高杨和牛子恒,2019)。外部驱动因素包括技术的成熟度、国家政策层面的制度支持、农业产业层面的价值驱动等方面。研究发现,当政府辅以较大力度的财政支持和数字生产意义支持时,农户通常可以自发推动生产转型(张海霞等,2020;易加斌等,2021;王娜等,2023)。另一方面,相较于农业劳作形式中生产工具能够受到数字技术冲击直接实现数字化转型,农业生产主体的数字化转型所面对的问题更为繁杂(唐文浩,2022)。例如,已有研究发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所提供的现代数字农技培训等服务虽然是推动农业生产主体模式数字化的关键因素,但其转型效果受数字农业生产绩效、信息成本影响(Ayoub等,2022;朱婷和夏英,2022),所以降成本、提绩效是农业生产主体有意愿接受数字化转型,成为“新农人”的重要标准(梁伟,2023)。此外,还有多数学者认为,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之所以能够实现数字化转型,需要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引导数字技术嵌入农业生产,并积极配合农业劳作形式数字化转型与农业生产主体转型,在经济效益层面上实现可持续发展(钟文晶等,2021;汪旭晖等,2020)。

事实上,已有较多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积极参与到这两方面数字化转型的探索中来,但引导转型的实践效果良莠不齐,其核心因素在于不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对于推动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的认知差异。例如,有学者发现,在以农业企业为核心的引导转型实践中,虽然能积极改变传统农业劳作形式,但合作主体在产业增值收益分配方面的议价能力并不均衡,容易致使新生产模式带来的增值收益主要为企业主体获得(马述忠等,2022),引导农业生产主体数字化转型的理解和认识会受限于短期的经济效益,一旦收益受损将难以保证针对于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的长期投入(刘长全,2023)。再比如以生产合作社、家庭农场为引导转型的核心组织时,通常缺乏与权威机构合作进行系统的数字生产标准制定与转型规划设计,难以克服数字化生产规模扩大与农业劳作形式、农业生产主体数字化转型服务缺失的矛盾,导致后续同样有转型意愿的小农户无法融入到数字生产中,因此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所引导农业数字化生产规模较小,且更多关注于解决简单的生产问题(黄惠春等,2021)。作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之一,现代农业产业园承担着国家打造产业鲜明、要素集聚、设施装备先进、生产方式高效的重要任务,有能力成为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的新型服务主体(蒋黎等,2021)。主要原因在于产业园的建立内生性带有政府机构入驻管理+市场化运营的独特属性,这种属性决定了其转型行动既包含政府引导的管理机制(1)《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20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认定工作的通知》(农规办〔2020〕35号)。,又包括市场经营的调节作用,可以将不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纳入园区的统一管理之下,整合政府信息资源与市场渠道资源,这样既可以实现一般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对于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的思考与实践活动,还可以规避其对于数字化转型的认知的不足(王少妆和杨学儒,2022),形成不同于其他农业经营主体的数字化转型实践。例如:与其他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相比,产业园不会从短期经济效益出发看待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问题,而是以问题为导向,制定长期生产模式转型计划,提供农业劳作形式与农业生产主体数字化转型服务(李和平和张晓晓,2019)。还可以以政府信用为依托,吸纳不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加入园区,平衡与协调园区内的利益联结机制,提升适度规模经营水平(阮俊虎等,2020;张延龙等,2022)。总体来看,产业园能够在传统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问题上进行更全面的布局,为农业劳作形式数字化转型与农业生产主体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一个不可忽视的行动主体。

综上所述,对于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引导传统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的专题研究还相对较少。但可以肯定的是,相较于其他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产业园的建立不仅使得传统农业劳作形式从经验判断向大数据科学决策的数字化生产转型,还协助传统小农户更容易采纳、掌握现代数字农业生产技术,更为完整地推动传统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实际上,从2018年起已有百余家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挂牌成立,产业园已成为将数字技术融入到农业生产模式的重要载体。但较为缺憾的是,学界就产业园在推动转型过程中表现出的独特属性与实践活动探讨不足,致使当前产业园转型实践的有效经验还有待挖掘。因此,本文从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如何从生产端深度挖掘数字技术融入农业生产出发,系统讨论产业园引导传统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的转型实践与转型理念,构建传统农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一般性框架,以期补充现有研究。

三、 研究设计

1. 研究方法

本文聚焦于探讨农业经营主体如何实现生产模式数字化变革的动态过程,属于“How”的问题,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适合回答这类问题。首先,探索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过程,属于过程类和机制类的研究,适合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其次,在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中能够同时成功实现农业劳作形式数字化转型和农业生产主体数字化转型的组织稀少,属于管理实践中的罕见现象。单案例研究方法是建构新现象理论模型的一种有效方法,能够从中发现新观点与新规律(叶康涛,2006)。最后,单案例研究方法强调对动态互动过程的描述,有助于农业生产模式各阶段数字化变革的脉络特征和构念间因果关系的识别。

2. 案例选择

本文选择扎赉特旗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发展作为案例分析对象,具体原因如下:一方面,只有为数不多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能够成功引导整合不同农业生产主体合作实现数字生产模式并推广普及。扎赉特旗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数字农业生产规模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同时数字农业生产模式得到了大面积普及推广,成为全国首批认定的20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中面积最大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另一方面,产业园建立之初饱受传统“粗放式”农业生产理念的影响,其农业生态状况与农产品口碑呈现岌岌可危的状态:化工生产资料投入不合理,生产经营能力差。然而,经过十多年发展,产业园不断打造、完善并升级数字农业生产模式的核心优势和独特“数智”属性,统筹政府与市场带来的物质资源、政策资源与知识资源,不断完善升级数字水稻生产模式(胡日查等,2021)。因此,选择扎赉特旗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数字水稻种植业作为研究对象为探究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极佳案例样本,具有代表性。

3. 数据收集与分析

为了保证研究的信度与效度,本文将一二手资料与回访资料相结合整理出原始资料。其中一手资料获得途径有以下两种:第一,分别在好力保镇古庙、五道河子、巴岱等农业产业园所属核心村进行实地走访、观察。第二,以“局外人”的视角,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最终共形成17次有效访谈,如表1所示,访谈对象尽量覆盖园区主要管理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并对访谈数据进行三角验证,降低回忆偏差的风险。

二手资料获得途径:对农业农村部等政府官方网站公开的新闻报道、扎赉特旗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微信公众号内容等互联网资料进行了收集和梳理(表2)。

表2 二手材料信息及编码

数据分析方面:如图1所示,本文遵守受访对象的原始术语,给出这些访谈语的描述短语,采用Gioia等提出的“一阶-二阶-聚合”数据分析方法,先忠于受访者原话形成农业生产的环境困境、农产品质量受到质疑等27个一阶概念,再对一阶概念进行抽象提取,形成具有理论内涵的二阶主题,来描述和解释正在观察现象的概念,并理清二阶主题之间的边界,提炼出解决传统生产困境、数字生产技术应用等18个二阶主题。最后根据涌现的理论维度将相似的二阶主题进行整合,并与文献中的理论概念进行迭代比较,提炼出生产模式转型客观情景、领导者意义引领等6个聚合构念,最终形成稳健的理论模型(Gioia等,2013)。

图1 数据结构

四、 研究发现

1. 产业园引导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实践

传统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是指通过应用数字技术与数字生产工具对传统农业生产过程进行全方位改造与升级,建立数字农技服务体系,以提高传统农业生产效率,促使传统农业产业与现代数字技术融合发展(韩旭东等,2023)。对产业园而言,搭建数字农业生产模式的具体内涵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推动数字农业生产技术的深度应用,其中涵盖建立先进的信息化管理系统,以优化农业生产决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生产成本。另一方面是构建数字农技服务体系,打破信息孤岛,支持小农户更好地运用数字农业生产技术,让各农业生产主体紧密连接,实现不同生产环节的高效协同。从产业园引导水稻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历程来看,产业园在水稻播种方式、培育过程、质量追溯等环节层层递进,结合我国传统水稻种植、培育过程中的痛点问题,进行根源上的改造,寻找匹配自身农业生产的最优选择,为生产主体提供数字化生产思维与技术服务,充分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数字技术赋能农业生产。综上,基于对传统水稻生产过程的痛点挖掘,本文从生产工具转变、生产信息流动、生产主体互联三个水稻种养层面的数字化转型进行案例分析,探索产业园在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中的管理实践,并以访谈资料形成的聚合构念为基础,形成转型的逻辑事实。

(1) 生产工具转变:人工智能匹配作业环境。推动数字化农业生产方式概念落地应用是生产工具转型的重要任务(王小林,2022)。通过调研,传统水稻生产模式所需要的许多大型农用机械设备受到自然地形、农作物特质、土地权益等方面的掣肘,并不广泛适配于土地耕作,从而无法简单地通过提高机械化程度来改善劳作效率,导致许多地区仍然采用人力、畜力、手工工具等为主的手工劳动方式开展生产,此外一般小农户难以承受农业生产设备高昂价格的风险而降低农户对于自身农业生产方式升级的意愿,同样导致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难以转型。面对现实痛点,产业园为农户配备中央+地方政府双重资金配备,结合园区内水稻种植区的地形、地貌、地质情况,购买了各类植保无人机、水稻收割机等设备用于水稻的播种、收割等工作,完成了水稻生产工具以人工智能设备和精量机械为主的结构性转变,利用人工智能匹配作业环境,实现精量播种,播种准确、均匀,省去了传统种植的育秧、移栽环节,进一步节省了时间和人工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在2020年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侵袭时,园区内农用精量机械在恢复春耕生产,维护粮食供给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产业园在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和园区内新型经营主体购买农用机械奖补政策的支持下,及时发放补贴款,让高端数字化技术真正意义上广泛加入了农业生产环节,这在事实上形成了产业园由生产模式转型情景出发,通过合理配置数字农业生产的工具设备资源,对农业生产能力进行数字化重构。

(2) 生产信息流动:物联网大数据松绑生产信息。水稻生产模式更多是以家庭为单位,并贯彻“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管理方法,更多依靠人自身的经验和感觉对农业生产活动做出判断,对即将到来的异常天气和稻瘟病等昆虫病害缺乏科学判断和科学指导。传统水稻生产模式在使用化肥农药时经常不规范或超标施用,同时运用漫灌的灌溉方法,对于生产资料的投入缺乏把控机制,进而盲目追求产量和经济效益,隐蔽了农业本身的生态属性,不仅加重了土壤板结,还造成了土壤质量退化,引发了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还忽略了消费者对于有机绿色食品的青睐与需求。面对现实痛点,产业园为核心示范区中10万亩农田配备了600余套田间各类感知设备,包括溯源视频监控、谷物测产、精准喷药、虫情测报等智能设备,结合物联网、人工智能、5G技术的应用帮助农户能够及时了解稻田的墒情、苗情、病虫害情况,并实现与国家科教云平台的直联互通,“掌上产业园”APP终端打通了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为农业生产提供全过程保驾护航。其中实践过程为:首先,智能设备将收集观测到的数据回传到产业园物联网和智慧农业科技服务中心,系统平台的构建直接管控智慧农场,通过田间信息采集、视频监控终端协助实现科学决策,进一步帮助农业精量机械实现精准作业,逐步替代传统耕种模式。其次,平台能够在生产端提供完整的水稻种植解决方案,包括环境监测、视频及图像监测、水肥管理、植保管理、统计分析、质量安全追溯,让生产信息不再滞塞在水稻生产端某一个环节,而是让全过程生产信息“流动起来”。智慧农业平台还能够提供种植管理模型,包括水稻种植管理标准、水肥使用标准、植保管理标准等,这些标准在使用中可以获得不断完善和优化,从而进一步提升种植过程的科学性、准确性以及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放置于稻田里的物联网监测硬件设备,可以实时监测关于土壤酸碱度、氮磷钾、电导率以及气温、光照、风力方向等环境数据,同时向农户传递病虫害防治、巡田、排涝等农事活动的生产数据。这在事实上形成了产业园由生产模式转型情景出发,通过合理配置数字农业生产的信息管理设备资源,对农业生产能力进行数字化重构,并结合水稻生产工具的转变,实现农业劳作形式的数字化转型。

(3) 生产主体互联:农业生产主体迈向数字生产合作组织。传统水稻生产模式以家庭组织为基本单位进行生产劳作,各村落散落在乡野各地,分散细碎化生产的小农户彼此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和衔接,对现代数字化农业生产理念持观望态度,也决定了其数字生产农技服务需求面广且分散,无法有效发挥规模经济效益来“报团取暖”。同时传统水稻生产模式并不容易自发地进行模式变革,原因是即使有农户意识到了生产工具需要逐步更新换代,但受困于缺乏现代信息、机械使用经验和使用方法,多数农户仍存在较多的技术使用难题,导致其只能维持使用现有的工具。此外,传统农机、植保技术服务合作社对于以物联网、大数据为主的前沿数字农业生产技术缺乏服务能力。面对现实痛点,园区依托党支部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保持农民产权相对独立的前提下,通过自愿结合,把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农民组织起来,引导农民持土地、资金或技术入股,实现生产标准、农资供应、扶持政策的统一结合,让有意愿从事数字水稻生产的小农户接受数字生产农技服务。合作种植模式下具体表现为:一是产业园协调龙头企业与小农户融合进入数字农业生产,为降低交易成本企业通过产业园向农户提供金融互助服务与期货增值服务,提高小农户参与数字水稻生产意愿。二是发展合作组织的数字农技技术服务供给能力。

面对数字农业技术,传统农机、植保专业合作社尚缺乏足够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对接小农户的痛点,产业园依托区镇两级农技推广部门以及院士工作站引导各类合作组织学习、接受农业技术培训和指导方面的服务,推动农业生产组织数字化转型,再为其他小农户提供专业化数字农技服务。此外,产业园内部会定期举行农用无人机操作员培训班和水稻机械直播技术培训班,邀请有关专业技术人员,优先为其他市农机大户、不同合作社组织负责人提供培训,以求解决农业生产过程中人员技术方面转型难的困境。目前,产业园现有数字化农民专业合作社150余家,带动近9800户农户,产业园内70%以上农户加入合作社联合经营,服务范围覆盖耕、种、管、收全过程,在事实上形成了产业园由生产模式转型情景出发,通过自身的服务机制对接小农户与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形成统一的价值取向。

2. 产业园引导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机制分析

上文主要基于原始材料分析了产业园如何引导水稻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实践的现实过程。在调研过程中,产业园所面对的外部需求情境不断变化,而正是由于现实需求情境的变化,产业园能够调整其相应的服务方式,完成农业劳作形式与农业生产主体的数字化转型,下文展示了产业园作为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引导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机制,如图2所示。

图2 产业园引导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机制

(1) 生产转型缘起:需求情景激发转型理念。现实中产业园处于传统水稻生产模式忽略生态环境效益生产农产品的“低效循环”之中,即在不考虑GEP(2)GEP: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也称生态产品总值,是指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的各种最终物质产品与服务(简称“生态产品”)价值的总和。的条件下,成为提供水稻农产品供应的单一功能组织。产业园中的水稻生产活动整体面临“生态-效益”压力,部分农户会为了产品的成色与产量,忽视土壤和水体污染问题,对化肥形成依赖(我们在前期准备阶段遇到的环境问题很大,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农业生产过程中各类资源浪费以及土壤板结的情况严重(A1,A2);都不说外地人,我们当地很多供销商看到我们的耕作活动对我们本土农产品品牌的产品质量已经开始缺失信心了(A2))。在这种需求情境下,产业园发挥了关键性引导作用,从嵌入式治理出发,识别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的中心思想,统一新的农产品生产思路,带动生产组织成员开展转型行动,改变以往水稻生产理念,激活数字农业生产所需物质资源。在现实需求的催促下,产业园开始积极探索数字水稻生产模式,制定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数字化生产宣传教育计划与简要生产规划,包括宣传视频、漫画等多形式向园区内农户、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个人与组织传递数字化生产的核心概念和优势,从宏观层面上使组织成员更容易理解数字化生产的重要性和实施方法。其中制定数字农业生产制度是让数字农业生产理念深入人心的关键举措(我们就是个大的农业旗,自然条件适合种水稻,我们制定了一些规范化的数字水稻生产文件和宣传计划,其中基本上是涵盖了水稻种植所需的全部内容,把水稻需要做的几个环节大致先想清楚了要做到什么程度,再向下传递(A1,A2)。)。

(2) 生产转型方式:数字农技嵌入农业劳作形式。2转型目标与转型理念确定后,产业园产生技术选择与设备选择方面的需求。为此,产业园结合园区内水稻种植区的地质地貌情况,购买了各类植保无人机、水稻收割机等设备用于水稻的播种、收割等工作,完成了水稻生产工具以人工智能设备和精量机械为主的结构性转变。产业园管委会副主任:“我们前期调研发现,像一些精量机械、还有智慧互联网平台非常符合我们数字水稻生产模式的要求,可以尽量去避免传统水稻生产的弊端,去设计数字化的水稻的生产,当然肯定还要先测试一下这一套东西(是否可行),一定是先把一些前沿的数字技术导入试验区试一下。目前我们推动产业园智慧农业示范区在好力保镇古庙、五道河子、巨宝、乌鸦站、巴岱5个村建成16万亩核心示范区,10万亩农田配备了600套田间各类感知设备。”产业园领导了技术落地行动,推动大数据平台建设,贯通了农业生产链上的各环节数据流,逐步补齐了农业生产“全面全程”机械化、智能化的短板,实现了多种复杂生产信息流的融合,继而克服了传统水稻种植、培育过程中的痛点问题,充分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农业生产,从水稻种、管、收三方面完善了具体数字农业生产制度,构建起以高效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数字生产新方式(现在的话产业园为我们每年都提供测土配方,详细到每块地里面氮磷钾元素缺多少,有机质含量怎么样,还提供了施肥建议,这样我们在以后种植中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施肥,还能省不少钱(A4);智慧农业平台可以根据水稻的目标产量和品质,测算水稻的生长周期内所需要的养分和水分,并制定施肥、滴灌计划和一套数字化生产管理标准(A2,A4);水稻的生长信息可以借助智慧农业平台生成,成品可以借助溯源标牌展示生长路径,满足客户对有机水稻的需求(A1,A2,C1,C2)。)。

(3) 生产转型收敛:农业生产主体的“数字化”转型。除了精准匹配产业园田间作业土地之外,农业生产主体的“数字化”是传统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的最终要义。产业园设置多种渠道引导农户培养使用数字生产技术的能力。具体来看,龙头企业在产业园的帮助下与农户达成水稻农产品收购合作项目,解决农户对于生产模式转型后农业产品销售的不确定性,激励多数农户能够参与到数字水稻生产中。同时,除了吸纳小农户以外,产业园还吸纳数字农业技术服务企业进入园区,积累数字人力资源,利用“产业园+企业+农户”的合作生产关系推广数字农业生产模式,为联合参与生产的农户提供数字农技推广服务。例如,引领内部生产主体对外进行数字农业生产技术交流、无人机直播技术培训、生产经验交流班等多个渠道扩展农业生产主体转型路径,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我们还是想鼓励后发农户完全参与进来,尤其提升对于一些简单生产数据的认知程度(A1,A3);我们把获得的组织数字生产的经验全部汇总起来,这样获得一个基本的范式,之后我们开展数字水稻生产活动就可以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了(A1);我们定期举办技术教育与培训班,目的是补齐农业生产“全面全程”的短板(A3,A4);现在我们公众号的建设也让所有人参与进来,宣传我们水稻生产数字化转型的突出业绩,让后加入的人容易接受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的运作规则(A1,A2)。)。至此,农业生产模式的数字化转变带来了技术流入、互联网思维流入的正向循环,并以积累数字人力资源为手段解决由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技术学习问题。

3. 进一步讨论:需求情境、响应模式与实现模式之间的互动关系

推动传统农业生产环节实现数字化转型并非易事,想要加快推进传统农业生产转型,农业生产模式包含的每个环节都需要被精心设计、深入研究。进一步看,产业园在推动农业劳作形式与农业生产主体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需求情境、响应方式与响应实现之间的互动关系如表3所示。在农业劳作形式数字化转型方面,产业园农业生产环境整体面临环境压力。在这种需求情境下,产业园采用制度嵌入与技术嵌入的响应方式带动组织成员开展行动。制度嵌入的核心逻辑体现为产业园提供的数字生产意义引领,即产业园能够识别农业生产模式转型与发展需要的数字化生产思想,并树立数字化生产制度,将其传达给成员,引导成员的行动。由此,产业园识别了传统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的痛点问题与发展前景,并将其传达给成员,引导农业生产主体的行动,帮助其走出了以往对化学制品强依赖的恶性循环。作为农业生产数字化转型的服务组织,产业园在现实需求下推进了一个从旧到新的理念革新过程,即在“资源投入-生产产品-污染排放”的单项物质流动基础之上加入新的数字技术管控环节——该环节与其他生产环节相互关系,革新后的生产理念开启了传统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实践。技术嵌入的核心逻辑体现为产业园不断探索技术匹配度,选定合适的数字生产技术嵌入农业生产过程,并将数字技术与传统农业劳作形式融合形成新的数字化农业生产劳作形式。因此,产业园实现了协助小农户升级种养工具,让水稻种植存在的多种复杂生产信息流相融合,完成园区内农业生产劳作模式数字化转型。在农业生产主体数字化转型方面,产业园面临向农业生产主体,尤其是小农户提供数字农业生产技术服务的压力。面对现实需求,产业园通过关系嵌入的响应方式带动组织成员开展行动,其核心逻辑体现为,产业园与加入的数字农技服务企业形成组织关系,合作推广数字生产模式。关系嵌入不仅可以构建成员之间及与各种外部组织之间基于数据驱动的交互关系,发挥协作效应丰富组织数字生产禀赋,还可以引导后续逐渐接受数字水稻生产模式,保证后发农户等生产主体能够顺利融入。参与到数字化农业生产的农民成为掌握数字农业生产方式的技术型“新农人”,为小农户提供了持续的多元化数字农业生产教育活动,提升小农户的数字农业生产能力,保证可持续的数字农业生产,完成了农业生产主体数字化转型。

表3 需求情境、响应方式与响应实现之间的互动关系

五、 结论与启示

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分析了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在引导传统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做法与特点。研究表明:首先,数字技术嵌入农业生产环节的关键在于对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痛点问题的深刻理解和对转型需求的深入洞察,产业园以“领导者+服务者”的双重身份,经过多年的探索转型,为水稻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规范性认识,并通过制度嵌入、技术嵌入、关系嵌入的方式为传统水稻生产模式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细致指导与服务保障,其中既涉及农业劳作形式的数字化转型,也涉及农业生产主体的数字化转型,打造了全新的数字水稻生产模式与体系。其次,产业园作为社会化服务主体引导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的过程机制遵循“需求-响应-实现”的逻辑,即从精准识别农业发展需求与发展战略出发,通过将数字技术嵌入农业生产活动以及多元化的数字生产技术培训,提升水稻的生产效率与资源利用效率,实现了针对传统农业生产模式的数字化转型。本文验证了以往部分对于产业园引导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研究的观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本土情境下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引导传统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实现机制研究的不足,同时对其他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对于养殖业、畜牧业等农业业态的生产模式转型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2. 实践启示

本研究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为例,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推进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以下启示:首先,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要注重建立联农带农的激励机制,如形成合作制、股份制、订单农业等多种利益联结模式,让小农户能够充分分享生产模式转型后带来的产业增值收益,鼓励农户进入到农业生产模式转型中来。其次,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要借助对目标数字生产流程以及生产技术做出前瞻性认知并提供相应服务。例如对于种植业、畜牧业等不同业态,要“因地制宜”,以问题为导向,在数字农业生产工具的选择上需要匹配农业生产的作业环境,与农户共同打造生产数据运营平台,在生产操作层面为农户提供持续帮助,尤其是为小农户采纳数字农业生产技术提供充足信心,推动农业劳作形式与农业生产主体数字化转型。最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要确立长期转型计划。例如引入政府工作小组进驻,配合制定农机设备使用规范、数字生产农技培训班、阶段性成果验收等方面的规定,将转型服务覆盖于农业劳作形式与农业生产主体全周期的数字化转型活动,形成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为基本目标、健康和安全为生产底线的数字农业生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