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创业动机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基于链式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王耀斌, 李 颖, 赵瑞涛, 姚 蓉, 李汶霖, 吴若雪

(西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兰州 730070)

乡村旅游创业是推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帮助农民脱贫增收致富,提升农民幸福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伴随着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吸引了众多当地居民、返乡农民工与大学生投入创业之中,在乡村旅游地掀起了新的创业浪潮.要想让当地村民自发进行乡村旅游创业,往往因其缺乏必要的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使得创业活动难以实现[1].相对来讲,返乡农民工属于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其在外务工的经验使其能够了解市场需求、抓住市场机会,积累的资金、技术和经验也能为返乡旅游创业做准备.返乡农民工进行乡村旅游创业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也使得乡村活力不断增强,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贡献和价值.

近年来,关于创业活动和幸福感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文献显示,自营职业可以带来更高的工作满意度[2],Frey[3]从效用角度证明创业对幸福感具有积极影响,更高的效率、更好的绩效和增加机会识别度也会积极影响企业家的幸福感[4].马良等[5]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创业也能够显著提升主观幸福感,李慧慧等[6]则详细阐述了社会支持通过提升创业绩效进而提高创业幸福感的机制.创业研究已经从过去的关注增长和绩效逐渐向创业者的幸福感转变.然而,在旅游创业研究方面,衡量创业活动所带来的价值仍是以关注创业绩效为主[7-8].自1974年伊斯特林提出幸福悖论之后,学者们发现此现象在各个国家都普遍存在.自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关注三农问题,推动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研究的主要方向.研究表明乡村旅游能显著提高居民幸福感[9],农民工作为中国当前社会发展情境下的特殊群体,有关其幸福感的研究也持续不断[10-12],但却很少有研究关注返乡农民工进行乡村旅游创业的幸福感.创业幸福感是衡量创业质量、取得创业成功的关键指标,既是创业领域的实践诉求,也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探讨返乡农民工进行乡村旅游创业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关注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创业的主观效用,分析现阶段乡村旅游创业动机对返乡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有利于揭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幸福感的影响,为实现返乡农民工“不离乡不离家”创造幸福生活提供中国方案.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索返乡农民工旅游创业动机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以及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环境如何通过链式中介影响创业动机进而影响创业幸福感.明晰上述问题不仅有助于丰富旅游创业幸福感理论,还有助于提出提高农民工创业幸福感的有效策略.

1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1 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创业动机与创业幸福感

动机研究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关于本能工作的研究,其主要观点是动机驱动行为.创业动机是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执行一系列行为的驱动力和执行力,是外部环境和内部个体共同作用的结果[13].通过对创业者、农民工和旅游创业者三者的创业动机进行汇总(如表1)可以看出,针对创业者的创业动机,顾桥等[14]、窦大海等[15]将其划分为经济需求和社会需求两类,魏江等[16]、程建青等[17]根据全球GEM观察报告将其划分为生存型创业动机和机会型创业动机.苏晓华等[18]探讨了创业动机、创业决策以及创业绩效的关系,总结出创业者“求财”和“求乐”的创业动机.

在旅游创业动机方面,西方发达经济体主流的划分方式为“生活方式”和“利润追求”型[19],但这与中国乡村旅游实际情境并不相符合.吴琳等[7]将乡村旅游民宿划分为“生意”和“生活”两类;Sukanya Limsakul[20]将旅游小企业主的创业动机划分为机会型和生存型两类.潘冬南[21]将女性乡村旅游创业动机划分为生存动机、独立动机、成就动机.

关于农民工的创业动机分类,朱红根等[22]将其划分为生存型、成长型、价值型.刘美玉[23-24]将其划分为经济性动机、社会性动机、成就性动机.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创业动机,即激发、维持和调节农民工从事乡村旅游创业活动的动力,驱使返乡农民工将乡村旅游创业意愿付诸于具体行动的特殊心理倾向.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考虑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动机内涵为:返乡农民工相较于普通创业者而言,追求经济的愿望更强烈.伴随着乡村旅游创业活动的不断进行,当返乡农民工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后,经济性动机便会逐渐向社会性动机靠近[25],夏柱智[26]划分的家庭生计和自我实现与此相类似.根据上述的分析,本文将返乡农民工进行乡村旅游创业动机划分为经济性创业动机和社会性创业动机.

表1 创业动机相关研究Tab.1 Studies related to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动机决定幸福.高峰和白学军[30]探讨成就动机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显示二者呈显著正相关.王华和马志新[31]的研究认为旅游动机的社会交往、自我实现维度直接且正向影响主观幸福感.创业幸福感是指个体在创业过程中对自身工作完成质量、个人成长、业绩表现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人价值实现和生活品质提升等诸多方面的总体感受与评价,因此创业幸福感是创业研究的关键要素,并受到创业动机等多个自变量影响[32].Shir[35]认为创业动机与产生幸福感的关系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因此呼吁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以增加我们对这种动机是增强还是损害企业家福祉的了解.创业幸福感来源于他们在创业过程中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和控制,这使得他们从创业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从而产生了更高水平的幸福感.魏江等[16]、陈聪等[33]、程建青等[17]的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生存型创业动机,机会型动机创业者幸福感更高.Block等[34]提出创业的动机是评判个体幸福感的重要工具.内在动机会化成一种力量,来挑战创业过程中那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挑战成功,便会大幅度提高创业者的幸福感.

自我决定理论则揭示了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创业动机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机制.该理论提出自主性、能力和关联性这三个基本心理需求是个体心理成长、内化和心理健康的必要条件.作为一个普遍的动机理论,其为系统地解释人类的动态需求、动机和幸福提供了思路和方法[19].返乡农民工在进行乡村旅游创业时,能够按照过去的工作经验、意愿、价值观和兴趣选择创业内容,满足其创业自主性需求,于是便会产生主观幸福感;当返乡农民工判断自身拥有的能力与乡村旅游创业所需能力匹配时,通过自身的创业能保障家人的生活,同时也为家乡做出了贡献,其心理会得到满足,从而产生心理幸福感.在旅游创业过程中,返乡农民工感受到其他乡村旅游创业者的关心和帮助,乡村旅游创业者也会给返乡农民工提供创业资源、知识经验、信息等支持,感到自己在创业过程中被需要,与周围的创业者产生关联,从而产生社会幸福感.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生存性动机对创业幸福感有正向影响;

H2: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社会性动机对创业幸福感有正向影响.

1.2 创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自我效能的概念源于社会学习理论,20世纪70年代由著名的心理学家Albert Bandura引入科学研究,并发展为社会认知理论[32].自我效能指的是相信我们有能力完成某种行动、它是一个关键的自我调节过程,是每个(有意)行动的基础.自我效能感决定着个体的目标选择[35],可激发人们设定挑战性目标以及改变现状.自我效能影响解决问题的认知、动机、情绪、行为,从而会影响幸福感.自20世纪90年代被广泛用于创业行为研究,进一步被定义为创业自我效能感(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ESE),即是指创业者对自己完成创业任务的信心[36].高自我效能意味着更多的进入创业的内在动机以及更多的努力投入和克服障碍的毅力.如果个体有足够的自信认为可以靠自己的行动获得期望的结果,那么面对困难时就会有坚持的动力[37].那么,返乡农民工进行乡村旅游创业时,具有高创业自我效能感的返乡农民工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认为自己进行乡村旅游创业能够创业成功,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克服障碍.

现有的研究从多个方面探讨创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翁贞林等[38]研究创业支持对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意愿的直接影响,并探索了创业自我效能在创业支持和创业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李慧慧等[6]则探讨了创业自我效能感在社会支持对创业幸福感的中介作用.朱文静等[39]发现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业价值观与创业意向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陈寒松等[40]发现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业学习与创业意向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而社会网络在创业学习影响创业自我效能感的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唐炎钊等[41]探索了创业自我效能感及其四个维度在创造性人格与创业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

社会认知理论将自我效能感视为认知和行为的中介变量,个体基于不同的动机对自身有了判断从而形成自我效能感.创业自我效能感具有预测和被预测变量双重属性,将其引入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创业动机对创业幸福感影响的研究,可以探寻创业自我效能感是否存在中介效应.研究表明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动机和幸福感之间具有中介效应[42].这是由于高创业自我效能感的返乡农民工具有较高的旅游创业内在动机,具有更高的创业积极性,在进行创业过程中其生存需求或机会需求得到满足时,农民工更容易获得愉悦和乐趣等积极情绪,其创业幸福感相对较高.创业自我效能感有四个来源:个人经验、基于对另一个人的行为及其后果的观察、口头说服以及身体估计指标.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创业的过程大致如下:首先评估个人在外务工积累的创业/就业经验,其次观察在家乡进行乡村旅游创业的亲朋好友生活状况是否很好,再次评估自身在外务工积累的技术、资金、经验是否都可以用于乡村旅游创业中,最后决定是否返乡进行乡村旅游创业.当返乡农民工在进行乡村旅游创业后,满足了自身生存性需求或社会性需求,返乡农民工进行乡村旅游创业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随后便产生创业幸福感.

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生存性动机对创业自我效能感具有正向影响;

H4: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社会性动机对创业自我效能感具有正向影响;

H5:返乡农民工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

H6:创业自我效能感在生存性动机和创业幸福感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H7:创业自我效能感在社会性动机和创业幸福感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1.3 创业环境的中介作用

创业环境是指影响创业的一系列外部条件[21],是对创业行为产生影响的各项因素的总和.学者们对创业环境的内涵和维度进行了详细探讨,朱红根等[22]将农民工创业环境划分为交通环境、基础设施、经济条件三个维度来探讨;刘赛特等[43]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探讨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制定落实创业政策、增强服务意识、改善农村市场环境等方面优化农民工的返乡创业环境.一般意义上的创业环境包括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政策环境、支持条件等.创业环境并不能直接转化成返乡农民工的幸福感,而是需要创业动机这一内在媒介转化.良好的创业环境能够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能为乡村产生良好的效益.乡村旅游创业环境与一般的创业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徐红罡等[44]将旅游创业环境划分为自然环境、生活氛围、人居环境、社会网络、行业发展和商业氛围8个维度;吴冰等[45]将创业环境划分为乡村旅游吸引力、制度支持、社会网络、与商业氛围4个维度.根据前文假设,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创业动机影响创业幸福感.创业动机会受创业环境影响,创业氛围越浓厚,乡村旅游创业环境越好,农民工的创业动机就越强烈,他们能感知到的幸福感就越高.

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8: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生存性动机对创业环境具有正向影响;

H9: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社会性动机对创业环境具有正向影响;

H10:创业环境对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创业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

H11:创业环境在返乡农民工生存性动机对创业幸福感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H12:创业环境在返乡农民工社会性创业动机对创业幸福感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1.4 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环境的链式中介效应

创业环境会影响农民工对创业的风险态度,从而影响其创业自我效能感.赵秀丽等[46]探究了创业环境和创业意向的内部作用机制,并提出增强创业效能感、改善创业环境能够提升大学生创业意向.张思敏等[47]指出创业环境是通过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农民创业行为产生影响.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创业自我效能感是创业过程十分重要的认知因素[23],当创业环境良好,农民工创业自我效能感会提高,从而提升其创业幸福感.自我效能感能够连接外界环境与个体行为,即创业自我效能感连接农民工创业动机和创业环境.当旅游创业面临巨大困难时,只有高效能感的农民工才能有持久力和内在动力去解决困难和问题.当达到自己期望的结果时,就会产生内心的满足和幸福感,这也是创业过程中产生幸福感的原动力.因此,本文假设如下:

H13:由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环境组成的链式双中介,在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生存性动机和创业幸福感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H14:由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环境组成的链式双中介,在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社会性动机和创业幸福感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提出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创业动机影响创业幸福感概念模型Fig.1 Conceptual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affecting entrepreneurial happiness

2 研究设计

2.1 变量与问卷设计

因变量:创业幸福感.参考现有研究[16]的创业幸福感量表,分为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三个维度.

自变量:创业动机.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创业主要参考张秀娥等[25]、刘美玉等[24]的研究,将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创业动机划分为经济性动机和社会性动机两个维度,共8个题项进行测量.

中介变量:创业自我效能感.参考李慧慧等[6]的研究方法,用包含“我可以抓住旅游创业机会”等3个题项的量表来测量.

创业环境.创业环境量表参考徐红罡[44]的旅游创业环境量表,从基础设施、行业发展、创业氛围以及政府环境四个维度共18个题项进行测量.

控制变量:研究认为,性别(男=1,女=2)会影响幸福感;年龄与幸福感呈倒U型关系[17];学历与幸福感呈正相关[34];收入越高,幸福感越高[48];自营工作的幸福感更高[49];工作时间较长会降低幸福感[50].因此,将性别、年龄、学历、旅游创业收入、旅游创业的类型和旅游创业时间作为控制变量.

问卷设计主要采用上述已被国内研究广泛应用的成熟量表,各量表信效度已被验证良好.面向婺源县105名进行乡村旅游创业的返乡农民工进行预调研,删除因子载荷低于0.5的题项,并对问卷进行论证,形成最终的正式调查问卷.整体问卷内容共涉及3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问卷的具体说明.第二部分为人口统计学变量及控制变量的测量.第三部分是问卷的主体部分,包括创业动机、创业环境、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幸福感4个量表,采用Likert 7级量表测量.

2.2 研究区概况

婺源县是中国最知名的乡村旅游地之一,拥有36万人口,位于中国东部的江西省上饶市.它被学者称为茶的故乡,其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朝(公元前221年).凭借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婺源于1999年开始发展乡村旅游.其独特的油菜花梯田、精致的古式建筑和特色的农业生活方式,使其成为中国最美乡村,被评为国家三级景区县.

自2000年以后婺源的乡村旅游迅猛发展,旅游业成为婺源支柱性产业之一,2016年婺源被评为“中国乡村旅游创客基地”,2023年婺源旅游从业人员已超8万人,其中返乡农民工就达8 936名.上饶市政府为鼓励返乡农民工旅游创业提供政策支持,通过为返乡创业农民工减免店租、给创业满6个月的农民工提供一次性创业补贴5 000元等政策积极鼓励返乡农民工旅游创业,婺源成了返乡农民工旅游创业的肥沃土壤.据官方统计,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9月30日领到首次旅游创业补贴的共有88名返乡农民工,可见婺源返乡农民工旅游创业热情高涨.婺源县是乡村旅游地典型的代表,也是返乡农民工旅游创业的典型案例地.婺源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吸引了外出务工农民工返乡旅游创业,并在当地政府创业优惠政策的扶持下实现了高水准文化艺术旅游创业就业乡村,返乡农民工实现了从打工者角色到创业者角色的转变.因此,婺源正是研究返乡农民工旅游创业的典型案例地,也是本研究选择此地的原因.

2.3 调研对象及样本

课题组于2023年1月至4月共进行了为期28天的分阶段式的正式调研,实地调研期间调研人员为确保调研对象准确,先向村委会主任了解本村的返乡旅游创业农民工的详细情况,随后由其带领课题组成员一对一走访村中进行乡村旅游创业的返乡农民工,发放问卷并现场回收,初步检查问卷质量,以保证问卷的回收率和回收信息的可靠性.最终,累计共发放问卷378份,共收回问卷348份,经过对回收问卷样本的合理筛选后发现,有效问卷321份,回收率和有效率分别为92.06%和92.24%,总体有效率为84.9%.

如表2所示,样本中男性农民工(61.4%)明显多于女性(38.6%),且以26～55岁之间(91.28%)为主.返乡农民工整体学历偏低,高中及以下占比90.97%,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仅占2.8%.多数农民工旅游创业年收入达10～15万元(43.3%),创业时间在1～5年(68.85%)占多数,旅游经营内容除旅游商店占比高达32.09%,其余分布均匀.说明样本能够代表婺源返乡旅游创业农民工.

3 数据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在问卷收集结束后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结果显示4个因子特征根大于1,第一个因子能解释17.738%,小于40%的临界标准,累计方差解释率为62.195%,第一个因子占比低于总解释变量的一半,没有出现单一因子解释大部分变异的现象,说明共同方法偏差对研究结果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3.2 信效度分析

本文应用SPSS 21.0对量表数据进行正态分布检验和信效度分析,正态分布检验结果显示量表显著性大于0.05,说明量表数据符合正态分布.信效度结果显示(见表3):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创业动机、创业环境、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幸福感4个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分别为0.913、0.928、0.786、0.810,均大于0.7,表明量表信度较好.KMO值均大于0.7,AVE值均大于0.5,CR值均大于0.8,说明聚合效度较高.

表2 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n=321)Tab.2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 (n=321)

表3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Tab.3 Results of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s of the scale

表3(续)

3.3 相关性分析

表4给出了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相关系数矩阵中,生存性创业动机、社会性创业动机、创业环境、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幸福感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这为研究假设提供了初步支持.

表4 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Tab.4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3.4 回归分析

本研究使用SPSS 21.0软件,采取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检验所提出的假设.为避免其他因素的影响,选择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旅游年收入、旅游创业类型、旅游创业时间作为控制变量.结果如表5所示.

表5中的模型1显示,所有的控制变量均不对创业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影响.模型2结果显示,生存性创业动机(β=0.380,p<0.001)和社会性创业动机(β=0.453,p<0.001)均对创业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社会性创业动机对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高于生存性创业动机对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假设H3、H4成立;模型3显示,控制变量均不对创业环境有显著影响;模型4显示,生存性创业动机(β=0.527,p<0.001)和社会性创业动机(β=0.349,p<0.001)对创业环境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返乡农民工生存性创业动机对创业环境的影响比社会性创业动机对创业环境的影响更高,H3、H4成立;模型5显示,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环境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75,p<0.001);模型6显示,控制变量均不对创业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模型7显示,生存性创业动机(β=0.339,p<0.001)和社会性创业动机(β=0.489,p<0.001)对创业幸福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H1、H2成立,社会性创业动机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高于生存性创业动机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模型8将创业动机和创业自我效能感作为自变量引入以创业幸福感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69,p<0.001),即自我效能感高的返乡农民工更容易获得创业幸福感,假设H5成立.模型9将创业动机和创业环境同时作为自变量放入以创业幸福感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创业环境对创业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597,p<0.001),即创业环境越好,创业幸福感越高,假设H8成立.以上结论为研究假设提供了进一步依据,为使检验结果更加可信,进一步检验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环境的中介效应.

检验链式中介效应.在上述结果基础上,为进一步验证中介效应,本研究使用SPSS软件中的PROCESS插件进行Bootstrap法进一步检验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环境在旅游情境下创业动机和创业幸福感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重复抽样5 000次,并汇报95%的置信区间.

表5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Tab.5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表6结果显示生存性创业动机和社会性创业动机经历影响创业幸福感的路径所对应的效应值及其差异的显著性检验.由该结果可知,生存性创业动机对创业幸福感的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为[-0.059,0.101],经过0,表明生存性创业动机对创业幸福感无直接效应.在三条中介效应路径中,路径1生存性创业动机→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幸福感,间接效应值为0.182,其所对应的置信区间为[0.087,0.266];路径2生存性创业动机→创业环境→创业幸福感,间接效应值为0.263,其所对应的置信区间为[0.183,0.344];路径3生存性创业动机→创业自我感→创业环境→创业幸福感,间接效应之为0.173,其所对应的置信区间为[0.102,0.266].三条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均不经过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假设H6、H11成立.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环境在生存性创业动机对创业幸福感起链式完全中介作用,假设H13成立.

社会性创业动机对创业幸福感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为[0.034,0.177],不经过0,表明社会性创业动机对创业幸福感有直接效应.在三条中介效应路径中,路径1社会性创业动机→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幸福感,间接效应值为0.146,其所对应的置信区间为[0.051,0.235];路径2社会性创业动机→创业环境→创业幸福感,间接效应值为0.196,其所对应的置信区间为[0.136,0.262];路径3社会性创业动机→创业自我感→创业环境→创业幸福感,间接效应之为0.165,其所对应的置信区间为[0.095,0.252].三条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均不经过0,表明三条中介效应显著,假设H7、H12成立.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环境在社会性创业动机对创业幸福感起链式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14成立.

表6 Bootstrap链式中介效应检验Tab.6 Bootstrap chain mediation effect test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三农问题一直是国家发展战略中关注的重点,返乡农民工进行乡村旅游创业活动是否感到幸福及其影响机制是旅游创业理论与新时代创业实践特别关注的主题.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本研究将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环境纳入创业动机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框架中.通过对321位返乡进行旅游创业的农民工进行调查问卷,最终得出以下结论:1) 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创业幸福感均值为4.73,创业自我效能感均值为4.63,均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说明返乡农民工进行乡村旅游创业的幸福感和自我效能整体上较高.2) 创业动机作为重要的因素能够提升创业幸福感,相较于生存性创业动机,社会性创业动机的返乡农民工创业幸福感更高;3) 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环境是创业动机提升创业幸福感的中介变量,二者在生存性创业动机对创业幸福感起完全中介作用,在社会性创业动机对创业幸福感起部分中介作用;4) 乡村旅游生存性创业动机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是生存性创业动机→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幸福感、生存性创业动机→创业环境→创业幸福感和生存性创业动机→创业自我感→创业环境→创业幸福感三条路径.社会性创业动机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是社会性创业动机→创业幸福感、社会性创业动机→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幸福感、社会性创业动机→创业环境→创业幸福感和社会性创业动机→创业自我感→创业环境→创业幸福感四条路径.

4.2 讨论

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创业动机对幸福感形成机制中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环境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乡村旅游生存性创业动机不直接影响创业幸福感,这与魏江等[16]的调查结果青年创业者创业环境在创业动机对创业幸福感中起调节作用不一致;这是由于返乡农民工旅游创业与一般的青年创业不同.在婺源县多数人都以旅游为生计,当地政府也十分支持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婺源良好的旅游创业环境和周围良好的旅游创业氛围使得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纷纷返乡创业.因此在乡村旅游创业情境下,创业环境在创业动机和创业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业动机对创业幸福感中也起中介作用,这与程建青等[17]的研究创业自我效能感中介了创业动机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论一致.这是由于旅游创业也属于创业活动,具有高失败风险及不确定性的特点,而要解决创业过程中的种种困境就需要创业自我效能感起积极作用.返乡农民工在进行旅游创业时,高效能感的农民工对未来持积极态度,能够直面旅游创业中的困难处境并将其一一化解,因而能够提高创业幸福感.乡村旅游创业与一般创业最大的不同在于创业环境和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业动机对幸福感中起到链式中介作用,这是由于旅游创业受到创业环境影响非常大,良好的创业环境能够给予返乡农民工更多信心,从而产生高效能感去面对创业中的风险和困难,继而在创业中产生幸福感.

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创业幸福感的研究拓展了以往传统上只关注旅游创业绩效的创业成果研究视角和理论范畴.这与Chen等[51]提出的关注创业幸福感比关注绩效更为重要的观点相一致.研究通过将既有的社会学、心理学和旅游学领域的理论知识融合起来,拓展了乡村旅游创业研究的理论范畴.另外,中国的乡村旅游创业更易受到政府政策支持和周围环境氛围的影响,例如旅游创业环境在创业动机对幸福感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就为创业幸福感研究提供了旅游的视角.

农民工返乡创业作为中国特有的现象,始终与解决好三农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创业幸福感的提升关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和创业战略等国家层面重大战略的实施.本研究表明,乡村旅游地创业环境对于返乡农民工创业幸福感的提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政府层面应该优化顶层设计,完善政策管理体制,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创业管理者角色,保障返乡农民工在旅游创业过程中资金、技术、信息和服务资源畅通,为乡村旅游创业者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进而提升农民工创业幸福感,为解决好三农问题提供思路.

4.3 研究局限

本研究尽管厘清了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创业动机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文的数据收集采用了问卷调查形式,可能会因为部分农民工在旅游创业过程中自我认识不清晰而导致数据出现偏差,进一步的研究可尝试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或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CFPS等宏观数据进行分析.其次,本文主要尝试探讨旅游创业动机影响创业幸福感的链式中介机制,更深入的研究可进一步探讨创业学习、社会网络等其他因素的作用机制,加入旅游创业情境下的调节变量来探讨,可深化丰富本研究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