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科肿瘤化疗患者婚姻质量与焦虑、抑郁的相关性

索莉娜,刘梦珂,刘珊珊,张志飞,邝又新,苏丽丽,刘梁,赵晶,孟焱

(河南省人民医院国际医疗中心,河南省护理医学重点实验室,郑州大学人民医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卵巢癌、宫颈癌、子宫内膜癌为妇科三大常见恶性肿瘤,约占我国新发癌症的5%,且近年来,其发病率、死亡率呈上升趋势、年轻化趋势,严重威胁女性健康[1]。生殖系统的切除、反复的放化疗使患者长期处于应激状态,极易产生焦虑、抑郁、自卑等不良情绪[2-4],而焦虑、抑郁状态会降低患者食欲,导致机体营养低下,降低患者免疫力,影响疾病康复进程和效果[5-7]。婚姻关系是癌症患者获得家庭支持的重要资源[8-9],配偶的关怀、陪伴和监督对患者的康复有着重要的意义[10]。研究表明,婚姻质量与患者的免疫功能、生存期显著相关[11-12],好的婚姻质量能够帮助患者塑造战胜疾病的信心,使患者对家庭、未来更有信心[13-14],而低质量的婚姻关系则会引起更多的消极情绪。目前鲜有研究报道妇科肿瘤化疗患者婚姻质量与焦虑、抑郁的关系,因此本研究旨在了解妇科肿瘤患者焦虑、抑郁现状,并分析婚姻质量与其相关性,为制定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促进肿瘤患者心理健康提供理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1年2月至2022年2月在河南省人民医院住院的妇科肿瘤化疗患者,共发放问卷208份,回收有效问卷200份,有效回收率96%。(1)纳入标准:①经病理检查确诊为宫颈癌、卵巢癌或子宫内膜癌,正在接受化疗;②已婚;③知晓疾病诊断;④自愿参与;⑤能独立或在研究者指导下完成问卷。(2)排除标准:①丧偶;②有严重精神心理疾病;③合并其他器官疾病。

1.2 调查方法

采取横断面调查法。使用问卷星编辑问卷,生成电子问卷二维码,研究者向调查对象说明本研究的目的及意义,签署知情同意书后,调查对象微信扫码完成问卷填写,若有疑问,研究者现场解释说明。手机无法扫码者填写纸质版问卷,现场收回,并对问卷填写进行查验,有缺失项及时弥补。所有答案为同一选项者视为无效问卷,剔除。

1.3 调查工具

(1)一般资料问卷。研究者根据研究目的自行设计。主要内容包括患者年龄、受教育程度、疾病诊断及分期、付费方式、职业、收入、已确诊时间、睡眠质量等。(2)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该量表由Zung[15]于1971年编制,包含20个条目,采取Likert 4级评分法,得分越高表明焦虑程度越严重,量表标准分为各条目得分总和的1.25倍(取整数值),按照我国常模标准,标准分≥50分即判定存在焦虑,得分50～59分、60～69分、≥70分判定为轻度、中度、重度焦虑[16],本研究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1。 (3)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该量表由 Zung[17]于1965年编制,主要用于评估患者近1周的抑郁状况。该量表由20个条目组成,采取Likert 4级评分法,得分越高表明抑郁程度越严重,量表标准分为各条目得分总和的1.25倍(取整数值),按照我国常模标准,标准分≥53分即判定存在抑郁,得分53～62分、63～72分、≥73分判定为轻度、中度、重度抑郁[16],本研究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4。(4)婚姻质量。采用Olson婚姻质量调查问卷,选取其中常用的婚姻满意度、夫妻交流和性生活3个维度,共30个条目进行评估,每个条目按Likert 5级评分法进行,总分为30～150分,得分越高表明其婚姻质量越好,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769,重测信度为0.824[18]。

1.4 统计学方法

2 结果

2.1 妇科肿瘤化疗患者焦虑、抑郁得分

200例妇科肿瘤化疗患者焦虑得分为(53.56±7.63)分,抑郁得分为(55.59±7.27)分,分别有120例(60.0%)、112例(56.0%)妇科肿瘤化疗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和抑郁,焦虑、抑郁发生率较高,见表1。

表1 妇科肿瘤患者焦虑、抑郁得分

2.2 妇科肿瘤化疗患者婚姻质量得分

200例妇科肿瘤化疗患者婚姻质量总分为(93.37±13.68)分,婚姻满意度、夫妻交流、性生活3个维度得分均低于国内常模,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妇科肿瘤化疗患者婚姻质量各维度得分 与常模对比

2.3 妇科肿瘤患者一般资料及焦虑、抑郁得分对比

共200例妇科肿瘤化疗患者参与调查,患者年龄30～81岁,平均(50.39±10.19)岁,一般资料详见表3。分组比较显示,中年、新确诊、低收入、睡眠障碍是妇科肿瘤化疗患者出现焦虑、抑郁的危险因素(P<0.05),见表3。

表3 妇科肿瘤化疗患者的一般资料及焦虑、抑郁得分对比

2.4 妇科肿瘤化疗患者焦虑、抑郁与婚姻质量相关性分析

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妇科肿瘤化疗患者焦虑、抑郁与婚姻质量总分及各维度之间均呈负相关(P<0.05),见表4。

表4 妇科肿瘤化疗患者焦虑、抑郁与婚姻质量相关性分析

2.5 妇科肿瘤化疗患者焦虑、抑郁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以年龄、确诊时间、月收入、睡眠质量和婚姻质量作为自变量,以患者焦虑、抑郁得分作为因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变量赋值见表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确诊时间、月收入、睡眠质量及婚姻质量是患者焦虑、抑郁的影响因素(P<0.01),见表6、7。

表5 妇科肿瘤患者焦虑、抑郁的logistic回归分析 变量赋值说明

表6 妇科肿瘤患者焦虑的logistic回归分析

表7 妇科肿瘤患者抑郁的logistic回归分析

3 讨论

3.1 妇科肿瘤患者焦虑、抑郁发生率较高

宫颈癌、卵巢癌、子宫内膜癌并称妇科三大恶性肿瘤,临床以手术、化疗、放疗治疗为主,但反复的放化疗以及伴随的脱发、恶心呕吐等症状使患者长期处于心理应激状态,极易产生焦虑抑郁等各种不良情绪[19]。焦虑是一种常见的个体对应激事件的情绪反应,以个体躯体紧张以及对未来生活的忧虑为主要表现,抑郁是一种常见的情绪障碍[20],两者往往伴随出现,相互共存[21],焦虑或抑郁情绪会降低患者的依从性,严重者甚至会出现自杀倾向。本研究共纳入200例妇科肿瘤化疗患者,结果显示60.0%患者存在焦虑状态,其中轻度焦虑为46.0%,中、重度为14.0%;56.0%患者存在抑郁状态,其中轻度抑郁为43.0%,中、重度为13.0%。本研究结果与杜鹃等[22]、尹亚楠等[23]的研究结果相似,低于周洪等[2]的研究结果,但是高于以往对宫颈癌[19]、卵巢癌[24]患者的研究,类似于以往对子宫内膜癌[25]患者的研究。这可能与以下方面有关,首先本组研究对象新确诊(确诊时间≤6个月)肿瘤患者比率较高,而新确诊的癌症患者是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的高发人群[26];其次可能与本组研究对象收入偏低有关,高昂的治疗费用给患者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和负担。

3.2 妇科肿瘤化疗患者发生焦虑、抑郁受多因素的影响

不同人口学资料和焦虑、抑郁得分比较显示,妇科肿瘤化疗患者的年龄、疾病确诊时间、月收入以及睡眠质量对患者的焦虑、抑郁有显著的影响。年龄越小,发生焦虑抑郁的可能性越大,尤其是三孩政策开放后,对育龄期患者造成极大心理负担,此外,中年患者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状态,一方面担心自己角色缺失,无法照顾家庭,另一方面担心疾病带来的经济负担,极易产生不良情绪。新确诊患者(确诊时间≤6个月)的焦虑抑郁发生率高,这是由于新确诊患者处于特殊的身心应激状态,是焦虑、抑郁、失眠等心理问题的高发人群,应该注意对此类患者进行心理评估,及时发现心理问题,做好心理干预。月收入、睡眠质量对焦虑、抑郁均有负向预测作用,即家庭收入越低,睡眠越差的患者更易出现焦虑、抑郁情绪。主要是肿瘤治疗费用较高,且治疗周期长,需定期复查,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更易发生焦虑、抑郁不良情绪。化疗副作用引发的身体不适会导致患者出现睡眠形态紊乱,而睡眠紊乱严重程度与焦虑、抑郁发生呈正相关[27]。因此护理人员应关注患者的睡眠问题,采取非药物干预措施,提高患者睡眠质量,预防不良情绪的发生。

3.3 婚姻质量是影响妇科肿瘤化疗患者发生焦虑、抑郁的外在因素

研究表明,婚姻状况是肿瘤患者发生焦虑抑郁的影响因素之一[10],而本组研究对象在婚姻满意度、夫妻交流、性生活3个维度的得分均低于国内常模,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与乐芝芬等[28]、徐冬艳等[29]的研究结果一致。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婚姻质量各维度与患者焦虑、抑郁发生均呈负相关,即婚姻质量越高,妇科肿瘤化疗患者焦虑、抑郁发生率越低,这与对乳腺癌患者的研究结果相一致[30]。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婚姻是女性的重要精神支撑,是获取社会支持力量的重要来源,而对于妇科肿瘤患者来说,女性生殖器官的切除会使患者担心影响夫妻间性生活和情感,导致患者产生多疑、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影响婚姻关系的和谐性,降低患者对婚姻的满意度。良好、有效的夫妻交流可以使患者及配偶更好地理解彼此的想法和感受,在交谈的过程中促进情感融洽,有利于建立夫妻间的亲密关系,减少冲突的发生。因此,医护人员应鼓励患者配偶关心关爱患者,耐心倾听患者的感受,增强婚姻状况中积极因素的作用。

4 小结

本研究调查了妇科肿瘤化疗患者的焦虑、抑郁发生情况,并分析其与婚姻质量的相关性。研究发现,患者发生焦虑、抑郁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婚姻质量是改善患者焦虑、抑郁情况的积极因素。医务人员需注重对妇科肿瘤化疗患者的心理评估,对焦虑、抑郁高发人群及早进行心理干预。但由于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且样本量有限,后续可开展相关实验性研究,构建提高患者婚姻质量的干预措施,帮助患者及配偶建立良好、有效的沟通,降低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促进患者的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