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EA的“市企融合”战略对金昌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价

王文行，吴晓军，王湘萍，刘雪娟

（1.中共金昌市委党校（金昌行政学院），甘肃 金昌 737100；2.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0 引言

甘肃金昌市是2013 年国务院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中列出的262个资源型城市之一。根据原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2 年依据发生学原则所给的定义[1]“资源型城市”是因自然资源的开采而兴起或发展壮大且资源性产业在工业中占有较大份额的城市。自然资源大多为矿产资源也包括森林资源；资源性产业既包括矿产资源的开发也包括矿产资源的初加工，如钢铁工业和有色冶金工业等。

资源型城市往往是随资源的开采利用而生、因资源的枯竭而衰。Lucas 和Tepperman[2]、Bradbury[3]提出了一个资源型城市从生到废弃的经典理论，即资源型城市具有6 个典型阶段：建设阶段、雇用阶段、过渡阶段、成熟阶段、衰退阶段、完全废弃阶段。资源型城市之所以容易因资源而兴衰，是由于此类城市具有显著的制度和产业技术的双重约束，使其产业结构具有高度刚性。资源型城市衰退的最直接原因是因资源的枯竭而导致的产业退化，并且在产业选择上形成了所谓的“产业锁定”，从而导致了因资源型企业的不景气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对城市发展和稳定造成全面冲击[4-5]。

尽管资源型城市似乎具有衰退乃至完全废弃的宿命，但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也不会听之任之，而是要设法促使其实现两个转变，尽可能增加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由资源型城市向综合性城市转变和由原料生产基地向地区经济增长中心转变[6-7]。对中国这样一个资源型城市数量众多的国家，如何实现两个转变呢？郑志国[8]在总结国内外资源型城市转轨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单一资源城市产业转轨的3 种可能模式：一是新兴产业植入模式。即借鉴日本九州的做法，选择适合该区域发展的产业，通过国家的力量直接在该区域植入该产业，并制定鼓励政策，以带动建立新的产业体系。该模式主要适用于一些资源开发成本很高或资源开发处于衰竭期的资源型城市；二是产业链扩展模式。即借鉴美国休斯敦地区的做法，通过对单一资源型城市原有主导资源开发型产业进行纵向发展，扩展产业链、增加产品的加工深度、从而带动区域产业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该模式主要适用于资源储量及开发成本虽然具有一定优势，但产业附加值低、辐射影响力不强的单一资源型城市；三是新型主导产业的扶植模式。即从其现有的多种产业中找出具有发展潜力及区域产业带动能力强的产业对其着力扶持。该模式主要适用于对资源开发依赖很强，但也具有一定的其他产业优势的单一资源型城市。

上述已有研究成果所提的对策从“做什么”的视角，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路，但对“谁来做”“如何做”等路径性问题的探讨则涉及不多。

甘肃金昌市是因其境内有号称“镍都”的金川有色金属公司而于1984 年设立的地级市，是“因企设市”的典型。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金川公司就出现了自有矿产不足的端倪，为了防止因资源减少而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职能部门和甘肃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该公司一方面加大在国外找矿和进口矿石的步伐，另一方面积极延长产业链，培育镍、铜、钴、铂族贵金属及有色金属压延加工产品、化工产品、有色金属化学品、有色金属新材料等新产业，经过20多年的努力，采掘业和矿产品初级加工业在金川公司产值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有一定的提高，但金川公司以采掘业和有色金属初级提炼加工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金昌市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城市的基本特征也没有彻底改变。为实现金川公司向有色贵金属深精加工全产业链基地转变，金昌市由资源型城市向综合性城市转变，最终将金昌市建设成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繁荣城市，自2018 年开始，金昌市与金川公司深度合作，尝试实施“市企融合一体化”发展战略（以下简称“市企融合”战略），即市委市政府全力以赴，当好金川公司的“店小二”，全方位扶持金川公司成为科技主导型、以镍钴铜精深加工为主导的巨型企业；金川公司发挥自身优势，以技术扩散产业转移形式带动地方配套产业，在金昌市建成国内乃至世界知名的以镍钴铜族有色金属为基础的全产业集群。

“市企融合”战略已经实施了超过5 年了，是不是提升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如果回答肯定，它又是通过怎样的机理发挥作用的？这些既是制度设计者关心的、也是学术界感兴趣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1 研究方法和模型

1.1 研究方法

考虑到“市企融合”战略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通过测算和比较区域（城市）实施该制度前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应该可以判断出该制度的有效性。目前，国内外通行的测算区域（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方法主要有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简称PCA 法）、承载力法、熵权法、模糊综合评判法、灰色关联度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方法（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 法）等。这几类测算方法各有优点和不足，其中，DEA方法及其模型是美国著名运筹学家A.Charnes 和W.W.Cooper1978年提出的，该方法和模型因具有能够简明地比较多项投入指标和多项产出指标的有效性而被广泛应用于不同行业及部门，获得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尤其是在测算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成为应用最多的方法之一。文章即以此方法开展研究。

1.2 模型

根据文章的研究内容、依据DEA 的基本原理[9]设计了如下BC2模型：

将金昌市看成是一个复合的巨系统，设该系统由n个部门组成（或称为决策单元，简写为DMU），为了维持复合系统的生存和发展，每个部门都需要m种类型的输入，也有s种产出，对于任一决策单元DMUj：

其输入向量为：Xj=（x1j，x2j，…，xmj）T，j=1，…，n,输出向量为：Yj=（y1j，y2j，…，ymj）T，j=1，…，n，输入权重向量为：v=(v1，v2，…，vm)T,输出权重向量为：u=（u1，u2，…，um）T，则，其BC2模型为：

相应的生产可行集为：

2 指标和数据

2.1 指标设置

按照综合性、系统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原则，结合金昌市的实际，参照武玉英和何喜军［10］的方法，构建了一个包括人口、经济、资源和社会4 个可持续发展支撑子系统，各子系统的输入输出二级指标三级指标筛选范围具体见表1。

表1 金昌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标体系及输入输出指标

在表1 的可持续发展4 个子系统中，人口和经济子系统既有输入指标，也有输出指标，因为这二者为了获得对可持续发展有价值的输出，必须要同时有输入和输出；资源子系统只有输入指标是因为资源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要素，其输出体现在其他子系统的改善中，如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改善、人民的收入改善、社会的安全程度提升等；社会子系统只安排了输出指标是因为输入的目的最终体现在整个社会的发展方面。同时，为了减少确定权重带来的主观偏差，部分指标只设置了二级指标，对于一些难以直接用二级指标代表的，设置了三级指标，以便更加全面地反映其真实的输入输出水平。

2.2 数据处理

按照表1确定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从历年《金昌统计年鉴》筛选的原始数据，进行如下标准化和权重处理。

其中，标准化处理拟根据指标的特点，采用如下方法处理：对任一被评价对象i的第j项输入指标，当原始数据为CIJ时，其标准化数值为：当为输出指标时，其标准化数值为。

指标权重的确定，为客观评价各输入（v）和输出（u）变量二级和指标的权重，用熵权法进行：

对经过标准化处理的任一属于v或u的bij，其向量边界简称为voru, 其指标值的比重为，当其熵值为,记,则其熵权为：

经标准化和权重处理过的各项指标值见表2。

表2 金昌市2011—2021年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标标准化值

3 结果和讨论

3.1 计算结果

用DEAp2.1 在计算出λ系数矩阵、权重系数矩阵的基础上，得出年度DMU 的输入输出和超效率值，具体见表3 和表4。其中，DMU1-11 分别为2011—2021年决策单元DMU的对应数值。

表3 各DMU的输入值

表4 各DMU的输出值和超效率值

3.2 讨论

（1）表3 和表4 中的各年度DMU 的输入输出和超效率数值计算结果符合DEA分析的合理区间，说明计算结果是有效的。

（2）表4 中显示金昌市2011—2021 年所有的年度DMU 值均处于“超效率”区间，且较为稳定，说明其整体上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处于良好的状态；这对于因金川公司而设立，且金川公司矿产开采加工已经超过50多年的金昌市，的确是一个非常喜人的信号。

（3）表4 中各年度DMU 超效率数据差异很大，其均值为4.026，最高的是2011 年高达14.051，次高的是2016 年，为9.431，位居第三的是2017 年，为5.311。其余的在1~3。对照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可以发现，各年度DMU超效率数值与同年的金川公司主导产品的价格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即当金川公司的主导产品市场价格上升，整个金昌市的DMU效率上升，反之，则下降。这说明金昌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高度依赖于金川公司的主导产业，也说明了金昌市发展多元化产业的迫切性。

（4）以金昌市开始实施“市企融合”战略的2018年为界限，发现该市实施“市企融合”前后的DMU并没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仅是直观地对表4 中的数据进行数值对比，可能会得出“‘市企融合’战略对金昌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没有直接的影响”的表象性判断，但如果将各年度DMU数值与对应年份的金川公司主导产品——铜镍的市场价格波动联系起来、就可以得出与之不同的结论：“市企融合”战略对金昌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有一定的改善的基本结论。因为在2019—2020 年金川公司镍铜价格大幅度下跌的情况下，全市的DMU数值并没有大幅度下降，仍然处于“超效率”区间，说明“市企融合”战略的成效部分减少了年度DMU的下降幅度，也就是说，假如没有“市企融合”战略的效应，可能2018—2020 年金昌市的DMU 数值会比表4 中的实测值低很多，因为在金昌这类因企设市的城市中，经济子系统的权重很大，企业主导产品——铜镍的市场价格对经济系统的DUM 影响更大；同时，表4 中2019—2021 年环境和社会这2 个子系统的年度DMU 分项均值要明显高于2011—2017 年，这进一步支持了前述结论。

4 机理分析

作为一种宏观的制度措施，“市企融合”战略对金昌这类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的微观作用机理可能如下：

（1）“市企融合”降低了金川公司的间接成本。在中国，大型资源型企业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往往要承担大量的社会性责任，如自办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乃至职业教育等的各类教育机构，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等，甚至在金昌这样“先企后市”的城市，金川公司作为该市内单一的超大型企业，还承担着城市内道路建设、市政设施、公园绿化等公共服务功能，这些社会责任是企业间接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 年实施“市企融合”发展战略以来，金昌市的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加快了从金川公司承接这类事业的步伐，极大地降低了企业间接成本，其效果能够体现在年度DMU数值中。

（2）“市企融合”延长了产业链、部分抵消了主导产品价格下降的冲击。2018 年以来，随着“市企融合”战略的实施，地方政府发挥其职能优势，加大了招商引资力度，兴办了围绕金川公司主导产品和副产品的“循环工业园区”，显著延长了产业链，部分抵消了金川公司镍铜等主导产品价格下降对整个金昌市经济系统的冲击，从整体上维持了全市年度DMU值的稳定性。

（3）“市企融合”改善了全市的环境和社会状态。“市企融合”战略实施后，之所以在环境和社会这2 个子系统出现较为明显的效应，可能是通过2种路径实现的：其一是生态环境方面。由于循环经济的发展，部分原来作为“三废”的排放物转化为产品，减少了向环境中的排放；另一方面，用于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力度的加大，治理水平逐渐提高，整个生态环境向良性方向转化，生态系统的承载力也明显上升；这就使生态环境分项的DMU 稳中有升，且效果明显。其二社会子系统方面。按照市企均衡目标所采取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全市的人民收入普遍增加、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社会保障系统更加健全、社会安全领域治理更加有效，出现耦合效应，导致社会子系统的DMU数值显著上升。

总之，金昌市率先实施的“市企融合”战略是一个新生事物，文章以其为视角，研究其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尚属首次，可能有很多不足；同时，该领域也还有大量的空白性问题，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