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纪念类展览的策划与思考

摘要：考古纪念类展览作为历史类展览中独特的分支，如何探索出一种适合自身的策展方式，无疑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考古纪念类展览一般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以文物为主体的展览，另一种是以叙事为主体的展览。以文物为主体的展览突出展示文物精品，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但文物之间的关联性较弱，导致展览传播方式为散点式，逻辑性不强。而以叙事为主体的展览则具有很强的逻辑叙事性，通过事件和文物的配合佐证，使得整个展览呈现紧密的连续性。文章以“回望抚琴台·纪念永陵考古发掘八十周年特展”为例，系统阐述如何在考古纪念展中做好叙事策划和展品观赏之间的平衡关系。

关键词：考古纪念类展览；展览策划; 纪念永陵考古发掘八十周年

博物馆陈列展览是一种基于传播学和教育学，集学术文化、思想知识和审美观念于一体，面向大众的知识、信息、文化和艺术的传播载体。[1]历史类展览是博物馆陈列展览中人们最常接触和体验的重要形式，而考古纪念类展览则是历史类展览中独特的分支。目前考古纪念类展览并不是太多，如这些年热门的“北京大学考古100年考古专业70年特展”“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王后 母亲 女将——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片羽重辉——国家博物馆文保成果展”，分别从陈列展览的叙事、审美、解析、交流、探索等方面展示了考古纪念类展览的新阐释模式。可以发现，在考古纪念类展览的实际策划中，同时兼顾叙事和审美比较棘手，如何探索出一条适合考古纪念类展览的策展方式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以“回望撫琴台·纪念永陵考古发掘八十周年特展”为例，将考古纪念类展览的定义作为切入点，系统阐述如何在考古纪念类展览中做好叙事策划、情绪引导和展品观赏之间的平衡。

一、纪念、考古展览与博物馆

什么是纪念？为什么需要纪念？《汉语词典》中对纪念一词的解释为：形容对人或物的一种留恋怀念的情绪。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历史事件等的记忆会不断消散，而记忆的物质载体诸如书本、文字、博物馆、节日、仪式、纪念碑等则成为保存历史的重要形式，是一个社会群体身份构建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纪念的对象是一个群体的文化记忆，纪念的目的是保存历史，特别是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在诸多载体中，博物馆能够成为开展纪念活动的最佳选择，原因有二：其一，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对于非专业人员在书本档案中寻找记忆事实格外困难，同时也显得晦涩死板。相较而言，博物馆和纪念展是普通人更愿意和擅长去寻找历史记忆的场所，同时博物馆也更具有双向反馈性，是历史记忆主动传播的媒介；其二，博物馆具有行为纪念和建筑纪念的双重属性，通过举办展览能够完成事件的悼念、回忆、祭奠、公共讨论等行为纪念仪式，同时通过博物馆或展览本身的雕塑、纪念碑、遗址等物质载体来唤醒回忆和情绪。

历史展览和考古展览实际本身包含着纪念的意义，然而历来相关展览往往以出土文物为主，观众参观展览的过程难以脱离“博物馆寻宝”的动机。近年来，随着叙事概念在社会学科中的引入，叙事方式也同样在博物馆中广受重视。[2]因此，如今考古纪念类展览一般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以文物为主体的展览，另一种则是以叙事为主体的展览。以文物为主体的展览突出展示文物精品，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但文物之间的关联性较弱，导致展览传播方式为散点式，逻辑性不强。而以叙事为主体的纪念展则具有很强的逻辑叙事性，通过事件和文物的配合佐证，使得整个展览呈现出紧密的连续性。在展品选择上，线性叙事历史之下的纪念展不同于博物馆热门的精品文物展，它突出的是情节导向和叙事的完整性。因此在文物选择上，普通的展品也有了公平展示的机会，成为叙事不可或缺的佐证，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见证的力量。

二、展览的时空线性叙事

在纪念类展览的策划中，用顺序性的时间线组织展览或陈列，无疑是构造展览叙事性和时空性最为便捷的方式。早在20世纪就有展览使用时间线，史蒂文·鲁巴认为对于策展人和观众来说，时间线是一种自然且直观地呈现和理解过去的方式。[3]时间线的使用，一方面创造了便捷的线性参观路径，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展览的叙事能力。

（一）时间轴叙事的建构

在利用时间线策划纪念类展览的实践中，策展人首先要对历史形成统一的认识，其次要考虑展览的话语时间，即整个展览的内容多少应与展线长度规划、观众动线时间、观众情绪感知等相适配。以“回望抚琴台·纪念永陵考古发掘八十周年特展”为例，400㎡的场地，动线规划一般是1至2个小时，对观众来说要在1个多小时内穿越80年的时间历程，那么策展人就必须对整个时间线中的事件顺序和等级进行调整，突出展示重点。此次展览总体是按照时间顺序安排的，第一层级叙事主题以时间为主线分为十个单元（表1），单元直接以“1940、1943、1948……2015、2020”等时间节点为标题，形成永陵考古发掘80年变化发展的线性时间轴。通过时间标识引导观众，在参观过程中就好像亲身见证了一个个历史时刻。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时间长河中某个事件的发生偶尔会带来巨大影响，进而推动形成历史，我们把这类事件视为标志性事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就是诸多标志性事件的串联。在此次展览中又特别突出了每个时间节点所代表的标志性事件，在大的纲目上形成永陵80年的概述。例如1948年的标志性事件是“永陵出土文物首次全面公开”，以此作为单元的副标题，在第二层级叙事主题中又分别通过“络绎不绝、举办展览、多方关注”三个小标题，对“永陵出土文物首次全面公开”这一重要节点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和呈现。如此设计，一方面灵活满足了观众参观时间的要求，既可以在半小时内迅速浏览展览概况，也可以详细观看整个内容，了解整个永陵80年的宏大叙事；另一方面，也为策展人或者观众提供了一个大概的历史框架。观众从开头走到结尾，沿着时间节点的顺序，就像从故事的开头读到结尾，完成展览的叙事建构。

（二）空间逻辑叙事的建构

时空原本是抽象的存在，但博物馆提供了时空展示的舞台。时间一般为单一线性的感知，空间的出现使得时间的叙事能够实现平行、重复以及叙事场景的转换。[4]因此，纪念类展览的传播结构离不开叙事时空的共同作用。

首先，展览如何借助空间实现平行叙事呢？以第一单元“1940——因修建防空洞意外发现永陵”来说，直线性的叙事难以像纪录片一样还原发掘过程全貌，策展人选择从“硝烟背后、筹建川博、历难弥坚、探寻琴台”四个部分的不同方面完善“永陵发掘背景”的展览镜头语言，在空间上利用通道、展柜、墙面、展柜内展板内容，平行建構“发掘背景”的叙事逻辑，实现空间平行叙事。

其次，如何结合叙事实现观众流线的个性化？在第二单元“1943——永陵考古发掘在战火中顺利完成”中，从“档案春秋、考古绘图、战乱遗金”三个部分的不同方面佐证和展示“永陵发掘过程”：在1942至1943年的发掘过程中，有档案资料记述了官方视角下的永陵发掘；有考古绘图人员从第一视角看到的永陵发掘场景；有新闻报纸佐证下的永陵发掘出土文物的过程。这三个部分在空间上依次排列，实现了时间线的循环和重复，同样形成多线并行的叙事方式。

最后，利用空间如何实现叙事场景的转换呢？在本次展览空间划分上，形成了“1940—1948”“1948—1979”“1979—2023”三个板块，每个板块制造假墙切分为不同的空间，在观众动线上切割为几个转角，实现场景的转换（图1）。三部分板块分别对应“抗日战争至新中国成立以前永陵艰辛的发掘历程”“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永陵曲折的保护历程”“改革开放后至今永陵步入正轨”，用空间划分不同的历史阶段。

三、基于情绪的叙事构建

被遗忘是社会的常态，考古学、历史学的工作就是在努力恢复已经消失或者模糊的记忆。通过展览对于历史的讲述，集体记忆找到了被认可和被展示的物质载体。

（一）以观众情绪为导向的叙事节奏

叙事的展览在讲述过程中必然包含着内隐或者外显的情绪色彩，策展人在举办展览时应当尽可能地隐藏自己的观点和评价，同时通过一些历史事实引导观众的情绪（表2）。从展览大纲上分析，展览在文本编写中试图以剧本一般增加情节起伏，以增强感情色彩。

从展厅空间上分析，展览陈列要求形式设计在进行空间的分割与重组时，既有局部的变格变调，又不乏整体的平衡统一。在主与次、轻与重、动与静以及质感与量感等艺术规律的把握上，引导观众情绪。门头是展览的第一印象，奠定了纪念展览的基调和情绪。展厅门头复原了当时的发掘场景，是基于王建的陵寝——永陵地宫所进行的造型设计（图2），配文“陵启前年迹，考古荟群英”，寓意打开永陵考古发掘起始的大门，开启80年来的发掘和保护故事，通过设计营造出时空穿越感和历史沉浸感。

陈展内部空间总体遵循古朴典雅的主基调，以红色突出永陵发掘的考古精神，以蓝色突出对事件的纪念和缅怀，在主色调上复合统一，切合展览主题。主题墙设计突出展览标题“回望抚琴台”以提纲挈领、开宗明义，并以永陵出土门牌饰为意向，给人以视觉刺激（图3）。内部空间以红蓝相配色，红色用于情绪激昂的文本内容，展示考古成果或业绩，蓝色则用于情绪低调、平铺直叙的内容。

展厅遵循提高空间利用率的原则，对门柱和空白拐角加强利用，穿插“要让更多的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不做沙发椅上的考古学家”等金句及考古学家语录，增强情绪渲染。

（二）人物、事件与情绪的叙事嵌套

叙事展览讲好人物和事件，离不开对观众情绪的引导。由于80周年的宏大叙事，人物和事件如何在有限的展厅空间内展示是考古纪念类展览的难点。此次展览从转变展览视角和关注叙事语言两方面去调动观众的情绪。

1.转变展览视角。

展览是一种多层嵌套的叙事结构，在整体叙事结构中增加人物微叙事，有利于增强观众的“情绪感知”。此次展览通过转变展览视角，将核心要素从文物转变为“关键性人物”，意在着重突出对永陵发掘保护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借此彰显老一辈考古学者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珍贵精神品质，以及后来永陵工作者对这些品质的传承。“回望抚琴台”在第一板块讲述完永陵发掘历史后，于1948和1960的衔接处设计了一本人物介绍书籍装置，对第一板块出现的重要考古发掘人物——李济、郭有守、莫宗江、卢绳、吴金鼎、苏立文、郑德坤七位先生的生平进行介绍（图4）。该设计类似一个展外空间，帮助观众梳理认识前文所出现的人物。在文本建构上，展示了每位考古工作者的名言，表达他们在抗战时期对国家的热爱、对文化事业的一腔热忱，以此达到了展览情绪上的小高潮。

2.关注叙事语言

此次展览尝试切换不同角度的讲述方式，力图构建多元视角下的展览故事。“回望抚琴台”十个单元中均设有扫码收听故事板块（表3），它们如同电影一般，通过描述性的展板文字配合富有感情色彩的讲述，娓娓道来一段段岁月的故事，精准地调动观众的情绪。语音故事中口述史的植入，成为推动展览情节发展的关键。例如第五个小故事“我陪父亲发掘”的叙事视角，从第三人称转换为第一人称，使得展览如同亲历者站在眼前一般，直接与观众进行交流。

四、展品在考古纪念展中的作用

考古纪念展本身具备双重属性：一是考古遗址自带大量出土文物，于是解决了展览中实物展品不充分或者难以组成完整序列的问题；二是纪念展有着较强的叙事性和故事性，解决了其他展览中文物之间缺乏联系的问题。但正是由于这双重属性或者优势，让策展人在策划考古纪念类展览时，难以在两者之间把握平衡。

以此次展览为例：第一，在文物选择上，策展人为完善叙事，倾向于选择承载历史信息的展品和文物，尽可能地完善展品种类，包括永陵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瓷器以及相关书籍、档案、名人手稿等，解决了实物展品不充分的问题。但在纪念展中选择展品的同时也要注意精简。如第二单元“档案春秋”部分，选择展示大量1939—1940年这一时期的档案以完成叙事的全面反映；在“战乱遗金”部分，原定展示42份民国时期的《新新新闻》《华西晚报》《西京日报》等报纸对王建墓发掘的实时报道，这些无疑能够成为反映历史的一手资料，但若未经过展览的二次转化，对于观众来说则成了史料的堆砌。

第二，在展品对应上，策展人为使叙事得到佐证，倾向于依据大纲选择一一对应的展品。本次展览一共有4个展柜，前3个展柜展示了永陵出土文物，第4个展柜展示了近年来的文创和“二十四伎乐”衍生展品，与叙事内容和时间线基本对应，无论是出土的精美文物還是相关的辅助展品，都没有主次高下之分，在叙事展览中同等扮演了历史物证的角色。

第三，通过展品重塑空间。除了文物，辅助展品也是此次展览中锦上添花的部分。同时在第三和第四单元的过渡阶段，中间设计屏风装置实现了观众的分流，意味着观众可以通过多种流线来参观，获取信息的方式也更加随机和个性化。在展览的最后，策展人力图打造展览特色，将“二十四伎乐”作为主题塑造展览中的互动空间（图5），为展览增添轻松、年轻、艺术化的氛围，拉近与观众的距离。

综上所述，考古纪念类展览需要把握展品和叙事之间的平衡。展品在考古纪念类展览中的作用有三：一是承载历史信息，传递展品背后的精神；二是作为历史物证，完善展览叙事；三是重塑展厅空间，烘托氛围。当然，考古纪念类展览中的展品有其独特性，但我们仍然要注意到弊端。以本次展览为例，通过展后的观众调查，有人反映该展览过于平铺直叙，不存在重点展品。究其原因，策展人重点关注叙事逻辑而较为忽略展品研究，对重点展品的认知往往存在一定的偏差，使得展览缺乏起伏。

五、小结

想要做好考古纪念类展览，时空线性叙事无疑是容易上手的展览结构，但其弊端在展览过于平淡死板，因此可以通过展览细节加强多重叙事和复合叙事结构，增加展览叙事文本的饱满度。“回望抚琴台·纪念永陵考古发掘八十周年特展”秉持的思路即是“复杂的事情分开说、零散的事情具体化来说”，力图用小故事讲述大事件。同时，此展也另辟蹊径，力图探索围绕纪念展叙事而展开的空间建构和展品对应，以期为考古纪念类展览的策划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考，从而突破传统展览的框架，让参观者能够更加深入和全面地理解和感受考古学的魅力和价值。

参考文献：

[1]陆建松.博物馆研究书系·博物馆展览策划：理念与实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14.

[2]许捷.叙事展览的结构与建构研究[D].浙江大学，2018：34-37+108.

[3]Steven Lubar.Timelines in Exhibitions[J].Curator：The Museum Journal，2013（2）：169-188.

[4]许捷.故事的力量：博物馆叙事展览的结构与建构[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

作者简介：

刘婷（1996—），女，汉族，甘肃陇西人。硕士研究生，文博助理馆员，研究方向：博物馆展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