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耀州窑牡丹纹饰的时代性研究

摘要：位于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的耀州窑是北方青瓷的代表，为我国宋代名窑之一。耀州窑作为关中地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其独特的烧制工艺、装饰手段和装饰纹样蕴含着古代匠人对文化审美的追求以及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耀州窑的刻划花工艺与纹饰相得益彰，其中的牡丹纹颇具特色和代表性，富有时代精神。文章通过对宋代耀州窑牡丹纹装饰的研究，以期窥得传统民间工艺美术的审美情趣、工艺发展水平及其纹饰的时代性特征。

关键词：耀州窑；牡丹纹；纹饰图案；时代性

耀州窑创烧于唐代，成熟于五代，宋代时达到鼎盛。它以烧造青瓷为主，采用匣钵装烧及剔花、划花的装饰工艺，通过不断的改进和完善而逐渐发展成熟。耀州窑从唐代开始烧制黑釉、青釉、茶叶末釉、白釉以及三彩陶器等，宋、金之后则以青瓷为主，并在宋代中晚期达到巅峰。北宋是耀州窑最为辉煌的时期，烧制水平炉火纯青，得到了“击其声铿铿如也，其色温温如也”的美誉，因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有着“宋代北方同类装饰之冠”的特殊地位，并成为贡瓷。金代继续发展，元代开始没落，民国时期停烧。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关于耀州窑青瓷，最为人们所称道的莫过于其犀利洒脱的刻花工艺、清晰秀丽的印花工艺和别具一格的纹饰风格，是北方青瓷独特风情和装饰特色的重要体现。其生产数量大、延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纹饰内容丰富，堪称我国陶瓷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一、纹饰的时代性

纹饰是装饰艺术的重要组成元素，是特定时代的标志。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人们倾向于使用的纹样题材、审美取向也有所不同。如商周时期青铜器制品的纹样往往取材于大自然中的动植物，因功能需要以狞厉为美；秦汉时期出现了“四神”等动物纹和反映人们生产、生活、战争等题材的瓦当、画像砖、画像石纹样等；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此间的艺术题材受佛教影响很大，忍冬纹、莲花纹、鹿纹等带有宗教意义的纹样开始出现；隋唐之后对外交流增多，工艺美术门类发展迅速，其题材众多、风格活泼多样、应用范围广泛。

装饰纹样是陶瓷工艺品不可或缺的组成元素，其外在的表现形式不仅可以满足民俗的审美观念，也能体现时代主流的审美取向。宋代受士人文化等方面的影响，陶瓷制作讲究清逸、典雅，并追求复古，器型也更加偏爱清瘦、端庄的造型。陶瓷纹饰主题十分丰富，相比前代的奔放绚丽，宋代的纹饰更为清新内敛，更加符合当时文人的审美。宋代的陶瓷装饰很多采用较为简洁的布局，主要表现画面的意境美，并出现恰到好处的留白，为人们留下无限遐想的空间，简单、素朴，点线面的构成张弛有度、遥相呼应，富有人文气息。

二、宋代耀州窑牡丹形态及其表现特征

耀州窑植物纹饰中有牡丹纹、莲纹、菊花纹、梅花纹和卷草纹等，其中牡丹纹的运用最为广泛。[1]而牡丹自古就有“花中之王”的美誉，中国牡丹的栽培至少始于两汉时期，特别是到了唐代，从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都将观赏牡丹作为喜爱的日常活动，及至宋代，牡丹被称为“富贵花”，是繁荣昌盛、富贵吉祥的代表。因此，宋代耀州瓷装饰纹样中牡丹纹饰最为常见，表现形式也十分具有特色。

（一）牡丹纹的抽象处理表达

宋代耀州瓷的牡丹装饰纹样形态丰满，加之组合方式灵活，显得格外饱满厚重，在形态表现上可分为写实形态和写意形态。写实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牡丹花真实的形态，不做过多变形；写意形态则是牡丹纹一种高度概括的艺术处理方式，抽象随意的线条使牡丹纹的造型轻松活泼且富有动感。柔软流畅的造型线条勾勒出了牡丹花的动势与结构，不追求工整精巧，但给人以自由灵动的感受。由于耀州窑装饰以刻花技法为主，牡丹纹多用抽象的线描方式呈现，在保持装饰形式多样的同时，也实现了装饰风格的统一。如宋代耀州窑缠枝牡丹纹盘（图1），外围的缠枝牡丹纹较为简略，以一种缱绻的姿态众星拱月般地围绕着中心的折枝牡丹纹，折枝牡丹纹较为抽象，虽寥寥几笔，却有着较多的细节。花枝柔软舒展，用灵动、程式化的抽象线条联系着每一朵花冠，而花冠的线条则精巧盘结，这种经典的耀州瓷牡丹花形态便是耀州窑抽象纹样的代表。

（二）工艺手法与表现形式

耀州窑在创烧时期对牡丹纹的描绘手法仍十分稚拙，只是简单地将牡丹花的花瓣概括为大片的几何图形，虽有辅助的修饰纹样，但比起鼎盛时期的宋代，未免有些小巫见大巫。五代时期的牡丹纹，花纹深刻、层次分明，具有很强的立体浮雕感，纹样以大面积的几何图形为主，带有简单辅纹。宋代则是耀州窑牡丹纹最为精致的时期，对牡丹纹的艺术处理方式已经成熟，并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风格。至此，宋人不再单纯地追求立体感，而是利用视觉原理，妙用刻花技法，在二维的平面空间中制造出了立体的空间感与层次感，花纹华丽，主体分明，刻花与划花技术相结合，可谓错落有致、详略得当。到了金代，耀州窑逐渐衰落，牡丹纹也不可避免地走向程式化，刻花花纹较前代简略，不比往日精致，做工粗糙，少有新意，以量产的印花产品居多。

（三）“因形施饰”的构图特色

构图是陶瓷设计构思的外在表现，是组织题材、表达创意、美化造型的艺术加工手段。与传统绘画不同，陶瓷纹饰的载体往往是形体不平整的器皿。耀州窑匠人在装饰艺术、装饰方法上精湛独特，在绘制纹饰之前根据器皿的外形进行构图，并根據器物形态改变纹饰构图，如此不仅简练生动，而且主题鲜明，多种纹饰相得益彰，形成了其特有的装饰规律。这种“因形施饰”的构图原则是耀州窑装饰的精妙之笔，也是其独特之处。

所谓“因形施饰”构图，即在传统装饰图案的基本构图模式框架下，遵循其核心审美的基本规律，结合装饰手法和题材，随着器物造型不断变化，追求“随形而变，规中有变，变不离规”，以达到生动活泼且充满生活情趣的艺术效果。[2]如北宋耀州窑青釉刻花牡丹唐草纹嘟噜瓶（图2）就体现了耀州窑纹饰“因形施饰”的构图特点，瓶身接近圆柱形，束口折肩，作为主体的牡丹花头占据了平滑腹部中间的大部分空间，颈下与底上伸出的树叶纹规范了纹饰的范围，唐草纹穿插其间，既填补了空隙，也有效地引导了人们的视线，并强化了牡丹花的形象。

在中国传统艺术观念、审美和艺术表达中，经常会将立体的事物转化为平面的造型，这在耀州窑中均有所体现。在此过程中，耀州窑匠人擅长提取事物的特征，从整体上去把握其特点，如牡丹纹饰并不是将其繁杂的花瓣进行一一刻画，而是强调花瓣外形的曲线，只简略地刻画细节，花筋的留白处理类似国画的手法，疏密有致。同时，耀州窑纹饰的图案还具有“水路均匀”的特点，纹饰与其中的留白交错出现、虚实相映、疏密对比且恰到好处，使耀州窑的纹饰图案具有强烈的节奏感[3]。这种表现手法不仅突出花纹，还能进一步表现图案的节奏感和条理性。这种构图方式既符合传统艺术审美取向，又与器物形态达到完美结合。除此之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美满是人们的一个重要精神诉求，于是在设计制作过程中，匠人总是有意识地将纹饰设计得对称而完美，以传达对和谐美满的祈愿。

耀州窑深受各类民间艺术的影响，其陶瓷装饰在构图方面遵循了基本的构图规律，同时还根据器物具体的造型、多变的装饰题材以及装饰手法的不同，打破常规的束缚，使其构图更富有变化，形成了独特的装饰艺术风格。

三、宋代耀州窑纹饰特征的成因

艺术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历史演变发展的结果，它反映了艺术创作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政治生活和经济活动的发展趋势，是时代的象征和体现。在宋代，人们追溯经典、发展科技，并出现了新的哲学观和世界观，文化的繁荣发展可见一斑，这也对宋代耀州窑纹饰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文化生活影响

宋代香事发达、香谱众多且该时期社会各阶层皆喜爱饮茶，各式各样的茶具也备受欢迎。在这样的时代背景推动下，宋代瓷器发展出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达到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巅峰。同时，宋代崇文的社会风尚，使得各类手工艺品纹饰都沾染上了一丝优雅的文人气息。如宋代书法承唐继晋，开创一代新风，其也为陶瓷纹饰工艺的发展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宋代耀州窑的刻花、划花装饰工艺手法，不仅有着行书“意在笔先”的自由灵动之感，也有着疏密有致的高低错落之风。此外，在北宋中后期之后，文人画形成巨大的艺术潮流，对社会审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耀州窑的划花工艺与工笔画中的白描不谋而合，更加注重二维空间的平面表达方式，犹如“以刀代笔”，产生了极富张力的艺术效果。

无论是书法、绘画还是香事等，宋人浪漫自由的生活方式滋养了一批流畅洗练且富有生命力的陶瓷纹饰，而耀州窑牡丹纹便是其中变化丰富、精致美观的一种。

（二）思想文化的影响

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中有“古瓷尚青，凡绿也，蓝也，皆以青括之。故缥瓷入潘岳之赋，绿瓷纪邹阳之编，陆羽品茶，青碗为上；东坡吟诗，青碗浮香”[5]的记载，说明在中国古代瓷器中有崇尚青色的习惯，“以青为美、以青为贵”。玉则是“石之美者”，时过境迁，玉被人们赋予了许多美好的象征意义。在儒学中，玉具有“仁”“知”“义”“行”“勇”“情”“辞”七大美德，成为儒家理想人格的象征。宋代耀州窑青瓷釉色纯净而富于变化，且清透典雅，与古人的尚玉观念不谋而合。[6]

宋代推崇理学和儒学，诞生了以儒学为主，融合儒学、佛学和道学因素的路径，塑成以儒学为主、儒释道交融的治心哲学，“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最为盛行。宋代理学思想劝导人们积极入世，推崇的是对人们心灵境界的体会与领悟。在理学思想影响下，宋代文士的精神喜好逐渐开始推崇“自成”，艺术品也逐渐走向严谨含蓄。人们对美的感受从一种原始的感性和冲动，上升到一种经过思考的理性或是抽象性的审美领域里，达到一种精神性的审美，从粗犷豪放过渡到犀利典雅，这也影响了耀州窑牡丹纹饰形态的抽象表现形式。[7]

（三）生活方式的影响

宋代耀州窑的生活美学体现在“艺术生活化”和“生活艺术化”两个方面，这种生活与艺术的相互影响、相互结合是当时社会风尚的缩影。“生活艺术化”具体表现为宋代士人享受日常生活，并对简单的事物赋予更为高级的自然情趣；“艺术生活化”则表现为艺术不再是文人阶层孤芳自赏的内容，而是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8]宋代耀州窑陶瓷将自然之美融入生活用器，形成一种“天人合一”的审美风格，呈现出一种特定的符合文人文化语境的美学特征。

四、总结

牡丹作为花中之王，一直是民间工艺美术的熱门话题。自宋代流行的经典牡丹纹形象，也成为耀州窑对外的一张重要名片，它是耀州窑最为精美的代表，也是宋代“以人为本”社会风气的象征，更是宋人对自然美追求的产物，极大影响了后人对牡丹纹形象艺术处理的思路与方式。

一种成熟稳定并具有独特内涵的纹样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由一个简单意象不断随着时代发展演变的成果。一个时期的文化产物从侧面体现出当时经济与科技的发展状况，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各阶层民众的审美特征。耀州窑的纹饰有着浓厚的人文韵味，这也是宋代文化时代性的重要体现。

参考文献：

[1]马亚敏.宋代耀州瓷植物纹样的艺术特征研究[D].西安工程大学，2019.

[2]梁亚萍.浅谈耀州青瓷的装饰构图艺术[J].陶瓷，2019（12）：71-72.

[3]赵英，杨豪中.浅谈耀州瓷的传统艺术特征[J].美术，2018（02）：138-139.

[4]张红燕.宋代耀州窑莲纹构图意象认知研究[J].包装工程，2020，41（12）：271-274+284.

[5]许之衡. 饮流斋说瓷[M].北京：中华书局，2012.

[6]房峰.基于文化心理结构的宋代耀州窑刻划花瓷纹饰研究[D].景德镇陶瓷学院，2012.

[7]李龙生，费利君.宋代瓷器文化的传播及其审美取向[J].设计艺术研究，2011，1（01）：74-79.

[8]王沈策.中国传统纹样语义研究及其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D].湖南大学，2012.

作者简介：

杜渐（1999—），女，汉族，黑龙江齐齐哈尔人。西北大学艺术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术学、图像与造型语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