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

慕石雷， 杨玉欢， 乌日陶克套胡

（1.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2.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中国是世界上土地沙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现有沙化土地面积1.72×108hm2，占国土面积的17.93%，也是我国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1-2］。沙漠（石漠）具有巨大的资源优势和生态功能，积极建设独具特色的国家沙漠（石漠）公园是一项造福人类的伟大工程［3］。沙漠（石漠）公园是以沙漠（岩溶）景观为主体，以保护荒漠（岩溶）生态系统和生态功能为核心，合理利用自然与人文景观资源，开展生态保护及植被恢复、科研监测、宣传教育、生态旅游等活动的特定区域［4］。沙漠（石漠）公园建设对创新治沙新模式、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对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也具有重要时代意义。

国内外社会对沙漠（石漠）公园建设高度关注。在国际方面，1994 年6 月17 日，在法国巴黎通过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推动了全球荒漠化治理工作。其中，建设沙漠（石漠）公园成为国际上有效的防治荒漠化举措之一［5］。国外学者多关注在沙漠（石漠）公园的需求功能［6］、植物群落与环境相关性［7］、植被与环境关系［8］、放牧对植被的影响［9］、植物群落和多样性评估［10］等方面。在国内方面，2013年1月，首次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建设沙漠（石漠）公园，发展沙漠景观旅游”［2］。2019 年6 月，国家将自然保护地按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高低依次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3类。其中，自然公园包括森林、湿地、地质、沙漠等公园［11］。2021 年3月，“十四五”规划提出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12］。建设国家沙漠（石漠）公园是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本质上是为了更有成效地促进沙漠（石漠）治理工作。国内学者对森林公园［13］、湿地公园［14］、地质公园［15］等自然公园空间分布格局的研究较多，但对背后形成的影响机制探究较少，分析工具也仅有叠加分析、缓冲区分析等。在沙漠（石漠）公园研究方面，学者在开发思路［16］、规划构想［17］、建设做法与启示［6］、旅游承载能力［18］、旅游环境评价体系［19］等多方面展开探讨。但目前，学者仅对石漠公园分布［20］进行研究，对沙漠公园的空间结构，尚未引起足够关注，更鲜有研究对其影响因素的关联性进行深入探讨。有鉴于此，本文选取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125处国家沙漠（石漠）公园名录数据，以国家沙漠（石漠）公园所在的63个地级城市为研究区域，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地理探测器和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测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以期为国家沙漠（石漠）公园合理布局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为推动新时代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为全球沙化治理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

1 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我国的沙化土地主要介于35°～50°N、75°～125°E之间的内陆盆地和高原地区，集中在西起塔里木盆地，东至松嫩平原西部，范围涉及干旱、半干旱地区［21］，可积极推进国家沙漠公园建设。南方熔岩地区分布有丰富的喀斯特地貌和生物景观资源，可积极探索建设国家石漠公园［2］。本文选取2013—2020年125 处国家沙漠（石漠）公园所在的15 个省（区）63个地级城市为研究区域。

1.2 数据来源

本文国家沙漠（石漠）公园名录数据来源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http://www.isenlin.cn），解释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空间分异的自然地理因素中的气温数据来源于国家气象科学数据中心（https://data.cma.cn），砂土含量、降水量、植被覆盖指数、地形起伏度、高程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人文因素中的数据来源于各城市《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此外，支撑研究的125处国家沙漠（石漠）公园所在的15 个省（区）63 个城市的行政区划界线来源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http://bzdt.ch.mnr.gov.cn）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9)1823号标准地图。

1.3 研究方法

1.3.1 最邻近指数最邻近指数是实际最邻近距离与理论最邻近距离相比［22］，计算方法：

式中：N为最邻近指数；为实际最邻近点之间距离n0的平均值；为理论最邻近平均距离。N＞1呈均匀分布，N＜1呈集聚分布，N=1呈随机分布。

1.3.2 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Ripley’s K 函数）Ripley’sK函数由Ripley在1977年提出的对点数据集进行不同距离的聚类程度分析，反映要素的空间聚集或离散的程度［23-24］，公式为：

式中：A为研究区面积；n为国家沙漠（石漠）公园数量；wij(d)为在距离d范围内的点i与j之间距离dij的虚拟变量，wij(d)=1（dij≤d）或当wij(d)=0（dij＞d）；为使得K(d)线性化并使方差保持稳定，Besag 提出L(d)取代K(d)，并建议采用蒙特卡洛模拟来实现L函数估计的假设检验；设定置信度为99%，由L(d)与DiffK的函数关系图可分析、检验多尺度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的空间分布格局。若L(d)＞0表示呈空间聚集分布态势，L(d)＜0 表示呈空间均匀分布态势，L(d)=0表示呈空间随机分布态势。

1.3.3 核密度估计核密度估计是指用点聚集程度描述在不同空间区域位置上发生地理事件概率大小［25］，计算公式为：

式中：k(*)为核函数；h＞0 为带宽；n为国家沙漠（石漠）公园数量；x-Xi为估值点x到沙漠（石漠）公园点Xi的距离。

1.3.4 地理探测器地理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格局及影响机制的一种分析工具。本文采用分异探测国家（石漠）公园空间分异影响因子的解释力大小，交互探测识别不同因子间交互作用的影响力强弱，具体见参考文献［26］。

1.3.5 地理加权回归地理加权回归（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GWR）是Brunsdon 等1996 年提出的将空间关系异质性和多相性纳入回归分析方法［27］。它引入对不同区域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能够有效捕获各要素对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的非平稳影响，描述变量关系随空间变化的特征。本文采用GWR 模型探测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空间分异影响因子在局部空间上的作用特征［28］，公式为：

式中：i为观测单位数；(ui,vi)为第i个样本观测的地理中心坐标；参数β是ui和vi的函数，即任何一个具体空间位置的估计参数β是通过局域估计获得的，它随着空间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变化；Xik(k=1,2,…,5)为i城市的自变量解释值；βk()ui,vi为位置i第k个变量的回归参数；β0()ui,vi、εi分别为位置i的截距项和随机误差项。

2 结果与分析

2.1 空间分布差异

自2013—2020 年共发布6 批次125 处，其中2013—2014年为第1批，共建立10处。2013年在宁夏中卫沙坡头设立全国第一个国家沙漠公园。2015 年第2 批45 处，2016 年第3 批15 处，2017 年第4 批33 处，2018 年第5 批17 处，2020 年第6 批5 处（图1），涉及新疆、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湖南、云南等15个省（区）。在全国尺度上，呈现“北多南少”格局。北方数量达98 处，占整个沙漠（石漠）公园的78.40%；而南方仅有27 处，占比为21.60%。在省域尺度上，呈现“西多东少”格局。新疆一家独大，达36处，占比28.80%，比并列第2位的内蒙古和湖南总和还要多；山西、青海和甘肃紧随其后，数量差距不大，各省占比8.80%～9.60%；其余省份数量较少，占比均不超过5%。在地市尺度上，呈现“少聚多散”。在63 个地级城市中只有少部分处于空间聚集格局，昌吉回族自治州最多，有9 处，其次是大同市8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7处；多数处于空间分散格局，超过一半多达35个地级市仅有1处，近80%的地级市不超过2处。国家沙漠（石漠）公园在全国、省、市3个空间尺度的分布表现出对自然地理条件的严重依赖。因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的遴选标准要求面积原则上不低于200 hm2，公园中沙化土地面积一般应占公园总面积的60%以上［4］。巨大的沙漠（石漠）面积为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的创建提供了自然条件。从建设时序上看，北方早于南方、沙漠公园的建设先于石漠公园。宁夏、新疆在2013、2014 年率先开展国家沙漠公园试点建设，随后在陕西、陕西、青海、内蒙古、甘肃、辽宁广泛推广，而石漠公园建设发轫于2015年，于2016年才大规模建设。

图1 国家沙漠（石漠）公园分布Fig.1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desert(rocky desert)parks

2.2 空间分布类型

使用ArcGIS 10.6 软件中最邻近距离工具对国家沙漠（石漠）公园进行运算分析，得到总体及各批次平均最邻近指数（Average nearest neighbor index，ANN）（表1）。国家沙漠（石漠）公园除第3批和第5批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剩余批次及第1～6 批总体的|Z-score|＞2.58，P-value＜0.01，通过99.99%的置信度检验，全国尺度下表现出聚集或均匀分布格局，其存在形式在空间上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总体上，125 处国家沙漠（石漠）公园ANN 为0.537，在空间分布上呈显著集聚分布特征。国家沙漠（石漠）公园各批次差异显著，其中第1 批与第6 批ANN 分别为1.556、1.804，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均匀分布格局。第2 批与第4 批ANN 分别为0.642、0.730，在空间上呈显著集聚分布态势。

表1 国家沙漠（石漠）公园最邻近点指数Tab.1 Index of nearest points of national desert(rocky desert)parks

2.3 空间集聚特征

采用Ripley’sK函数，对不同批次国家沙漠（石漠）公园分布的空间格局特征进行分析（图2）。从集聚尺度来看，依次为：第5 批（800 km）=第2 批（800 km）＞第1～6 批（700 km）＞第4 批（600 km）＞第3 批（500 km）＞第1 批（300 km），表明第5 批在100～800 km、第2 批在100～800 km、第1～6 批在100～700 km、第4批在100～600 km、第3批在100～500 km和第1 批在100～300 km 范围内均表现出集聚分布特征，但随着空间尺度增大，开始呈现随机分布特征。从集聚规模来看，依次为：第5批（292015）＞第3批（277243）＞第2 批（153441）＞第1～6 批（146415）＞第4 批（98760）＞第1 批（44572），集聚强度差异显著，其中第5 批最大，第1 批最小，两者相差近7 倍。整体而言，由于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的建设时序上历经了分散试点、集中建设、补缺完善的3 个阶段，第1～5批集聚尺度和集聚规模均呈现“升-降-升”的“N”型特征，第6批DiffK值在任何尺度均小于0，呈现绝对的空间随机分布。

图2 国家沙漠（石漠）公园各批次及总体Ripley’s K函数曲线Fig.2 Ripley’s K function curve of each batch and overall in national desert(rocky desert)parks

2.4 空间密度特征

2.4.1 总体密度特征核密度分析表明，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空间上呈现“南疏北密、双核一带”的格局（图3）。双核为2个高密度核心区，一个是以新疆干旱沙区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为核心，另一个是以湖南溶丘洼地（槽谷）石漠化区为核心。一带为沿长城东西走向断续弧形沙漠带，以半干旱沙区的科尔沁沙地、浑善达克沙地、毛乌素沙地和干旱沙区库布齐沙漠、乌兰布和沙漠、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河西走廊沙漠、柴达木盆地沙漠等分布带。国家沙漠公园的总体分布特征明显体现出对自然地理的高度依赖性，但国家石漠公园的高密度核心区在湖南，还与其人文因素相关。

图3 国家沙漠（石漠）公园核密度空间分布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kernel density in national desert(rocky desert)parks

2.4.2 各批次密度特征如图4所示，不同批次的国家沙漠（石漠）公园有不同的集聚区域。第1批以新疆北部地区分布最为密集，在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以块状分布；第2 批除在晋蒙陕宁五省区交界的毛乌素沙地和青甘两省交界的柴达木盆地沙漠形成高密度分布外，在新疆北部和西部，蒙辽两省区交界呈块状集中分布；第3批在晋冀蒙三省区交界的浑善达克沙地形成高密度分布，在新疆北部形成次密度分布；第4批在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和湖南岩溶槽谷石漠化区、溶丘洼地（槽谷）石漠化区形成高密度分布，在内蒙古毛乌素沙地形成次密度分布；第5 批在湖南峰林平原石漠化区形成高密度分布，在甘-青-蒙交界集中分布，在滇东南、疆西南呈点状分布；第6 批在巴丹吉林沙漠形成高密度核心分布区，在湘-鄂-赣、粤-湘-赣、滇-黔-桂交界地带形成3个次密度核心分布区。国家沙漠（石漠）公园各批次密度变化的趋势表现在建设范围上从西向东、由北向南，时序上历经分散试点、集中建设、补缺完善3个阶段。演化规律受到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大部分省区表现为逐批增强的演化规律。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等省区地处西北内陆，沙漠面积分布广泛且集中。湖南一直积极应对石漠化挑战，一是政府重视、二是资金支持、三是农旅融合，实现了生态与经济双赢。

图4 国家沙漠（石漠）公园各批次核密度空间分布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kernel density of each batch in national desert(rocky desert)parks

2.5 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

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的形成与空间分异特征是长期以来自然演化和人地系统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反映出对自然地理和人文因素的依赖。借鉴已有湿地公园、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自然公园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相关指标选择的研究成果，以气温［29］、砂土含量、降水量［13］、植被覆盖指数、地形起伏度［15］和高程［13,29］6 个因子表征自然因素，以人均GDP［29-32］、城镇化率、接待游客人次［14,30-32］、旅游总收入［14,30,32］、A级景区数量［13,32］、星级酒店数量［31］、旅行社数量、公路总里程［29,31-32］、在校生人数和专利授权数10 个因子表征人文因素（表2）。分别利用分异和交互探测不同驱动因子对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空间分布分异的影响强度，并选择分异和交互作用最强的6 个影响因子，进一步测度其对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空间分异的作用方向。

表2 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因子解释力与分异探测结果Tab.2 Factors affect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desert(rocky desert)parks,factor interpret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detection results

2.5.1 分异探测分析因子探测结果表明（表2），16个影响因子全部通过99.99%的置信度检验（P＜0.001），各因子对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空间分异均存在一定的解释力（q），但差异显著。驱动力因子强弱排序为：气温（X1）＞砂土含量（X2）＞星级酒店数量（X12）＞降水量（X3）＞接待游客人次（X9）＞城镇化率（X8）＞旅游总收入（X10）＞植被覆盖指数（X4）＞公路总里程（X14）＞旅行社数量（X13）＞人均GDP（X7）＞地形起伏度（X5）＞在校生人数（X15）＞高程（X6）＞A 级景区数量（X11）=专利授权数（X16）。驱动力最强的两因子均为自然地理因素，整体上自然地理比人文因素的驱动力更强。

（1）自然地理因素

沙漠是地球上的一种自然现象，自然地理环境为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的形成、分布提供基础性支撑作用。从表2可以看出，6个自然地理因子对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空间分异的解释力强弱排序为：X1（0.319）＞X2（0.269）＞X3（0.172）＞X4（0.115）＞X5（0.072）＞X6（0.058）。其中影响力最强的是气温，因为国家沙漠（石漠）公园所在的区域气候特征一般是干旱少雨、冷热温差变化大［2］。其次为砂土含量，土壤的砂土含量越高，渗水速度越快，保水性能更差，更易于形成沙漠（石漠）地貌。因此砂土含量成为沙漠（石漠）公园形成的重要条件。降水量和植被覆盖指数也是驱动力较强的自然地理因子。其中，建设国家沙漠（石漠）公园要具备区域内降水能够保证生态和其他用水需求这一基本条件，地表较低的植被覆盖率是沙漠形成的重要原因，降水量、植被覆盖指数与国家沙漠（石漠）公园总体上呈负相关。地形起伏度和高程的q＜0.1，对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空间分异的影响较弱。

（2）人文因素

沙区、石漠化区不仅是我国多民族聚居区，也是我国重要的边防区，同时还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冶金、重化工基地［2］，因此开展国家沙漠（石漠）公园建设，为解决沙区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5］，成为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空间分异的导向性驱动作用。人文因素对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空间分异的解释力强弱排序为：X12（0.173）＞X9（0.162）＞X8（0.148）＞X10（0.116）＞X14（0.089）＞X13（0.080）＞X7（0.077）＞X15（0.072）＞X11（0.046）=X16（0.046）。其中作为旅游产业潜力因素的星级酒店数量和旅游发展水平因素的接待游客人次对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的空间分异影响最大，沙漠旅游是独特的自然地貌景观与市场经济结合的产物，成为现今五大时尚旅游产业之一［33］，国家沙漠（石漠）公园作为沙漠旅游胜地，其所在地区的旅游产业配套设施和游客接待能力直接决定着当地沙漠（石漠）公园的数量和发展潜力。经济因素对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空间分异的影响力也较强，城镇化率和人均GDP越高的地区越有利开展对沙漠（石漠）公园的保护和开发工作，如国家石漠公园数量、面积均居全国第一的湖南，旅游收入也位于全国前列，也是国家石漠公园集聚的地区。公路总里程、在校生人数和专利授权数的因子影响力虽然较小，但也非常重要，交通网的发达程度直接关系到景区交通便捷度，游客旅游的美好体验多是建立在交通畅通之上［32］，人才和科技创新使沙漠旅游产品展示更丰富［34］。

2.5.2 交互探测分析利用地理探测器的交互探测，得到的结果为非线性增强或双因子增强2 种类型（图5）。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空间分异是多因素互耦互馈作用产生的复杂现象，并且2 种因素共同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要强于两单因子作用强度之和。交互探测结果排在前6 的组合为：X8∩X9（0.782）、X3∩X12（0.724）、X2∩X12（0.701）、X1∩X14（0.676）、X3∩X14（0.666）、X10∩X14（0.659）。整体上，自然地理因子交互作用要显著强于人文因子，但自然地理与人文交互作用显著强于自然地理和人文各自内部交互作用的强度，表明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的形成是长期以来自然演化和人地系统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其中，气温和星级酒店数量分别为自然地理和人文最强的交互因子。一方面，沙漠（石漠）形成演化与气温环境的变化息息有关［35］。同时，以星级酒店为支撑的旅游配套设施，能极大增加游客的旅游体验水平，促进沙漠旅游的可持续发展［36］。

图5 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空间分异影响因子间交互探测结果Fig.5 Detection results of interaction among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desert(rocky desert)parks

2.5.3 地理加权回归结果分析国家沙漠（石漠）公园影响因素解释力排名前6强的因子为：X1、X2、X12、X3、X9、X8，同时也是交互作用中最佳的交互因子。针对该6 个因子进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拟合，通过回归系数来分析影响因子作用方向和强度的空间差异（图6）。

图6 国家沙漠（石漠）公园影响因子回归系数分布Fig.6 Regression coefficient distribu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ational desert(rocky desert)parks

（1）X2、X8、X9和X12回归系数整体上为正，对国家沙漠（石漠）公园分异起到增强的正效应；X1和X3的回归系数整体上为负，对国家沙漠（石漠）公园分异起到了抑制的负效应。总体上看，各因子在空间上对国家沙漠（石漠）公园分异的作用强度从东南向西北呈现正效应不断提高、负效应持续下降的变化趋势，西北地区受自然地理和人文的作用力最强。

（2）自然地理因子方面，X1和X3回归系数为负，对国家沙漠（石漠）公园分异起到了显著的负效应，X2回归系数为正，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其中，气温的负效应在空间由南至北逐级递减，在阿勒泰地区、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承德市的负效应最显著。降水量的负效应和砂土含量的正效应呈“东南—西北”递增趋势，在新疆除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外，其余11个地（州、市）效应均最显著。

（3）人文因子方面，X8、X9和X12回归系数均为正，对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空间分异均起到增强的正效应。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交通、住宿等基础设施越完善，对游客的吸引力也越高，旅游的发展潜力也越大。特别是在浑善达克沙地的锡林郭勒盟，巴丹吉林沙漠的阿拉善盟、张掖市，柴达木盆地沙漠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昌吉回族自治州等地级城市影响显著。接待游客人次作为衡量旅游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反映了当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状况。对国家沙漠（石漠）公园分异的影响效应与城镇化率的作用方向基本一致，影响的地级城市范围也大致相当，但比城镇化的系数回归要大，影响的强度更大。星级酒店作为旅游产业潜力的重要支柱，也是城市形象展示的重要窗口，反映了城市接待能力的高低。其回归系数比接待游客人次的影响强度要低，并且在西北地区的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西部等地级城市影响强度差别不大。总之，人文因子主要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相关，对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空间分异的增强正效应表现明显。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本文综合运用最邻近点指数、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核密度估计、地理探测器和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客观描述了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1）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空间分布地区差异显著，在区域分布上，北方多，南方少；在省域分布上，新疆数量最多，陕西、广西、广东、四川、湖北五省区的沙漠（石漠）公园最少；建设时序上，北方地区国家沙漠公园先于南部地区国家石漠公园建设。

（2）在空间分布上，125处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的最邻近指数为0.537，在空间分布上呈显著集聚分布特征。在各批次上存在明显差异，其中第1 批和第6 批在空间分布上呈现显著均匀分布，第2 批和第4 批在空间分布上呈显著集聚分布，第3 批和第5 批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第1～5 批集聚尺度和集聚规模均呈现“升-降-升”的“N”型特征，第6 批DiffK值在任何尺度均小于0，呈现绝对的空间随机分布。

（3）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空间上呈现“南疏北密、双核一带”的格局。双核包括2 个高密度核心区，一个是以新疆干旱沙区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为核心，另一个是以湖南溶丘洼地（槽谷）石漠化区为核心。一带指沿长城东西走向断续弧形沙漠带。

（4）对分异和交互作用最强的6个影响因子进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拟合，分析影响因子作用方向和强度的空间差异。各因子在空间上对国家沙漠（石漠）公园分布的作用强度从东南向西北呈现正效应不断提高、负效应持续下降的变化趋势，西北地区受自然地理和人文的作用力最强。自然地理因子方面，气温和降水量起到了显著的负效应，砂土含量起到了显著的正效应。人文因子方面，城镇化率、接待游客人次和星级酒店数量系数均为正，对国家沙漠（石漠）公园分布均起到增强的正效应。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目标下，人文因子对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的空间分布影响的增强正效应表现明显。

3.2 建议

国家沙漠（石漠）公园是建构国家公园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生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研究其空间分布及形成机制，为沙漠（石漠）类国家公园体系的空间结构布局优化提供科学的参考价值。

（1）优化布局、协调发展。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空间分布依旧存在集聚且分布不均的现象，主要集中在干旱、半干旱沙区，交通不畅且距离城市较远。而湿润零星沙区分布较零散，不利于整合优化。国家应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加强交通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优先鼓励国家沙漠（石漠）公园零分布省份（如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等省），以及零分布沙地亚区（如黄淮平原、呼伦贝尔等）的发展，以有效发挥不同地区国家沙漠（石漠）公园在改善当地生态、防沙治沙、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2）分门别类、精准施策。根据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可将国家沙漠（石漠）公园景区划分为自然景观依托型、人文遗址利用型、观光娱乐体验型、休闲度假康乐型4 种模式。自然景观依托型模式，根据其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打造特色鲜明的沙漠（石漠）旅游产品。国家沙漠公园依托沙漠资源优势，打造独具特色的品牌优势，优化旅游产品供给结构。国家石漠公园充分利用独特的喀斯特旅游资源，打造喀斯特旅游品牌，展示岩溶自然风貌。人文遗址利用型模式，利用楼兰古城遗址、尼雅古城遗址、米兰古城遗址等丝绸之路古道人文遗址，挖掘沙漠文化考古旅游重要资源。观光娱乐体验型模式，应使沙漠主题景区的活动项目多元化，除了滑沙、沙漠越野同质化外，增加极限运动、亲子互动、婚纱摄影等内容。休闲度假康乐型模式，应联合周边旅游资源（城市风情、民族文化、历史遗迹等）形成沙漠产业发展集群，并依靠举办赛事活动方式联动发展。开发度假养生旅游产品，满足游客体验生态文化、康体健身以及户外休闲度假等独具沙漠特色的生态旅游需求，推动沙漠旅游产业的提质升级。

（3）融合人文、科学遴选。目前，申报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的基本条件以基础性支撑作用的自然地理因素为主，涉及地理区位、面积、水资源等，而作为导向性驱动作用的人文因素对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空间分异的增强正效应表现愈加明显，在未来遴选中应重点把城镇化率、接待游客人次和星级酒店数量等人文因素指标作为参考标准，做到择优申报、科学评价、严格遴选，确保国家沙漠（石漠）公园建设取得实效。

（4）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国家沙漠（石漠）公园多位于生态脆弱区，而旅游业又是典型的环境依托型产业，若沙漠（石漠）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旅游业也难以为继，所以必须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提高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的生态功能，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使当地旅游相关产业不超过生态环境承载力，沙漠（石漠）生态系统进入良性循环与自然演替，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