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机器思想的持续在场

文 叶

（长沙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 410000）

早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工具机的出现使用提升了生产速度和连续性，其规模的扩大化也加速了机器的社会效能，出于对生产效率的狂热追求使得对机器本身的制造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单个机器开始难以承载大生产需求的重任，于是这就为机器体系的出场提供了契机，机器制造机器应运而生，成为大工业安身立命的法宝。机器的使用导致了劳动的贬值和资本的增值，马克思就敏锐地洞察到机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独特地位，在机器论片段中他深刻分析了机器的产生背景、其应用经济与社会影响等方面，以及技术进步后产生的社会问题和对未来机器发展的预测等形成了科学的机器大生产理论，成为马克思对技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批判重要组成部分。眼下第四次工业革命兴起，随着机器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为人的进一步解放提供了可能，与之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个人隐私、就业机会和数据滥用等，机器的智能可能限制或取代人类的创造力和自主性，此外，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历史遗留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而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的机器思就蕴含着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对于解决当代社会问题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这有助于我们制定有效的政策和措施，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所以，马克思的机器思想并未过时，而应是持续在场。

一、从“人是机器”到“机器是人”

拉美特利关于“人是机器”的论断掀起了近代工业革命的一个历史直觉：开始由神学转向人学，告示了一种“人是机器”世界观的转化。特别是在十八世纪在工业革命高潮驱动背后的机器革命，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形式发生了由工厂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这一巨变中，马克思经过考察和分析，注意到机器代替人的这一工业生产的主导趋势。认为这种机械化和标准化的生产流程使人逐渐失去了自身的独特性和自主性，成为机器的一环，主要指人的机械化转向。

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使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使工人变成了愚钝和痴呆。”[1]资本家将同一行业的手工业者聚集在同一个空间之中，生产主要由有经验的工人相互分工配合，工人的熟练度和配合的流畅度直接影响生产，此时工人在生产中尚处于主体地位。但到大工业生产时期，出于对生产效率的追求，改变了既往工人与劳动资料之间的关系，生产由机器与机器间相互运转的机器体系所代替，工人的技能开始被机器所吸收，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的进一步说明：“工厂中，死机构独立存在，但工人却被当作一种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2]机器辅助人劳动变为一种人作为机器的劳动,在大工业生产中的工人，渐渐丧失了自己独立的主体地位和价值，被反向支配成为机器的附属，甚至自身也沦为机器的一个环节[3]，“正是由于工人沦为机器造成竞争，所以出现了机器排挤工人的社会现象”，[4]随着生产的自动化，想在机器生产体系中生存，只能变成机器的一部分，成为符合机器生产需要的“本地人”。因而，劳动开始失去了内容和兴趣，也不再是工人实现自我的方式，而是陷入产品越完美，工人越畸形的怪圈中，机器造成了人的“单向度”,开始从“属人的技术”到“属技术的人”的流变。

随着劳动实践方式的持续更新，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智能机器的深度发展与应用，其具有一种即传统机器并不具备的“智能”张力。即机器与“一般智力”的不断融合，使其不再游离于人的“一般智力”之外，而是作为一种具有智力能力的个体存在，[5]是对人脑的模拟，人的知识和能动性迁移到具体的存于现实性的“物”中，而同时兼具人的属性，在这个层面上，机器貌似实现了人化，实现了超越机器这一人工智能的本旨，进入“机器是人”这一转变中。特别是到后阶段从内部改造机体化的赛博格后人类的出现，甚至突破人的心智禁区，通过脑接口等技术进行神经替代，成为心智超群的自主行为者，这就意味着所宣称的人之为人的情感、理性、尊严等均不复存在，人类社会的话语规则方案均需重新改写，人与机器的全面耦合，是对人类整个生存图景的重新勾画，是对人类世界边界的重新定义，更是一场濒临末世存在性危机。但当人类不再是生产的权威者而存在替代的风险时，不禁引人深思：人类在劳动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又该何去何从？

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尽管智能机器颠覆了传统机器的概念和结构，但在本质上仍然是机械化的延伸，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技术现象。智能机器也并未超越马克思“机器论”的理论逻辑，传统机器模仿工人的手工技能并替代体力劳动以此作为工人体能的补充装置，智能机器是一种模仿人类思维并弥补人的脑力劳动的存在，是更强大的机器，二者都是人类创造的劳动资料，使我们人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都贯彻着“程序化地分解程序-标准化的工作流程-机械化的生产方式”等工作原理；同时智能机器的功能从追求剩余劳动转变为追求剩余知识，但这种超越也未打破其背后的资本逻辑，仍是资本扩张的“帮手”。因此，无论是机器排挤人造成的“人是机器”还是针对“机器是人”的被替代奴役的恐慌担忧，本质上都是劳动异化的结果，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言，都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审视中，马克思的机器大生产理论仍具有跨越时空的穿透力与生命力。

二、对技术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的超越

对科技价值的不同认识水平导致了科技价值的不同，在对科技社会价值的评价中现存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和思维方式：一种是技术乐观主义，即“技术崇拜论”或“技术救世论”，认为科学技术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社会问题如经济危机、环境污染、人的解放、战争等问题都可以依靠技术的进步解决。技术乐观主义者预设了价值和工具的分离、对立，抽离了所含的人文价值属性，只强调其客观工具属性。[6]他们宣扬工具理性，以工具论为主导，以技术决定论为结局，比如早在大工业生产时期，精确性、高效性的机器应用使得财富的聚焦效应剧增，导致附魅的神性自然转向了祛魅的机械自然观出现，技术崇拜由此展开，人们崇拜机器生产带来的资本财富；崇拜机器体系引发的经济规则；崇拜一种改变时空观念的机器坐标。[7]技术崇拜自工业革命伊始，直至今天的智能时代，这种崇拜仍然愈演愈烈，技术似乎被赋予了一种自主性的“神力”，人与技术的关系更是走向了一种胡塞尔意义上的交合延异。

与技术乐观主义与之相对是技术悲观主义，这种悲观论调是与人们对技术认知与体悟的日渐加深相辅相成的，特别是在面对AlphaGo、AlphaGoZero、类人机器人索菲亚(Sophia)等各个领域的智能机器时，在技术对人类主权的各种侵占中以及媒体科幻电影渲染的恐慌中，许多人文主义者都表达了对技术的反思，例如海德格尔追问了技术的本质，将技术视为是一种“座架”，自然和人类社会都被依附于其中使得自身失去其独立性而成为一种甘受其奴役的“持存韧”，游离生存在生态破坏和政治崩塌的危险边缘。[8]技术文明是精心设计的梦工厂，人之为人的本质已被遮蔽，人们在享受的时候已经不知不觉掉入这一庞大的幻象统治中，甚至衍生出技术原罪这一技术浪漫主义的抽象思辨考察，甚至出现了主张放弃技术、远离现代文明、退回原始自然状态的极端反技术主义论调。

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对人类进步的希冀还是潜意识里的忧患，都呈现出一种决定论倾向，都忽视了技术背后的逻辑和环境对技术的反作用。而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中的机器哲学叙事开起了一条全新的技术批判主义路径，这里的批判不仅代表了“拒绝”和“否定”，还有“澄清前提、划定界限”的内涵。[9]他首先立足于唯物史观确证了技术的双重向度中的物质形态，社会中的技术人工物不过是人本质力量的外化，是人脑的产物。其次马克思还指认了技术作为社会关系的本质维度，技术发源生长于生产实践这一“母体”中，工具机器首先改变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物质世界随着实践的深化不断向人敞开；同时由于它鲜明的实践性更是表征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如手推磨代表着封建社会，蒸汽机代表着资本主义社会。再者，马克思是站在政治经济学微观层面解剖机器技术的，机器虽有一定的自主性，但只是一种与对象世界沟通的中介客体，马克思表明：“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自己就是怎样，他们是什么样的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10]“生产什么”的结果和“怎样生产”的过程是密不可分的，而机器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中蕴含的解放力量必须与活劳动相结合，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作为机器的生产资料被资产阶级所占有，所以必须服从资产阶级的逐利需求，马克思深刻洞悉了机器背后的资本增值属性，从根本上说明无产阶级被剥削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并对以往人们将机器与机器的应用等同起来的错误理解进行了修正和超越，提出要区分机器自身和机器应用的主张，并由此开始展开对机器资本主义应用的批判。

三、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批判到数字资本主义批判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目光投到社会维度层面，他将目光投到社会维度层面，主要从机器使用的历史必然性和所产生的社会后果两方面展开了机器资本主义应用批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获取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动机和根本逻辑，因此使用机器的目的不是为了解放劳动而是为了占有劳动，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首先扩大对工人的剥削范围，将妇女儿童卷入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力供给增加，从而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其次增加了工人的劳动时间和强度，使得工人处于依附地位，以此获得统治工人的绝对权力，“最终使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契约发生了革命。”在工人处境不断恶化的同时，与之造成了机器与人的异化，机器排挤工人现象与日俱增，这无疑加剧了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以及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用罢工、毁坏来反抗机器的卢德主义就是这一矛盾激化的后果。马克思通过研究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批判了资产阶级虚假的道德原则，其所倡导平等、自由的道德价值原则一旦进入到生产领域就会受到资本的摆布而消失不见，是对不平等雇佣关系的遮蔽，是极其虚伪的。

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批判不仅是大工业时期的，更是一种开放的社会理论，为我们审视第四次工业革命提供了视角和方法，因此更是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滋养。特别是伴随信息技术革命计算机大数据算法的广泛使用，资本主义已经迈向信息时代阶段，资本主义新形态数字资本主义应运而生，以数字、符号等形式出现的数据信息已然作为当下炙手可热的生产资料存在，对生产消费领域不断渗透，完成了劳资关系的重洗，因此不少西方右翼学者甚至断言资本主义是人类存在的终极形态，社会主义已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数字劳动通过鼓吹自由对主体、时间空间不断消解扩张，完成了“数字圈地”，进而将整个生活世界重新编码囊括进资本主义构建的生产体系下，同时由于数据价值、生产的非物质化特性实则加重了剥削隐秘性、全域性，陷入数字自由主义的陷阱。工业时代机器排挤人取代了人的体力劳动，今天数字劳动更是觊觎人的脑力劳动；数字资本通过数字劳动构建“无产化秩序”，实则是掩盖对数据的占有，人与劳动产品进一步分离；人机关系颠倒，人的主体性依然缺位；整个社会方方面面都被符号化，劳动异化的广度深度不减反增，“炫智”已成为现代性的滥觞。

事实上，数字劳动不过是机器劳动的新样态，依然是资本服务于自我增值的重要一环，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拥有前所未有的社会生产力，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当私有制的“外衣”无法容纳生产力的发展时，就会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枷锁。[11]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这种矛盾不仅未消失，反而以更加隐秘、更具迷惑性的方式弥漫，是对人们感官向度、心理向度更智能、精妙的剥削。数字资本主义将人类抛掷于一种数字化生存语境中，对人的时间、空间进行盘剥，模糊了劳动时间，开启了对人闲暇时间的全面殖民，将丰盈的生命存在幻化成由一个个数据、符号组成的数字化存在，由机器崇拜过渡到数字崇拜，这更是一种对人主体性的消解。因此，马克思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批判所做的唯物史观分析依然是实现对数字资本主义超越和扬弃的出发点。

其次，在马克思的批判也是一种对黑格尔逻辑学的重申，是在“否”中推进“是”的“否”，即历史中的冲突也是自由得以可能的条件。立足于解放而非控制的依然是审视当代资本主义全新变化的最佳制高点，否则就只能是画地为牢，人类没有任何“出离”的可能性。[12]马克思明确表达了物质的力量只能依靠物质来摧毁，破解资本逻辑的武器就在机器及未来发展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推动人类解放的现实力量就隐藏在资本主义内部。[13]因此，以解放的视角开展，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申明其本质，对这一社会结构的消解更是所有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