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城市社区如何实现智慧化治理

2024-03-21 12:47邵宇曾艳玲
关键词:智慧化社区治理

邵宇 曾艳玲

摘 要: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社区智慧治理成为社会治理的应然进路,如何实现社区共建共治共享引人深思。以DIKW模型中数据、信息、知识、智慧等四个维度为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以大型社区贵阳市Q社区的智慧化建设为研究对象探索社区治理智慧、效能及共享的新内涵发现,当前我国智慧社区面临着数据管理、技术应用、信息协同、制度保障等四重发展困境,这让智慧社区成为一种“虚拟的美丽”。为此,需要强化智慧社区数据化基礎、推进智慧社区综合信息化服务、开展智慧社区知识化应用示范、完善社区治理智慧化效能的制度设计、充分利用智慧社区协同行动价值来优化大型城市社区智慧化建设,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

关键词:大型城市社区;DIKW理论;智慧化;社区治理

中图分类号:D669.3;F4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9684(2024)01-0046-09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1]796数字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成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手段,也是创新政府治理方式、提供精准服务的有效抓手,对社区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要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2]54。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层,是与居民日常生活最贴近的城市单元,更是国家治理在基层场域凝聚力量的纽带。数字技术为社区建设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智慧社区的“智理”极大地提升了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与社区公共安全保障。

一、问题提出

我国智慧社区的发展经历了探索、发展、转型三个时期,治理理念经历了管理、服务、治理的阶段性转变[3]。当前学术界对于智慧社区的研究大多是从技术视角、治理行为、治理主体方面展开的。其中,对于技术视角的讨论最为充分,涉及智慧社区治理建设标准、信息管理、应用推广、服务供给和主体参与,学者们认为信息技术嵌入社区治理全过程可以实现优化资源配置、创新治理方式、促进决策科学化、提升居民生活质量[4]。也有学者基于技术和治理的双重视角,提出智慧社区的建设不仅仅要关注其“技术性”,更要关注其“社区性”[5]。智慧社区服务离不开社区内部主体关系的协调,需要以居民需求为出发点,用数字网络将居民、政府、社区组织等多元主体有效联接起来[6],形成多元主体共治的社会治理体系。但技术的引入并不一定会提升社区治理效能,也并不一定促使社会“公平化”,反而可能进一步加剧利益冲突、信息壁垒,拉大社会鸿沟[7]。只有厘清智慧社区建设的底层逻辑,才能避免手段工具沦为“花架子”、关键时刻“掉链子”的“智慧失灵”现象。

目前的研究鲜有对智慧社区治理的底层逻辑与内在机制做出整体性思考,也少有学者关注智慧社区建设中数据、信息、知识、智慧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当前智慧城市建设存在建设盲目化、思维短浅化、数据碎片化、群众边缘化等短板[8],大型城市社区具有人口结构异质、高流动性与外来化并存等特征,使得构建智慧社区治理体系更具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本文基于DIKW理论与智慧社区治理的契合性,构建了智慧社区数据化、信息化、知识化、智慧化的逻辑分析框架,以大型城市社区智慧治理为轴线,对数字技术赋能智慧社区治理过程与治理结构进行剖析,探讨数字技术如何赋能社区科学决策与专业化治理,从而提出新时代中国智慧社区治理的优化路径。

二、智慧化社区治理的DIKW视角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智慧社区不仅成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也成为地方治理体制建设与创新的重要内容。但智慧化社区建设不只是“智慧”与“社区”的简单叠加,更是一项涉及主体协同、机制创新、资源整合、信息建设、知识应用的系统工程。现有研究主要从智慧社区的发展历程、属性特征、治理模式、技术应用的角度展开讨论,较少学者注意到DIKW理论模式与智慧社区建设的契合之处。打通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需要对智慧社区构建的底层逻辑做出系统性思考与深层次回应。

(一)智慧化社区治理

智慧社区建设主要由政府或者企业主导,分为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政企合作型[9]。纵观已有文献,学界对社区概念的界定主要分为功能主义和地域主义两种。持功能主义观点的学者普遍认为社区是由具有相似组织目标和共容集体利益的人构成的“生活—利益—情感”共同体[10],有共同的生活方式、行为范式、情感信念、风俗习惯、活动场域。持地域主义观点的学者则以地域来划分,认为社区是在某一地域内具有某种生活或者生产联系的群体,带有或弱或强的组织性和聚合性。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可以粗略凝结为政府主导的行政管理型、社区主体自治互助型和场域内外多元主体合作互助型三种,当前也有学者提出“多元社区治理”[11]、“网络化治理”[12]、“合作治理”[13]、协同治理[14]等来丰富社区治理理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需要内外部多重要素的配合,依靠治理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培育社区公共性,以此完成社区善治目标。新时代社区治理共同体需要融合大数据的力量,激活社区共同体的韧性和活力,实现管理手段的信息化、服务模式的人文化、运营模式的社会化。当前智慧社区的应用集中在社区服务与社区管理中,在安防、物业、养老、健康管理、政务服务、家居等领域应用十分广泛[15]。也有学者指出智慧社区在应急管理领域通过管理、技术、主体层面的创新,实现了人防与技防、群防与群治的协同[16]。总之,当前智慧社区应用场景十分广泛,智慧化应用渗透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切实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二)DIKW体系与智慧化社区治理相契合

DIKW体系与数字化相关联的应用正逐步引发关注,它是由数据(Data)、信息(Information)、知识(Knowledge)及智慧(Wisdom)四个要素[17]形成的知识层次结构,呈金字塔形状。“数据”处在底层,经过转化可成为“信息”,当“信息”经过进一步加工处理和总结提炼,便可构成“知识”,对“知识”应用的归依就是“智慧”,这四个层次共同组成了一条整合了信息哲学与全信息理论的具有特定目的的“信息链”[18]。

大型城市社区智慧建设本身存在复杂性、多元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也广泛存在制度碎片化、主体原子化、责任不明晰以及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有学者从信息化、系统化、治理化三个视角来分析城市智慧社区的建设[19],破解大型社区治理难题,提出可以依靠信息技术手段实现对数据的收集、储存、分析与应用,将信息转化为可利用的资源与知识[20],以超越“技术”的智能化实现“人”的智慧化[21]。通过DIKW模型的数据、信息、知识和智慧四个维度及其层次演进体系对城市智慧化社区治理进行分析,可以深刻揭示出智慧社区治理的底层逻辑和各要素共同发挥作用的整体运作机制。探索智慧社区建设中内容、机制、应用、技术等元素的利用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可为社区治理数据开放共享的后续利用和社区智慧化程度的提升提供理论指导。

三、从数据化到智慧化——DIKW体系下贵阳市Q社区治理的四维赋能趋向

Q社区地处贵阳市老城区,作为国内最大的开放社区和棚户改造区,该社区总面积超10平方公里,入驻企业、商家近2万户,呈现出流动人口多、人员异质性高、商业体量大以及各类资源要素集聚等大型城市社区的典型特征。Q社区情况复杂,社区治理难度大,社区治安、环境卫生、社会服务等各类社会问题接踵而来。Q社区以智慧社区建设为契机,通过信息网络与大数据技术的延伸推进城市社区治理智慧化,建立了覆盖消防、门禁、安防、微菜场、商业、信息等场景的“数智花果园”平台,破解了社区治理的现实难题,提升了社区“智治”的效能。同时,也为贵阳市其他社区智慧建设指明了方向,为贵阳打造现代科技创新城市提供了强有力的助推剂。

(一)数据化:实时汇聚社区基础性底数

第一层是数据层,数据化是智慧社区建设的基础。数据是信息的载体,具有众多利用价值[22]。社区数据是记录社区治理环境中客观事物的符号,是原始数据的抽象表示,具体形式可包括数字、图片、视频等。从整体上来看,我国目前智慧社区建设还停留在数字化与信息化阶段,正逐步向知识化与智慧化阶段演变。在数据的收集过程中,相关的基础设施与平台建设是智慧社区数据化治理的重要基础。

Q社区作为贵阳人口密度最大的社区,人口结构复杂。整个辖区由22个区构成,其社区人员组成中省外人员约占总数的50%,社区内涵盖了商业区、大量出租房,以及“住改商”的小旅馆等建筑单元。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如何把社区管理服务深入到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值得深思。Q社区综合治理服务中心建立了数字驾驶舱与数治花果园系统,联动多元主体共治(街道办、居委会、贵州宏立城集团物业公司、南明区各委办局),打造全国首家数智共享社区。对辖区内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基础数据(人、房、物、事、地、情、组织)自动感知与收集,并与社区治理的外部数据全面汇集,统一集中储存并形成文本文件、数据库,为Q社区开展智慧社区建设提供准确科学的数据支撑以及精细化、现代化、智能化的服务基础。

(二)信息化:系统转化数据,诊断分析社区信息

第二层是信息化。信息是通过对社区治理底层数据进行筛选、加工、解读及系统化整理分析得到的产物。信息要素的关键环节在于将数据映射为视觉元素,这就要求在对数据进行可视化映射时,牢牢把握人类视觉感知特征与规律,选择科学合理的视觉元素,准确地将数据转换为视觉信息。在完善智慧社区数据化建设的同时,还应兼顾智慧社区信息化发展的需求,打造更加精细的社区治理信息化平台。

Q社区智慧社区建设中的信息化主要起诊断性分析作用,能够辅助社区预测发展状况和维护社区的治理效果。以消防安全工作为例,Q社区通过“物防、人防、技防”相结合,打造智慧消防指挥中心,建成专职消防队,拥有72个消防控制室,数百万个烟感和温感装置、终端传感器、微型消防站、可视化消防监控探头,实现火灾灾情预警预测功能,促进消防工作由传统转向智慧,由单一转向综合。一旦发生火情,通过智慧消防指挥中心可以实现“分钟达”。此外,信息化系统识别出的常住人口、从业人员、流动人口信息联通了社区服务中心及辖区民警,单元楼层人脸识别、社区通道无感监测增强了社区资源与服务供给的动态调配能力。Q社区十多年前曾有一条道路为市政道路,长期以来被社区物业自行围挡,在道路两端设立出入口,道路两侧被设置为停车场。该路段由于这一历史原因,功能未能被发掘并得到妥当的维护。实现信息化建设以后,社区、公路与街道城建部门实现数据互联互通,道路不良状况能被迅速感知,进入社区信息化决策支撑平台,因此该道路的改造被纳入信息化决策的政策议程。

(三)知识化:集成知识,预测性分析社区变动

第三层是知识化。知识是有效信息的沉淀,是经过系统化、结构化的产物。社区“知识”是对社区信息进行提取、加工、吸收和评价等步骤后所提炼出的有益结果。值得注意的是,知识本体就是一种信息,然而“知识”已超越一般信息,社区“知识”展现出社区治理者的认知,在社区治理实际中能改变客体的行为。知识化是智慧社区治理信息结构化的产物,在智慧社区的知识化建设阶段,需完善社区数字化基础设施,形成知识化应用平台,为下一阶段的智慧化建设提供支撑。

Q社区采用新兴技术将社区大数据信息进一步统筹编排,深度挖掘提炼有效信息,并将这些信息集成转化为对社区建设有用的知识体系。知识化在Q社区的治理中体现出一种初步预测性分析能力,Q社区的综合指挥调度中心将大数据建设分为“三监控”“四监测”两个部分,实现对人口车辆、出租房、高空抛物的监控以及对辖区范围内的消防、电梯、油烟、噪音的智慧监测。这些知识化的信息平台可为智慧社区建设提供空间分析与可视化服务,进而提升社区的管理效率和精度。同时,知识化系统能通過人工智能算法对社区人员的异常行为与社区局部安全态势进行分析和预测,从而落实群租房整治长效管理和对社区矫正人员等群体的教育帮助。另外,在Q社区辖区内市政道路的提质改造中,在知识化平台的支撑下,利用了新科技、新技术、新材料。预留的5G设备接口加速了前端数据采集与传输,实现了道路交通可视化、车流监测实时化、交通管理智慧化,有效缓解了行人、车辆道路通行及两侧泊车之间的矛盾。改造后的这条道路成为更舒适、更安全的“民生幸福大道”,引领着城市智慧交通的发展。

(四)智慧化:优化决策,改进社区智治行为

智慧化社区治理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智慧化。智慧是一种收集、加工、应用、传播知识的能力,具有开放性、共享性、复杂性等特征。社区治理的智慧化阶段是以社区治理的知识化来促进社区治理的智能化。智慧社区的建设能够重建情感维系方式,准确地预测社区公共服务需求,辅助社区科学决策。管理者对社区公共事务发展的前瞻性看法与远见性治理措施需要以数据化、信息化基础设施为支撑,促进大数据应用技术与社区管理服务的深度融合,才能真正建成“数智”驱动、多维赋权的新型智慧社区。

在保证人员隐私与数据信息安全的前提下,Q社区将智慧融入治理,在治理中体现智慧,显著提升了社区的安全度和满意度。智慧社区建设具有技术性与社区性的二重属性,主体参与和数字能力建设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要让Q社区的人工智能建设更有人文温度,就需要集聚多方力量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并联合综治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街道办事处、物业管理方、居委会、城管、派出所等主体进行协同治理。Q社区在智慧化平台上驱动自主运行模式,融入情感技术与机器学习的内容,实现物理空间、信息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有机融合,以降低人力投入、提升治理效能,达成一种以共生需求为主导的资源整合与价值共创体系。例如,Q社区道路斑马线改造中就富含智慧,通过智能系统的认知性分析,可以清晰辨识行人数量、停留时间与面部情绪变化,进而对红绿灯时间做出调整。在数字化支撑下,对社区公共事务、群众多元需求进行多维度分析,使社区治理呈现出“智治”趋向,这为社区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全生命周期价值链的综合解决方案。

四、DIKW体系下贵阳市Q社区智慧化社区治理的困境分析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和社会转型在不断加快,但智慧化社区治理尚未摆脱传统社区治理的禁锢,会受到传统价值思维、数字化技术手段等因素的影响。具体而言,居民的利益相关者主体、个体本位意识更加分化,数据隐私保护等的重要性前所未有,权利与责任意识也在不断萌发与扎根。传统社区公共服务模式在智慧化社区建设的大趋势下受到严重冲击,这就倒逼政府部门必须对智慧化社区建设的治理价值和服务内容等标准进行二次核准和界定,以符合高效智能的数字化社区治理模式。通过实地调研,总结得出Q社区的智慧化实践面临着数据管理、技术应用、信息协同、制度保障等四重困境。

(一)数据管理困境:数据利用风险与安全监管漏洞

随着数据开放共享程度的提高,社区治理信息化的精准度和靶向性也在不断提升,社区及社会组织收集基层治理数据愈加便捷,居民信息采集可以不经过被采集者的同意就悄无声息地进行。新兴数据为城市智慧化治理带来红利与重塑社区公共空间的同时,也带来难以预料的信息“安全风险”[23]与安全隐患。目前,我国各地普遍成立了大数据管理局或政府数据管理中心,但是与之相配套的顶层数据法律短板明显,缺乏相应的《数据安全管理法》来加以制约,导致智慧社区建设至今还没有法律法规的保驾护航,没有权威的规范性文件对数据的收集与应用进行制度约束。

社区居民的海量信息被或明或暗地采集,这些信息会在哪些场景、平台与领域使用,是否会被泄露并不确定,居民隐私数据的泄露不利于社区基础数据库的建立。大数据时代提倡数据共享,但数据本身的开放性会加剧数据泄露的风险。在信息分析与挖掘的过程中,不同的数据行为主体风险与责任不对等且缺乏刚性约束。居民个人隐私信息受到法律保护是公民人权的体现,但公民同时属于社会人,无法避免在政府信息采录、提取与应用等环节中登记个人隐私数据,而在基层治理中,信息的采集与录入、调配与使用、核查与保护等环节监管薄弱,从而影响了个人隐私安全。目前也没有调节和均衡不同数据主体、信息主体和公共服务主体的利益矛盾的措施,无法消除信息公共安全隐患,甚至会出现进入公民私域、损害社区居民基本权利的情况,造成数据领域的政府失信行为。

(二)技术应用困境:居民应用能力低与治理技术成本高

智慧技术赋能社区治理是一个系统性与长期性的过程。Q社区信息治理工作效率低下的原因在于受制于技术工具、治理资源、行政壁垒等多种因素。现代信息技术虽然支撑社区运行、满足社区公共服务的的供给与协作,但由于其专业性所带来的技术选择会产生信息交流中的“马太效应”,进一步影响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分割、信息流动与资源整合,阻碍了信息资源的融合与共享。

一方面,智慧社区专业人员匮乏。社区治理信息化需要治理主体与客体都具备较高水平的信息化知识与应用能力,这就对社区工作人员、技术公司与社区居民提出了更高的参与要求。作为大型城市社区,Q社区中现有居民整体平均年龄较大,老龄化程度较高,整体学历水平也不高,造成许多社区居民对于智慧社区建设的软件系统、线上参与平台难以驾驭;社区服务人员也多是原村落的中年人,缺乏相应的信息化知识,加重了推广应用的难度,这两种原因导致了社区主体参与智慧社区建设的“空间隔离”与“路径变达差异”[24]。另一方面,社区治理技术成本过高。智慧社区的建设与政府的财政资金给付能力成正相关,信息化技术在社区的应用与推广还需要考虑到政府的承受能力。因此,政府、社区、企业与居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需要统筹建设理念、制度、资源与技术等多方面要素,厘清智慧社区建设所要取得的预期目标,平衡信息化技术投入与智慧化建设水平,消解重投入轻产出的普遍困境。

(三)信息協同困境:智慧化社区治理协同行动意愿低

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基层政府对社区问题和需求的洞察能力大大增强,但数据、信息与知识的碎片化问题凸显,难以达到长效的智慧效果。数据收集、信息整合与知识转化会受到社区共同价值的影响,社区共同建设、实现共享的前提是达成共识。目前智慧化社区建设缺乏目标共识,使街道办、居委会与社区居民的关系经常陷入紧张状态,治理主体间协同行动意愿低,使得“共建共治共享”停于口号、浮于表面。

一是多元共治机制有待提升。社区服务的供给往往是政府在唱独角戏,统一管控与供给,居民对社区公共服务的认知停留在“被动接受”状态,智慧社区存在“主体单一(主要是社区居民)、权利弱化、形式匮乏”[25]等主体参与机制不健全的问题。

二是居民主人翁意识淡薄。在社区治理的实际过程中,很多事情由相关部门接盘,政府、市场、社会主体与居民之间的沟通桥梁断层,造成“政府干、群众看”的行动困境。居民实际上没有积极参与智慧社区建设,或者对智慧社区治理缺乏必要的认同感和支持度,因而社区数据采集的真实性和完备性就大打折扣,从而进一步影响了社区智慧决策的效果,造成大量的供给过剩、供需错位等社区公共服务不平衡问题。

三是信息爆炸衍生了信息孤岛。管理层面上企业、政府部门与社区居民的沟通协作效率低下,海量大数据无法与他者进行开放式传递与交换,数据信息只是牢牢握在本体储存库内,再加上各地信息化平台缺乏整合与协同、建设标准不一,导致社区资源要素整合效果差,加剧了信息孤岛效应。如何围绕智慧技术的应用推动社区主体协同与数据信息整合,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

(四)制度保障困境:缺乏合适的运营机制和顶层设计

“智慧化”毫无疑问是新时代城市治理的应然进路[26],各地方政府都在上级政府的指导下想方设法采取措施引入先进信息化企业与技术系统,试图提升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智慧社区”则是“智慧城市”理念在基层领域的具体运用,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场域。智慧社区概念的提出时间较短,各地都在摸索如何又好又快地推进,但囿于缺乏行业标准、成熟的示范經验和运营模式,再加上传统社区治理中长期积累下来的社区公共服务体制不畅通、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不健全等等制约因素的影响,导致智慧化社区建设水平较低。而制度规范能够增强智慧社区韧性与系统性的孵化[27],其中,质量标准和运行机制是尤为重要的。

Q社区的智慧化社区建设在贵阳市起步较早,但其运营往往更重视前期技术手段的运用而忽视后期的长效维护、更重视对社区公共安全隐患等显性治理问题的挖掘而忽视社区居民公共服务需求的持续性感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智慧化社区的考核内容成了社区智慧化建设的唯一风向标,相关部门更看重表面上易测量的显性结果。

五、DIKW体系下智慧化社区治理困境的消解路径

基于DIKW层次体系,通过深度挖掘智慧社区治理的社区数据、社区信息与社区治理知识的层次转化与相互联系,用以解决智慧化社区建设的现实问题。在数据智慧的启示性与自省性二重作用下促进社区知识可视化,进而以全方位主动、无感知的精准治理来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一)强化智慧社区数据化基础

智慧社区是新一代先进信息技术在基层实践运营的生成物[28],推动着社区治理新形态的生成。黄璜指出先进的信息技术并不意味着可用的数据资源,这些海量的数据资源还需要强大的信息能力进行加工转换[29]。所以,为了激发智慧社区数据的价值,需要以严格的准入机制加强数据安全管理,在公平、保密等原则下对采集数据方的准入资格、频数、交互时间等做出限制。

一是搭建信息安全设施。信息安全设施的建设愈发引人关注,主要是因为公民信息在实际中未能得到有效合理的运用,存在违法使用或者不合理滥用,以及违背数字伦理的现象,甚至出现了智慧社区居民个人隐私泄露的信息危机,这就要求构建一套与智慧治理层级协同运行机制相适应的质量标准与安全防护网。同时与信息化基础设施产品与服务的提供者签订数据安全保密协议并对其制定严格的惩处措施,严禁泄露社区居民个人数据的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社区相关利益主体的数据安全权益。二是将社区居民纳入治理场域,激活社区自治活力。社区究其本质是“人”共同生活的场域,因此在对智慧社区技术设施检视投入的同时,特别需要关注技术与人的联动,回归到关注人的幸福感上来。以智慧社区建设为契机,一次性对社区有线、无线等信息网络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实现社区供水、供电、供气与供热的智能化监管,构建线上与线下桥接的智能家居、医疗远程服务、养老服务等社区居民服务管理机制,更好地收集居民数据信息,促成数据下沉与融合。同时,培养智慧社区治理服务专门人才,创建一个有利于信息技术人才发展和创业的良好环境,以强化智慧社区数据化基础。

(二)推进智慧社区综合信息化服务

信息整合与分析处理能力是当前智慧社区建设的关键技术之一。信息孤岛指的是在功能上不关联互助的信息本体与其他信息主体或客体之间不进行交流互换,缺乏传递与共享这一环节,最后可能导致信息与信息、信息与业务应用之间脱节的现象[30]。智慧社区治理要想取得长足成效,就得破除社区信息“孤岛”,完善以信息能力为基础的目标系统。

一是将理论作为行动的先导。智慧社区建设顺应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建共享共治目标的要求,极力促进社区治理理念、治理机制与服务运营流程的改革发展,避免或减少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等现象的发生。二是破除主体信息壁垒。加强数字化终端建设和信息化平台建设的统筹规划,强化在场社区治理主体的协作协调,破除主体信息壁垒,补齐信息共享短板,推进统一的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建设,有效衔接智能治理技术、信息化制度与多元治理主体。三是打造个性化信息服务平台。社区居民是智慧社区建设的核心主体和被服务对象,综合信息化服务的完善要面向公众,构建一套服务社区居民的信息共享机制。比如不应局限于现有的微信群、Q社区服务网、Q社区通微信公众号,还可结合社区居民特点提供更多的信息服务平台,丰富数据信息的运营场景(如美篇、抖音等平台),真正以社区居民个性化需求为导向,充分运用数字技术推进社区信息化服务能力的现代化。

(三)开展智慧社区知识化应用示范

因地制宜推进知识化社区建设,优化以知识应用为目标的动力系统,是智慧社区治理的实现路径。这就要求内化信息中的知识意义,提升社区治理显性知识数量和知识加工利用水平,推动社区治理行为知识化,进而为建构智慧化社区提供支撑。

一方面,智慧社区治理不仅要关注数字技术治理的符号,更要关注社区治理效能的知识应用,结合DIKW体系,根据社区主体的性格指数和心理需求,精准掌握社区结构、规模、社区居民偏好与诉求,加大社区治理智能化产品的开发与投入。智慧社区治理主要以服务相关度分析、未来发展态势识别以及社区要素预警研究等三个方面为突破口[31],在数据、信息中获取社区功能定位的基础上,模拟社区服务及安全内容,以便后续因地制宜地提供有特色的高需求的社区公共服务项目,增加社区居民获取服务的便捷性。与此同时,及时发现社区中信息应用的弱势群体,向他们提供数字智慧援助,减少“马太效应”。另一方面,要吸收其他地方智慧社区治理的成功做法,将治理经验本土化。由于目前各地的智慧化社区建设都处于起步摸索阶段,必然存在较多的发展难题,需要不断从应用示范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以期能为大型智慧社区的建设和推进提供参考性建议。

(四)完善社区治理智慧化的制度设计

制度供给与质量标准能为智慧社区的建设起到保障兜底的作用,所以制度体系与实施机制是评估社区治理现代化能力的关键指标,因此加强各个DIKW层次的制度设计显得尤为重要。组织制度设计和结构调适变迁可以让技术在组织运行中更好地发挥建设性作用。

一方面,要健全相关的数据信息安全法律体系。鉴于目前各地智慧社区建设缺乏整体性规划和建设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32],以及数据信息公开、共享、透明不彻底的问题,需要法律法规的出台为数据应用保驾护航。完善智慧化治理评价机制,以科学的顶层设计破除智慧社区建设中“信息孤岛”现象,打破政府部门各自为政、职能交叉和信息分割的局面。防范智慧社区建设中的网络安全风险,增强数字化技术与智慧社区建设制度之间的良性互动,有效推进统一的智慧化管理平台的建设。另一方面,要设计一套科学的治理监督与评价指标体系,对智慧社区建设水平进行周期性的测评管理。具体而言,要优化社会治理主体的信息公开制度,运用更为民主、便捷与高效的数字化监督机制。可以采取一些诸如互联网民意考评、“社区民意桥”网络监督等举措,通过监督社区主体的行为强化对社区共治的增权赋能,从而让社区治理更有智慧化效能。

(五)充分利用智慧社区协同行动价值

智慧社区建设同样需要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将社区多元行动主体纳入合作共治框架下来集体行动,为社区善治发挥效力。这也恰恰印证了智慧社区的建设并不简单是一个高新技术运用和数据信息处理的过程,还包括对社区治理价值认同的塑造,那就是形塑一个带有强烈认同感、归属感以及情感关联的治理共同体。在Q社区建设实践中,带有差异性合作意愿的主体难以就社区集体利益做出公共治理行为和为社区善治采取一致的行动,这也说明了当前智慧社区治理还处在转型期,社区利益相关者是理性的,但是力量是非均衡的,需要在内生性力量与外部制度规范的双重引导下,对主体进行智慧治理价值与手段上的赋权赋能,以调适智慧社区主体间的非均衡性。

一方面,在智慧社区治理的行动上,关注社区智治兼具活力与秩序的整体性过程。可以将社区居民的DIKW图谱结合自我构建理论、自我决定理论[33],全盘考虑智慧社区差异性角色的心理需求与利益关系,打通居民与公安、社区、物管的沟通渠道,拉动在场主体积极参与到智慧社区的构建与优化中来[34]。如利用大数据识别不同居民群体差异化的公共事务诉求与服务需求,并推送个性化公共服务,进而提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智慧化的意愿。例如针对老弱病残孕群体,社区和物管要主动识别需求并提供上门服务。另一方面,在智慧社区治理结构上,需打通社区治理动态化数据库,构建一个多主体协同的智慧社区治理深度交互系统。尝试建立基于P-E-M(即关注参与主体—赋权程度—参与形式)的智慧社区主体空间参與模式,连接不同智慧社区治理主体,构建以“信息交互、工作协同、事务商讨、结果互认”为特征的带有高度协同行动价值的新时代智慧社区治理运作模式,从而为实现智慧社区共治共管、共建共享打下良好基础。

六、结语

新时代社区治理共同体需要融合大数据的力量,借以提升社区共同体的韧性和活力,以此为突破口为社区治理的现实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DIKW体系可以深刻揭示各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整体运作机制和智慧社区治理的底层逻辑,其与数字化相关联,在社区场域的运用正逐步引发关注,并在一些社区智慧化建设场景中得以运用。DIKW数据化层次平台能自动感知、实时汇聚社区基础性底数,进而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将数据加工转化成信息,对社区人、房、物、情等要素进行诊断性分析。知识化是智慧社区治理信息结构化后形成的产物,可以辅助社区对在场主体的需求进行预测性分析,并为下一阶段的智慧化建设提供支撑。最后社区所要达成的是智慧化,以促进大数据应用技术与社区管理服务的深度融合来改进社区智治行为。当然,目前智慧社区建设还存在数据利用风险、安全监管漏洞、居民应用能力低、数字化治理技术成本高以及社区治理协同行动意愿低等亟待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可以借助DIKW理念统领智慧化社区困境的解决思路,如通过强化智慧社区数据化基础、推进智慧社区综合信息化服务、开展智慧社区知识化应用示范、完善社区治理智慧化效能的制度设计以及充分利用智慧社区协同行动价值等举措,在数据智慧的启示性与自省性的二重作用下促进社区治理思维的可视化,构建以“信息交互、工作协同、事务商讨、结果互认”为特征的带有高度协同行动价值的新时代智慧社区治理运作模式,进而以全方位主动、无感的精准治理来提升智慧社区治理的正义性、合法性以及有效性。

[责任编辑:张思军]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3]毛佩瑾,李春艳.新时代智慧社区建设:发展脉络、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东南学术,2023(3):138-151.

[4]伍玉振.智慧社区公共价值创造的理论阐释与实践推进[J].湖湘论坛,2023(2):114-124.

[5]陈福平.智慧社区建设的“社区性”——基于技术与治理的双重视角[J].社会科学,2022(3):64-73.

[6]孙萍.中国社区治理的发展路径:党政主导下的多元共治[J].政治学研究,2018(1):107-110.

[7]吴旭红.智慧社区建设何以可能?——基于整合性行动框架的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20(4):110-125.

[8]田娇,张德锦.应对公共危机智慧城市建设的再思考——基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J].上海城市管理,2020(3):33-38.

[9]陈立文,赵士雯.智慧社区运营管理体系及平台构建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J].当代经济管理,2018(8):37-42.

[10]叶原源,刘玉亭.社区的邻里性本质:内涵、特征及其实践意义[J].人文地理,2022(3):7-20.

[11]朱喜群.社区冲突视阈下城市社区多元治理中的权力博弈——以苏州市D社区更换物业公司为考察个案[J].公共管理学报,2016(3):49-60.

[12]陈荣卓,肖丹丹.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实践、发展与走向[J].社会主义研究,2015(4):83-89.

[13]周济南.数字技术赋能城市社区合作治理:逻辑、困境及纾解路径[J].理论月刊,2021(11):50-60.

[14]闫树涛.结构、行动与制度:城市社区中的社会组织有效协同治理[J].河北学刊,2020(6):177-185.

[15]纪江明,葛羽屏.基于“三网一云”理念的上海智慧社区发展策略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6(8):119-124.

[16]庞宇.智慧社区应急管理的创新模式[J].电子政务,2016(9):104-109.

[17]莫富传,娄策群,等.基于DIKW体系的政府数据利用路径研究[J].情报科学,2021(3):82-87.

[18]叶继元,成颖.情报的概念及其与信息链、DIKW链的关系探讨[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2(4):39-51.

[19]沈莉,吴玮莹.数据赋能视角下“智慧社区”建设的瓶颈与出路——以H社区为例[J].公共治理研究,2022(2):53-60.

[20]吴旭红,何瑞.智慧社区建设中的行动者、利益互动与统合策略: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9(6):80-94.

[21]张鹏.智慧社区公共服务治理模式、发展阻碍及整体性治理策略[J].江淮论坛,2017(4):70-76.

[22]周志纲.基于DIKW模型的政府数据开放价值创造优化研究[J].图书情报导刊,2020(4):34-39.

[23]葛天任,溥雨欣.新兴技术能否破解“共同体困境”——数字政府、智慧社区与敏捷治理[J].社会治理,2020(2):49-56.

[24]陈荣卓,刘亚楠.城市社区治理信息化的技术偏好与适应性变革——基于“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区”的多案例分析[J].社会主义研究,2019(4):112-120.

[25]吴璟.智慧社区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内在逻辑与机制建构[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39-47.

[26]钱坤.社区治理中的智慧技术应用:理论建构与实践分析[J].当代经济管理,2020(4):64-70.

[27]李志强,许峰.整体智治与网络融合:智慧社区应急治理机制及路径——基于浙江的实践探索[J].电子政务,2022(9):27-38.

[28]宋晓娟,王庆华.智慧社区:主体间新关系与治理新形态[J].电子政务,2020(4):121-128.

[29]黄璜.数字政府的概念结构:信息能力、数据流动与知识应用——兼论DIKW模型与IDK原则[J].学海,2018(4):158-167.

[30]蒋俊杰.从传统到智慧: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模式的困境与重构[J].浙江学刊,2014(4):117-123.

[31]张锋.超大城市社区整体性治理机制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22(6):27-31.

[32]韩芮.“技术+治理”赋能智慧社区新生态[J].中国机关后勤,2021(11):52-55.

[33]雷羽潇,段玉聪.基于DIKW图谱的虚拟社区用户性格分类与转换方法[J].应用科学学报,2020(5):803-824.

[34]姜晓萍,张璇.智慧社区的关键问题:内涵、维度与质量标准[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7(6):4-13.

How to Achieve Smart Governance in Large Urban Communitie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f Q Community in Guiyang City

SHAO Yu,ZENG Yan-ling

(School of Government,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00,China)

Abstract: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urbanization,the smart governance of urban communities has become the inevitable way of social governance.How to achieve the smart community governance of co-construction,co-governance and sharing is thought-provoking.Taking the four dimensions of data,information,knowledge and wisdom in DIKW model a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analysis framework,and the smart construction of a large Q community in Guiya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the authors explore the new connotation of wisdom,efficiency and sharing of community governance,and find that Chinas smart community is presently faced with the four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of data management,technology application,information coordination and system guarantee,which make the smart community a“virtual beauty”.To this end,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digital foundation of smart communities,promote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services of smart communities,carry out knowledge-based application demonstration of smart communities,improve the system design of smart community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and make full use of the value of collaborative action of smart communities to optimize the smart construction of large urban communities and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Key words: large urban communities;DIKW theory;smart;community governance

收稿日期:2023-06-11

基金項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边疆治理资源配置研究”(19BZZ042)

作者简介:邵宇(1978—),男,安徽五河人,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地方政府管理研究;曾艳玲(2000—),女,贵州贵阳人,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边疆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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