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数字鸿沟:智能手机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

向运华 金巧森

(武汉大学 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随着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加深,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保障老年人持续参与劳动的权利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将其转化为发展机遇的关键因素。在全球人均预期寿命和人力资本周期“双延长”的大环境下,世界卫生组织于2002年提出“积极老龄化”概念,倡导在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的同时,使其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获得最佳的发挥。促进老年经济参与是积极老龄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利于老年人个体实现经济独立,增强社会参与感与获得感,实现“老有所为”,也将通过输送劳动力的方式有效缓解“人口红利”消退带来的负面影响,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老龄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21世纪以来中国老年人劳动参与现象日益普遍,人数快速增长。据统计,城市老年人口中的1/3有再就业意愿[1];60岁及以上处于就业状态的老年人从2000年的4443.5万增加至2015年的5954.8万,其中60-64岁阶层的低龄老年人口就业意愿较高,就业比率已经到达50%[2]。老年人劳动参与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新中国成立70余年以来,信息化工作取得显著的成就,智能手机市场迅速发展,成为居民个体与家庭生活的必备工具。据估计,到21世纪中叶,手机在老年人口中使用将十分普遍,保守估计比例也有六成[3]。伴随着智能手机逐渐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之一,以微信、QQ、微博等为代表的社会化信息沟通工具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生产生活,也改变着人们劳动参与的方式与结构。智能手机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沟通更为便捷频繁,信息传递变得迅速及时,有效巩固与扩展了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多项研究表明,智能手机的使用通过影响劳动者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提高了其劳动参与概率及其收入。那么,一个值得思考与研究的问题是,智能手机的使用是否具有促进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功能呢?社会网络是否是智能手机影响老年人劳动参与的作用机制呢?解答上述问题不仅能推进智能手机影响劳动参与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而且对完善老年人就业市场,提高老年人社会参与意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伴随世界范围内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的劳动参与问题受到广泛关注,针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与老年人劳动参与息息相关。男性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明显高于同年龄段的女性;中低龄老年人再就业概率要高于高龄老年人;健康对城市老年人的再就业存在正向影响[4]。文化程度越高,老年人再就业意愿越高,养老保障对老年人再就业呈现负相关[5]。另一方面,婚姻状况、子女数量与代际支持也与老年人劳动参与状态相关,但研究结论并未达成共识。研究发现有配偶的老年群体就业率高于无配偶的老年群体,就业老年群体的平均子女数略低于未就业的老年群体[6]。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智能手机已然成为影响当前与未来劳动就业的重要因素[7]。既往研究表明,移动互联网能够显著提高就业水平,使用互联网的居民比不使用互联网的居民更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8]。智能手机的移动互联网平台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使用互联网进行工作搜寻可以大幅度地降低搜寻成本,有助于求职者高效地获得工作[9]。因此,相比不通过移动互联网的人,通过移动互联网找工作的人在工作信息的获取方面更有优势[10]。

分析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在其中的作用是研究智能手机使用对劳动参与影响的一个重要视角。智能手机的使用打破了沟通的物理界限,降低了社会网络内部的信息沟通成本,有助于社会网络范围的维护、扩张和网络强度的改善[11]。Dettling指出,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平台的兴起,使得个人快速拓展社会资本成为可能,而劳动者可以通过新兴的网络求职等方式得到更多的就业渠道与机会[12]。然而,也有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Kraut等人的调查研究发现,移动互联网的高使用率减少了调查对象与家庭成员的交流,缩小了其社会网络的范围,进而增强了其孤独感和失落感[13]。

目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老年群体劳动参与问题、移动互联网与劳动参与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总体来看,既有文献针对智能手机与老年群体劳动参与问题的研究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之处。首先,现有研究较多关注于老年人自身特征对其劳动参与的影响,重点考察了个人特征与家庭特征,较少涉及考察智能手机使用等信息技术对其劳动参与的影响。其次,就智能手机使用对劳动参与的影响而言,研究除了对全国劳动力人口的整体性考察外,也关注了农民、女性、大学生等群体,然而几乎没有涉及到老年群体。此外,不少研究虽然关注了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在智能手机使用影响劳动参与过程中的中介效应,但未具体考察该效应的具体大小,也缺乏内生性问题探讨。

基于此,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聚焦于智能手机对老年人劳动参与这一主题,采用全国范围的数据——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智能手机使用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并讨论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探究了社会网络的中介效应,旨在为保障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基本福祉,改善我国老年人劳动参与状况提出新的方向。

二、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研究数据来自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简称CLASS),该数据由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设计,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实施的全国性追踪社会调查项目,调查范围覆盖全国除香港、澳门、台湾、海南、新疆和西藏外的28个省(市、自治区),调查对象是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健康与相关服务、养老规划与社会支持、身心状况等多方面。2014年CLASS基线调查的样本来自全国134个县、区,462个村、居,最终样本容量为11511人。2016年在2014年基础上追访了6603人,新补充进4892人,最终样本容量达11495人。本文使用CLASS2016的数据,剔除相关变量的缺失值,有效样本共9071个。

2.变量界定与描述。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状态,选用CLASS问卷中对应的问题——“目前您是否从事有收入的工作/活动”,作为衡量老年人劳动参与状态的虚拟变量,“1”表示是,“0”表示否。

核心解释变量为智能手机使用。选用问卷中“您现在是否使用智能手机”这一问题,其中“1”表示是,“0”表示否。此外,为确保结论的稳健性,下文选择“您现在经常上网吗”这一问题稳健性检验,反映智能手机使用的频率,将选择“是”“否”的分别赋值为1和0。

中介变量为社会网络,采用“您一个月至少能与几个朋友见面或联系”这一变量作为主要衡量变量,将回答“没有、1个、2个、3-4个、5-8个、9个及以上”依次赋值为1、2、3、5、9,以考察智能手机使用是否通过扩大老年人的社会网络提高了劳动参与的可能性。

参考既有研究,同时将性别、年龄、户籍、受教育程度、是否领取养老金这些个体特征变量,以及婚姻状况、子女经济支持这两个家庭特征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中。此外,将老年人所在地区虚拟变量放入模型,控制地区间的差异。所有变量的选取、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3.研究方法。为考察智能手机使用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构建模型如下:

EMi=α0+α1Sphonei+γXi+εi

(1)

式(1)中,EMi表示老年人是否参与劳动,Sphonei表示老年人i是否使用智能手机,Xi为控制变量,包括老年人的个体特征变量与家庭特征变量,αi和γ为待估计系数,其中γ为向量形式,εi为误差项,αi为本文所重点关注的估计系数。如果αi显著为正,则表明智能手机使用能够促进老年人劳动参与;反之,则说明智能手机使用会抑制老年人劳动参与。

由于老年人劳动参与是虚拟变量,在稳健性分析部分,采用Probit模型来进一步分析智能手机使用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具体的模型设定如下:

pr(EMi)=φ(α0+α1Sphonei+βXi+εi)

(2)

表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三、实证分析

1.基准回归结果。为了更好地解释智能手机使用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效应,本文采用三组模型逐步回归的方法,表2展示了基准回归结果。在控制地区固定效应时,模型(1)仅加入智能手机使用这一核心解释变量,发现智能手机使用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老年的劳动参与,相比于不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概率提高了7.63%。模型(2)在此基础上加入个人特征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此时智能手机使用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有所减弱,但仍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模型(3)进一步加入家庭特征变量,得到近似的结果,表明智能手机使用确实能够促进老年人劳动参与,可能性提高了4.43%。

表2 智能手机使用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

根据模型(3)的回归结果可知,个体特征方面,性别、健康状况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年龄、养老保险金分别在1%和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负向影响老年人的劳动参与。这表明相比女性,男性老年人更倾向于劳动参与;收入水平越高,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可能性越高,这可能与其的消费观念与消费水平、劳动参与的便捷程度、内生动力等有关;健康状况越好,越有利于老年人劳动参与;年龄越高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可能性越低,没有养老保险金的老年人更倾向于参加劳动,这也符合常识。家庭特征方面,婚姻状况、子女经济支持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影响分别在10%、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可能是已婚者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参加工作从而“养家糊口”,而子女的经济支持可能与老年人本身开支有很大关系,同时老年人往往也不愿意仅依靠子女的经济支持,而更倾向于参加工作。

2.稳健性检验。为了增强研究结论的稳健性,采用以下两种方法进行检验:一是替换方法为Probit模型(见表3);二是考虑到绝大多数人已经把智能手机当作上网的主要设备,本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为互联网使用这一指标,以侧面反映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情况(见表4)。模型(4)采用Probit模型进行估计,结果显示,智能手机使用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老年的劳动参与。模型(5)则将核心解释变量改互联网使用,回归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提高了老年人劳动参与。表明研究结论具有高度的稳健性。

表3 替换方法为Probit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表4 替换核心变量为互联网使用的稳健性检验

3.内生性处理。考虑到老年人是否使用智能手机与其劳动参与状况可能存在一定的反向因果关系,即处于劳动参与状态的老年人很可能因为工作需要或更有能力支付智能手机使用产生的费用而选择使用智能手机,由此导致模型内有存在一定内生性问题的可能。基于此,结合问卷中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老年人居住的房屋是否有网络信号(有线或者无线)作为工具变量。一方面,居住的房屋是否有网络信号反映了互联网的普及率,可以直接影响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与否;另一方面,居住的房屋是否有网络信号不会直接影响老年人的劳动参与。表5显示了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当控制了其他变量时,第一阶段工具变量对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的影响显著为正,F值为93.55,工具变量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解释力较强,同时拒绝了不可识别的原假设和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在纠正内生性后,智能手机使用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智能手机确实提高了老年人劳动参与概率。

表5 内生性处理:工具变量法

为了进一步验证能检验反向因果关系和缓解自选择偏误,本文采用PSM估计进行检验(见表6)。匹配方式分别采用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三种匹配方式T值均高于1%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2.58。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对于劳动参与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平均处理效应(ATT)的差值在0.0134-0.0437之间。通过处理组与控制组比较,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ATT)的值均高于控制组,表明老年人是否使用智能手机会影响到劳动参与,上述结论进一步得到验证。

表6 内生性处理:倾向匹配得分法(PSM)

四、智能手机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讨论

智能手机使用能够有效促进老年人劳动参与,那么智能手机使用是通过何种途径影响到老年人劳动参与,研究这一问题对于理解智能手机的作用,更好地发挥智能手机在推进积极老龄化目标实现过程中的优势等有重要意义。

中国是典型的“人情社会”或“熟人社会”,个人的社会网络以及其构建形成的社会资本在劳动者就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4]。此外,也有研究表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与社会网络的规模显著相关,缺乏社会网络或融入社会的渠道,容易产生社会隔离感[15]。老年人很可能通过智能手机增加了与朋友的联系,拉近与改善亲朋好友间的关系,从而拓展了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增加了其社会资本,使其更易获得劳动参与岗位。因此本文认为,智能手机使用通过扩大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助力其劳动参与。

1.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温忠麟等讨论了中介变量的相关概念,比较了检验中介效应的主要方法,提出了一个通常比单一检验方法错误率小的检验程序,可做部分中介检验和完全中介检验[16]。根据此中介变量检验方法,考察社会网络是否是智能手机影响老年人劳动参与的中介变量,建立如下模型:

EMi=α0+β1Sphonei+γXi+εi

(3)

SMi=α1+β2Sphonei+ρXi+εi

(4)

EMi=α2+β3Sphonei+δ*SNi+μXi+εi

(5)

ME=β2*δ/(β2*δ+β3)

(6)

式(3)、式(4)与式(5)中,EMi表示老年人i是否劳动参与,Sphonei表示老年人i是否使用智能手机,SNi表示老年人i的社会网络,Xi为所有控制变量,εi为误差项。

检验程序如下:首先检验系数β，如果不显著则说明智能手机使用与老年人劳动参与之间不相关;如果显著,则进一步依次检验系数β2和δ,如果均显著则表明中介效应存在。此时,若β3不显著则表明为完全中介效应,若显著则视为部分中介,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例的计算如式(6);如果β2和δ至少一个不显著,则需继续进行Sobel检验,如果通过显著性检验,意味着中介效应成立,反之不成立。

2.智能手机使用的影响机制:社会网络。表7报告了中介效应的检验与估计结果,其中模型(3)反映的是式(3)的回归结果,已在上文进行了论述。模型(7)展示了式(4)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智能手机使用在1%显著水平下正向影响老年人的社会网络,使用智能手机使老年人的社会网络扩大了近1.5倍。智能手机的文字、语音、视频相融合的交流方式拉近了彼此之间距离,当人们觉得利用智能手机交流比面对面交流更加自如时,他们更愿意通过智能手机构建社交网络,并带入现实生活[17]。智能手机的使用增加了老年人日常的信息互动,巩固并发展了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及社会资本。

表7 智能手机使用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状态的影响机制

对于中介变量引入带来交互效应,本文采用构造使用智能手机与社交网络的交互项,研究发现,交互项并不显著,社交网络与使用智能手机并不存在交互效应。模型(8)报告了式(5)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社会网络的中介效应成立且为部分中介效应,即智能手机使用通过扩大社会网络促进了老年人的劳动参与,但计算得知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仅为11.39%。一方面,智能手机不受时空限制、便捷、高效的特点为老年人创造了一条更容易、自如的社交渠道,使得其与其他人的交流更为频繁,人与人之间劳动参与信息、招聘信息的共享更为普遍及时,从交流中及时获取劳动参与信息的可能性增加,这既能降低求职成本,也能提高求职成功率,从而促进了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另一方面,智能手机使用使得老年人能实时了解朋友的动态,当老年人得知朋友劳动参与或者浏览到招聘信息的情况下,也会激发自己的劳动参与热情。

五、结论与启示

老年人的劳动参与问题不仅关系老年人个体的社会参与感与获得感,也直接影响劳动力供给数量与供给结构,现阶段与未来较长时期内必须采取多种措施促进老年人劳动参与。研究发现:第一,智能手机使用能够显著提高老年人劳动参与的概率,相比于不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的劳动参与概率提高了4.44%,使用两种方法进行相应的稳健性检验与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后,研究结果依然显著。第二,影响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社会网络是智能手机影响老年人劳动参与的中介变量,即智能手机使用有助于扩大和巩固老年人的社会网络,从而促进其劳动参与。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一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较低,那么更多的是通过什么影响呢?这一问题在未来的研究中值得进一步探讨。

基于上述结论,要充分发挥智能手机和社会网络在提升老年人劳动参与过程中的优势,进一步强化智能手机在的劳动参与促进作用。第一,以5G网络等国家移动互联网发展战略为契机,稳步推进开展智能手机的普及、适老龄化改造工作,着力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提升智能手机对老年用户群体的服务性能。针对我国当前不同地区间、城乡间智能手机普及率存在的巨大差异,应加快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的移动互联网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从多方面降低智能手机费用和操作难度,从而使老年人能够“上得了网”并“能学上网”,平等地共享移动互联网资源。第二,提高老年人的智能手机使用能力,助力老年群体跨越智能鸿沟。老年人在智能手机时代处于信息弱者,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弱,接受速度慢,对于如何运用新进的智能设备、搜索工作信息、进行网络互动等方面都存在障碍。为此,应整合更多的社会教育资源,推出智能手机使用培训教程,提高老年群体智能手机使用技能和智能手机使用率,拓宽信息获取渠道,提升老年人通过网络获取劳动参与机会的可能。第三,巩固和拓展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发挥社会网络在老年劳动参与中的作用。推动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鼓励老年人通过智能手机加强亲朋好友之间的联系,增加社会交往频率,改善社会网络的结构,从而提升其社会资本积累。充分发挥智能手机在社会网络扩张和社会融合中的功能,缩小老年群体与其他群体间的“数字鸿沟”,拓展老年人的社会交往范围,增强社会网络连接强度,推进社会网络在促进老年劳动参与过程中的作用,提升个体劳动参与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