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官革命：当代视听文化的培育路径与价值检视

常江 李思雪

【摘要】流媒体的技术可供性是数字时代视听文化生态最重要的形塑动力：其一方面推动了视听符号、文本和项目在当代媒介环境下的极大增殖，推动了媒介文化的视听化转向；另一方面也赋予视听内容新的意义和价值体系，带来了整个视听文化基调的转变。文章基于技术可供性的理论视角，探讨流媒体化作为一般性进程对当代视听文化的影响。研究认为，流媒体的技术可供性促使用户形成了个人化、圈层化、情感化的媒介经验，进而不断培育着一种注重参与性、体验性和交互性的数字视听文化；源于传统影视商业和接受机制的观念，传统影视在流媒体时代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启示我们采用一种既开放又尊重经验的研究策略。流媒体技术的普及持续推进当代媒介生态的感官转向，未来媒介与人的关系将首要由人借由视听文化体验所获得的感官愉悦界定，而流媒体视听文化不过是当代人类信息文明向内坍缩的又一症候，需要以更具反思性和批判性的思维加以审视。

【关键词】流媒体 视听文化 媒介生态 技术可供性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6687（2024）2-005-09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4.2.001

一、流媒体时代的到来

数字技术正在新文化模式的形成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不但为新内容样态的出现创造条件，更为参与文化生产的各类行动主体设定新的规则框架。其中，流媒技术的成熟和普及成为传统影视文化向数字视听文化转型的基础推动力，为我们理解数字化在社会变迁中的角色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流媒体是一种将图像和声音信号直接从内容提供者实时传输给终端用户的数字媒介形态，与广播、电影、电视等传统公共视听媒体之间存在着技术架构和信号传输方式等方面的显著差异，与其他私人性的视听媒介形式（如录像带、DVD等实体存储设备和早期的下载模式等）也存在着使用方式和接受习惯等方面的显著差异。随着流媒体承载和传输的内容在数量、品质和大众影响等方面逐渐占据当代视听媒介版图的核心位置，一场由技术到文化的感官革命也就不可避免。本文从一种“技术—文化共生”的视角出发，尝试对流媒体所带来的当代视听文化的生态转型过程做出深入的解读，归纳这种新的数字视听文化在形态、规律和价值等层面的意涵，并据此展开对技术加诸信息文明和日常生活的总体性影响的反思。需要强调的是，为使讨论聚焦，本文对于流媒体视听文化的界定是狭义上的，主要关注由流媒体点播服务所提供的、具有节目或作品形态的内容，以及借助流媒体平台实现传播的各种节目化、作品化的媒介事件（如演唱会直播）。至于时下流行的打赏、带货等采用视听传播形式的商业交易行为，则暂不纳入考察。

二、流媒体的技术可供性

与其说流媒体是一种内容传输技术，不如说它是同属于一类视听内容流通与接受架构的信息服务的总称，其边界往往并不清晰，指称对象也通常不大明确。当下主流的流媒体网站主要采用一种名为VOD（video-on-demand services）的服务模式，其字面意思为视频点播，意指这类网站提供的内容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用户可在自己控制的终端上按下“开始”键后随时随地观看，赋予用户很大的自主性。具体而言，VOD模式又可因营利方式的不同进一步划分为SVOD（Subscription Video on Demand，订户视频点播）、AVOD（Ad-Based Video on Demand，广告视频点播）和TVOD（Transaction Video on Demand，即点即播）三种子类型。在全球代表性流媒体平台中，优兔属于典型的AVOD模式，网飞、亚马逊影音、迪士尼+等则均属于SVOD模式，后两者还同时提供TVOD服务。一国代表性流媒体平台采用何种服务模式，视乎该国独特的媒介制度和传播环境：美国的商业性流媒体平台虽以SVOD为主，但在世界不同地区采取不尽相同的播出策略；英国广播公司的流媒体平台BBC iPlayer采用与传统电视频道更为接近的AVOD模式，延续该国的公共电视传统并受政府资金的支持；我国流媒体平台大多依托综合性高科技公司，体现出多种服务模式混用的复杂特征，并受到国家网络信息部门的监管。[1]（31-33）

依托流媒体的上述服务模式，一些根植于传统影视时代的内容传播方式拥有了新的样态并得以延续其文化生命。以直播为例，资料显示，在数字化和全球新冠疫情背景下，近年来使用流媒体平台直播功能的用户数量猛增，[2]这种既与电视直播保持形式关联、又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削弱时空限定的新直播模式大大推进了传统视听娱乐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于是，体育赛事、音乐会、演唱会、舞台戏剧、脱口秀等强调现场感的媒介事件纷纷转向流媒体直播，以拓展受众面和营收来源；这些内容亦因高度可復制的数字化属性而易于后续的重复和强化传播，成为常规VOD服务所提供内容的一部分。伴随着直播的繁荣，屏幕、影像和门户亦随之大量增殖，这意味着定义传统视听媒介时代的远程观看如今已为更多元的组织、参与者与要素所掌控，[3]从而重新定义了视听文化的形式和秩序。由此可见，流媒体直播通过对视听内容的再媒介化，使一种新的媒介文化的出现成为可能。

本文主要采用的分析框架是技术可供性。这一框架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在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间锚定了一个协调性的立场——既关注技术的物质性和基础设施取向，也重视文化和个体行为在技术的社会影响中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4]技术可供性分析在形式上是一种典型的文化阐释实践，研究者须判断特定媒介因其技术特征而具备何种本质属性，以及这些属性培育、建构或者限定了怎样的媒介环境，并最终使这种环境与媒介用户行为间产生了何种关联。这种研究范式以“技术—文化共生”的动态思维方式，来解释为什么某种类型的行为和文化会在特定的媒介生态中存在与发生，以及媒介环境对置身其中的行动者的行为逻辑具有怎样基础性的影响。[5]

流媒体的技术可供性无疑是数字时代视听文化生态最重要的形塑动力。一方面，对于通信基础设施和数据传输速率有极高要求的视听内容，是在流媒体技术完全成熟并普及后才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高流通性；大容量、高保真的影像内容得以实时传输和接受，无疑有力推动了视听符号、文本和项目在媒介环境和日常生活中的极大增殖；一度作为媒介文化子类型的视听文化，如今俨然获得了一种统摄性的影响力，带来了整个媒介文化的视听化转向。另一方面，在流媒体构筑的基础技术架构中，视听内容及其承载的意义和价值也发生了有别于传统媒体环境下的嬗变，其与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关联性更薄弱，并不断强化着个体感官刺激和情感体验的合理性。这就带来了整个视听文化的基本基调的转变，进而预示着一种更具后现代状况的去深度、表浅化的信息文明正在不断形成。

从学理上看，对于本文所讨论的流媒体与数字视听文化两个核心概念，技术可供性框架要求我们着重检视流媒体的技术属性如何使数字的视听内容的生产、流通、接受乃至参与的文化的形成成为可能。[6]（91-105）在既有研究中，学者们考察了流媒体對当代电影文化的重构，解释流媒体如何削弱了电影与公共性之间的关系，而使内省和去中心化成为新的电影文化生态。[7]还对数字时代“下沉”的全球视听内容评价体系做出解释性研究，推断出主流评价体系在本质上是电影文化对全球技术生态做出的反应和适应，其内涵和过程也受到数字性技术逻辑的支配。[8]此外，还关注了流媒体对数字时代影视消费行为的重塑，认为主动的观众期望从消费端开始，革命性地从下游至上游影响电影传播的整个链条，塑造一种符合多极化审美倾向、私人化阐释需求与圈层化批评逻辑的接受文化等。[9]上述研究集中探讨了流媒体对视听内容的制作—发行—放映线性流程的破坏与重构，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技术与用户间的交互关系——数字媒体“间性消逝”的结构性变化，使当代的视听文化呈现出流行审美私人化、社会交往原子化以及身份认同流动化的特征。[5]而大数据依凭用户使用习惯所筛选推送的视听内容，逐渐摒弃语境化机制而形成的“审美茧房”，也让观众的自主选择和多元解读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自由的悖论”。[6]（91-105）

如果以网飞推出流媒体服务的2007年为起点，视听文化的流媒体化进程已超过15年的历史。15年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日新月异的数字时代已可算作一个“世代”。全球数字媒体用户在形成新习惯、适应新文化的同时，也逐渐显露出对于这一技术的疲态。[10]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集团加速其流媒体化的转型和布局，使得这一市场的竞争日趋白热化。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与短视频平台对于主流VOD模式的挑战，也使后者不断处于对自身的结构调整与观念创新之中，从而塑造着更加流动和多变的当代视听文化。而这一复杂的状况有赖学界不断做出及时的解释。这正是本研究得以展开的观念前提。

三、流媒体对数字视听文化的培育路径

参考既有的技术可供性研究的成熟框架，从点播、体验、交互和直播四个方面来剖析流媒体技术对数字视听文化的培育机制。本文认为，流媒体化的视听文化与传统意义上的影视文化相比，是一种颠覆性的实践革新和观念转型。

1. 点播革命：观看行为的变革

流媒体最初带来的“革命”，就是“点播的革命”——它在很大程度上将“快感的权力”赋予了普通观众。

作为数字视听内容的媒介载体，流媒体的点播服务首先破坏了传统的、高度依托现有社会结构的观看场景：它既颠覆了托马斯·沙兹所谓的“在公共密闭空间的黑暗中观看电影的集体仪式”，[11]也否定了大卫·莫利论述的在起居室内观看电视的家庭场景。[12]简言之，流媒体的点播革命让视听内容的接受完全成为私人行为，而不依附于任何既有的社会关系。此外，流媒体平台亦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点播服务类型，包括自动连续播放、倍速播放、多屏同放等，这进一步重塑了用户观看视听内容的时间体验与空间感知，进而也就革新了节目与观众，以及节目生产者与观众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以三种独特的流媒体内容点播方式为例，描摹上述变化过程。

首先，流媒体点播服务直接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观看模式——刷剧。简单来说，就是原本要按照时间表上映或播放的内容，如今可以采用一次性上线的方式，令观众在极短、集中的时间内完成整个观看过程，可提供高强度的感官愉悦。刷剧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用户行为问题，它的普及改变了传统影视行业在过去100多年间形成的诸多制片和发行传统，令档期、播出季、周播制等机制失去效力。网飞是刷剧模式的首创者，它最先启动了整季上线的播出策略，并在《纸牌屋》等早期重要作品中获得巨大成功。[13]此后，内容创作者逐渐不再需要过度考量两集之间可能存在的时间间隔（如在上一集结束时设下悬念以吸引观众看下一集），以及特定剧情与其播出时间匹配问题，而是得以尝试更为复杂且高强度的叙事结构，这就极大拓展了传统剧集的叙事广度和文化厚度。在中国，尽管“台网同播”机制的存在使得很多优秀作品（如《狂飙》）的一次性上线仍难以实现，但这些作品从全部上线完毕那一刻起，就开始以一个完整的故事体系被所有用户反复审视，这就要求其质量必须足够“过硬”。如有研究指出的，流媒体平台开创的这种新在线视听资源供应方式，塑造了一种以高质量内容迎合观众阐释权的生产体系，[14]从根本上动摇了既有的视听文化生态。

其次，流媒体点播革命培育的另一种日益常态化的观看方式是倍速观看。如今，大多数流媒体平台均允许（付费）用户以特定倍率加快或减缓内容播放的速度，令其通过对“播出时间”的操纵来获取新鲜的观看体验。这种点播功能最初是为了给不适应节目原本播出节奏的视障或听障人士提供便利的，[15]但后来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将其视为践行“快感自主权”的方式——对于需要细细品味的内容以0.5倍速观看，对于只需要快速浏览的内容则以2或3倍速观看——它指向了一种强调个人体验和自我意识的情感心理过程。[16]因此，倍速观看最直接的影响在于改变了视听传播的节奏和效率，使其不再具有统一的标准。失去了对“时间”的把控权的内容创作者可能会为了迎合喜爱倍速观看的群体而给作品“注水”（即用不必要的情节内容使文本延长），[17]也可能会为了抑制观众的倍速观看行为而刻意提高叙事的密集度。总之，其在创作中必须考虑用户可能的观看方式而不仅仅是内容本身，并被迫做出回应与反馈。而对于观众来说，倍速观看创造了新的视听组合：提速的动作、高亢的声调、快进的情节……这一切都有可能生成与创作者本意有所出入甚至截然相反的意义。比如用户高度年轻化的中国流媒体网站Bilibili上一度流行的、通过高倍速剪辑形成“鬼畜”类视频，就成为一种代表性的青年视听文化样式，数字视听文化因此始终包含难以预测的活跃要素。

再次，多屏觀看也是流媒体点播革命的必然产物。所谓多屏观看，指的是流媒体平台往往同时支持多个观看终端，付费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灵活选择屏幕。如果说倍速观看改变了用户的时间体验，那么多屏观看则旨在重塑用户的空间感知。智能电视、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投影屏幕……对于用户而言，不同的播放终端不仅代表着不同丰富程度的信息，还意味着不同的空间体验。客厅、户外、交通工具上、工作场所中……流媒体终端的多样性、流动性和兼容性让观看行为无需固定在某个场景，也几乎抹去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严格界限。可以说，屏幕选择的多样和自由给用户带来了具身体验和触觉感知的丰富性，为视听文化创造了新的媒介话语和场域。[18]不过，这也带来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视听内容的播出必须与其他信息经验共享屏幕。比如，在用户常用的手机终端上，观看一部剧的过程总是会被微信不断弹出的实时信息所打扰，而观看者也往往不得不暂停观看行为去查阅那些信息，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注意力的碎片化。这一状况可被视作一项“自由的代价”：当我们可以任意选择让自己舒适的视听内容观看终端，视听文化也就失去了它的媒介独一性，以及附着在这种独一性之上的排他的快感。

无论刷剧、倍速观看还是多屏观看，其实都是流媒体基于其技术可供性为用户的行为创造的新逻辑。这种新逻辑不但深刻影响了用户获得视听文化经验的方式、节奏和场景，赋予其前所未有的把控时空的自主权，而且也无疑会影响视听作品的意义生产和流通机制，促使创作者和平台不断依照流媒体的媒介逻辑调整生产与播出策略，探索更加适应新媒介环境的实践模式。一种以用户获取感官愉悦的自主权为中心组织起来的新的视听文化形态因此成为可能。

2. 体验革命：内容矩阵与全球在地化

基于其技术可供性，流媒体与用户间的关系在“传播者—受众”和“生产者—消费者”的基础之上，正不断转向“平台—使用者”的新模式。因此，传统意义上的观看与接受研究，在经历了受众转向之后，开启了用户转向的进程。[19]这似乎意味着观看什么和如何观看的权力正在从制作和播出机构转移到观众手中，并以观看的体验为依据形成了新的标准体系。但是事实是否真的如此？这是值得讨论的。

毋庸置疑，观众的体验在今天的视听文化生态中占据比过去更重要的地位，这集中体现为各大流媒体平台都不遗余力将提供更好的体验作为技术服务的核心目标。大多数流媒体网站的首页选片分屏是对电影屏幕、电视屏幕与电脑屏幕的耦合，力求在同一块屏幕中汇集不同类型视听作品的风格，以满足用户多元的接受需求；同时，这些平台也借助智能算法来决定排列和展示内容条目的方式，从而为每一个用户创造个性化的片库，将其接受体验精细化。[20]此外，流媒体平台大多十分注重对核心用户群体的观看行为数据的搜集。用户是主动、直接地检索其想看的内容，还是被动地接受平台依据其历史表现向其推荐的同类型内容或时下热播内容？这两种行为其实折射出用户使用流媒体平台时的不同侧重点：前者体现出注重片目库存完整性和稳定性的资源导向，后者则体现出注重原创内容更新速度和质量的内容导向。而任何成功的流媒体平台必须依照自身掌握的数据，兼容上述两种取向并在其传播策略中不断做出灵活的调整。其结果就是，传统媒介的线性内容编排失去效力，视听内容生态日益呈现为以核心产品为中心，同时拓展出相关作品合集和同类作品推介的内容矩阵。

目前，矩阵化已成为流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最具竞争力的媒介特性之一。不过，虽然它在获取资源的总量和整合资源的便捷度上具有突出优势，但同时也衍生出了一系列新问题。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矩阵化的内容排布和供给方式虽然减少了用户在同一平台寻获节目资源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但增加了用户跨平台的使用成本。不同平台间的激烈竞争决定了它们会采用多种手段来驯化用户行为并培养其对自己的忠诚度，无形中构筑起另一种阻碍互联网资源自由流动的壁垒。比如，中国的三个代表性流媒体网站爱奇艺、优酷和腾讯视频无论在片库、算法还是平台规则上都有相当的差异，其对优质内容的竞争也相当激烈，这就决定了用户要想拥有充分的接受体验就要付出比过去更高而非更低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而在电视时代，获取绝大多数节目资源都是免费的。此外，矩阵化的前提是数据化和算法化，没有有效的智能推荐系统，矩阵无从谈起。因此，所有平台都会用公开或隐秘的方式收集用户数据并用于生成矩阵。这固然减轻了用户自主选择观看内容的决策负担，但也在相当程度上掩盖了这种“自主权”实际上是数据监测结果的事实，[21]造成了流媒体公司对于用户个人信息的滥用。[22]

不过，与过去相比，用户终究还是拥有了更高的能动性，他们选择成为哪个平台的订户、选择放弃哪个平台或干脆转向其他接受媒介，都有充分的自由。数据显示，在过去两年之中，由于部分视听内容的版权在多家流媒体平台之间流转，用户不得不同时打理多个订阅账户，以及推荐系统的低效乃至失效等问题，消费者对于流媒体的兴趣普遍降低，退订现象日益普遍。[23]这是伴随着流媒体服务市场日趋成熟、竞争者不断增多、服务类别持续细分等趋势必然出现的结果。媒介的进化总是存在局部反复，并非一种直线的演变。流媒体视听内容的矩阵化与数字媒体用户自主权之间存在的张力，成为数字视听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矛盾。随着用户对流媒体技术的日益熟悉，最初的新鲜感很容易在算法的同质化分发策略中转变为倦怠，而自主意识的觉醒只会让他们更加理智和谨慎地为自己观看的内容付费，甚至干脆转向其他更具社交价值或情感吸引力的媒介形态（如社交短视频）。

流媒体技术体验革命带来的另一个文化影响，就是全球在地化。由于互联网文化的边界超越传统电信技术壁垒，因此流媒体视听内容在理论上也更容易实现跨境传播，这就决定了平台必须要面对视听内容的跨文化与本地化接受的问题。逐利的企业本质决定了流媒体平台始终觊觎全球市场，因此其长远经营目标是吸引全球范围的订阅用户。于是，我们看到那些全球性的流媒体平台近年来均致力于甄选、策划并投资本土团队主导的影视创作项目，试图以更加多元的节目库来吸引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用户。例如，有研究者考察网飞在亚洲市场的经营活动，认为其在地化策略行之有效，能够在充分尊重本土审美趣味及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带动当地视听创意产业的联动发展，实现产业共赢，这体现了流媒体平台全球在地化策略为文化多元主义作出的贡献。[24]2021年，网飞面向全球市场推出的《鱿鱼游戏》大获成功，这是该公司自2016年以来与韩国影视行业进行深度合作的成果。对此，视听文化理论家阿曼达·洛茨精确地指出：全球在地化不仅旨在吸引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订阅者，而且也源于流媒体行业在发展中形成的某种文化自觉，因为在全球化的环境下，任何平台的口碑都与其国际的象征资本息息相关。[1]（31-33）然而，由于欧美平台在技术和资本方面的垄断性优势，在可预见的将来，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视听产业将始终面临文化独立性、自主性和民族性受到全球性力量侵蚀的危机。[25]

就目前而言，全球在地化的多元主義和文化民主图景并没有随着流媒体技术的普及而成为现实，前数字时代既有的全球文化权力格局依然发挥着顽固的作用。因此，不能认定流媒体服务对于用户体验的高度关注实质性地撼动了传统媒体生态生产者中心的传统，而技术带来的解放性力量也并不总是能够冲破高度成熟的资本主义商品流通体系。流媒体平台基于前沿技术建立的内容矩阵和全球布局固然将用户的体验和需求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但流媒体技术和政治经济架构也对用户的能动性做出了诸多限定，其本质是对感官的商品化。因而，至少在当下，流媒体平台与观众之间围绕自主权展开的博弈仍在继续。

3. 交互革命：强化情感联结

近年来，学界已广泛而深入地讨论了媒介生态的数字化对文化产生的另一深远的影响，那就是所谓的情感转向，即情感作为一种强势动力如何日益深刻地介入乃至主导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作为代表性的数字媒体技术，流媒体的数字性和情感性亦如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一方面，流媒体在普及的过程中，培育着新的情感生产与表达规则；另一方面，曾经被动的观众也通过不断学习并运用上述情感规则来帮助自身完成新技术条件下的社会化。[26]随着电影银幕和电视节目时间表对观看行为的统制被持续削弱，一种极富参与感的接受机制取代了过去那种沉默的观看仪式，用户和视听内容之间以及用户群体内部，因流媒体的技术可供性形成了复杂的情感联结，并在用户的日常媒介使用实践中得到反复强化。具体到当下流行的流媒体平台，弹幕和订阅制两种机制就是这种情感联结机制的代表性构造。

弹幕是流媒体视听文化作为一种参与性文化的突出体现，它在亚洲地区比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更为流行与发达。文字的书写与视听的内容共存于同一画面并由不同传播主体生产，这是流媒体技术可供的结果。这种高强度的参与感对很多观众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也带来了显著的文化效应。在用户行为层面，发送与阅读弹幕的行为破坏了观看行为的整体性和连续性，让观众的一部分本应投入意义解码活动中的精力，转移到了寻求与其他观众建立交流和情感认同的活动中。这在一些代表性的弹幕话语结构中得到印证，如“只有我一个人认为……吗？”“XXX的某个动作真的很戳我，谁懂？”“好害怕，怎么没有弹幕护体”等。用户通过这种另类生产实践，传递出与其他用户共享相似情绪的渴望，以期结成临时性的阐释共同体，与文本中凝结的创作者意义进行协商或对抗。在视听文本层面，弹幕还能促进生产者内容与用户生产内容的融合，在互动要素的参与下构建了一个更为复杂、多义、暧昧且开放性的文本体系。[27]用户借助弹幕对视听内容做出评论、与视听文本产生互文、与其他弹幕进行对话、用弹幕造型与画面交叠，甚至发送与视听文本意义毫无关联的弹幕内容等行为，揭示了流媒体的交互革命在颠覆书写现代神话的同时，又通过对其部分要素进行吸纳和改造的方式，构造新型视听文本、塑造新式意义秩序的微观实践。[28]自此，视听文化的意义生成机制溢出了作品文本的边界，而开放给了所有试图参与交互实践的用户。总而言之，弹幕机制的流行表明流媒体技术已不再单纯是传输视听内容的工具，而是变为流动的意义生产、更新与存档的基础架构，这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创作者的话语霸权，强化了数字视听文化的参与性色彩。

至于订阅制，则是大多数SVOD服务的基础盈利模式，其最重要的效应在于让平台（播出机构）摆脱了对广告商的依赖，在内容供应者和内容消费者间建立起直接的交易关系。一般来说，直接向平台付费的订阅用户可以无差别获取其地区片库中的所有内容资源，其享受的服务则依据付费价格的高低，在同时支持的播放终端数量、是否具有下载功能以及画面清晰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在中国，流媒体行业形成了十分复杂的付费订阅机制，大多数流媒体网站的付费会员除了能够获取平台片库资源外，还能全部或部分获得如下“特权”：第一时间观看随时间更新的节目、选择清晰度更高的画面、跳过商业广告、观看独家特制内容、进行倍速播放、发送弹幕或“只看TA”等。但无论如何，订阅制的本质是让观众直接为内容付费，因此支撑其持续运行的始终是内容本身的吸引力，这就将平台与平台间的竞争首要地限定为对优质内容的竞争，这显然有助于一种良性行业生态的形成。不过，流媒体平台这种将不同付费价位与不同权限相捆绑的订阅机制，在用户群体中建立起一种等级体系。从平台的角度看，这显然有助于刺激用户为追求更好的服务而选择支付更高的订阅费；从用户的角度看，这意味着传统电视网时代那种人人平等一起看广告的“形式民主”不复存在，观众的自主权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其有多大能力和意愿花费更多的金钱。且随着竞争的激烈和注意力市场的饱和，新订户的增长渐趋缓慢，各大平台更要通过不断分层的付费机制来提高收益，这显然只会加剧观众的分层。

总体而言，弹幕机制培育了用户在视听内容意义生产过程中的参与意识，而订阅机制则在推动良性内容竞争的同时在用户群体间制造了新的等级秩序。两种机制通过强化人机与人际的连接，为流媒体时代的视听文化赋予了鲜明的交往属性。情感转向的发生让我们意识到，上述连接首要是情感性的，因此也就始终存在着过于私人化乃至“文化失控”的风险。在放大个体参与意识和打散传统受众群体的同时，流媒体视听文化不可避免地将面临侵蚀公共性价值的指控。

4. 直播革命：数字化的媒介仪式

传统电视最具魅力的传播形式莫过于现场直播，因其能在庞大的观众群体中制造“天涯共此时”的在场感，是前数字时代最重要的媒介仪式。对于特定重大媒介事件（如香港回归、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等）的电视实况转播已成为中国人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来源。这一点在流媒体时代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延续。

在某种意义上，流媒体直播可被视作传统电视直播在数字时代的延伸。但是由于流媒体特有的个人化接受方式，其直播活动在涵盖范围、呈现形式、用户体验等方面与电视直播形成了显著的差异。在某些内容领域，流媒体直播基本上是电视直播的替代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常规体育赛事直播。对于版权方来说，授权流媒体平台可以有效扩大观众的地理分布范围，提升节目的商业和文化效能，避免在传统电视网的注意力经济规则下被边缘化，这尤其适用于一些比较冷门的、传统电视网不感兴趣的运动项目。[29]不过，流媒体直播更值得关注之处在于，其将过往一些电视直播极少或从未涉足的领域（如电子游戏）纳入自己的内容体系。这类内容不仅追求观赏性，而且追求参与感。流媒体技术可以让个体直播者将自己的游戏操作过程现场解释或展演给观众，或者实时评述其他人正在进行的游戏过程，这就形成一种传统电视难以企及的互动效应。这样一来，流媒体直播就营造了一种虚拟在场的媒介体验，兼容观看与社交两种行为，体现出了极富文化活力的一面。

2020年，疫情的暴发成为流媒体直播蓬勃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体育赛事、剧场表演等一度需要肉身在场的文化活动，在这一期间纷纷转向流媒体平台以维系生存，这就为各种大型媒介仪式的深度流媒体化提供了演练的机会和实践的合法性。人们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体会到流媒体技术在承载媒介仪式方面独特的魅力：它不仅能够实时呈现媒介事件本身，而且也能及时传递仪式中各方参与者的情绪和反应。由于反馈机制的缺乏，在传统电视直播活动中，即使是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也需要“看见”身在遥远现场的人的状态，才能获得某种情绪上的满足——观看球赛并为之心潮澎湃的球迷观众，其激动情绪部分源于比赛本身，部分源于电视屏幕所呈现的现场的热烈气氛。但流媒体直播改变了这一传统。如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即使因疫情防控要求现场几乎没有观众，通过流媒体终端观看直播的用户也仍然能够获得相当程度的满足。新的直播技术带给他们直接或间接参与的虚拟在场感，令他们可以通过实时弹幕、社交媒体讨论等方式完成自己的情感宣泄仪式，实现对感官经验的抒发和升华。流媒体化不仅改变了用户的观看体验，也改变了从事直播的媒介平台以及媒介事件中的主人公，促使媒介仪式中的各方行动者探索新的互动与平衡。[30]从媒介理论出发，流媒体直播是一种典型的间性文化，实现了在新旧两种媒介形式的交叉融合中创造新的意义。

此外，流媒体直播也因给观众的体验和表达预留了巨大的行动空间而日益成为互联网用户的一种积极主动的文化生产行为。尼克·库尔德利曾在《媒介仪式：一种批判的视角》一书中指出，互联网时代的直播其实是一种“自我展露”的实践，兼具民主和虚幻两种属性。[31]随着越来越多的平台提供便捷的技术功能，普通用户也能成为一个小型的直播频道，库尔德利的判断得到印证。一方面，借助从普通观众向直播主的生产者身份的转换，很多用户得以实现商业和文化上的变现，一些特定类型的直播内容（如游戏）甚至在全球范围内衍生出跨地域、规模庞大且内部生态细腻的趣缘社群体系。[32]另一方面，这种形式上更加“支离破碎”的生态实际上也加剧了公共文化空间的衰落：对共识的追求让位于对个体创造力的推崇，而过去一百多年里形成的視听表达的规则体系也面临全面的解构，分众化甚至小众化或将成为一种常态。流媒体的技术可供性所预示的文化演进发展方向始终是明确的：数字时代的视听文化将不断探索突破时空界限的传播方式，并致力于追求意义生产和人际交往的深度融合。

四、感官革命：流媒体与视听文化的未来

本文尝试从技术可供性的视角出发，全面分析流媒体化作为一般性进程对当代视听文化的培育和影响。概言之，流媒体的技术可供性促使用户形成了个人化、圈层化、情感化的媒介经验，进而不断培育着一种注重参与性、体验性和交互性的数字视听文化——这是流媒体的技术可供性与当代视听文化在不断交互、螺旋式推进的传播实践中逐渐形成的逻辑关系。通过深度回应和不断唤起大众感官体验的方式，流媒体技术正在重新界定媒介生态的文化属性和演变规律。在新旧媒介逻辑的冲突和融合中，个体能动性与平台利益诉求、全球主义与地方主义、技术赋权与资本钳制性等长期存在的矛盾也表现出新的症候，而新的文化构型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形成。

在对变化给予充分关注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源于传统影视工业和消费体系的观念传统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个性化内容分发机制赋予观众点播的自主权，也为生产端更好地迎合观众需求提供了依据。而各大流媒体平台所普遍采用的订阅制，近两年也纷纷出现了订户增长乏力的问题，[33]因此某些网站开始考虑部分地重归广告模式，这必然意味着对于视听文化发展方向的一部分“控制权”要从订户和平台让渡给广告商。概言之，技术不是文化演进的唯一力量，它要面临各种传统观念和媒介逻辑的审视，在更多时候只能间接或曲折地发挥作用。对此，研究者既要保持开放的心态，也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

而从一种更为本质主义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透过对流媒体视听文化的生成机制和文化效应的解读，探析数字时代人的媒介化生存，以及人在深度媒介化的历史进程中的主体性问题。随着流媒体技术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在它不断与前沿算法技术的结合中，几乎可以预见一种对日趋智能化的视听符号生态的心理和情感依赖会将我们带入一个以感官的逻辑取代意义的逻辑的新时代。基于数字媒体架构的当代媒介文化将变得更为直接，也更具颗粒度；但与此同时又会极为服帖地为用户提供源源不断的、高度个性化的感官体验，令人欲罢不能。然而，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文化终究为人所创衍并在人的生活经验中获得正当性，因此流媒体带来的感官革命的迅猛态势其实可被视作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结构不断形成的表征。这种新的社会文化结构以个性化和交流感为核心特征，通过不断压缩公共协商空间来塑造一种个体自主的幻象。在这个意义上，流媒体视听文化不过是当代人类信息文明向内坍缩的又一症候，需要以更具反思性和批判性的思维加以审视。

结语

本文基于流媒体的技术可供性分析，尝试对数字视听媒介及其所表征的当代文化的感官转向做出深入考察，并据此想象一种既价值多元、又保有公共性底色的媒介生态在数字化的历史条件下得以生成的方式。无论从文化发展的民主目标还是人在信息时代的生存境况出发，媒介理论都应当保持对诸种技术神话不断祛魅的努力，不懈探索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实然和应然相协调的技术史观得以确立的观念路径。这一理想的实现，不仅需要学界坚持思想实验，也有赖大众化媒介批评实践的日趋成熟，更呼唤整个社会在素养教育和传播制度领域的持续革新。对此，我们既要具有足够的耐心，更要保持坚定的行动意志。

参考文献：

[1] Lotz·A. D. Netflix and Streaming Video： The Business of Subscriber-Funded Video on Demand[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22.

[2] Kominers·S. D. How the Pandemic Revealed the Power of Live Video[EB/OL].[2021-04-17].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1-04-17/livestreaming-surged-during-the-pandemic？leadSource=uverify%20wall.

[3] Hutchins B， Li B， Rowe D. Over-the-top sports： live streaming services， changing coverage rights markets and the growth of media sport portals[J].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19（7）： 975-994.

[4] Nagy P， Neff G. Imagined Affordance： Reconstructing a Keyword for Communication Theory[J]. Social Media+ Society， 2015（2）： 1-12.

[5] 常江，田浩. 間性的消逝：流媒体与数字时代的视听文化生态[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12）：137-145.

[6] Arditi D. Streaming Culture： Subscription Platforms And The Unending Consumption Of Culture[M]. Leeds， UK： 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 2021.

[7] Mitchell W. Image Science： Iconology， Visual Culture， and Media Aesthetic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107.

[8] 常江. 流动的经验与下沉的话语：数字时代的电影评价体系[J]. 当代电影，2021（8）：4-9.

[9] 田浩. 意图的置换：流媒体对数字时代电影消费的重塑[J]. 当代电影，2022（11）：102-108.

[10] Kantar. Fight to retain subscribers heats up as streaming growth stalls in the US[EB/OL].[2021-11-02].https：//www.kantar.com/north-america/inspiration/technology/streaming-growth-in-us-has-stalled-and-the-fight-now-is-to-retain-subscribers.

[11] 托马斯·沙兹. 旧好莱坞·新好莱坞：仪式、艺术与工业[M]. 周传基，周欢，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9-13.

[12] 大卫·莫利. 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M]. 史安斌，等，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2-8.

[13] Stoll J. Number of Netflix paid subscribers worldwide from 1st quarter 2013 to 4th quarter 2022[EB/OL].[2023-01-20].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50934/quarterly-number-of-netflix-streaming-subscribers-worldwide/#：～：text=Quarterly%20Netflix%20subscribers%20count%20worldwide%202013%2D2022&text=Netflix%20had%20nearly%20231%20million，compared%20with%20the%20previous%20quarter.

[14] Jenner M. Is this TVIV？ On Netflix， TVIII and binge-watching[J]. New Media & Society， 2016， 18（2）： 257-273.

[15] Alexander J. Netflix is letting people watch things faster or slower with new playback speed controls[EB/OL].[2020-07-31].https：//www.theverge.com/2020/7/31/21348693/netflix-playback-speed-slow-fast-mobile-android-web-tv-streaming.

[16] 何天平. “观看”作为再创作：论视听文化再生产与受众介入式审美——基于技术可供性的视角[J]. 现代传播，2022（4）：125-132.

[17] 赵丽瑾. 倍速，为何成了观剧“刚需”？[EB/OL].[2021-10-20].https：//m.gmw.cn/baijia/2021-10/20/35244873.html.

[18] 李国聪. 多屏传播语境下观影空间的转向与重构[J]. 当代电影，2023（1）：110-115.

[19] Biltereyst D， Meers P. Film， cinema and reception studies： Revisiting research on audience's filmic and cinematic experiences[M]//Giovanni·E. D， Gambier Y. Reception Studies and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8： 21-42.

[20] 王伟.“数字第一屏幕”与“算法分屏”——视听流媒体的屏幕形式、机制与文化[J]. 当代电影，2023（1）：104-109.

[21] Arnold S. Netflix and the myth of choice/participation/autonomy[M]//McDonald K， Smith-Rowsey D. The netflix effect： Technology and entertain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Bloomsbury， 2016： 49-62.

[22] Andrejevic M. Surveillance and Alienation in the Online Economy[J]. Surveillance & Society， 2011， 8（3）： 278-287.

[23] Westcott K， Arbanas J， Arkenberg C， et al. 2022 Digital media trends， 16th edtion： Towards the metaverse[EB/OL].[2022-03-28].https：//www2.deloitte.com/us/en/insights/industry/technology/digital-media-trends-consumption-habits-survey/summary.html.

[24] 张燕，赖缨. 网飞在韩国参与式传播的影视实践与探索[J]. 当代电影，2022（10）：80-89.

[25] 陈亦水. 来自赛博空间的挑战：当代流媒体平台的全球发展与现状[J]. 當代电影，2020（5）：103-111.

[26] 田浩. 反思性情感：数字新闻用户的情感实践机制研究[J]. 新闻大学，2021（7）：33-45.

[27] 王婷. 交互性神话、公共修辞与悬置的主体——作为一种社会历史实践的弹幕电影[J]. 当代电影，2022（6）：53-58.

[28] 孙藜. 数字平面中书写的“观看化”：“弹幕”媒介史之思[J]. 新闻记者，2022（12）：41-52.

[29] 王沛楠. 东京奥运会与流媒体直播的模式转型[J]. 青年记者，2021（17）：91-92.

[30] 杨霜. 试论“互媒体性”[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4）：11-17.

[31] Couldry N. Media Rituals： A Critical Approach[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115-134.

[32] Toward a Twitch Research Toolkit： A Systematic Review of Approaches to Research on Game Streaming[C]. Barcelona， Spain： CHI PLAY' 19， 2019： 111-119.

[33] Chan·J. C， Szalai G. Price Hikes at Streaming Giants May Fuel Churn Rates as Consumers Opt Out[EB/OL].[2022-11-09].The Hollywood Reporter， https：//www.hollywoodreporter.com/business/business-news/apple-disney-netflix-price-increases-1235258312/.

The Sensory Revolution： The Cultivating Approach and Value Scrutiny of Contemporary Audio-Visual Culture

CHANG Jiang1， LI Si-xue2（1.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2.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technological affordance of streaming media is the most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shaping the audio-visual cultural ecology in the digital age. On the one hand， it promotes the great proliferation of audio-visual symbols， texts and projects in the contemporary media environment， and encourages the audio-visual turn of media culture. On the other hand， it endows audio-visual content with new meaning and value systems， bringing about a change in the tone of the entire audio-visual culture. Based on a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ical affordance， this article explores streaming media as a common progress that has an impact on contemporary audio-visual culture. It argues that the technological affordances of streaming media will form personalized， systemized， and affective media experiences and cultivate a digital audio-visual culture of participation， experiencing， and interaction. Meanwhile， the academic legacies of industrial commercialization and reception mechanism are still showing their dynamics in the era of streaming media， which enlightens us to adopt an open-minded research strategy that respects empirical studies. The popularization of streaming media technology continues to promote the sensory turn of contemporary media ecolog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and people in the future will be primarily defined by the sensory pleasure people get through audio-visual cultural experiences. The streaming audio-visual culture is just another symptom of the inward collapse of contemporary human information civilization， which requires us to examine it repeatedly with more reflective and critical thinking.

Key words： streaming media; audio-visual culture; media ecology; technological affordance

（责任编辑：吕晓东）

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厅普通高校创新团队项目“深圳大学数字媒体文化实验室”（2020WCXTD019）

作者信息：常江（1982— ），男，吉林长春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深圳大学媒体融合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数字新闻学、数字媒体文化研究；李思雪（1991— ），女，吉林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数字媒体文化研究、视听传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