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庙经济学”：“印度教特性现代化”的又一试验

张忞煜

2024年1月22日，印度总理莫迪在北方邦阿约提亚为罗摩神庙举行盛大揭幕仪式。

1月22日，印度总理莫迪在万众瞩目下为北方邦阿约提亚备受争议的罗摩神庙主持了盛大的揭幕仪式。神庙落成的庆祝活动遍布全印各主要城市，印度多地政府、企业和学校宣布放假半天，股市休市，国家几乎陷入“停滞”。如果说持续了约一个世纪的阿约提亚寺庙之争堪比一场四幕剧：那么第一幕是围绕寺庙的历史话语权之争；第二幕是上世纪90年代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以街头政治动员发动的大规模“毁寺建庙”行动；第三幕是印度国家机器逐渐脱离世俗原则并最终由“国家建庙”；而正在上演的“神庙开发”则是这部大戏的第四幕。这场四幕剧为世界展现了宗教民族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逐渐融为一体的试验样本。不过略显尴尬的是，它既违背了“老派”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甘地社会主义经济理想，也违背了1991年印度经济改革设计者们的世俗主义初心。

“以教促耕，以庙建市”的历史实践

虽然印度许多宗教派别都追求出世解脱，但神职人员和宗教场所并非处在真空中。唐代僧人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便描述了印度那烂陀寺与以钱粮和劳役供养寺庙的田庄之间的关系。彼时那烂陀寺除为佛教徒提供宗教服务外，更是大量非佛教徒学生学习知识，进而出仕为官的重要学府，国家、社会和信众对那烂陀寺的供养亦包含对这所教育机构的投资。

至莫卧儿王朝时期（16～19世纪），印度寺庙和宗教团体的政治经济职能愈发突出。1577年，莫卧儿君主阿克巴颁布敕令禁止各级官员打扰居住在马图拉县戈库尔镇的维特尔纳特及其追随者。维特尔纳特是奉印度教神祗黑天（被视为印度教主神毗湿奴的第八个化身）为主神的瓦拉帕教团教主，阿克巴的敕令实际上免除了教团的税赋并认可其基层自治权。此后数百年间，该教团受历代君王赏赐特权，不仅可免缴土地税、免费使用牧场，甚至可在一定范围内征收商业税，成为了北印度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团体之一。

莫卧儿统治者对非伊斯兰教的黑天信仰的扶持有重要现实意义。马图拉地处肥沃的恒河—亚穆纳河冲积平原，毗邻莫卧儿都城阿格拉。在这片气候湿热、森林密布的土地上开垦和维护农田需要彼时并不富裕的劳动力，但更令统治者头疼的是游牧民部落利用森林和丘陵地势设伏打劫行商、官员，甚至发动武装抗税。通过扶持顺从莫卧儿统治的黑天信仰，并为教团开垦兼并土地提供便利，莫卧儿王朝借助宗教教化和农耕化的双重力量，逐步将难以约束的游牧部落转化为半农半耕的定居村社。这些游牧部落民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群体，即主要以务农为生的贾特种姓印度教徒。部落民的农耕化不仅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劳动力，改善后的安全形势也有利于商贸发展。马图拉及其周边地区由此形成了沃林达文等多个以林立的神庙，及依托宗教朝觐和市集发展起来的工商业经济为基础的城镇。

现代化的神庙和宗教社区建设

农耕时代“以教促耕，以庙建市”的经验并没有完全被现代化淘汰。相反，竞争激烈的宗教市场涌现出了一代又一代善于捕捉社会动态的“宗教企业家”。1991年印度政府启动自由化经济改革以来，城市中产阶级快速发展。虔诚的信徒固然不介意如他们的父辈一样穿越交通不便的小巷前往老城区的古老寺庙，但这些人，尤其是新兴中产群体和从海外返乡探亲的侨民，可能更愿意在节假日驱车前往视野更加开阔、景色更加怡人的郊区拜谒气势恢宏、装修考究、设施齐全的新寺庙。而且，更加现代的宗教团体提供的图文并茂的宗教出版物、科技含量十足的多媒体演示也更能吸引中产家庭孩子们的兴趣，满足父母希望传承宗教文化的愿望。

坐落于德里郊区的阿克刹尔塔姆神庙便是这样一座地标性的现代神庙。2001年，德里和北方邦政府向斯瓦米纳拉扬教团的支派，即创立于古吉拉特邦阿南德县鲍佳森的阿克刹尔普鲁肖坦斯瓦米纳拉扬派（BAPS）划拨了位于亚穆纳河畔的36公顷土地以修建阿克刹尔塔姆神庙。与今日印度政坛格局相似的是，彼时印度人民党（印人党）同样在中央政府和北方邦执政。斯瓦米纳拉扬教团兴起于古吉拉特邦，信徒奉创教祖师斯瓦米纳拉扬为至高神。教团的第一座神庙于1822年在今天古吉拉特邦重要商业城市艾哈迈达巴德落成。作为最活跃的支派之一，BAPS自上世纪中叶以来依托印度侨民网络向东非、英国、美国等地传教，积累了丰厚家底。德里的阿克刹尔塔姆神庙建成了远比艾哈迈德老城区神庙更气势恢宏、设施先进的神庙群，信众和游客络绎不绝。

21世纪初，新兴宗教团体达达薄伽梵教团也开始在艾哈迈达巴德郊区实践另一种形式的现代化“宗教基建”——购置土地建设自己的宗教社区。达达薄伽梵教团吸纳了耆那教与印度教教义，兴建的宗教社区也以耆那教教义中仍在救渡众生的第24位蒂尔丹嘉拉（渡津者，耆那教术语）希曼达尔之名命名。教团鼓励信众们迁往这座希曼达尔之城，以便亲近上师和出家人，并与同道切磋心得。在过去20余年中，这个以工商业中产阶级为核心信众的教派逐渐建立起以神庙和上师居所为核心的综合性社区。除建设供集体活动使用的宗教场所及招待所、食堂等配套服务设施，教团还牵头开发了面向信众及其企业的别墅、公寓及办公楼。得益于快速发展的古吉拉特经济，宗教社区建设驱动的房产开发令教团和信众收益颇丰，而这又有助于巩固信众信念，提升教团经济势力和社会影响力，并进一步吸引来自全印乃至世界各地的信众前来旅游、朝拜、购置地产。

2024年1月22日，羅摩神庙揭幕仪式结束后，大量印度民众涌入神庙里拍照。

阿约提亚试验的“旧瓶新酒”

尽管都涉及兴建神庙和配套设施，上述案例开发的均是政府划拨或出资购置的荒地，但阿约提亚的罗摩神庙则是在1992年印度教右翼组织动员大量志愿者暴力拆除原有莫卧儿王朝时期所建巴布里清真寺的基础上建成的。尽管这看似再现了印度历史上“毁前朝之庙以立今王之威”的宗教政治暴力，但21世纪以来印度政治经济变化和已在远郊成功试验的“现代化宗教基建”经验赋予了“拆寺建庙”新的运行逻辑——一种暴力先行、以宗教基建驱动城市经济发展的路径。

印度独立后，穆斯林社区发展迟缓，甚至已落后于处于种姓制度底层的达利特群体。上世纪80～90年代北印度的一系列教派冲突更是导致了恶性循环——穆斯林的产业受打压，该社群逐渐迁离教派混居的社区转投多位于老城区的穆斯林聚居区，现代化进程受挫加速社群宗教保守主义回潮，再叠加贫困问题，一起导致该社群对教育投入普遍不足，而这又削弱了下一代穆斯林在升学和求职时的竞争力，进一步导致社区发展滞后。然而，穆斯林社区发展滞后与贫富分化、种姓歧视等其他看似不利于印度国家发展的现象，却都可能有利于形成中的“印度教特性发展主义”。包括穆斯林在内的印度社会弱势群体普遍缺乏财富与权力分配话语权，却能为印度国内外市场不断输送廉价劳动力，从而助力印度发展工业基建或赚取大量侨汇，同时还能帮助印度维持低价城市服务业降低白领中产的生活成本。这些恰恰都有助于印度保持甚至提升产业竞争力。

不仅如此，随着经济发展、城市面貌日新月异，老城区穆斯林人口贫穷落后、无权无势的现状与穆斯林聚居区土地越来越高的商业价值之间的反差日益明显。1992年巴布里清真寺被毁固然并非策划周详的地产开发计划，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印度已日趋成熟的“宗教政治产业复合体”有能力和意愿将包括阿克刹尔塔姆神庙在内的“现代宗教基建”经验移植到阿约提亚，暴力的宗教冲突所具备的“经济价值”便开始凸显出来——激进的宗教民族主义动员可用极低的成本、以弱势群体为代价获得开发价值可观的老城区土地。

不过，通过教派冲突“压低”的土地成本可能并没有真正降低罗摩神庙及周边地区的开发支出。印度国内已有不少批评者指出由中央政府设立的信托机构通过中间人高溢价收购土地，而从中获得超额收益者不少是与印人党相关的政治和宗教上层人士。虽然内中详情众说纷纭，但在大型基建项目中出现政商勾结的问题并不令人意外。然而，相比大规模民生基建，很快就能聚集起大量人流、获得慷慨供养并带动周边产业发展的“宗教基建”叠加宗教暴力降低的征地成本确实能为容纳更多复杂的利益交换提供更广阔空间。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阿约提亚未必是试验的终点，反而可能正在为印人党内外的地方政治精英开辟一个危险的先例。自2014年莫迪上台执政以来，中央政府实施的废钞令（2016年）与商品和服务税（GST）改革（2017年）等系列举措都削弱了地方政府和政治精英的财力。得到中央政府强有力支持的大财团的基建业务扩张更是强烈冲击着各地方政商利益同盟。在欢庆罗摩神庙揭幕的浪潮中，要求参照阿约提亚的经验，拆除瓦拉纳西和马图拉两座有争议清真寺的口号再次出现。但是，今天支撑这个口号的或许已不再主要是宗教民族主义狂热，而是企盼闪亮增长数据的印度政商精英、国际资本市场及激烈博弈的各层级政治精英等各方，对廉价土地、劳动力和制度外交易空间的强烈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