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的内涵及共同体意识的再建构

2024-03-29 22:53方李莉毛薇娜
民俗研究 2024年1期
关键词:中华文化符号中华民族

方李莉 毛薇娜

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也是树立中华民族形象的根本。为此,首先要研究什么是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这些共享的文化符号的意义基础是什么,如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关联,乃至如何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世界形象。

一、关于文化符号的内涵

要讨论以上问题,就要深入地理解什么是文化符号,研究清楚其内涵和外延。为此,我们首先要定义清楚什么是符号、什么是文化符号,讨论其价值与特征是什么,其是如何产生,又如何与享用它的民族共同体的意识产生联系等问题。

(一)何为文化符号

符号是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实践中,找寻、选择、确定和通用的象征体系,且“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1)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修订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页。。文化符号与意义息息相关。人类为了肯定自身存在,一直在不断探索存在的意义,而文化符号则是人类寻找这一意义的工具。也就是说,人用符号来表达意义(思想),没有符号,人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人类的思想本身就是符号,人类通过符号来表达思想,符号使人类变得有意义,研究符号就是寻找人类自身的意义。而所有的意义都是由文化表达出来的,我们今天研究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就是在研究中华民族共享的意义之所在,由此也可以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实体,而在这个实体之上一定还有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符号,正是这一套多元一体的文化符号将共生在同一个地理空间中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达到‘共识’而形成一个具有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实体。”(2)方李莉:《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文化符号的再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年第3期。

(二)何为文化符号及其象征性和共享性

一般来说,文化是由“社会形成的意义结构”组成的。所谓的文化符号,则是人们用来互相交流的文化工具,它与象征社会话语密不可分。可供交流的文化具有共享性和公共性,而文化的公共性在于其处于符号自身里,符号作为被表示者(概念)和表示者(符号载体)起作用。当文化命题被社会行动者学到后,它们即成为个人的思想,就像感情一样,它们处于人们的心灵里。正因为如此,“人类思想完全是社会性的:起源是社会的,功能是社会的,形式是社会的,应用是社会的。从根本上,思维是一种公众活动——它的自然栖息地是院子、市场和市镇广场”(3)[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424页。。在这些空间中,文化与感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最明显的,而这些互动是通过符号作为媒介而起作用,所以“文化符号的多余含义是‘处于’行为者的心灵中的”(4)[美]M.E.斯皮罗:《文化与人性》,徐俊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9页。。然而由于文化具有象征性和公共性,便使其成为构建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的最重要的工具与介质。不同文化的框架不仅基本上不同,而且常常是不易相容的。如果我们不了解其深层的意义结构,那么也很难将存在于其表层的文化符号梳理清楚。因此,人类学的任务是要理清其深层的意义结构和这些意义所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含义,进而使这些符号变得可以阐释。只有在这样的研究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回答清楚如何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三)文化符号的历史性和传统性

任何一种文化符号都具有历史性和传统性,因为其是在社会群体的历史中形成的,是作为一种社会的传承对象而存在的。文化的命题是传统的,“这些命题是在社会群体的历史经历中形成的,而作为一种社会遗产,是社会行动者通过各种社会传导过程(适应社会上存在的文化类型)获得的,而不是由个人的经历构成的”(5)[美]M.E.斯皮罗:《文化与人性》,徐俊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5页。。也因此,文化符号承载的是集体的记号,而且人类社会的行为模式也是由人类社会一代接一代地创造和发现的,人类现存的行为模式(包括他们的社会系统)和文化符号都是由历史积淀下来的。因此,在研究文化符号时一定要关注其历史性和传统性。

不仅是文化符号,包括文化行为也是从前一代那里传下来的。它是通过学习来继承的,而不仅仅是通过传递。“文化不是一种引致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的力量(power),它是一种风俗的情景”(6)[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7-18页。,因此,许多文化符号也是由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所承载,因此非遗的消失也是一系列文化符号的消失。这些文化符号曾经给当时的人们提供行动的象征系统。

之所以说文化符号具有历史性和传统性,是因为它的形成与一个民族的信仰和价值观有着密切的关系。信仰和价值观奠定了人类存在的最一般的情景,是对人的行为的最独特的要求,其形式、媒介和对象都充满着深刻的道德内涵,同时直接影响到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审美风格、生活质量及情感。当然,信仰和价值观也反映了人们对自身以及对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基本态度,“世界观是对纯粹现实中事物存在方式的描画,是自然、自身和社会的概念。它包含着他们对秩序的最广泛的观念”(7)[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55-156页。。因此,要研究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特征,一定要从触发他们产生信仰和价值观的初始条件入手。

为了对中华文化符号进行研究,不仅要对它形成的历史和传统进行研究,还需要对遗产资源积累起来的有意义的符号储备进行研究,以此来进行当下社会文化的再建构。因为,这类符号不仅仅是我们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存在的表达工具或相关因素,而且是它们的前提条件。“当文化被看作是控制行为的一套符号装置,看作是超越肉体的信息资源时,在人的天生的变化能力和人的实际上的逐步变化之间,文化提供了联接。”(8)[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65页。

把人看成是一种符号化、概念化、寻求意义的动物的观点,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变得越来越流行,“各种文化符号体系是信息的外在来源,是用于组织社会及心理过程的模板,在这些过程缺少它们所含有的特殊种类信息的情况下,在行为、思想或情感的制度化向导微弱或缺席时,发挥最重要的作用”(9)[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261页。。因此,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中,对其文化符号的形成过程、分层、结构以及运动模式等方面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笔者在另一篇文章(10)方李莉:《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文化符号的再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年第3期。中已有所涉及,在这里就不再赘述。而本文试图厘清的是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关系,讨论清楚这些共享的符号是建立在何种共享的意义之上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是通过创立共享的、常规的、有序的文化符号体系进行交流和沟通的,进而达到将一个群体组织起来的目的,同时也是为了习得群体共同的价值观和有关本群体的文化意义框架,使自己和他人能够相互适应,从而链接周围的世界与自我。这一“自我”是具有连续性的,即:世世代代相承相传。因此,文化不仅有共享性,也有代际之间的传承性。人们把生活中共同的认知和经验以及对生命的知识和态度,通过符号沉淀下来,再借由符号建立一个意义系统,并将它传承给下一代。

二、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定义及其形成的基础

有关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可作如下定义:中华民族在自身的特殊地理环境中所产生的,通过一套礼仪制度表现出来的思想意识、社会秩序、道德观念以及生产和生活方式,在长期迁徙和交往、交融、交流的过程中,反复锤炼和完善而形成的一套多元一体的文化符号体系。中华文化符号的形成有五个基础,即共同的地理空间、共同的文字基础、共同的血缘基础、共同的经济基础和共同的文化基础。

从地理空间来看,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被中国古人称为“天下”,因此在先秦时期中国就有了一个“天下大同”的理想,从而统一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许多不同的民族。他们认同中华民族的文化,成为“天下一家”中的成员,这种认同延绵几千年从未中断。中华民族还具有共同的文字基础,秦代的“书同文”就是把各国的通用符号统一成一个标准和信息系统,进而达成文字承载的价值理念上的认同。重要的是中华民族还拥有共同的血缘基础。“从生物基础和所谓‘血统’上讲,可以说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在发生混合、交杂的作用,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说是‘纯种’”(11)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13卷(1988-1991)》,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0页。,从而形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缘共同体。纵观历史,不论统一还是对峙,各民族在经济上始终相互依存,“一个渠道是中原政权的馈赠与互市,另一个渠道是民间贸易,这就形成了生活在中华大地上各个民族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基础”(12)方李莉:《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文化符号的再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年第3期。。此外,商贸交往的过程也伴随着文化的互动。中原政府常常采取怀柔政策,“中国人在此怀柔政策下,常常招致边外的归化人,让他们迁移到边疆以内,给以田地,教之稼穑,渐渐再施以中国传统的教化”(13)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34页。,因此少数民族来到中原的人数逐渐增多。当时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相较于周边的游牧地区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这一过程也是文化涵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文化相互认同的过程,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础也孕育而生。

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在长期共生共存的历史中,早就形成了坚实的共同体意识,并在多元一体的实体之上,建构了一套多元一体的文化符号。正是在这些文化符号的不断交流、交往和交融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并让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延续至今。

三、中华文化符号背后共享的文化意义

我们对文化符号以及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进行了梳理和讨论,而且还提到了文化符号与背后的意义世界紧密相关。为此,我们要进一步思考的就是:如果各民族有一套共享的文化符号,就必然有一个共享的意义世界和一系列共享的价值观和共同体意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就是中华文化符号如何被确立,同时在其背后共享着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意义世界,并由此形成了什么样的民族形象而屹立在世界上。

(一)以“礼乐”为中心所创立的文化符号

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都有其特殊的初始条件,而且往往与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而中华民族最初文化观念的产生也是如此。从地理条件来看,中华民族坐落在一片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完整结构体系的陆地上,费孝通先生写道:“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14)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1页。也就是说,居住在这片大陆上的人们主要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15)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3页。。因为农业是属于定居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以生活于其中的人们重视查看天象,掌握节气,最重要的是要保护好自己生产和生活高度依赖的自然环境。在这样的生存背景下所产生的文化观念,也大都是在与自然以及与人相处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文化观念是:面对大自然,人们的生产劳动和生活方式必须要有节制。而这种节制需要有一套制度和理念来具体实施,因此,当时的“君子依照礼仪的精细规则而生活”,而一部分“文人开始把礼仪和贵族家庭的习俗惯例编辑成典章”(16)[英]凯伦·阿姆斯特朗:《轴心时代:人类伟大思想传统的开端》,孙艳燕、白彦兵译,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第151页。,这就是中国儒学和礼仪制度的开始。

儒家文化中的礼仪制度是一种社会秩序,“所谓‘礼’……是用一整套‘名分’次序的排列制度,来别亲疏,定上下,立尊卑,序长幼,明贵贱,分远近,以确定人们的义务、道德和生活……‘礼’的功能是‘别异’,这个‘别异’是通过一系列的‘名’来建立和确定的”(17)李泽厚:《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53页。。这样的“名”把差异、区别呼唤出来而形成万物。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这就是对万物的分类,这样的分类并非只是物质性的,同时也是文化性的和社会性的。这些“名”的建立和确定,实际上就是对一套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体系的建立和确定。千百年来中国人就是依据这套文化符号体系来行动和生活,并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

儒家文化制定的“礼”囊括了传统中国人公私生活的各个领域。大到“朝廷”的官职分工、等级秩序,小到个人(主要是士族贵族)起居饮食、应对进退,所有这一切都给予了明确的准则。这些准则不仅是针对个人的行为举止和仪态,即便各种生活器用也都是有规定的。最显而易见的准则体现在服装上,所谓“贵贱有级,服位有等”,“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18)贾谊:《贾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8页。。

正因为如此,古代的皇宫养有百工匠人,专门为宫廷的皇族制作不同等级符号的生活器具及服饰等。除此之外,还在皇宫里设有宫中教坊,由专门的乐官主持,主要是为各种祭祀庆典服务。从事这项工作的乐人具有专门的在册乐籍,他们的存在是全国性的。这样的“礼”还通过各级官僚制度渗透到民间,把中国人的不同实践活动和这些活动的外在形态,也就是人际的现实生活规范,安排成为一个大系统。这也让中国成为了一个最具符号化的国家,民间的衣食住行处处都饰以丰富而漂亮的图案,图案表面是装饰,但却意义深刻。在宫廷里这些图案是统一的,但到了民间却根据各地风土民情以及自然材料和气候的不同,形成了更加多元化的变体。不仅如此,许多宫廷的戏剧歌舞有统一的教坊和乐官来编排,到了地方上也根据地方的风土民情形成了更加丰富的地方性戏剧与歌舞。这些戏剧与歌舞也是具有装饰性和夸张性的,具有强烈的艺术表现力,因而中国成为世界上工艺美术和戏剧艺术最发达的国家。

“‘礼’是表示、传达情感,同时又是给情感以确定的形式而成为仪文典式。”(19)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83页。中国这种装饰性的艺术语言就是情感得以确定的“仪文典式”,也是各民族共享的文化体系。它的核心是以国家意志推进的儒家文化的礼仪,但到了各地又在国家意志的基础上得以发挥并丰富,同时成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

装饰包括了衣食住行的日常器用上的各种图案纹饰,这是一种高度夸张和程式化的文化符号。这些文化符号体现在建筑的门窗、屋梁、墙壁上,体现在家具的桌椅板凳上,体现在衣服刺绣的纹饰上,最终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一种被人文化了的符号世界,也是被精神化了的艺术世界。故钱穆说:“在中国是工业与美术合流了,仅在有关一般人生日用品方面,而流露了中国人之心智与技巧,使日常人生渐于精美化,这是中国工艺美术之一种特性。”(20)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79页。这是中华文化符号的一种特性,让我们看到中国的文化符号体系缘起于中国人为了与大自然、与社会和谐相处所建构出的一套礼乐制度。这套礼乐制度从宫廷深入到民间,构成了中国人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文化符号是自然条件的产物,也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积累和完善的产物。

(二)“家国天下”的共同体意识

中国的文化体系和社会制度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要理解中国的文化符号和核心价值观,首先要理解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创立者孔子为中国提供了一种政治哲学,他的创新在于提出了“政治基本上是个伦理问题”这样一种观念。(21)周文:《国家何以兴衰:历史与世界视野中的中国道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314页。也就是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伦理代政治,提倡所谓的“家国天下”,即把家扩大为社会国家,进而提出“天下一家”的概念。把直接掌管百姓的官员称之为“父母官”,而这些“父母官”则把所管辖的百姓看成是“子民”。“爱民如子”则成为古代官员的信条,这与中国祖先崇拜的信仰有关。“孝道”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成分,其中不仅包括了孝顺父母,也包括了对君主的忠诚。“惟中国人能将此两观念巧妙而恰当地扩展,成为一种‘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的基本道德观念,以及自然哲学‘天人合一’与和平信仰‘善’的种种方面去。”(2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62页。

从文化的构成来讲,西方国家是向外征服的,中国是向内凝结的。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为中国人设立了一个“天下大同”的理想。这样的理想铸牢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也就是说,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许多不同的民族能认同中华文化,成为“天下一家”中的成员,这里面的原因值得研究。尤其是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的“天下大同”概念是值得进一步发掘的。纵观历史,中华民族成为多元一体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逐步完成的。这样相互承认的过程,也是一个“美美与共”的过程。

(三)礼仪之邦的民族形象

自古以来,中国就被称为“礼仪之邦”。项阳在《以乐观礼》中认为:“中国文明之所以有礼乐文明的称谓,就在于中华文化中分层次和层面有这些礼乐仪式的持续性存在,并得到世界范围的认同,这就是礼仪之邦的意义。”(23)项阳:《以乐观礼》,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第367页。周朝以来形成的礼乐制度将礼乐与国家制度相结合,在国家称之为“礼”,在民间称之为“俗”。“礼”是对应皇家的仪式需求,代表国家在场;“俗”更多对应审美、欣赏和情感宣泄,属于世俗日常。所谓“礼乐”,是体现在国家和区域、官方与民间等多个层面上的,同时也体现在颇具典型意义的礼制和民俗仪式中。这些仪式过程中所使用的音乐和充满象征性纹饰的道具,一方面彰显、代表国家与民族精神,另一方面激起民众的参与和认同。在具有象征意义的“礼乐”仪式中,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礼乐”在官方和民间虽以不同的形式、场景、内容而存在,但从某种意义上却深刻地反映了自上而下、从官方到民间、从城市到乡村的人们的共同审美经验,这恰恰是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的精神之所在。

除“礼”与“俗”之类的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外,中国还有一个介于这之间的“雅文化”,掌握这些“雅文化”的人大都是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由于中国文化重视人心境界的陶冶和塑造,因此,“中国读书人不分为官或无官,都信仰一种透过文艺手段流露自我心灵的方式,尤其是借由所谓诗、书、画三绝,三者结而为一,诗以文字形式表达,画则用书的技巧……诗、书、画又与文人‘四艺’并观:琴、棋、书、画……身怀三绝、四艺,表示此人是个雅士,等于领有文化素养执照,可在儒家圈中更上层楼(至少男人如此)”(24)[美]罗伯特·芬雷:《青花瓷的故事:中国瓷的时代》,郑明萱译,海南出版社,2015年,第133页。。钱穆认为,中国人追求的“是一种‘富有哲理的人生之享受’。深言之,应说是富有哲理的‘人生体味’。那一种深含哲理的人生享受与体味,在实际人生上的表达,最先是在政治社会一切制度方面,更进则在文学艺术一切创作方面”(25)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64页。。中国人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修身”放在第一位,“修身”就是自我的心灵陶冶和塑造,而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6)张载著,章锡琛点校:《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320页。则是做人的最高境界,也呼应了“天地人鼎足而三”的理念。因此,在中国古代,人始终是大写的人,即把人与天地并立,即所谓的“天地人和”。世界万物都是出自人心,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的国家形象,一方面是知识之国,另一方面是礼仪之邦。它的形成正是由这些外在的文化符号所塑造的。

另外,任何文化符号的背后连接的都是一个意义世界。在中国古代的意义世界里,文化是将心灵投向世界,通过心灵的浸染使世界高度地人文化和秩序化。而这种人文化和秩序化构成了有意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从而也产生了为“衣、食、住、行”生产物品的手工业。而这是一项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产业,也是古代中国文化被理想和美好愿望装饰过的文化。当时用手工制造出的每一件物品,都具有象征性和寓意性,上面也都会刻有(或画有、写有)向往美好未来的图画、文字等,这就是把生活的情趣和艺术融汇在“世界大同”“天下一家”“千秋万代和平生活”等文化符号中。将象征性的文化符号与生活用品以艺术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人心中的“桃花源”。《易经》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意思是通过注重伦理道德,使人们的行为合乎文明礼仪。这里的文明礼仪就是通过一系列具有装饰性的象征体系,也就是体现中国人价值理念的文化符号,投射到生活中的每一个空间。因此,中国人的人生是一个高度“人文化”的人生,而中国也是一个被高度“人文化”了的国家,这就是能够体现“礼仪之邦”民族形象的由来。

四、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所面临的冲击与重建

积淀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进入工业化以后开始遭受到现代化的猛烈冲击。现代社会呈现出批量化和规模化的生产特点,同时也追求市场需求的最大化。这种市场需求超越国界,超越文化。它是由现代设计提出的理念,进入到生活实践的视觉呈现,从而重塑了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以功能代替文化意义,以实用代替传统,把人变成了没有地域文化认同的国际人,从而覆盖了随处可见的地域性的传统文化符号。在这样的背景中,中国传统的文化符号就被迫消解和破碎了。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化和城镇化进程加速,技术的发展不仅体现在社会治理方面,同时对传统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社会的运行和发展高度依赖机械技术,技术在社会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许多传统文化在技术的冲击下大量流失,而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快了这种流失的速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开展了非遗保护的工作,但在保护的过程中主要强调地方性、民族性、特殊性等方面文化的内容与形式,而忽略了对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的保护和研究,这势必影响这些中华文化符号的形成和稳定。

因此,讨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首先要认识到这些文化符号不是今天才产生的,而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相互交往、交流和交融过程中产生并积淀下来的。它们有精华也有糟粕,要根据时代的需要对其进行重新选择、重新建构。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重新梳理历史、认识历史,还要唤醒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目的不是回到历史,而是通过历史的印记铸牢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一)唤醒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

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是历史上各民族共同分享所形成的,唤醒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的过程就是解释和再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这样的过程是通过树立和突出历史上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的记忆方式来进行的。因为符号是文化的载体,历史上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就是各民族集体记忆中的共同体意识和建构今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

如何唤醒这些历史记忆?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包括了各民族共同的生活生产劳动的记忆、共同的历史文化的记忆、共同的审美经验的记忆等,唤醒各民族的这些共同记忆,就是在加强和塑造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二是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是各族人民在共同生产生活的实践过程中共同创造的象征体系,背后蕴藏和印证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历史的演变,这样的象征体系和文化符号能流传至今,证明这些符号得到了各民族的“一致认可”并共享,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三是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是各族人民在共同的生活和共同的劳动中,所形成的共同经历、共同历史和共同记忆的载体,是各族人民在共同生活创造过程中体验与收获的共同情感、凝结与发扬的共同精神,以及树立与践行的共同价值理念。人们因精神的共振而凝聚起来,因价值的共鸣而走到一起。人们的互动过程充满着符号的交换,为此,“人们不仅要学习这些符号,还要操纵这些符号,这样才能充当‘游戏’中其他行动者的角色”(27)黄晓京:《符号互动理论——库利、米德、布鲁默》,《国外社会科学》1984年第12期。。中华文化符号背后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力量和智慧,学界应予梳理与研究,同时也可以借助国家的非遗保护工程去进一步唤醒与发扬。

(二)在传统与创新中复兴和共享中华文化符号

以往我们认为现代化和全球化就是西方化,后来学者们逐步认识到全球化和多元化是同步进行的。全球化发展得越快,多元化的民族文化和地方性文化复兴的愿望就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重建具有现代性的文化。人类学家萨林斯曾写道:“非西方民族为了创造自己的现代性文化而展开的斗争,摧毁了在西方人当中业已被广泛接受的传统与变迁的对立、习俗与理性对立的观念,尤其明显的是,摧毁了20世纪著名的传统与发展的对立观念。”(28)[美]马歇尔·萨林斯:《甜蜜的悲哀:西方自由观的人类学探讨》,王铭铭、胡宗泽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25页。中国也一样,在经历了一百年的现代化洗礼后,我们开始寻求“中国式的现代化”,也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这个中国特色需要有外在的形式来表达,这一系列的外在形式就是中华文化符号。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华文化符号化是一个逆向思维命题,即要从已经形成的自在的中华文化中探寻并厘析具有价值意义的符号,进而完成对中华文化的符号化”(29)青觉、徐欣顺:《论中华文化符号的概念、要素与边界》,《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要创立新的中华文化符号,不仅是要从历史的记忆开始,还需要将这些历史记忆重新符号化。传统和现代的对立在后现代的知识时代不仅已经被消解,而且还成为了重塑非西方现代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当前人类社会的转型正在为本土性的文化复兴创造条件,新的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正在为这种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环境和依据。人们开始认识到,是全球化提升了本土特别的身份和地位。因此,在全球化城市经济里,文化展示的每个个体表现,都是地方与全球在互动中所构成的复杂系统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说,全球化促使了再地方化趋势的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非遗受到高度的重视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潮流,这体现在各种可参观的历史现象中。例如,到20世纪80年代,遗产已经成为了一种被展示的文化,其观众开始迅速增长,从而促进了旅游业的消费遗产的观众开始迅速增长。而且遗产已经无处不在,甚至是任何游客都会自然而然期待的环境。“造成这种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遗产已经成为商人们有利可图的资源”,一方面是以游客为导向的市场因素,即旅游者希望通过旅游增长本土的历史知识;另一方面是呈现和传达文化拥有者“真实”文化的主张。这是一个双向的需求和表达,因此,“遗产生产同时包括拯救过去和将其表现为可参观的体验,两者相辅相成”。(30)[英]贝拉·迪克斯:《被展示的文化:当代“可参观性”的生产》,冯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4、126页。

这样的背景有两个方面的需求,一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需要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在国际范围内找到自己的话语权;二是我们可以通过遗产的展示来重建各民族共享的新的中华文化符号。在这个国家身份重新再塑造的时代,人们开始把民族的自我意识视作可以积极形成并构造的东西,而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可以在各民族共享的新的文化符号的建构中得以巩固。

当然,这一切离不开传统和历史,因此,当下“活态历史”的场景出现在了各个场所,并获得惊人的成功。许多地方都建立了新的历史博物馆、工业博物馆,甚至村史博物馆,不少地方出现活态历史的展示和表演活动,有的还是实景展演等。这些复活历史、展演历史和非遗保护传承等方式,都是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的最好的手段,也是为中华民族发展的今天和未来做历史性选择的手段。

(三)加强“文化符号”传播,塑造国家形象

文化符号是用来传播和交流的,有纵向代际和横向国际的交流,因此是动态和流变的。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横向的空间交流与传播加速,以往特定群体——民族、社会群体、村落——不能再被视为文化孤立体,而应该用更宽广、更动态的眼光来审视,包括文化符号的再创造也是如此。

如果说,欧洲伴随着地理大发现而发生的文艺复兴所带来的思想革命就是人对自我的理性认识,当时的哲学之问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今天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人们开始了对自身文化的理性认识。文化的载体是群体,此时的哲学之问,应该是: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到哪里去?既然有了“我们”,就应该有“他们”,文化符号不仅需要在“我们”内部之间交流和交往,还需要在“我们”和“他们”之间交流和交往。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的核心理念是要从“以主体为中心”转变为“以主体间性为中心”(31)[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25-127页。,也就是说,交往中的主体之间将互为主体,这种互为主体性是通过符号的互动而定义的。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形象不仅仅是国家自生的,还是在交流的主体间性中建构的,文化符号的意识形态成为隐形的对外交流的重要媒介。

我们可以认为,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语境中,中华文化符号是对现代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不仅要代表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的历史,还要反映当代中国文化新的生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要深挖历史和传统,同时还要重建新的具有现代精神的中华文化符号;另一方面要善于运用融媒体、元宇宙、人工智能技术、传播技术打造由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所建构的现代文化场景、文化景观以及古老的文化遗迹,包括各类历史博物馆,让古今融为一体。

要深刻地认识到,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民族文化符号,既是我们国家内部不同地方和不同民族“自视”和“他视”的共同结果,也是在国际上与不同民族国家“自视”和“他视”的共同结果。这是一个不同文化群体互为“他者”和互为“镜像”的时代。人们需要在自我中建构,也需要在“他者”的“镜像”中理解、认识和表达自己。这种“他者”的镜像,既是“国家间的”,也可以是“古今间的”。我们也可以与古人之间互为“他者”和互为“镜像”。为此,当我们面对国际和面对历史去建构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时,要善于利用主体间文化符号的编码和解码;在重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的过程中,应当摒弃传统符号的简单表征,牢牢抓住解码多样化、传播场景化的新特征。

(四)通过教育加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

“文化是由通过技术、社会组织或语言等不同的途径加以表达的、习得性的和共享性的知识和行为组成的。”(32)[美]杰里·D.穆尔:《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欧阳敏、邹乔、王晶晶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65页。也就是说文化是习得并共享的,学习和教育就成为获取文化的最重要手段。一般来说,文化“是超机体的和超个人的,因为虽然它由作为有机体的个人承载、参与和创造,但它是逐渐获得的,并且是通过学习获得的”(33)方李莉:《新文科中文理交融的深层次探讨——基于艺术人类学学科自觉的思考》,《民俗研究》2022年第4期。。在现代社会,这种传递和学习得以展开的空间主要是在学校,因此,学习和传承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首先要从学校教育入手。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提倡开门办学,从实求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2020年8月24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要求中国学者不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都要面向中国实际,面向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为国家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服务,这是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也是培养人才的目的。在学校教育的具体实施中,就是让学生到“田野”中去做实地考察,深入到中国社会实践中去,从实求知、提出问题、判断问题,尝试建立基于中国经验的各种理论。从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的传承和学习方面来看,目前关于中华文化符号的研究多半还聚焦在理论建构层面,深入田野研究的成果较少。我们需要带领学生去乡村、博物馆、遗址等地方,了解和学习中国传统的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通过对不同区域和民族的考察,找到它们的传统性和共享性,并进行系统的学习。

第二,在学习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华文化诞生于农耕社会,而当下面临的是后工业文明,是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场景。置身于新的时代,我们“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立场,将中华传统文化置入不同的历史语境之中”(34)包晓光:《新时代语境下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几个问题》,《湖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而当下语境便是以移动互联网、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为基础的科技赋能的生产体系及发展的语境。曾几何时,传统的文化符号一律被认为是落后守旧的象征,如何让这些显得“陈旧”的文化符号焕发生机?高等院校必须要通过知识更新来厘清这一问题。高等院校不仅要成为传承和建构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的主阵地,还要成为相关基础研究、前沿探索和理论建构的大本营。最终,掌握了这些理论研究成果的广大学生,持之以恒地到各个地区去实践和创新,才能使得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深深植根于祖国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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