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诗学的三个维度:个人、当下和共时性

2024-03-30 03:44赵雪松
扬子江诗刊 2024年1期
关键词:个人化诗学诗歌

草 树 赵雪松

草树: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价值判断如果不是当下生成,不是沦为先验主义,就是变成虚无主义或乌托邦。萨特从丹麦先贤克尔凯郭尔那里得到启示,存在先于本质。于是本质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价值基础全面瓦解,日常生活进入哲学的视野。当然,这一伟大的发现不能遗漏另外两位伟大的哲学家,即胡塞尔和他的大师级学生海德格尔。现代语言哲学的兴起意味着一种更加谦逊的世界观,“对于不可言说之物,唯有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态度和中国的释家有着某种相似,后者的“妙存默中”与他的“不可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古典主义诗学没有二元对立的焦虑,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纯然于一即是“凝视当下”,从竹竿上几只蝉的宁静里足以感知宇宙的细微悸动。我们倡导日常诗学不过是翻过西方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诗学山岭,回到自己那个传统的村庄。上个世纪80 年代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倡导诗歌回到个人,回到日常,回到语言本体,更多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余响,而不是听从传统的召唤,事实上第三代诗歌运动是打着反传统的大旗的,个中起因大约与那些文化寻根的伪形而上写作有关,并不是真正反传统,而文化的个人化想象和历史的个人化无不脱离当下和日常,是消极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媾合在中国本土化的失败。第三代诗歌运动夯实了日常诗学的根基,它是存在的根基,也是想象力的价值得以充分展现的支点,同时它也让诗人找准了自己的身份定位:不是作为一个先知,一个代言人,一个未经认可的立法者,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日常诗学回到了“人”,甚至“个人”,强调了诗歌写作的“私人性”和“传记性”,从而和历史的宏大叙事区分开来。当然,作为当代诗人,很少有人不明白个人化只是策略和方法,真正优秀的诗歌既是个人化的,又是非个人化的。

赵雪松:草树兄不愧为诗歌批评家,对现代主义诗歌的源流及家法嬗变了如指掌。没错,西方贤哲的构述为当代诗歌的发展画出了一条线,这条线的大致走势是向下的,从头到脚。诗歌从本质主义、历史主义中走出来,从形而上、宏大叙事、宗教、灵魂、先知走向形而下、个体叙事、身体等。第三代诗歌对朦胧诗的反拨与解构的一系列诗歌实践,比较完美地诠释了这条线,中国当代诗歌从解构崇高,反政治象征乃至反隐喻、反意象中,也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和审美标准,尤其发现、开掘了日常生活。当下态度、个人化和与之相关的口语化的叙述性策略,对当代中国诗歌的建设无疑是非常有益的。但也应该看到,诗歌是非常丰富、蕴藏着无限可能性的存在,用一种乃至数种观念与写作方式去规束它,显然是不合适和无效的。在具体的写作中,尤其一些核心的观念与方式,往往成为双刃剑。比如诗歌写作要回到日常生活(日常诗学的基本要素),但什么才是日常生活?内心生活算不算日常生活?一个诗人应以持续关注自己的内心生活为职责,内心生活也是当下的日常。诚然,对当下客观的日常生活的书写,会带来鲜活的在场感。但在当下的写作景观中,在放弃了对意义和神性的叩问之后,诗歌却日益呈现出不得不正视的弊端:世俗场景的无限度铺张,语言铺叙的支离破碎,阻碍了诗人对生命深度的深入思索和开掘,诗的精神性不是在长高,而是变矮了。我们说当下的日常生活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着的生存景象,但诗人要表达或追求表达的是存在,而不仅是“存在的事物”,更何况生命的虚无与当下日常生活的具象之间构成的张力,才更是诗歌发生的要旨和动力。任何一种诗学的建立、建设,必得有矫枉过正的勇气,但也应关注其所带来的问题。至于兄所言在日常诗学的建设中,要听从传统的召唤,“回到自己传统的村庄”,我则非常赞同这种积极建设本民族诗歌的姿态和信念。也有论者将这种“回归”斥为保守主义,他们认为保守主义诗学的自然转向、伦理转向、文明转向和情感转向是虚假和虚构的,会阻碍和遮蔽当代诗歌对当下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情绪的表达,不知兄怎么看?

草树:日常诗学的内容不能等同于日常生活或日常生活的表象。它是以当下的日常生活为诗意发生点或语言的起源地,是诗的支点,使想象力的价值得以实现真正的精神性的杠杆效应。它同时彰显个人性的价值:真诚、在场、平等、对话,以身体为发生媒介而不是依仗于观念和意义的具象演绎。个人性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写作主体不能凌驾于世界和语言之上,将世界对象化,形成二元对立,而是具有现代的民主意识,将世界万物视为平等的主体,致力于主体间性的发现而不再是主体性姿态的张扬。或者说日常诗学致力于呈现人之所是和发掘存在之道,实现诗的见证和发现的功能,当然诗从来不排斥美的形式的新发。日常诗学对个人性的倚重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现代性的反思,从浪漫主义的先知与现代主义的精神立法者的权威转向一种和世界平等民主、坦诚客观的对话态度的清醒和谦逊,不是作为代言人,一个复数,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个人、个体、单数。哈罗德·布鲁姆说:“彼特拉克选择了美轮美奂的唯我主义作为他的诗歌立场。”布莱克少时就梦见自己是以西结。斯蒂文斯说:“诗是最高的虚构。”凭借意志和超人之力,将一只坛子往田纳西的山峰上一放,所有的秩序都改变了。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西方整个现代性进程有它特定的历史语境,不能简单“拿来”,必须深思几乎颠覆西方传统哲学根基的维特根斯坦何以要散尽家财以保持诚实和谦逊,而他的同学希特勒同样作为20 世纪的“超人”,却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这是历史的吊诡。

诗是语言的艺术。每一种语言的每一个词语,都有它的根性。词语的根性即是传统、文化。中国的古典诗歌文本背后不是一个代言人,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或者“士”。陶渊明是中国第一个日常诗学的开创者。曹操不是站在人的立场写《短歌行》就难写出人生的虚无感。苏东坡不是以一个兄长的身份写《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难有那种亲切的慰藉和卓异的超越。在这个意义上,或者说从观看和对话世界的方式,我们可以听从传统的召唤。换句话说,以万物平等、天人合一的古典世界观透视当下,不失为一个恰切的视点。同时在中西文化冲突日益激烈、全球化出现危机的当下,一个清晰的文化身份有利于建立强大的文化自信,保持清醒定力,具备独特文化视角,才可能使一片现代性视野的浑浊趋于澄明。在具体的语言行动上,当下发生的词语因其气息的结盟作用会发生词语的召唤和聚集现象,传统会在这一维度发生和当下的响应。唯如此才不会僭越语言的边界。只是作为当代性生成的一个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当然这关乎日常诗学的另一个维度:共时性。

赵雪松:文艺复兴以后,“人”被无限拔高夸大了,“人”的世界主宰的傲慢随之蔓延。尼采、叔本华的强力超人哲学之后,人与万物的失衡加剧。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所导致的语言意识形态,使诗歌中先知、代言人、权威立法者、绝对与全知全能等叙事泛滥,不仅充满危险,也使诗歌审美日益变得狭窄和空洞。日常诗学着重个人价值的确立,承认有限,在有限中与世界建立起平等、对话关系,并以谦逊诚恳的审视、询问的感受方式和语言态度,试图重建人与万物的关系,并与万物一起抵达诗意彼岸。在这种抵达中相互打开,成为彼此的无限。其实,在每一次深刻的文学变革中,人们会回溯历史,在古典中寻求启发,中外皆然。日常诗学所着重的个人性价值,在万物平等、天人合一的中国古典诗歌中,早已有着丰富的矿藏。除兄所列举的陶渊明、曹操、苏东坡等人的写作之外,杜甫、白居易、李后主等写妻儿家事、命运落魄、朋友离别乃至家国沦丧等,也无一不是在他个人的世俗角色里完成的。既如狂傲的李白写《将进酒》感叹万古愁,也是基于一个道家酒徒的身份。诗歌有“最高虚构”就必须有“最低真实”作为保障。古典诗歌中那种情景交融、以小见大的写作方式,也为诗人与万物平等对话的展开和事物的在场性提供了保障。在日常诗学建设中,诗人应是活生生的个人,事物应是活生生的个体(不是那种笼统的,模糊的)。但也应指出,不是所有日常所见、所经历的事物,都能自动构成诗的有机存在,它应该成为一个“精神性事件”,诗也应该是对能够构成“精神性事件”的事物的凝视,而不是无边无际的浏览。毕竟,诗意的实现有其特殊的超越性。

草树:诗因其无用而得以具备无用之用的可能。因无用而取得进入美学花园的门票。因无用而具备更清澈的视野,从而有获得超越性的可能。诗当然是精神性的,但它需要日常之根、当下之土壤。蹈空的精神体操过于虚幻也会因为本体之虚而变成“我想到……”的漫无边界,将“我想到……”修辞化因为失去身体性和个人气息的支持,而陷入个人化神秘——非存在的神秘:“我看到”而不可言说。

诗本质上是一种世界观的表达。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诗歌,其本质区别不是风格上的,而是体现在观看世界的方式不同。诗以日常生活为本体,无论作为支点或落点,是着眼于语言的起源和意义的初始;诗以个人的身体为发生媒介仅仅是对“直觉即艺术”的重申。日常诗学以日常为本体不应排斥语言的共时性维度,而沦为线性的日常叙事,或叙事的口水化,口语和叙事不过是一种语言策略。“去年夏天在色曲”的那只小鱼儿呈现的“宇宙核心的寂静”和未来“溯源”的可能汇聚于“隔壁住着刽子手”的当下(《陈先发《鱼篓令》),才使得我之“此在”因为过去、未来和现在的共时性汇聚而变得格外富有质感。“《到莫斯科去》是胡也频的/一本书 三十年代的小说家/早就死了 到莫斯科去 是我的/登机牌 长方形的纸条”(于坚《莫斯科札记》),当下的“到莫斯科去”和一本《到莫斯科去》的书与它的作者的历史,在语言能指层面过去和当下汇聚,形成意味深长的起兴。《公无黄河》是共时性的,尧的嗟叹,“理百川”“儿啼不归家”的大禹和“旁人不惜妻止之”而“苦渡”黄河之公,共时而汇聚于黄河之当下,它宛若寓言但是契合作者的精神气质,而使得“箜篌所悲”,竟有世人不解而唯有自我悲悼之孤绝。

诗因以日常为支点即获得大地的支撑而使想象力的杠杆效应充分发挥。早期执念于“对希腊文化的眷恋”诞生的杰出作品《马蹄铁》,终不如获得日常支撑的《列宁格勒》更具有耐久性,当曼德尔施塔姆以俄罗斯的土地作为信仰,诗的大地性就在语言中显示出宗教般的力量。没有“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的日常之真切,孤独之思远,就难让神话维度生出的“高处不胜寒”的身世之叹和“月有阴晴圆缺”的天道之慰,彰显出想象力的杠杆效应。

诗的共时性,即过去、现在、未来汇聚于此时此地,而使得“此在”更富有质感和当代性。诗的共时性以气息的相似性为结盟原则,使得“无意的记忆”汇聚而达成(本雅明),也可以在语言的韵律中因为声音的共振而实现意外关联,生成词语之境如同“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

赵雪松:与日常诗学的前两个维度相比,共时性更考验诗人感觉能力的敏锐程度。因为共时性的发生,更多的是依靠对诸如记忆、声音、气息、呼吸等这些无以名状、散布在神经末梢的存在的瞬间照亮和唤醒。比如诗的声音,诗的一切都是声音汇成,它甚至先于诗(布罗茨基)。无声的嗫嚅是一种完全不知名的语言(声音)(曼德尔施塔姆)。这些不知名的声音更是考验着感觉和发现的难度——当下、过去、未来,不同时空的共时性汇聚,依靠的正是对不知名、难以把握的存在的瞬间调动。而身体性不仅重申着“直觉即艺术”,也是实现“直觉中的思想”(黑格尔)的保证。日常诗学的建设,既有很强的诗歌创作的现实针对性,也表达出了将现代汉诗创作与古典诗歌资源进一步连接,发掘其诸多可能性的愿望。让诗歌重新获得生活、生存、生命及存在的巨大力量,获得更新的审美认知,这是日常诗学的要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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