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欢喜

班丹

跑旅游的汪杰把从旅游公司承包来的破丰田车停靠在硬化不久的新藏（叶拉）公路——219国道所处开阔的草地边，把学生桑木嘎和干事（我）带到一处月牙形土坑里打尖。

我要在这里讲的是发霉的陈年往事……

阳光如同金色的毯子，在开始泛黄的原野上铺展开去，刺激着远处的雪峰向天空升腾。

三张嘴在进食的同时，谈论起共同感兴趣的一些话题。

我发现我们三个男人想着各自的心事，一开始交谈起来，效果不尽如人意。但越到后面，交谈效果越顺畅，如行云流水、畅通无阻。

我们围坐在堆放一地的食物和饮品周围，谈天说地并不是头一次。一百公里的路程走了几乎一整天的昨天，我们已经在一起享用过我们自认为是美味的食物、饮品以及话语。

桑木嘎父亲口诵着忏悔遮罪的经文，只吃在不该宰杀的季节宰杀的绵羊肉和他母亲烤的饼子，又一次残忍地把曹师傅和我分别从超市和菜市场请来的面包、泡面、火腿肠之类的食物给排挤出去，晾在了一边。不过榨菜、黄瓜和胡萝卜多少获得了刺激我们味蕾的机会。

我留意到汪杰俨然一位老牧人，右手握刀，熟稔地把夹在左手指间的肉割成小块，送进嘴里，细心嚼动着，双眼透着思考的光亮，回应着我和桑木嘎，偶尔说出一两句话，还不时地把微笑递给我们俩，压根儿不看手中的刀在手指间来回穿梭。他用牙齿咬住肉的一头，左手拿刀割肉，大快朵颐着，让双目像一只悠闲的蝴蝶，在空旷寂然的原野上自由地飞翔，全然省却了像我一样，费劲地把肉一小块一小块切割后送入嘴里嚼动的繁琐程序。

我在进食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关注着汪杰的手指和嘴唇。还好，我担心的事情终于没有发生，手指和嘴唇安然无恙。

公历八月的风，俨然美丽的面孔，微笑着将我们的思绪带到了不同的地域。

刚刚还有说有笑地跟两个乘客闲聊着享用食物的汪杰，突然变得神情呆滞，目光黯淡，语无伦次，思绪又一次飞回到昨天上午他从二十多公里外返回去祭拜的红柳茶馆的废墟。

几年前的一天，确切的时间可以定格在二〇〇二年的某一天。汪杰的丰田車在驶出古格王朝遗址，前往狮泉河镇的半道上抛锚。他在折腾一整天未果、又无过往车辆的情况下，弃车前往沟谷更深处，寻找可以向他伸出友谊臂膀、援助之手的人家以借宿并寻求帮助。

第三天，他退烧并从梦幻般的昏睡中醒来后，隐约记起自己的车子如同身患顽疾的人，瘫软地躺在窄仄狭长的峪谷中，动弹不得。至于他是如何走到红柳茶馆的，是怎么失去知觉的，又是怎么被老板娘救醒的，在救助过程中又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他一概记不起来，似乎脑袋被石头撞击，或被钝器敲击，大脑彻底停止了工作。他说，有可能是他在沟谷里修车时着凉，引发感冒、高烧；也有可能是修车时冻感冒，又在寻找牧户或随便什么人家的途中遭遇暴风雨或者暴风雪，身体再度受到侵害，进而持续多日高烧不退，导致记忆力严重衰竭，急速进入暂时性失忆状态，后被老板娘施救，渐渐退烧、苏醒，病情得到缓解、控制，且经后续调理、补充营养，慢慢痊愈的。

他使劲掐了掐自己的腮帮，又拧了拧大腿内侧最为敏感、最最经不起疼痛的部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仿佛做了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情。

一只老鹰掠过我们的头顶，向远处飞去，把汪杰的注意力引向了别处。

为了使汪杰的情绪得到平复，不再沉湎于对老板娘的思念之中，我讲了一个据说是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藏西高原上的笑话：

县委书记带一个藏族女翻译官下乡，途中要翻一座山。女翻译官心里总惦记着如何关照县委书记的事儿。他俩骑着马，一前一后走着。当他俩快要走到山脚下时，女翻译官考虑到自己的坐骑比县委书记那匹强壮得多，便对县委书记说：“书记，书记，一会儿我们两个上山的时候，你骑我，我骑你啊。”

这个笑话他可能听过N多次，并没能让他发笑。接着，我又讲了一件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事情，给他逗趣儿：

我们单位有个人，他经常闹出点儿笑话。有一次，我们几个人泡在甜茶馆里喝茶闲聊，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大学生戏弄他，冷不丁地问他一斤羊毛和一斤铁钉哪个重。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废话。当然是铁钉重。”

这次奏效了，他笑出了眼泪，桑木嘎也笑得在地上打起了滚。我趁机又讲了一连串的笑话，实话实说，有些笑话并没能刺激他的笑点，倒是把我自己逗得像个傻子似地笑个不停。所幸被我弄得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的桑木嘎出于礼节，发出了极不真实的笑声。

我搭汪杰的破丰田，还没有走出一半的路程，就跟他熟悉起来，熟悉得俨然如多年的朋友、同学、同事。加之他性格开朗、豪爽，又能操一口纯熟的拉萨藏语，我们彼此交流起来一点儿障碍也没有，用不着拘泥于繁文缛节。于是乎，我用开玩笑的口吻问他那次感冒发高烧是故意的吧？他敛起笑容说，碰到群宗那样菩萨心肠的女人，值得故意发高烧。

我点了点头表示赞同，桑木嘎也点了点头，汪杰不再言语。我们三个人先后进入了沉思状态。

天空碧蓝如洗，云朵纯净似雪，正可谓秋高气爽。然而，阳光只有刺眼的光焰，而没有了夏日的温度。

我艰难地站起身来，刚迈出一步，便一个趔趄，摔了一跤，引得汪杰和桑木嘎笑了起来。我这一跤不用说是由盘腿呈跏趺坐所致，本不足以发笑，但能引发他们笑出声来，必是因为我摔得与众不同。

看到两张脸笑得歪七扭八的，我也禁不住笑出了声。心忖：有幸享受如此纯粹的笑声，哪怕让我死在这个过往车辆稀少、连飞禽走兽都难得一见的荒野里也值了。

然而，笑声一过，汪杰像个长期被男人虐待，却又无处倾诉的女人一般地抽噎起来。他抹着眼泪，心里像在说：“我没能为你做什么，我的大恩人呐。”

那次，汪杰顺道去看望群宗大姐时，她已经不在了。他木然坐在废墟上发呆，一小时的工夫，竟然烧掉了一包半香烟。满地的烟屁股，在他面前的地上悲哀地蠕动着，这在他的吸烟史上不曾有过。那次她的茶馆房屋还完好无损地挺立在荒原里，接受着紫外线的亲吻和风霜雪雨的抚摸。房子里还留存着简易家具、灶具和她用过的一些物件。可是，时隔半年之后，当他再次前去看望老板娘的时候，茶馆已经成为废墟，屋顶被掀，门窗被卸，连一小块木头也没留下，一堆土坯和形状各异的石头正经受着风化的考验。然而，她的歌声似乎伴着山雀的鸣啭，依然在峡谷中飘荡。

桑木嘎跟我一样，极欲知道那位叫群宗的老板娘是怎么没了的。

“病死。又是病死！”他收回了泪水。

“悲哀。”不知是汪杰，还是我抛出了这么两个字。

一条瘦弱的狗，乍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哪来的狗？我们感到十分好奇。

桑木嘎把一块肉扔给了狗，汪杰随即拿出暂时受到冷落的火腿肠，扔给了狗，我不能无动于衷，但也不能给狗喂同样的食物。于是，我掰开一块面包，跟他们俩一样，十分友好地喂给狗吃。可是它婉拒，驳了我的面子。我只好把正在嚼着的肉丢给它了。

“这狗活不过十天。”桑木嘎用肯定的口气道。

“难说。”汪杰似乎期盼着十天以后，甚或在今后更长的时间里，还能看到这条狗。

“这是一条被遗弃的牧羊犬。人类就是个没有良心的物种。”我的舌头没头没脑地弹出了这么一句话。

汪杰的目光又一次望向了红柳茶馆废墟的方向。他的神经仿佛被跟前这条不久于人世的、正在向我们乞食的流浪狗觸动了。他回头看着桑木嘎问道：“你能看得出它有多大年纪吗？”

桑木嘎还没来得及张嘴，我抢先回答说：“它在人世间至少活动了七八年。”

“不，是十五年。”桑木嘎纠正了我的猜想。

汪杰喟叹道：“啊。”

“原来‘狗寿命再长，也活不过九岁的说法并不准确。”我冷不丁地记起了我邻居家一条纯正的哈巴狗是活到二十多岁了的，它是老死的，可以说是寿终正寝。

汪杰倚着长满坚硬的娜扎草的土包，半躺着，一支腿蜷缩着，一支腿伸展开去，嘴里含一根草茎，不时嚼一嚼，把身体置于完全放松的状态，兴致盎然地跟桑木嘎和我闲聊起来。我们东一句、西一句地聊着，所聊话题多半是公路、车辆、茶馆等等跟出行有关的事儿。

我们信马由缰、海阔天空地聊着侃着吹着。倏忽间，汪杰又扯起了面前这条狗，以及人与狗的关系，并把对这条狗产生的（肯定是真实的）想法讲了出来：

假如这条狗年纪不大，他就要把它带到拉萨养起来。他说，这条狗在这么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与我们邂逅，是跟我们，或者我们中的某个人有缘。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表情极为严肃，压根儿不像是在开玩笑。我敢保证，他想养这条狗不会有什么功利目的，尽管这是一条纯正的藏地草原牧羊犬。在今天这个虫草和狗被炒得热火朝天的时代，把它送到犬类交易市场，或许可以卖个好价钱。

我很纳闷，他怎么会对这样一条流浪狗感兴趣？狗暂时把汪杰怀念茶馆老板娘的情丝割断，但我希望，桑木嘎更是急切地希望汪杰给我们俩讲一讲茶馆老板娘照顾他的具体细节。

那位老板娘名叫群宗，三十几岁，系生长在象泉河畔的牧人后代。她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开始在草原上讨生活，她的汉语说得非常流利，很难看出她是个开茶馆的乡下人。她有一副甜美的嗓子用来说话和唱歌，曾在城里的酒吧驻唱过，在藏西草原上也小有名气。

以上是我从汪杰嘴里断断续续挖到的我想知道而他掌握得十分有限的信息。至于她离开可以用歌声挣钱的酒吧、到人迹罕至的荒原里开茶馆的原因，汪杰亦只能凭借带有演绎性的揣测来探寻、分析、判断。同样，他也不知道群宗结没结婚、她男人在什么地方、有没有子女、兄弟姊妹都在哪里，但他确切地知道她的双亲早已亡故。

他告诉我和桑木嘎，茶馆是一座土坯房，趴在公路旁的一面山坡上，不同于传统藏式房屋朝向，坐西朝东，房屋狭小、低矮、光线昏暗，从远处看就像农区的牛圈。房门两侧紧贴着墙壁堆垒着半人高的“拉萨啤酒”空瓶，房屋一角还放着一堆被老板娘和服务员的小脚踩扁的“拉萨啤酒”和“百威啤酒”空罐，不用说，都是南来北往的过客留下的。若是在拉萨城里，这些瓶瓶罐罐随时随地被拾荒者低价收购，拉到指定的回收站了。他希望那些空酒瓶是用翡翠做成的，也希望那些易拉罐是用银子打制的，这样可以换回数不清的钱，从根本上改变老板娘的生活状况。茶馆房屋被老板娘用类似三合板的复合材料隔成了两小间。等他苏醒过来恢复知觉时，他发现自己舒舒服服地躺在里屋的土坯卧榻上。用来接待客人的外屋正中间架着火炉，不论生没生火，总能给人以家的感觉，十二万分的温暖。他还留意到茶馆的照明和打茶，靠家用太阳能蓄电池。群宗跟荒野里的多数茶馆一样，不卖甜茶。用于打酥油茶的酥油，通常是从商贩手里买来的。人们管这种酥油叫做“康巴酥油”。如果客人执意要喝用本地酥油打的茶并愿意加点钱，茶馆也会满足客人的需求，只是外地人很难接受这样的茶。茶馆四面覆盖着积雪的皑皑山野，宛如身穿银色铠甲，接受着扑面而来的寒风，是守护一方生灵的战神。如果把这一茶馆连同外部环境看作是荒原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么这样的景致，在藏西高原公路沿线每隔一二百公里处就能找到一家两家的。当然这种景致，常常在不经意间从荒原里消逝。

类似这样兼具茶馆与客栈功能的地方，汪杰和他的破丰田光顾过无数次。除了打尖，还因破丰田“闹别扭，耍脾气”，不好好上路，弄得他往往在极其疲惫、而又无食宿选择余地的情况下被迫下榻。其实，他住过的那一类茶馆，我也住过很多次。躺在白天被来往客人的屁股蹂躏过的坐榻上睡觉，睡得反而格外的香，眼睛一合一睁之间，新的一天悄然向你走来。

“她独自一人在荒原里开茶馆，实在是胆气过人。”我一脸佩服。

汪杰纠正我的猜想道：“她雇了个服务员。二十多岁。挺漂亮的一姑娘。”

“那她养有看家狗吧？”

“没有。她怕客人烦。”

“那这位大姐够厉害的。”桑木嘎的脸上也显出钦佩。

“好在岗底斯山以西没有棕熊。”我说，“狼啊、雪豹啦、猞猁啥的，不会闯入房屋，祸害人。”

“也不会有强盗光临。”汪杰补充了一句。

“倒有可能被难缠的过往色鬼骚扰。”我不无根据地说。

“发情的醉鬼啊？”汪杰见过许多醉鬼。

“不会吧？”尚未涉世抑或涉世不深的桑木嘎，对我和汪杰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吃饱喝足休息好后，汪杰的破丰田带着我们又出发了。

坐在后座的桑木嘎睡着了。他均匀的呼吸声向汪杰和我表明他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需要足够的睡眠。而破丰田的主人汪杰，用口哨一支接一支地吹起藏族和蒙古族的歌曲，以六十码的速度，爬行在飘带般横亘千里的公路上。

听着桑木嘎的呼吸声和汪杰的口哨声，观赏沿途徜徉在草原上的野生动物，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可是，他们制造的声响像催眠曲，不断向坐在副驾驶室的我袭来，让我的双眼昏昏然打起盹来，很快也陷入了睡眠中。

傍晚时分，可恶的破丰田闹起情绪，又不走了。

我们一行三人背上装有食物和洗漱用具的双肩包，与破丰田道别，抱着走到哪里算哪里、总能走到有人的地方的信念，徒步朝前走去。我们相信一定有一个像群宗那样的茶館老板娘（老板）在前方不远处等候着我们前去打扰，运气好的话，兴许还能找到兵站。

天助我也。走了一个多小时后，一户牧民把我们迎进了家门。

主人给我们打了一大壶酥油茶，喝得我们全身上下肌肉都松弛下来，就像热天喝到了甘醇的酒酿，抑或冰镇啤酒。

临近睡觉时间（照西藏农牧区普遍习惯，吃过晚饭就睡觉），主人给我们每人倒了一碗熬了几个钟头、满屋飘香的糌粑粥。随后又挼了一汤库（揉糌粑的羊皮囊）坝（糌粑团）。

触景生情，睹物思人。汪杰仿佛喝到了红柳茶馆的糌粑粥的味道。他退烧后，群宗每天给他熬糌粑粥喝——将带骨头的羊肉干、糌粑和奶渣放进骨头汤里，像熬制汤药那样，用文火长时间熬煮。

“要不是她，我早就抛尸荒野了。”汪杰重复了一句之前已经跟我们说过的话。

次日，多亏牧民家附近兵站的帮助，汪杰的破丰田又一次“起死回生”，发出有别于其他丰田车的轰鸣声，伴随着它的主人用口哨吹出来的优美歌声，畅快地踏上了征程。

当破丰田的轮子穿过桑桑草原时，前方有一群人正手忙脚乱地试着将一辆陷入松软如沼泽的便道上的客车拖出来。

汪杰的破丰田刚在客车旁边停下，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子便跑过来，要求汪杰捎她到拉萨。

汪杰从车上取下钢丝绳，将一端套在破丰田尾部，拉着另一端凑到客车跟前，跟正在使出最大的力气拖拉客车的其他越野车一起拖拽客车。

两辆越野车合力从前面拖拽，众乘客使出浑身解数从后面推，可全当白费力气。客车越拖（推），陷得越深，一边的轱辘全然陷入翻着泥浆的沙地里，车身歪斜着纹丝不动。

汪杰叹口气。搭上那位女子，带上客车司机的谢意，遗憾地启动破丰田，直奔余下的路程而去。

我本以为有了女性旅伴，车上的气氛会随之变得更加活跃、热闹，可是没有。没有出现期盼中的“异性效应”，她打上车直至到达拉萨，一路上说过的话累积起来不到十句。也许是性格使然，她不喜欢说话，更不喜欢跟男人搭话；也许是跟她到狮泉河镇探望丈夫，在往返途中遭罪有关。从她那素颜朝天、不施粉黛，连那头拉萨女性特有的乌黑油亮的头发都懒得拾掇，蓬乱地披散下来，遮盖半拉脸的样，看得出她的心情仍旧处于极度糟糕的状态。反倒是先前清一色的三个男人，相互间无需避讳什么，也不必过多地受制于传统礼节，尽可走一路笑一路。

到了酒店，我把他们三位的身份证收过来交给前台服务员登记房间时发现，汪杰的身份证显示如下字眼：曹旺杰 男 汉族 1965年……

认识他的当天，我把他认成藏族人，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是一位“藏二代”。据他介绍，他父亲是继“十八军”之后第一批进藏汉族干部、工人中的一员，一直在一家汽车队当驾驶员，带出了十几个藏族徒弟，他母亲没有工作，系随夫进藏的，连同他在内，一共生养了三个孩子，他有两个妹妹，大妹妹以知识青年身份下乡插队一年后，考上大学，小妹妹也随后考上大学，她俩双双当上了国家干部。为了替父母分担起生活担子，他初中一毕业，就参加了招工考试，所幸被录用了。

这位长相英俊、却被紫外线晒得比牧民之子桑木嘎和土生土长的藏民、长期在藏西高原工作的我还黑几倍的曹旺杰，常被人当成藏族人，用纯正的带着拉萨口音的藏语发音，把他称作“汪杰”。久而久之，连他们单位的汉族人都把他的族别搞混、弄错，只有政工干部偶尔才记起他是汉族人“曹旺杰”，而不是藏族人“汪杰”。而且，他跟藏族人说话从来不用汉语，他说，他用汉语跟纯正的藏族人交流感觉非常非常别扭，就像我没法用汉语跟纯正的藏族人交谈一般。

当破丰田的轱辘滚到拉萨城区，艰难的行程终于宣告结束。

我下车时，习惯性把曹旺杰师傅喊成“汪杰”师傅，同时，在心里默默祝福他健康平安，早日开上自己的“丰田”。

我想桑木嘎和那位女子也一定给他送去了真诚而美好的祝福。

责任编辑：索朗卓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