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业进化论

粟灵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提升中国种业的科技含量，成为新形势下维护我国粮食安全的当务之急。

科技角度来看，当前农业发达国家已迈入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智能育种4.0时代，中国育种行业却普遍处在由杂交育种2.0阶段向生物育种3.0阶段的过渡期。

产业角度来看，全球种业早已进入寡头时代，世界前五大种业公司的全球市场份额连续多年超过50%，这些种业巨头自20世纪70年代起便朝着大型化和一体化方向发展。反观中国，2022年农作物种子企业达到8000余家，但前五大种业公司的市占率不足20%，且产业链上科研单位、育种公司、制种公司、经销商、农户环环脱节，具有较强育种能力的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行业占比在2%以下。

为加快推进种业振兴，2021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种业振兴行动方案》。种业创新攻关、做强国家种业阵型企业等“五大行动”也全面展开。

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化”）与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两家央企在种业振兴中扮演了“国家队”的角色。前者发挥自身全产业链布局优势和全球资源协同优势，在“研育繁推”四方面齐发力，打造国内种业龙头企业；后者作为已转正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正加速从种业领域财务投资者向战略投资者转型，目前已基本实现对中国本土生物育种核心企业的投资全覆盖。

奔向4.0

国锐生物位于北京海淀区的实验室里，一名科研人员正在平底器皿上如作画般摇菌。她告诉《国资报告》记者，通过一系列实验步骤，可将微生物的DNA提取出来，再导入并整合到玉米的基因组中。具备了抗虫、耐除草剂基因的玉米种子，先后在暗培养室和光照培养室生长2-3个月，可以变成10厘米左右的植株。这些嫩绿的植株将走出实验室，移植到几公里外的温室之中。等生长到一定程度，它们还将跨越数千里，在海南三亚的田间完成最后一段成长历程。

成立不足一年的国锐生物正在为取得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而努力。该公司由国投集团投资控股，其核心成员曾作为技术骨干，参与了中国多张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的科研工作。

中国正在稳步向生物育种3.0阶段迈进。生物育种是现代农业生物技术育种的统称，主要包括利用转基因、基因编辑、全基因组选择、合成生物等技术，对动植物开展高效、精准、定向遗传改良和品种培育。转基因技术是生物育种的重要方面，也是迄今为止全球发展速度最快、应用范围最广、产业影响最大的现代生物技术。

自1996年转基因作物在美国开始商业化，围绕转基因的争论就不曾停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生前曾提出，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对转基因技术不能“一棒子打死”，从科学的角度看，转基因是种业的重要发展方向。

中国对转基因持谨慎而务实的态度。截至目前，农业农村部发放的主粮领域转基因安全证书共25张，主要集中在中国中化，国投集团投资的隆平生物、粮元生物、瑞丰生物、国丰生物、大北农生物等少数几家生物育种公司手中。

国丰生物科委会主任、首席科学家王磊率领团队于2022年底获得抗虫耐除草剂玉米BFL4-2的安全证书。他向《国资报告》记者介绍，安全证书申请是一个漫长而严格的过程。中国转基因商业化种植申请流程涵盖实验室研究、中间实验、环境释放实验、生产性试验、申請安全证书5个阶段，每个阶段需要1-2年时间，即便顺利整个流程也至少需要6年。“我们总共耗时10年才取得成功。”王磊说。

试验结果显示，其技术成果对多种玉米害虫表现为高抗，且可耐受4倍以上的草甘膦（一种除草剂），增产效果也较为显著。于是，王磊在国投集团等公司的支持下，于2023年1月成立国丰生物，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应用。

当本土科学家敲开生物育种3.0的大门，中国中化则将全球智能育种4.0应用到中国土壤。

位于陕西咸阳的中国中化杨凌技术中心正在打造世界一流的集成式一体化育种研发创新平台。其中，国内分子检测能力最高、检测速度最快的高通量检测平台，已实现每年数千万数据检测通量，单日检测通量达数十万；国内种业行业首个大规模使用的LED无极调光温室，可根据玉米生长需求和外界光变化，实现光强动态调节，突破季节限制，针对玉米育种可做到4-5代/年的水平，比传统育种提速2倍多；国内最大的单倍体工厂化生产平台，年产百万株单倍体苗和数十万双单倍体材料，可以批量化创制优良种质，加速育种流程。

中国中化旗下先正达集团中国副总裁、种子业务单元总经理应敏杰回答《国资报告》记者提问时说，过去十余年间，该公司已获得4张安全证书；2023年国家第一次发布生物育种大豆和玉米的品种审定公告，榜单中共有37个玉米和14个大豆品种，该公司4个玉米和5个大豆品种通过国审，排名第一。

“证书代表的是性状能不能被使用销售。最后如何变成服务农民的品种，这一环节更值得关注。”应敏杰说。

形成合力

国锐生物首席科学家鲍晓明提出，把一项科技转变成产品，这中间有大量工程上的要求，但中国种业产业链发展现状却是科研单位、育种公司、制种公司、经销商、农户环环脱节。“中国与农业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在科技，而在工程；不在科研院所，而在企业。”鲍晓明说。

由于中国特殊的体制与历史原因，科研资源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中国种业要形成合力，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打通科研资源与企业之间的隔阂。

“真正解决产学研‘两张皮的问题，一方面，科研单位要建立更加灵活开放的支持科研人员进企业的机制；另一方面，要通过金融投资手段推动科技与企业有机结合。”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原司长、中国种子协会会长张延秋说。

从现实来看，行业大致探索出三条可行性路径。

第一条以鲍晓明及国锐生物为代表，由大型种业跨国公司出身的海归科学家自主创业。

鲍晓明待客时常常会同时奉上两杯饮料，一杯是绿茶，一杯是咖啡。这种独特的待客习惯折射出他综合性的职业背景和在东西方文化中寻求平衡的尝试。鲍晓明是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毕业的植物生物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博士。毕业后，他入职跨国种业巨头美国先锋，成为转基因玉米新品系研发技术科学家。2010年回国后，他先后任职于多家国内头部种业公司，并主导了多张安全证书的科研工作。2023年，鲍晓明决定带领团队创业。

与鲍晓明具有相似背景的还有隆平生物总经理吕玉平、瑞丰生物创始人兼CEO沈志成等。

第二条以王磊及国丰生物为代表，由出身科研院所的中国本土科学家转型创业。

王磊的另一重身份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从事科研工作30年的他至今仍会像给学生讲课般为记者系统科普生物育种基础知识。10年证书申请之路促使王磊完成第一次蝶变。“科研院所的创新强调‘专和‘新，产业领域的创新更关注产业需求、流程标准化和学科综合性。我们只是分子生物学出身，需要与环境等多学科领域的科研团队合作，这使我们从深度转向广度。”王磊说。如今，王磊正在经历从科学家到企业家的第二次蝶变，这将是一场更大的挑战。

无论是王磊还是鲍晓明，创业都需要来自资本的支持。2023年9月，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张玉卓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提出，推动国有企业当好服务国家战略、保障改善民生、发展实体经济的“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

国投集团旗下国投创益受托管理着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基金等多只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基金。近年来，该公司加大布局力度，基本实现对中国本土生物育种核心企业的投资全覆盖。目前农业农村部发放的25张主粮领域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国投创益所投企业已获得其中17张。2023年9月，国投集团注册成立国投种业，开启从财务投资者向战略投资者的转型，其当务之急是接手基金退出后的生物育种创业公司。

中国中化走的是第三条道路，即与科研院所合作，建设符合中国特色的企科模式。

“总结起来就是16个字——企业出题，院所出智，成果共享，利益反馈。我们用共享的方式确定相关产权和所属，最后的商业化成果既在内部向科技人员反馈，也在外部向合作院所反馈。”应敏杰说。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是中国中化合作的17家头部科研院所之一。该校副校长房玉林表示，人才培养是高校在校企合作中非常重视的一个方面，双方正在探索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以项目合作为牵引、以人才培养为抓手的联合培养模式。“专硕的培养一定要放在产业一线。”房玉林说。

打通科研资源与企业之间的隔阂只是第一步，整个产业链的畅通还任重而道远。

作为全球前三的种业巨头，中国中化为中国同行树立一体化和大型化的标杆。该公司生命科学板块涵盖植物保护、种子、作物营养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并提供现代农业服务。 “2023年，我们在国内市场市占率玉米达到10%，水稻18.6%，小麦8.1%。”先正达集团中国种业战略与政府事务总监张晓强说。

土生土长、从零开始的国投种业也将一体化和大型化作为未来发展目标。国投种业副总经理冯越提出，该公司愿景是发展成为一家以生物技术为核心，以数字技术为抓手，种业和农化并举的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农业科技龙头企业。

以人为本

“德国战败后，苏联抢走了导弹系统的图纸和工厂，美国抢走了人才。你说谁抓住了关键？”鲍晓明说道。

对于一家科技企业而言，人才往往是核心竞争力。鲍晓明总结出生物育种创业公司发展的4个必备要素：稳定的资本，稳定的战略发展方向，优秀的团队，适合创新的文化和机制。其中，后两项都强调对人才的尊重。

“如果国家真想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社会就应该给予科研人员更多的尊重。”鲍晓明说。回国十余年，他培养出了一批生物育种领域的技术骨干，这些当初受到鼓舞的年轻人一部分现在正追随他一起创业。尊重在于细节，国锐生物成立后，他堅持要将办公场所作简单装修，“让员工感受到体面”。

王磊的团队成员还在权衡是否追随创业，他们面对的是一道中国特色的选择题。

早在201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在职创业、离岗创业，优惠条件是可以保留体制内身份和待遇3年。此后，江苏、安徽、山东等地也陆续推出鼓励离岗创业的相关政策。

然而，受到鼓励的只是少数。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对离岗创业后岗位不再保留、影响职称职务晋升、相关岗位待遇会降低的担忧是主要原因。“3年后怎么办？”成为横亘在体制内科学家创业之路上的一道鸿沟。

王磊是敢于“吃螃蟹”的少数人之一。目前他还享受着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离岗创业的待遇。为了帮助他顺利创业，控股股东国投集团为其配备了一个搭档——来自原集团办公室的国丰生物副总经理杜嵩。公司日常运营中，王磊分管技术研发部、产品法规部、回交育种部，杜嵩分管市场开发部、综合部、财务管理部，二人优势互补、各司其职。

“生物育种是一个门槛较高的技术，目前国内只有少数几个团队系统性地掌握这项技术，其中大部分是科研院所的科学家团队。他们有两大特点，一是掌握了关键核心技术的行业翘楚，二是对企业运作不太熟悉。”冯越介绍，国投种业正在构建具有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特色、适合行业特点的体制机制和公司治理结构，与科学家团队良性互动，促进这些生物育种核心企业加快攻关，尽快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

当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还在等待国家政策取得突破的时候，一些中央企业正借着国企改革的东风，加快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激发科研人员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

中国中化董事长、党组书记李凡荣提出“把科技创新作为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头等大事和唯一选择”。 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国中化2023年科技大会上，他为2023年度中国中化科学技术奖获奖者现场颁奖。生物育种领域一项科技成果，成为4个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之一。

李凡荣在大会总结讲话中特别指出，要始终注重营造公司识才、引才、爱才、用才的良好氛围，加快建设高水平科技人才高地。要加强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启动实施中国中化科技人才培养工程；落实好工程硕博士培养专项工作。

工程硕博士培养专项工作得益于前文提到的企科模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玉米育种专家薛吉全介绍，他的团队于2022年和2023年先后招收5名中国中化在职员工攻读博士学位，其中2022年招收的3名学员开题研究均进展顺利。“这对我们探索未来如何培养人才、如何提升研究，开了一个好头。”薛吉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