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拓荒者！》中的新农民书写与国族共同体构建

［摘要］美国作家薇拉·凯瑟立足美国农业革命和第三次移民浪潮的社会历史语境，在《啊，拓荒者！》中成功塑造了一位兼具商人和移民双重身份的新农民形象亚历山德拉，表现出她通过新农民书写积极参与构建国族共同体的创作取向。一方面，凯瑟对亚历山德拉商人农民身份的描摹顺应了美国政府借助农业改革重划国家疆域、重构国族身份的政治意图；另一方面，作家对亚历山德拉移民农民身份的精心刻画透露出她消解移民浪潮引发认同危机的文化图谋。本文对凯瑟新农民书写的探讨丰富了亚历山德拉作为经典拓荒者的政治、文化内涵，否定了那些认为凯瑟“远离工业文明”的传统论调，强调了该作品是凯瑟以“古老的农村方式”参与构建国族政治、文化共同体的重要文学实践。

［关键词］《啊，拓荒者！》；新农民书写；国族共同体；亚历山德拉

［中图分类号］ I106［文献标识码］ A［文献编号］1002-2643（2024）01-0093-09

New Farmer Writing and Natio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n O Pioneers！

NIE Qingjuan

Abstract：Willa Cather portrays the “new farmer” Alexandra in her novel O Pioneer！ both as a businesswoman and an immigrant， in the sociohistorical context of America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immigration wave. The successful rendering of the new farmer gives prominence to her par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ommunity. On the one hand， the vivid portrayal of the new farmer as a businesswoman responded vigorously to the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situation that American government had to reallocate the national territory and reconstruct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agricultural reform; on the other hand， the emphasis on Alexandra as an immigrant exposed Cathers cultural conspiracy in resolving the identity crisis caused by the third immigrant wave.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the new farmer writing， this essay enriches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nnotation of Alexandra as a classic pioneer， and further refutes the traditional view that Cather turns away from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t highlights Cathers active engage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mmunity nationwide through an “ancient rural way”.

Key words：O Pioneers！; new farmer writing; nation community; Alexandra

1.引言

作為20世纪早期杰出的美国女作家，薇拉·凯瑟（Willa Cather， 1873-1947）在小说《啊，拓荒者！》（O Pioneers，1913）中成功塑造了亚历山德拉这个经典拓荒女形象，但却因作品主题陈旧、充斥怀旧情绪被视为“远离工业文明”①，遭到不少评论家的批评。斯特林（L. Sterling）嘲讽凯瑟“对锅碗瓢盆的神秘关注不过是变着法地维护高贵罢了”，暗示她的创作“脱离社会”（1964：12）。诚然，凯瑟的拓荒文学致力于描写美国内布拉斯加高原农民艰辛的劳作与乏味的生活，醉心于赞美坚毅勇敢的拓荒者同恶劣环境做斗争时散发出的人性光辉，哀叹于渐行渐远的田园传统，因而常常被贴上“挽歌式作家”的标签（李丽波，2000：93）。近年来，随着文化研究的转向以及跨学科研究的兴盛，批评家们开始关注凯瑟创作背后的政治意图和帝国心态。②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亚历山德拉经典拓荒者形象生成背后的逻辑，即除了集中再现了美国拓荒精神以外，有无其他因素成就这一经典？更促使我们思考作家的创作意图，即选择拓荒主题、描摹农民形象、描写农业生产生活的农业书写是否暗示凯瑟如斯特林等评论家认为的那样是排斥工业文明？当我们借助美国农村社会学鼻祖巴特菲尔德（K. L. Butterfield）提出的“新农民”（new farmers）概念对上述问题进行关照，会有助于拨开历史迷雾、对亚历山德拉经典拓荒女形象的生成机制和作家的创作意图获得新的认识。

巴特菲尔德将农民分为旧农民、新农民和老古董三类，“新农民是指现代商人农民”，他们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经商本能”，“善于采用新技术以及今天看来任何行业成功所必需的一切品质”（Butterfield， 1908：53-59）。透过“新农民”视角考察亚历山德拉，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她几乎具备了巴特菲尔德式新农民的全部特征：善于学习农业知识、愿意采用先进农业技术、精于土地投机、市场观念强烈、管理才能突出，这使她成为“分界线”上的“地产主”。要还原美国在19、20世纪之交、社会转型期的新国族身份，则需要确立当时的政治、文化场域，方能体察作为商人农民的亚历山德拉与国族性重构存在的某种勾连；也能理解凯瑟开移民文学创作之先河、将亚历山德拉所代表的新移民群像推上农场叙事中心背后隐含的创作意图。

由此，对亚历山德拉新农民形象进行深入阐释，不但能够准确把握成就这一经典形象的深层次原因，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凯瑟农业书写的独特内涵。本文立足美国20世纪早期农业革命、移民浪潮两大社会历史语境，通过考察亚历山德拉作为商人农民和移民农民的双重身份，揭示新农民形象与国族性建构的关联，探究凯瑟如何通过新农民书写从政治、文化上参与构建新型国族共同体。由此本文一方面丰富了亚历山德拉作为经典拓荒者的政治、文化内涵，另一方面驳斥凯瑟“远离工业文明”的传统论调，揭示凯瑟以“古老的农村方式”参与美国国族共同体构建的政治图谋。

2.商人农民与农业政治

查尔斯·比尔德和玛丽·比尔德（Charles Beard & Mary Beard）认为，“19世纪末期标志着农业卷入工业漩涡，资本主义、科学和机械永无止境地支撑着农业的发展”（Hagenstein et al.， 2011：155）。伴随19、20世纪之交社会转型，农业不再局限于杰斐逊以来寄托田园理想的生活方式，而是成为商业活动。它以追求利润为终极指向，采用工业化模式经营，重视资本、技术、机械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强调管理、劳动力分工和市场参与。凯瑟以美国农业革命的黄金时代为背景，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位傳统农业向工业化农业转型背景下具有鲜明商业特征的新农民亚历山德拉，“再现了20世纪早期对新农业的呼唤”（Conlogue， 2001：3）。对亚历山德拉商人农民形象的细致探究可以厘清这一形象作为美国社会转型期农业领域深刻变革的产物，以及她与农业改革背后蕴含的重构疆域、重构国族身份之间的政治勾连。

尽管凯瑟并未对亚历山德拉的商人农民形象浓墨重彩，但依然可以透过“重视农业知识和农业科技”的零散描述感受到人物身上浓浓的商人气息。工业化农业与传统农业的重要区别在于运用先进的农业知识、技术和机械。作为传统农业向工业化农业转型中的新农民，亚历山德拉多渠道主动学习农业知识和技术并运用于实践。她不仅大量阅读书籍、报刊广泛涉猎农业知识，还向有种植经验的人虚心求教，并将所学运用于农业生产实践，解决实际问题。例如向兽医艾弗求教后便计划“在牲口棚南边那块高粱地上盖猪圈”以“改良养猪法”（27）③；她还在“分界线”上建造了第一个饲料窖（49）以便更好地贮存饲料。亚历山德拉主动学习先进农业知识并付诸实践的做法表明，她摆脱了传统农民思维模式的桎梏，初步具备了商业农民应有的素质。此外，亚历山德拉还主动外出考察，向“青年庄稼人”求教（37）后改种新作物品种以应对干旱；她还向“上过大学的年轻人”学习（91），改种经济作物苜蓿替代传统粮食作物玉米，带领全村走出困境。作物品种选择的改革具有深刻含义，它意味着传统农民向商业农民的华丽转身迈出了关键一步，实现了由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旧农民”到农业工业化背景下“新农民”的初步蜕变。

当然，仅靠重视并运用农业知识和科技并不能使亚历山德拉彻底变成新农民，超前的资本意识和大胆的投机行为才是商人农民形象确立的关键。凯瑟将亚历山德拉塑造成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与生俱来的经商才能”的新农民，仿佛嗅到了土地潜在的商业价值，认为“有一天土地本身比它生产的作物更值钱”（34），因而打算同“大买特买土地”暴富的地产大亨富勒“合伙倒卖土地”（34）。亚历山德拉商人农民形象的产生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语境。19世纪末美国边疆关闭导致土地需求上涨、价格飙升，市场经济也冲击着人们的传统认知，土地摇身一变成为赚钱的商品。富有经商头脑的亚历山德拉野心勃勃地幻想着十年后成为“独立的地产主而不再是挣扎着的农民”（39）。她于是大肆土地投机，即便抵押宅地也要把“把能买的每一亩地都买下来”（38），其新农民形象在资本推动下愈加清晰，彻底转变为商人农民，人地合一的传统认知也在资本入侵下彻底颠覆。亚历山德拉如痴如醉地凝望这片“富饶、茁壮、光辉灿烂”的他者土地（3），流露出强烈的资本意识和霸权思维。凯瑟采用拟人化手法呈现资本意识觉醒、霸权思维萌动的新农民亚历山德拉，这一形象借助她同艾米的谈话展现得淋漓尽致——“土地起初假装贫瘠，因为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对付它；后来忽地一下子，土地动起来了。它从沉睡中觉醒、舒展开来，真大，真富，于是我们突然发现自己也富起来了”（64）。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哥哥奥斯卡罗为代表的“旧农民”：他们“讨厌新实验”（27），固守传统，把投机土地视为“疯狂的行为”（39），拒绝接受社会变革，最终被时代抛弃。

文学是现实的反映，凯瑟塑造的商人农民亚历山德拉植根于美国农业改革运动，与农业工业化转型相伴而生。美国农业改革运动的主要标志是《宅地法》（Homestead Act）《莫里法案》（Morrill Act）的颁布实施。《宅地法》于1862年推行，标志着美国第一次农业革命的开始。该法案规定凡连续耕种国有土地五年的农户或者申请成为美国公民的人，只需缴纳10美元的注册费即可获得160英亩国有土地所有权。法案的推行引发了一股移民和边疆开发的热潮，大批北欧移民涌入美国中西部地区。小说中亚历山德拉的父亲翰·伯格森就是典型代表，他带领全家从瑞典移民到美国内布拉斯加高原垦殖拓荒。在《宅地法》的推动下，美国耕地面积大幅增加，就在小说出版当年，耕地面积已由最初4.07亿英亩增至9.02亿英亩，农场数量由204.4万个飙升至643.7万个。1863年美国国会颁布旨在进行农业研究与技术推广的《莫里法案》，这在美国农业改革运动中具有决定性意义。该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向各州无偿赠送国有土地，各州必须利用所得土地及收益开办以农学和工学为主科的大学，培养更多农业科技人才。农业院校和推广站的设立极大促进了农业知识传播和科技发展。到19世纪末，农业发明专利多达12900项。农业政策作用下迅猛发展的农业科技和不断提升的机械化水平为新农民诞生提供了有利条件。凯瑟顺应了美国政府农业改革运动的需要，塑造了资本意识强烈、有知识、会技术、善管理的商人农民亚历山德拉，这一形象作为农业改革运动的产物是政府推行的农业政策的文学再现。

海瑟薇（Dale Hathaway）指出，“农业政策是指通过政府达到对某些价值观的广泛认同”（1963：3），换言之，每一项农业政策背后都附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承载着统治阶级特定的政治意图。凯瑟对新农民形象的塑造呼应了农业改革运动，生动描绘出19世纪末期美国农业生产方式的巨变，折射出美国政府一系列农业政策背后蕴含的政治意图。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打着“天命”旗号南征北、扩张领土，但“这个旗号既不完整也不清晰”（施莱贝克尔，1981：73），缺失或掩盖的正是它借助领土扩张建构国族空间、实现自我定义的政治意图。随着边疆日益推进，移民不断抛弃肥力下降的土地迁徙到新拓土地，流动性带来的无根感不利于国族构建和身份认同，因为“不管现实世界还是文学疆域，空间表征对于身份认知至关重要”（Russell， 2006：2），美国迫切需要从文化上占领边疆。《宅地法》鼓励农民留在新拓土地上从事耕作，实现拓宽疆域的空间政治意图；《莫里法案》则依靠农业学校和农业技术推广站发展并传播农业知识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吸引新农民与新拓土地建立持久、密切的联系，最终产生身份认同，打造一个地缘和精神共同体，从而实现重构“美国性”的农业政治意图。

“一个民族通过它所发现的划分空间并表征空间的具体方式从空间上定义自我” （Rosenthal， 2011：11）。土地作为空间表征承载着特定的政治功能和文化内涵，成为国族重構的重要途径。《宅地法》《莫里法案》等农业政策的实施最终服务于美国政府重划边疆、重构美国身份和民族神话的政治目的。凯瑟通过塑造商人农民形象既回应了美国农业政治主导下的农业改革运动，又顺应了美国政府借助农业改革重新施划疆域、重构国族身份的农业政治意图，流露出难以觉察的帝国心态。

3.移民农民与文化认同

美国农村文学最早可追溯到艾格尔斯顿（Edward Eggleston）的《霍西亚小学校长》（Hoosier Schoolmaster， 1883）。谢尔曼（Caroline Sherman）把该作品同加兰（Hamlin Garland）的小说集《大路》（Main-Travelled Roads， 1891）、霍尔（Edgar Howe）的《乡下小镇》（The Story of a Country Town， 1884）并称为“1900年以前真正意义上的三部农村小说”（1938：67）。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的主人公主要为本土农民，移民农民被边缘化。而凯瑟打破了本土农民中心的叙事模式，在小说中塑造了亚历山德拉为核心的移民群像，成为“美国严肃文学中以移民为主人公开展英雄化创作第一人”（Rosowski， 1986：45）。凯瑟的移民农民叙事与20世纪初移民大量涌入引发的文化认同危机紧密相关。移民大多缺乏知识技术，因而主要从事农业劳动，这充实了劳动大军，但也加剧了文化认同危机。凯瑟试图通过在作品中塑造具有多元文化思想的新移民农民，为探索解决移民浪潮引发的文化认同危机、“欧洲文化本土化”问题、构建新的国族性提供出路。

小说中的亚历山德拉被赋予瑞典移民身份以及多元文化思想。面对全新的自然环境、社会文化和生产生活，亚历山德拉展现了积极乐观、开放包容的姿态。这首先表现为对移居国恶劣自然环境的欣然接纳。自然环境是一国文明的组成部分，是否接受自然环境反映出移民对移居国文化持有的态度。狂风怒号、冰天雪地的内布拉斯加高原吓退了很多移民，但亚历山德拉反而迈着“既快又坚定”（6）的步伐向高原走去，这表明她乐观向上、憧憬美国文明的积极心态。此外，对先进农业知识和科技的拥抱也体现出亚历山德拉对先进文明的接受。她不仅读书看报加强知识理论学习，还主动获取实践经验，例如向兽医学习养殖技术。此外，亚历山德拉还加强语言学习，以便更好融入美国文化生活。语言承载着一个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社会心理、价值取向等，亚历山德拉在习得语言中自然而然接受了美国文化，让幼弟接受美国高等教育的举动强化了美国文化认同。在日常生活中，亚历山德拉“甘心随俗”（53）任由家具商布置客厅的做法表明她对美国文化的接纳。亚历山德拉对美国自然、科技和社会层面的认同体现了她开放包容的文化观。

为更好表现新移民农民的文化观，凯瑟以其惯用的“对照叙事”（Woodress， 1987：243）塑造了一位拒绝归化、最终衰败的旧移民艾弗。传统守旧、排斥工业文明、亲近自然成为艾弗身上的标签。语言上，艾弗“始终不讲英文”（50），总是操一口“典雅、庄重的挪威话”，这暴露出他对美国文化和价值观的拒斥。生活中，艾弗认为“獾的住处比人住的房子干净”（23），选择“整齐、干净的野地”（23），甘愿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23），暗示对房屋象征的现代城市文明的排斥。艾弗还是一个自然主义者，拥有“全村最大的池塘”（20），那里“常常有许多奇怪的鸟来落脚”（24），表明他对传统文明的迷恋。艾弗抵制英语、排斥工业文明、亲近自然的行为转化为对美国文化的否定，因而难以同美国文化产生认同，最终从农场主沦为雇农，难逃“古董农民”衰败的命运。凯瑟将归化美国文化、蜕变为地产主的新农民亚历山德拉与拒绝归化美国文化、以悲剧收场的老古董农民艾弗并置，意在强调农业工业化时代新移民农民的文化心态同对个人命运的决定作用。

当我们还原当时美国的社会历史语境，结合作家凯瑟的生活经历反观其对移民农民形象的塑造以及她对文化认同问题的高度关注，便可发现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历史上经历过三次移民浪潮，凯瑟的创作年代正值第三次，不仅移民数量最多，构成也更为复杂，以东欧、南欧为主，被称为新移民。在老移民占统治地位的美国，新移民由于地域、语言、文化、宗教信仰、政治理念等方面的差异被边缘化。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在《柏油：一个中西部人的童年》（Tar： A Midwest Childhood， 1926）中形象表现了“难以开化”的“外来人口”即新移民低下的社会地位；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904年访美时惊异于数量庞大的“外来户”，深深怀念“如瑞士、苏格兰人那般亲近、甜蜜的民族意识”（qtd. in Thomas， 1990：60），可见当时民族沙文主义思想甚嚣尘上。新移民的涌入使老移民产生了文化焦虑，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冲突不断。解决“欧洲移民美国化问题”、消除移民涌入产生的文化认同危机成为凯瑟创作中高度关注的主题，而这种关注又可以追溯到凯瑟童年时期在内布拉斯加高原与移民相处的生活经历，它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凯瑟这样说道，“大农场前两年的生活对我成为作家产生的影响可能比此后全部经历加在一起的影响还要大，此后我创作的每一个故事都是童年的回忆”（Rapin， 1930：9）。作为“文学农夫”（54），凯瑟大胆开拓移民文学创作疆域，试图为新移民涌入产生的文化认同危机寻求出路。

“面对大批涌入的新移民给社会稳定及美国性带来的冲击，为减少甚至消除差异，建立一个同质性强的社会，美国政府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掀起了一场旨在把新移民同化进主流社会的美国化运动”（王卓、王恩铭，2019：94）。该运动通过开办学校等形式对新移民进行归化教育，使他们尽快适应美国社会生活，认同美国文化，解决归化问题，实现美国的民族身份认同。凯瑟立足美国化运动，通过刻画顺应美国文化、具有多元文化思想的新移民农民，试图从文化上建构美国性，从文学的视角“呼应了美国政府通过农业改革建构美国文明的意图”（周铭，2018：56）。小说中新农民亚历山德拉收留老古董艾弗的叙事安排寓意深刻。它揭示了农业工业化转型期的美国如何在欧洲文明对新环境的适应性转化中实现自身文化建构，为解决移民浪潮引发的文化认同危机、构建新的国族性提供了出路：即通过归化美国文化实现文化认同，消弭移民冲突，构建文化共同体。

4.新农民书写与国族共同体构建

“共同体是历代作家文学想象的重要客体”（李维屏，2022：77）。19世纪见证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成长。特别是南北战争以后，美国政治统一，经济崛起，科技飞升，移民涌入。这使得美国在19世纪末赶超欧洲跃升为世界强国，因而新的国族及文化身份亟待确立。生活在世纪之交，凯瑟目睹了美国农业革命带来的农业工业化快速发展，体悟到拓疆与政治的勾连，也感受到移民涌入产生的文化认同危机。她敏锐地捕捉到农业工业化与民族建构的内在关联，巧妙把握住移民浪潮与文化身份认同的内在逻辑，通过新农民书写积极参与国族性建构，试图从政治和文化上构建一个想象的国族共同体。

农业工业化迅猛发展、经济腾飞、移民浪潮构成了凯瑟构建新型国族共同体的独特社会历史语境。小说成书年代正值美国第一次农业革命接近尾声，农业基本实现机械化、科学化、区域化和市场化，农产品产量及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居所有产业之首。1897年到一战期间，美国农业出现了以往难以比拟的繁荣，农产品总产值从1899年30亿美元上升到1914年60亿美元；在全国出口收入中，农产品出口一直保持在50%以上。农业快速发展带动了美国经济腾飞，一战前夕，美国已反超欧洲老牌国家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第三次移民浪潮也使美国人口由240万飙升至8，000多万。从传统农业国到现代工业国，从欧洲殖民地到世界经济霸主，从清教徒为主的移民构成到整个欧洲移民群体，美国不论政治经济地位、民族构成还是文化身份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亟须在国际上重塑一个与其政治、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国族形象。凯瑟塑造的新农民形象亚历山德拉作为先进农业知识技术、资本意识和多元文化的聚合体满足了美国读者在国际视野中重塑美国身份、重构美国神话的政治需要，又顺应了移民浪潮背景下解决认同危机的文化诉求。

“讲故事是一种政治活动”（Russel， 2006：9）。凯瑟的新农民书写通过颠覆自耕农为主、农业立国的旧有国族形象转而构建一个农业工业化程度高、经济繁荣的新国族形象，试图从政治上构建新的国族共同体。随着边疆不断扩大，国力日益强盛，美国亟须从空间上重新定义自我。土地沦为商人农民赚钱的工具，成为美国政府定义自我、划分空间的政治工具。亚历山德拉的商人农民新身份既象征着传统农民身份的摈弃，更是旧有国族形象颠覆的隐喻。可以说，新农民形象蕴涵着农业工业化改革与国族形象重构的政治逻辑，隐藏着作家精巧的农业政治构思。凯瑟通过书写商人农民亚历山德的故事记录并参与了美国传统农业向工业化农业转型的伟大变革，深刻反映出美国农业改革背后蕴含的政治意图。它揭示了转型时期美国政府一系列农业政策背后蕴含的重划疆域、重塑国族身份的政治努力，借助新农民形象与新国族身份的互动构建了一个新型政治共同体。

凱瑟借助新农民书写试图构建的不仅仅是政治共同体，还是文化共同体。凯瑟所处时代正值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浪潮，移民数量远超历次之和。大量移民涌入导致外来文化同本土文化冲突频发，认同危机加剧。奥沙利文（John L.OSullivan）指出，“必须为这些来到新大陆的移民创造一个表现他们集体身份的故事。……这个故事要强化他们的共同身份，使之‘取代以国土或者血统为依据的身份”（qtd.in Wald， 1955：11）；而“凯瑟的文学作品有助于确立这样一种共同的身份”（孙宏，2007：60）。这个“集体身份”或“共同身份”正是替代血缘或种族身份的文化身份，有助于形成一种基于文化认同的“想象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2003）。亚历山德拉以其对美国文化的开放包容和积极适应成为“凯瑟心目中海外移民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美国人的理想范式”（许燕，2013：220）。她在坚守母国文化基础上积极适应美国文化，获得新的文化身份。这种新的文化身份不仅丰富发展了美国多元文化，又促成了自身成功，从而孕育了新型文化共同体，为解决移民涌入产生的文化认同危机提供了出路。胡亚敏指出，“开拓边疆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民族精神”（2013：2）。作为拓荒小说的经典之作，《啊，拓荒者！》通过塑造亚历山德拉为代表的新农民不仅重塑了美国个性基石的民族精神，还重塑了新时代语境下的新型国族身份。新农民形象既是借助农业政治构建政治共同体图谋的产物，又是倡导多元文化共存、构建新型文化共同体的尝试，是凯瑟以“古老的农村方式”参与建构国族共同体的文学实践。

5.结语

凯瑟创作思想形成年代正值美国国族身份形成关键期，农业革命处于黄金期，经济迅猛发展，移民浪潮风起云涌。置身这一特殊语境，凯瑟作为一位思想敏锐、富有洞察力的作家必然无法做到像许多学者认为的那样“远离政治与社会”，相反“她非常了解所处社会的显著特征”（Reynolds， 1996：5）。凯瑟透过农业领域的深刻变革洞悉到美国政府试图借助农业新政策发展新农业、提高生产效率、改善农民生活水平，从而实现重构疆域、重构国族身份的农业政治意图，也强烈感受到移民浪潮引发的认同危机。有别于同时代热衷于都市书写的作家如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凯瑟以独特的生活和创作经历将目光投向了广阔的中西部农场。她塑造的新农民形象亚历山德拉不仅丰富发展了巴特菲尔德“新农民”的概念，赋予了新农民更为丰富的文化属性；更拓展了亚历山德拉作为经典拓荒者的政治和文化内涵，成就了文学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拓荒者形象，揭示了新农民形象如何服务于国族身份构建。对新农民形象书写的反思有助于重新审视那些认为凯瑟“远离政治与社会”的传统论调，以及长期贴在她身上的守旧标签，有助于读者对凯瑟重新做出客观的评价。

注释：

① 参见Hicks（1933），p.710。该文以“flight”（逃避）一词暗示凯瑟面对残酷、贪婪的工业文明所采取的消极姿态以及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对凯瑟“远离工业文明”提出质疑与批判。

② 参见Reynolds（1996），pp.24， 1。作者驳斥了将凯瑟与回忆、怀旧相关联的传统论调，认为凯瑟的创作主题反映了作家对美国文化的参与而非排斥。并指出“逃避者”“怀旧者”“挽歌作家”不过是凯瑟在公开演讲中采用的种种伪装。另参见周铭（2018），该文指出白桑林是凯瑟帝国心态的反映。

③ 以下出自该著引文仅标明页码，不再详注。

参考文献

［1］ Butterfield， K. L. Chapters in Rural Progres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8.

［2］Conlogue， W. Managing the Farm， Educating the Farmer： O Pioneers！ and the New Agriculture［J］. Great Plains Quarterly， 2001， 21（1）： 3-15.

［3］Hagenstein， E. C.， S. M. Gregg & B. Donahue （eds.）. American Georgics， Writings on Farming， Culture and the Land［C］.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4］Hathaway， D. E. Government and Agriculture［M］. New York： Macmillan， 1963.

［5］Hicks， G. The Case against Willa Cather［J］. The English Journal， 1933， 22（9）：703-710.

［6］Rapin， R. Willa Cather［M］. New York： Robert M. McBride & C.， 1930.

［7］Reynolds， G. Willa Cather in Context［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

［8］Rosenthal， C. New York and Toronto Novels after Postmodernism［M］. New York： Camden House， 2011.

［9］Rosowski， S. J. The Voyage Perilous Willa Cathers Romanticism［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6.

［10］ Russell， D. Between the Angle and the Curve： Mapping Gender， Race， Space， and Identity in Willa Cather and Toni Morrison［M］.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11］ Sherman， C.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Rural Fiction［J］. Agricultural History， 1938， 12（1）：67-76.

［12］Sterling， L. Willa Cather［A］. In M. Cowley （ed）. After the Genteel Tradition： American Writers，1910-1930 ［C］.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64. 7-13.

［13］Thomas， S. Willa Cather［M］. Savage： Barnes & Noble， 1990.

［14］Wald， P. Constituting Americans： Cultural Anxiety and Narrative Form［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5］Woodress， J. Willa Cather， a Literary Life［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7.

［16］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M］. 吴叡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7］胡亚敏. 薇拉·凯瑟《我们的一员》与美国边疆神话［J］. 外国语文，2013， （4）：1-5.

［18］凯瑟. 啊，拓荒者！［M］. 资中筠， 周徽林译. 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

［19］李丽波. 永远的拓荒者：论美国西部女作家薇拉·凯瑟及其创作［J］. 宁夏社会科学，2000， （4）： 93-97.

［20］李维屏. 英国文学的命运共同体表征与审美研究［J］. 山东外语教学，2022， （5）： 77.

［21］施莱贝克尔. 美国农业史（1607—1972年）［M］. 高田等译. 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

［22］孙宏. “机械运转背后隐藏的力量”：维拉·凯瑟小说中的多元文化情结［J］. 外国文学研究，2007， （5）：58-66.

［23］王卓，王恩铭. 试论20世纪初的美国化运动［J］. 历史教学问题，2019， （1）：94-99.

［24］许燕. 凯瑟美国化模式的理想范式［J］. 求索，2011， （5）：220-221.

［25］周铭. 麦田中的白桑林——《啊，拓荒者！》中的农业想象与文明建构［J］.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8， （5）： 56-64.

（责任编辑：翟乃海）

收稿日期： 2023-01-05；修改稿，2023-11-07；本刊修订，2024-01-20

基金項目：本文为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薇拉·凯瑟小说中的农业书写研究”（项目编号：21CWWJ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聂庆娟，教授。研究方向：美国乡村文学、文学伦理学、文学与影视改编。电子邮箱：nieqingjuan@163.com。

引用信息：聂庆娟.《啊，拓荒者！》中的新农民书写与国族共同体构建［J］.山东外语教学，2024，（1）：93-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