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题材与艺术特点

靳羽涵 王超 朱倩倩

摘  要：汉画像石本质是一种具有祭祀性质的丧葬艺术，它在图像、造型、题材等方面均具有突出的特点。山东地区汉画像石作为中国画像石艺术发展的重要区域，有着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属性。它的画面创意主要围绕生活情境、历史故事、战争及神仙祥瑞等题材展开，在整体造型设计、构图、雕刻技法及画面上也呈现出显著的区域性特点。影响山东地区汉画像石图像及特点的主要因素为社会、交通、政治、军事及儒家文化背景、灵魂崇拜和宗教信仰几方面。探究山东地区汉画像石题材与艺术特点的内涵及相关因素，不仅可以让我们更为深刻地体会到中国画像石艺术的博大精深，还可以通过研究影响其图像创作的诸多因素，为后期的艺术创作提供更多的创意途径和方法。

关键词：山东地区；汉画像石；题材；因素；特点

一、引言

汉画像石产生于西汉中期，至东汉中晚期达到全盛，到东汉末年，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汉画像石艺术开始走向衰败。汉画像石题材丰富，囊括了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艺术形式上既承接了战国绘画风格的古朴，又开创了魏晋风度艺术发展的先河，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国画的基本法规和规范。汉画像石拥有独特的图像艺术形式，通过图像符号表达出某种情感寄托或对死后美好生活的希冀。著名史学家翦伯赞说：“这些刻在石头上的画像，如果把它们有系统地集中罗列出来，几乎就可以成为一部画像叙述的汉代史。”[1]由此可见，汉画像石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它对于汉代思想和艺术的传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信立祥根据汉画像石分布的密集程度共划分为五个分布区，第一个分区是山东省全境、江苏省中北部、安徽省北部、河南省东部和河北省东南部组成的广大区域，其中安徽省北部主要集中在淮北市、宿州市以及亳州等地[2]。山东地区社会经济富足，有诸多达官显贵或经济富足的家族墓葬群，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悠久的历史背景，对画像石的创作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山东沂南北寨汉画像石墓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科学挖掘的第一座画像石墓，于是在对画像石的研究上山东地区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故本文选择山东地区汉画像石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图像创作的特点及影响图像创作的诸多因素。20世纪以来，学界针对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进展①，但在当下仍存在一些不足，如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汉画像石的图案、题材、风格等方面，而对于影响其制作工艺、历史背景、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较少。这些方面研究的深入能够进一步深化学者对汉画像的认识和理解，是不可或缺的研究方向。本文将从山东地区汉代画像石的主要创作题材、艺术特点及影响山东地区汉代画像石图像及造型之诸因素进行研究。

二、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主要创作题材

“艺术是通过逼真的形象来表现出事物内在的精神内涵，即用可以描写的东西表达出不可描写的东西。”[3]汉画像石所创造的各种图像造型就是以图像化的艺术创作来表达当下的社会背景、生活情境、文化素养或隐喻某种精神追求，而图像的信息传达是关键。

（一）生活情境

1.乐舞百戏类

此类题材的汉画像石在山东地区较为多见，体现了当时上层阶级奢华生活的真实面貌。其通过视觉符号的提炼将宴饮享乐的场景与当地风俗进行图像化呈现，展现了创作背后的社会风貌和生活场景，同时也能很好地反映汉代统治阶级重礼、尊礼的生活场景。汉画像石在乐舞百戏题材的造型方面区域性特征较为明显，山东地区此类题材在构图上往往少有留白，画面整体构图较为紧密，内容主要为汉代当时流行的娱乐项目，如：掷丸、长袖舞、叠罗汉等（如图1）。画面中间两人手持鼓槌击鼓，画面上端还有多位乐师演奏，展示出一幅歌舞升平的昌盛景象。

2.庭院庖厨类

此类题材的作品更加贴近生活，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真实的生活情境，画面内容多为墓主人生前居住的亭台楼阁或主人夫妇端坐于庭院某一场景中的生活片段。在实际情况中，庭院庖厨常与乐舞百戏相结合来表现场面的宏大（如图2）。庖厨人物垂钓画像石中，画面层次清晰，上半部分为云龙纹装饰，下半部分以多个场景组合展示，有垂钓、水榭、庖厨、动物嬉戏等多个生动形象的动态场景贯穿其中。

3.渔猎牛耕类

渔猎题材多以不同形式的捕鱼场景为蓝本进行创作（如图3）。此类题材以多样化情境、多种类工具来展示渔猎活动，也有一些与祭祀相关的场景。在徐州地区的早期考古中，还发现有用鱼类进行祭祀活动的画像，由此可知鱼早在两汉时期便已成为祭祀活动的重要用品之一。

《诗经·潜》中也有“猗与漆沮，潜有多鱼。有鳣有鲔，鲦鲿鰋鲤。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这样的记载。“中国鱼文化是我国最喜见的行为模式，它体现在物质成就、仪理制度和精神成果的诸多方面，几乎涵盖了生活的所有领域。”[4]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必然会将鱼类这种凝聚了多种内涵的文化符号应用于画像石的创作当中。自古至今，钓鱼都是民间常见的一种休闲娱乐活动，“观鱼、唤鱼、钓鱼、养鱼、斗鱼等，亦构成民间游乐习俗的重要内容”[5]。当然，鱼类题材的出现也和山東地区的经济和地域特点有关。鱼类题材在表现上主要有现实和指代两种表达方式。现实的表现，主要是对当时真实渔猎场景的再现。而指代的表达，主要是指代某种精神层面的意识或情感表达。

另外，牛耕类主题创作也是汉代民间最为重要的题材，牛耕图的出现可以让现代研究者更加直观地了解汉代农耕情况，比如山东地区的汉画像石牛耕图像内容就主要包括一牛一犁、二牛一犁和牛马合犁等形式。“牛耕图在汉画中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汉统治阶级鼓励人们重视农业生产，成为‘成教化、助人伦的宣传工具，牛耕图出现的目的虽不是传播牛耕技术，但客观上为我们了解汉代农耕的具体形式提供了最真实的图像。”[6]（如图4），浅浮雕汉画像石耕耘锻制图造型就极具特色，其上半部分为锻造，下半部分为耕耘。耕耘部分人物动态自然、饱满，将田间农耕的场景生动再现。这幅图既真实表现了当时的生活场景，也为学者研究汉代农耕技术和工具提供了依据。图像的构图、主题的选择以及雕刻的技法也为后期的艺术研究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物参考。

4.车马仪仗类

此类题材主要展现墓主人生前或出丧时的场景，通过不同等级的车马、仪仗形制体现墓主人的身份与地位。不同的雕刻技法将会展现出不一样的车马造型效果，但整体均通过流畅的线条体现车马的速度感和动感。汉代重礼，鲜明的等级制度严格制约着车马仪仗，因此，车马仪仗类题材也为墓室或祠堂墓主人的身份官阶和社会地位的鉴定起着重要的借鉴性作用（如图5）。

（二）历史故事

此类题材的出现主要是通过道德规范、忠君爱国的事例达到感化、警醒世人的目的。山东地区是儒家思想的主要发源地，而儒家思想作为当时社会道德规范的思想基础，对当地画像石艺术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因而此种题材的出现同汉朝儒家思想的兴盛关系密切。故事的题材较为宽泛，但也有清晰且明确的分类，大致分为名臣、孝道、圣贤、王侯、义士及烈女等。从内容上也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其宣扬儒家伦理、明王圣贤思想的意图。如山东微山岛出土画像石泗水捞鼎图（如图6），画面为浅浮雕式样，展示了秦始皇为了得到象征王权的九鼎，召集众人在水中捞鼎而不得的场景。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酒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7]。

（三）战争题材

山东地区画像石的战争题材主要为胡汉交战的场景。此类题材所展示的内容主要集中水陆交战、车马交战的场景。随着时间推移，胡汉交战的场景位置也有所变化，东汉初期胡汉交战在田野上进行，而在东汉晚期出土的汉画像中双方交战的地点则是在桥上，山东沂南和苍山汉墓墓门的门额上都有描绘胡汉双方在河桥上交战的场景[8]（如图7）。此种画像石既是对墓主人在世功勋的宣扬，也是对历史的直接书写。

山东鲁南地区是全国出土胡人形象汉画像石最多的地区，如临沂吴白庄砖室墓画像石、苍山城前村石墓画像石等。

（四）神仙祥瑞

此类题材造型多以图腾形式呈现。图腾是人们在感叹自身能力不足的同时，将某种概念化符号赋予了超自然的力量，通过宗教活动以祈求得到某种庇佑的一种概念化的视觉图像。图腾范围很广，从对自然的崇拜到对祖先的崇拜；从具象化视觉符号的提炼到创造性视觉符号的再现。汉画像石中常见的图腾有伏羲、女娲，再到凤凰、麒麟还有胡人与羽人等神异形成组合关系的造型，以及开明兽、比肩兽等。如滕州龙阳店画像石的伏羲、女娲形象（如图8），二者均是人面蛇身的形象，一手高举，一手横于胸前，似乎在进行某种祭祀性的活动。整体人物造型线条简洁、流畅，画面生动、个性突出。伏羲和女娲是中国传说中的始祖神，他们被人们认为是兄妹或夫妻，二者一方面代表了原始人們对日月的崇拜，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人们对于多子多孙的期待。

三、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艺术特点

山东地区汉画像石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传承，它在整体造型设计上简约而不失美感，轮廓线条简洁明快，刻划精细、生动，使山东地区画像石艺术具有独特的书法美感和雕刻艺术价值。工匠在设计雕刻时巧妙地将石材的自然纹理融入画面，增加了画像石作品整体的灵动性。在画面构图形式上非常和谐，每个构图部分之间相互映照、呼应，增强了画像的立体感、进深感和生动性。这些构图上的细节处理，也为画像增加了生动的意趣。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成熟精湛，艺术家们在制作时会根据石材的色彩、质地、纹理等特点，通过不同的刻划方式，演绎出历史人物形象、绘制动物花鸟图案，或者勾勒山水景观等。艺术家们在运用刻划技巧之余，往往也会在石材上涂上颜料或者在石材上雕刻出浮雕，以增加画像的生动性和艺术表现力。

在雕刻技法上主要分为浅浮雕和线刻两类，包括凸面刻、弧面浅浮雕、高浮雕等。图像的外轮廓线大多采用阴刻线或者凿点进行修饰，而浅浮雕画像图像的石材表面处理较为简单，一般是在未打磨完全平整的情况下便进行图像创作，以显示出物象的质朴感。而剔地平面线刻也是山东地区对于复杂构图或画面而采用的较为常见的一种雕刻方式，主要是在打磨平整的石料上进行创作，局部细节结合阴刻线的雕刻技法。

在画像石边框纹样的设计上，目前山东地区汉画像石多见双凸线或三凸线组合的边框形式，边框线条以细密的菱形纹路组成，用瓶型阴刻线的方式进行雕刻。一般内边框距离较宽于外边框，内边框内为双层菱形纹路，外边框为单层菱形纹路（如图9）。

山东地区汉画像石深受汉文化、道家思想、儒家思想等多种文化熏陶，因此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画像石的画面呈现上极具地域性的特色，我们可以看到汉代社会的风貌，也可以感受到几千年前山东地区人民的精神文化。在儒家文化方面，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雕刻作品中常常出现“四书五经”中的经典语句，如出土于山东省莱阳市南村镇七级堡村的画像石上刻有“道不远人，人自远之”；出土于山东省临沂市费县龙泉镇的画像石上刻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等，这些句子展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理念。同时，山东地区汉画像石中的一些雕刻作品也反映了古代社会的某些风尚和习俗，如孝道、婚姻制度、礼仪等，这些习俗和风尚也是儒家文化的重要体现。在道教文化方面，山东地区画像石的雕刻作品中经常出现一些道教的符号、神明和图腾，如龙、凤、狮、虎等，这些图案都富含道教的神秘色彩和哲学思想。此外，山东地区画像石中的一些雕刻作品也反映了道教的修行理念，如“炼气成丹”“归元求道”等。

四、影响山东地区汉画像石图像及特点之诸因素

从上文论述可知，山东地区汉画像石具有多种创作题材以及鲜明的特点。山东地区汉画像石图像及特点的形成，曾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文将从社会、交通、政治、军事及儒家文化背景、灵魂崇拜和宗教信仰几个方面来分析影响山东地区汉代画像石图像及特点的诸因素。

（一）社会和交通背景

山东地区是汉时东部农业发展的中心之一，以种植小麦、豆类、棉花、桑蚕等为主，农业生产已经能够满足本地需求，并可以向其他地区进行相关的贸易交往。当时山东地区已能“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渔盐”[9]。两汉时期，地处山东地区的鲁国是全国经济发展最好、思想最为开放的地区，一直受到两汉统治者的青睐。这不仅仅是由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其富裕的经济发展情况。《汉书·地理志下》称齐国“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可见当时的齐鲁之地的富足之况。正是由于汉时山东地区种植业的兴盛、经济的发展，于是农耕类题材成为了当时画像石造型的重要来源，主要为了表现墓主人的生前生活或体现其生前所拥有的巨大财富。《国语·晋语》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10]这也表明，当时人们已经重视对于农耕的引用以提高农业生产力。如于滕州市宏道院发掘、现存放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中的牛耕图画像石，画面中为一牛一犁的牛耕造型，但较为独特之处在于，画面中有一人在前方牵牛，一人在后方推犁，更为生动自然地呈现了汉代的农耕场景。

山东地区位于黄渤海之间，因此具有丰富的海洋资源以及便利的海上交通条件。也正是由于海洋资源的丰富，让鱼类题材逐渐出现在汉代山东地区的画像石造型当中。此外，在汉代，山东地区已具有较为发达的海港条件，如青岛、威海、烟台等地，可以方便进行海上贸易交往。这些港口不仅连接了山东地区和东部其他地区，也实现了同日本、朝鲜半岛等地的海上贸易往来，成为了山东地区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此外，山东地区还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陆上丝绸之路始于西汉，自此开始，西域各国的商队开始络绎不绝地往返于长安与西域之间。随着贸易往来的增多，文化的交流也不断增加。西域各国的文化符号开始被汉代文化所接纳，以至于在后期可以看到很多闪烁着西域光辉的文化色彩，这也正是文化包容的表现。在山东地区汉画像石中，文化交流的具体表现有很多，如人头马、鸟头怪、九头蛇、长满鬃毛的人物等。这些形象的出现也间接反映了当时所属两汉的中原地区与西亚经济、政治、思想与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宿白在其著作《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中所举的一例，亦可说明此种文化交流：“沂南汉画像石墓中有一种叠案倒立的游戏，其在十六国南北朝的文献中被称之为‘安息五案（见4世纪陆翔《邺中记》和6世纪梁元帝的《纂要》），可知是由安息传来的。”[11]

另外，山东地区在汉代时期周围有丰富的文化和艺术资源，如东夷文化、齐鲁文化等，这些资源都为山东地区汉代画像石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和历史背景。

（二）政治军事及儒家文化背景

山东地区作为汉代重要的东部门户，其政治地位十分重要。汉武帝时期，山东地区成为“三公之地”，即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常公的管辖地。山东地区在汉代的政治和军事格局中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位于中国东部的边缘地带，处于汉朝与游牧民族的交界处，面临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为了维护边疆安全，汉朝在山东地区设置了多个军事要塞和兵站。此外，山东地区经济的繁荣也为汉朝提供了大量的财税和物资支撑，为汉朝的军事扩张提供了经济基础。因此，山东地区作为汉代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也是汉胡交战的主要战场之一，于是此类题材的场景在山东地区较为常见，也成为了当地汉画像石图像造型的重要题材之一。

山东地区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有着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画像石作为儒家思想衍生出的厚葬之风的产物，其中自然蕴含着多样化的儒学精神。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给与了儒家学说崇高的地位，并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对于逝者的厚葬行为正可以对应儒家所强调的“孝行”。由于儒家学说有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专制王权的作用，在统治阶级的推崇下，儒家学说逐渐兴盛，并开始成为2000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思想。统治阶级主流思想的形成势必会引领整个社会的思想方向。山东地区在汉代是儒家文化的重要中心之一，许多著名的儒家学者，如孟子、荀子、颜回等都出自山东地区，于是与其相关的题材也必然会出现在画像石当中。如孔子见老子、周公辅成王、管仲射小白等。此类题材分类清晰，有古代先贤类、忠臣模范类、孝子烈女类、人物传记类等。而这些人物的模型也均源自两汉的历史记载与人物传说，主要目的与儒家思想相一致，均以教化世人为主。

（三）灵魂崇拜和宗教信仰

东汉时期王充所写的《论衡·薄葬篇》中有云：“墨家之议右鬼，以为人死辄为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类以为效验。”“右鬼”是墨家对于死者灵魂的称呼，他们认为死者灵魂会逐渐升华，成为鬼神，拥有一定的能力和影響力，这种观点在古代的丧葬文化中非常流行。于是人们认为应该尽可能地让逝者在世间安顿好，以示对逝者的尊重和关爱。古时人们认为灵魂是思想和生命的主导，肉体虽死，灵魂永存，死后仍然可以进入到与现实相仿的世界，但是由于生前过往的不同，死后的待遇也会有所差异，那些生前德高望重之人可以升仙达到另一种高度，而罪孽深重者死后就须在阴曹地府接受相应的审判。秦汉时期，统治者已经开始了对于长生不老的探索，但当这种奢望无法实现时，他们便寄希望于“事死如事生”的思想观念，希望死后可以继续延续生前的繁华与享乐。《荀子·礼论》：“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终始一也。”为了满足死后享乐的期望，墓室和祠堂成为了寄予愿望实现的载体。同时，正是基于灵魂永生的观念，在提倡“以孝治天下”的两汉，厚葬之风盛行。我国从商代开始就逐渐出现厚葬，早期墓室多以壁画形式装饰墙面和祠堂，但那些富足且地位不高的人为了也能享受同样的待遇，开始以画像石的方式来满足自己对于厚葬的需求。另外，在上层阶级思想的引领下，大众开始纷纷追求死后的繁华。即使墓主人生前并不是日日笙歌，也要在其墓室的画像石中表现出对于这种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这种观念影响下的厚葬表现，不仅是对汉代生死观念的展现，也浓缩了汉代孝道观念的发展，展示了古人对灵魂轮回的初步认知，更体现了汉代厚葬风气的盛行。所以，不论是汉画像石的形成与发展，还是艺术加工后视觉图像的创造都与此观念密不可分。

在汉代，山东地区的宗教信仰也非常丰富，其中道教、佛教等都对山东地区汉画像石造型艺术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结合了道家和老庄思想的神仙观念的形成初始于西汉。道家思想和老庄生死如一的哲学思想都强调超越人世界的存在，追求无为而治，不拘泥于功名利禄等世俗欲望。两种思想亦均认为人类生命有始有终，但也可通过修行脱离尘世来达到永恒的生命。神仙思想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这些神秘的力量可以为人类带来超越生命有始有终的能力，让人可以脱离尘世并获得永恒的存在。这种思想与道家思想和老庄哲学中的生死如一的理念有所关联，会加强人们对于神仙崇拜的向往。这种观念的盛行，造成众多与宗教信仰相关的题材开始广泛地出现在山东地区的汉画像石造型当中。如山东日照乳山汉画像石中的“太乙四鬼图”，这幅画像石是一幅道家题材的石刻图案，描绘了太乙真人所使役的四个鬼魂形象，它们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四种元素，并且分别驾驭着对应的神兽。这幅画像石反映了道教信仰对于当时人们思想上的深刻影响，体现了人们对于鬼神思想的态度。

五、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山东地区汉画像石主要题材和艺术特点，分析影响其图像造型的诸多因素，发现艺术创作的其中规律和特点，为后期艺术发展提供更多的创意视角和理论依据。山东地区汉画像石有着独特的艺术价值，通过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深入研究，既能了解当时的丧葬观念、艺术造诣及生活状态，也能从前人的艺术表现中提炼更多的艺术创作方向和经验，从而指导当下的艺术创作实践。未来对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研究应更加注重探讨图像创作与当地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深入研究传统文化与艺术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现代的艺术创作当中，更好地助力当下的文化推广和艺术发展。

注释：

①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学界对汉代画像石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初期的考古发掘和调查对画像石进行简单的描述和分类，对画像石的认识还十分有限。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界对画像石的研究不再停留于表面的图形和造型方面的研究，开始揭示汉画像石背后更为深刻的文化、艺术和历史价值（如曾昭燏、蒋宝庚、黎忠义的《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出版）。1970到1990年代学者们的研究力度进一步提升，提出了一系列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包括系统的分类、制作工艺、图案和题材的分析、艺术风格的比较等（如李发林的《山东汉画像石研究》，齐鲁书社1982年出版）。21世纪以来，学界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视角探讨汉画像石的文化底蕴、社会背景、艺术价值等问题，为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研究和保护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如李锦山的《鲁南汉画像石研究》，水利水电出版社2008年出版；刘茜的《汉画像石图像艺术与汉代生死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

参考文献：

[1]翦伯赞.秦汉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张洁.淮北地区汉画像石综合研究[D].淮北：淮北师范大学，2022.

[3]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34.

[4]陶思炎.中国鱼文化[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

[5]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15.

[6]武利华.徐州汉画像石通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189.

[7]刘辉.汉画新释[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110.

[8]劉利利.从汉画像石看汉代民间信仰研究[J].文物鉴定与鉴赏，2021（5）：58-60.

[9]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6：400.

[10]左丘明.国语[M].陈桐生，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157.

[11]宿白.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48.

作者简介：

靳羽涵，河北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视觉传达。

王超，硕士，保定市对面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研究方向：视觉传达。

朱倩倩，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