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智能行为的演化
——从激进生成认知的视角看

黄 翔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一、问题的源起

关于动物智能哲学的讨论,我们首先需要简单地区分一下动物智能的经验研究与动物智能哲学这两个研究领域(1)这里的“动物智能”(animal intelligence)也包括“动物心灵”(animal mind)或“动物心智”(animal cognition)。这几种表达的涵义因不同学者的研究侧重点和方法上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本文忽略其中的差异,统一使用“动物智能”一词指称所有相关研究领域。。动物智能的经验研究范围相当广,包括动物行为学、动物心理学、演化心理学、演化知识论、比较智能研究等;而动物智能的哲学研究则试图运用动物智能的经验研究成果来思考哲学问题,如什么是心灵、什么是意识、什么是知识、什么是合理性、什么是道德等。关于动物智能哲学的当代研究,一般来说都持有自然主义立场,坚持对心灵和认知的理解不应该从除逻辑和数学之外的任何先验(a priori)原则出发,而需要依赖经验科学的研究成果。从自然主义哲学立场出发,一个令人满意的动物智能哲学研究需要同时给出以下两个说明:

(I)动物与人共有哪些心灵与认知能力;

(II)人的心灵与认知能力在哪些方面不同

于动物的心灵与认知能力。

说明(I)十分重要,是比较心理学的合法性基础,因为只有人与动物共有某些相同的心灵和认知能力,比较两者的类似或差异才有意义,它同时也是演化心理学所要预设的前提。说明(II)则关注与不同物种相匹配的适应性智能,是演化心理学、演化知识论、动物心理学、动物行为学等研究的对象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对动物智能的经验研究完全可以单独地关注(I)或(II),不必一定要同时给出对两者的说明。而动物智能哲学则必须同时说明两者:忽视(I)会削弱自然主义哲学的立场,使得人类的智能好像是一种凭空先在的能力,对其的理解难以避免某种神秘的跳跃;忽视(II)则无法真正理解人类智能的独特性,使得我们无法回应人能知道什么,人应该做什么,人可以希望什么等这些根本性的哲学问题,从而动摇整个哲学的基础。

动物智能哲学在给出这两个说明时常常会遇到两种陷阱的诱惑:一方面,超智能主义(hyperintellectualism)陷阱将民间心理学用来言说人类认知能力的概念(如表征、信念、意识等)滥用于动物认知,从而使得对(I)进行说明的过程中会将隐喻性的拟人言说策略当成实在性描述[1]89-94[2]49;另一方面,极端功能主义(radical functionalism)陷阱将动物与人所共有的神经系统对外在刺激的因果功能反应能力赋予了过多的说明力,从而使得在对人类认知和心灵的独特能力进行说明时,即在说明(II)时面临某种难以处理的鸿沟或“难问题”[3]20-30。

本文特别关注的是这两种陷阱如何围绕着“表征”概念而展开。在进入讨论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表征概念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心灵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是心理学和心灵哲学中功能主义范式替代行为主义范式的关键性概念,它被用来理解物理大脑中携带内容的心灵状态(如信念、知觉、记忆、命题态度等),以及由该状态引起的智能行为[4]19-23。拉姆齐(W.Ramsey)从说明的维度出发,把表征理解为“承载内容的内在状态,对这些状态的正确说明须要涉及代表某些事物的结构”[5]xi。换言之,表征是拥有以下特征的心灵过程:(1)承载内容的内在状态;(2)表征内容具有表征项X与被表征项Y之间的结构关系。表征同时也是人工智能哲学和认知科学哲学用来建构认知和智能模型的基本概念。在这些模型中,表征被理解为一个信息处理系统,在其中,外在刺激形成信息输入,经过计算处理后产生能够引起智能行为的信息输出。

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对表征的理解有不少差异。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的特纳(S.P.Turner)区分了表征的强、弱两个极端:

弱表征(或最小表征,Minimalist Form of Representation,简称Rm):将信息及其处理过程当作因果过程,而表征则是该过程的数据结构,任何心灵状态都可通过有时是潜在的最低限度的数据结构来获得说明。

强表征(Strong Form of Representation,简称Rs):表征是被成功建模的复杂推理对象,而在动物认知中则被当作句法系统中的一部分。[6]46

Rm中的一些概念需要特别澄清。首先,“信息”一词在日常语言、科技和哲学领域有着不同的用法(2)参见:ADRIAANS P.Information[EB/OL].(2012-10-26)[2023-06-01].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information/.。在这里则是指心灵状态所指向对象的某些被识别的特征。这些特征之所以被识别是因为该对象某些物理状态的变化造成了识别者心灵状态的改变,从而使得识别者得以追踪该对象的物理状态的变化。其次,“数据结构”指的是携带或承载相关信息以及对信息的功能性处理的数学表达,而所谓“数据”则是指该表达中的权重与赋值。再次,这里的“因果过程”是指心灵状态的意向对象的物理变化因果地引发或激活该心灵状态,正是基于这个因果过程,心灵拥有追踪其意向对象的能力。更为一般性地讲,这种因果过程可以理解为心灵对环境变化的追踪与共变过程,普莱斯(H.Price)称之为“e表征”(e-Representation)。所谓“e表征”是指以外在环境追踪(environment-tracking)功能为范式的表征,在其中,Rm中所说的信息数据结构与环境中的某些特征形成共变(covariation)或指示(indication)关系[7]36。总之,Rm把表征理解为携带着可辨识的数据结构的信息处理的因果过程。例如,一个正常工作的气压表在气压变化时做出因果反应,其指针变化所给出的数据记录了气压变化;再如,兔子在感知到一个大体积物体高速靠近自己时产生警惕感,这个心理的变化记录了可能的捕食者所带来的环境变化,并引发了兔子的躲避行为。用“e表征”所强调的对环境变化的追踪与共变的视角来理解,气压表中指针的变化与环境中气压的变化形成了共变或指示关系;而兔子的躲避行为与其感觉到捕食者靠近之间也形成了共变或指示关系。根据Rm的定义,任何心灵状态,如感知、情绪、记忆、注意力等,只要携带与意向对象共变的数据结构,就可以被看作是表征。

Rs则将表征看作模型中可被推理的部分,具有语义和句法特征。拥有Rs的心灵状态可以作为其他心灵状态的理由。在动物认知中,一些高智商动物因可以进行计划、群体合作、欺骗等行为而被认为拥有Rs。普莱斯将这种强表征称为“i表征”(i-Representation)。所谓“i表征”是指以内在推理功能为范式的表征。换言之,一个表征能够成为推理过程中的前提或结论。

有了对Rm和Rs的区分,我们就可以来看两种陷阱是如何表现在表征概念上的。这里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福多(J.A.Fodor)的断言:

任何机制如果其状态与环境状态共变,就可以看作是在记录有关世界的信息;只要进一步满足一些条件,我们就有理由将拥有该机制的系统输出看作是对与其共变的环境状态的表征。[8]39

在这里,“信息”是指环境中某些物理状态的变化。由于与环境状态共变的系统变化携带了环境中的某些信息,因而被看作是对环境变化状态的表征。不难看出,这正是特纳所说的弱表征Rm或普莱斯所说的“e表征”。上文提到的例子中,正常工作的气压表在环境气压发生变化时,指针也随之变化,按照福多的表征标准,该气压表的指针变化表征了周围气压的变化。这个表征标准可以广泛地运用在生物学中,例如上述兔子感知危险靠近的例子,甚至细菌因感知到某一方向上蔗糖浓度的增加而向其游去的行为,也可看作细菌具有表征其食物,即蔗糖的能力。换言之,福多的表征标准被大量用于对(I)的说明中。然而,它的问题是容易落入极端功能主义陷阱而难以说明(II),即难以说明人类具有的一些独特的认知能力,如推理、价值判断、语言、意义理解等,是如何产生或获取的。这些认知能力难以还原为与环境共变的内在因果机制,因而需要更强的表征概念如Rs或普莱斯的“i表征”来说明。

第二个来自卡鲁瑟斯(P.Carruthers)的如下判断:

考虑一下蜜蜂的思想内容,“蜂巢向北200米有花蜜”(或类似的东西)。它真的由下述概念“花蜜”、“200米”(或大致等同的距离量度)、“北方”(或某些类似的以太阳为参照物的方向量度)和“蜂巢”组成?当然是这样。[9]98

在这里,卡鲁瑟斯坚持蜜蜂拥有非语言的表征内容或概念。当这些概念组合在一起并引发相关的行为时,就意味着蜜蜂拥有某种原始的推理能力,例如,拥有“蜂巢向北200米有花蜜”的思想内容。这里预设了强表征观Rs或普莱斯所说的“i表征”观,并从人类的智能能力出发来理解动物的认知特征。这种立场在说明人类认知和心灵的独特性,即在说明(II)时不会遇到困难,但在说明动物的认知能力,即(I)时就有落入超智能主义陷阱之嫌。当我们把类似“200米”“北方”等概念赋予蜜蜂时,似乎也能把类似“食物”的概念赋予向蔗糖浓度高的方向游动的细菌。不可否认,在日常生活和科学交流过程中,为了言说的方便,科学家们会在描述细菌向蔗糖浓度高的方向游动这一行为时,以拟人或隐喻的方式使用细菌“去寻找食物”“知道食物在哪里”或“知道到哪里去吸收营养”等表达。然而,将这种拟人或隐喻的表述与动物自身的认知状态相混淆,则是一种超智能主义的错误。

避免这两种陷阱的根本方式在于能够成功地说明拥有概念和推理能力的强表征Rs是怎样从与外在信息刺激共变的弱表征Rm中发展出来的。福多例子中的极端功能主义陷阱之所以产生,是因为难以从其理论起始点,即从Rm的因果功能机制中成功地说明人类智能所特有的Rs是如何可能的。而卡鲁瑟斯例子中的超智能主义陷阱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它的理论起始点,即Rs被滥用于原本使用Rm就可以充分说明的动物智能和行为中。如果拥有从Rm到Rs发展过程的适合说明,我们就可以从容地使用Rm来说明(I),即动物与人类所共有的心灵和认知能力,并使用Rs来说明(II),即人类所独有的心灵和认知能力。

二、从目的论语义学到激进生成认知

试图以自然主义的方式来说明Rs如何产生或如何从Rm中发展出来的当代研究以目的论语义学(teleosemantics)最为瞩目。目的论语义学的基本思路是,心灵表征,包括Rm和Rs,来自于产生它们的系统功能。目的论语义学有许多不同的进路,其中以信息进路和生物进路最为基础:信息进路认为心灵的一个内在结构拥有内容X,当X因果地引起了该结构(3)参见:DRETSKE F.Explaining behavior[M].Cambridge,MA:Bradford Books/MIT Press,1988;DRETSKE F.Naturalizing the mind[M].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95;FODOR J A.Psychosemantics: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M].Cambridge,MA:A Bradford Books/The MIT Press,1997.;生物进路认为心灵的一个内在结构拥有内容X,当该结构具有指示X的功能,而此功能曾对物种谱系的维持和繁盛做出过贡献(4)参见:MILLIKAN R.Language,thought and other biological categories[M].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84;MILLIKAN R.Biosemantics[J].Journal of philosophy,1989,86(6):281-297;MILLIKAN R.Varieties of meaning[M].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04;MILLIKAN R.Beyond concept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APINEAU D.Teleosemantics and indeterminacy[J].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1998,76:1-14;PAPINEAU D.The status of teleosemantics,or how to stop worrying about Swampman[J].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2001,79:279-289;PAPINEAU D.Teleosemantics[M]∥SMITH D L.How biology shapes philosoph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95-120.。围绕这两个进路,发展出了许多理论,包括试图融合两个进路的理论(5)参见:NEANDER K.Toward an informational teleosemantics[M]∥RYDER D,KINGSBURY J,WILLIFORD K.Millikan and her critics.Malden,MA:Wiley-Blackwell,2013:21-36;NEANDER K.A mark of the mental [M].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17;SHEA N.Representation in cognitive scienc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这里无法深入其细节,只想指出目的论语义学难以充分地说明如何从Rm发展出Rs的一些理由,并以这些理由为起点探讨补救的可能。

第一个理由是目的论语义学在回应非决定性反驳时难以说明如何从Rm发展出Rs。所谓“非决定性”(indetermincy)是指目的论语义学所使用的因果或生物功能无法通过其所引发的与外在对象的共变关系来决定唯一的表征内容的情况。以目的论语义学最著名的青蛙吃苍蝇的例子来说明。一只苍蝇飞近一只青蛙,苍蝇的行动激活了青蛙大脑中的捕食机制,使得青蛙飞速地伸出舌头将苍蝇掠入口中吞食。目的论语义学面临的问题是,因果或生物功能可以说明青蛙大脑的神经机制是如何追踪并捕获这只苍蝇的,却难以确定追踪和捕获过程中青蛙的大脑中关于这只苍蝇的内容。换言之,难以确定青蛙的眼睛告诉它大脑的到底是什么。米丽肯(R.Millikan)认为生物演化过程足以让青蛙将这只苍蝇看作是“苍蝇”(fly),而不是“蚊子”或“飞行的甲虫”等其他东西[10]164-165;帕皮努(D.Papineau)认为青蛙看到的是“飞虫”(flying insect)[11]105-107;斯特瑞尼(K.Sterelny)认为生物演化无法让青蛙获得如此丰富的昆虫分类概念,而只能获得其功能的对象的直接属性即“可食的”或“食物”[4]124-127;尼安德(K.Neander)则认为青蛙只有眼睛所获得的能够引发其后续活动的因果信息,即“小而暗的飞动物体”(small dark moving thing)[12]124[13]168。

目前对于目的论语义学中非决定性问题的解决很难形成共识。各种理论不仅在技术细节上存在着差异,对于形成表征内容的标准也难有统一的看法。从内涵丰富而外延相对窄小的高层次内容,如“苍蝇”,到内容相对贫瘠而外延宽广的低层次内容,如“小而暗的飞动物体”,都以不同的方式被不同的目的论语义学理论用来说明青蛙捕食苍蝇时的心灵状态。不难看出,高层次内容如“苍蝇”相对于低层次内容更接近强表征Rs的标准,而低层次内容如“小而暗的飞动物体”相对于高层次内容更接近弱表征Rm的标准。从前文我们看到,以Rs为标准容易落入超智能主义陷阱而使得在说明(I)时,即说明动物心灵时,误将拟人或隐喻用法当作实在,而以Rm为标准则容易落入极端功能主义陷阱,从而在说明(II)时遇到困难。因此,目的论语义学在表征内容的形成标准或标准的变化上达成共识是十分必要的。一些学者认为目的论语义学无需对非决定性问题给出明确和统一的回应,只要论证表征内容在原则上可以被自然化就达成了目标。换言之,无论是Rm还是Rs,只要可以以自然主义的方式获得说明即可[14]157[15]309-312。笔者同意论证自然化表征内容原则上的成立并不一定要求对非决定性问题的解决,但如果想要满意地说明(I)和(II),我们仍然需要对从Rm到Rs的发展过程做出说明,而目前目的论语义学的当代研究则未能对这个说明形成共识。

第二个质疑目的论语义学难以说明从Rm发展出Rs的理由来自于胡托(D.D.Hutto)和麦因(E.Myin)提出的“内容的难问题”(Hard Problem of Content)。所谓“内容的难问题”是指建立在与环境共变关系上的弱表征Rm,包括目的论语义学的表征概念,难以单独地说明强表征Rs所要求的表征内容。具体来说,Rs所要求的表征内容意味着“认知者所表征的对象或事物是如此这般的”。[3]10这里的“表征内容”是一个语义概念,它需要满足三个条件:(1)准确性,即表征内容可以是准确的(accurate)或不准确的(inaccurate);(2)为真性(veridicality),即表征内容可以为真(true)或可以为假(false);(3)具有真值条件,即可以断定表征内容中相关概念和判断的真伪需要满足的条件。胡托和麦因认为Rm包括目的论语义学可以满足准确性条件,即在演化过程中被选择的生物机制(如大脑和神经机制)在其正常运转时,可以十分可靠地与外在环境中某些特征的变化形成共变关系,从而为生命体提供准确地追踪外在对象及其特征的能力。然而,Rm包括目的论语义学难以满足为真性条件,也不具有真值条件。这是因为通过共变关系准确地携带某种信息并不等于拥有关于该信息对象为真的内容,也不意味着拥有该信息内容为真的条件。例如,树的年轮准确地携带了树龄信息,但这不意味着年轮所携带的树龄信息为真。如果一颗树由于某些原因(如病菌或虫害等)的干扰,未能在某一年或某几年形成年轮,我们不能说这颗树携带了为伪的树龄信息,因为这是树的共变功能因干扰因素的影响而失败的后果,而不是语义层面上的表征错误。同样地,可靠的共变信息并不意味着信息为真。豪奇兰德(J.Haugeland)曾举过一个著名的例子,一种黄色蝴蝶体内携带着可以威胁某一种鸟类的毒素,而该种鸟在演化过程中产生了基因突变,拥有变异基因的鸟会排斥捕食红色、黄色、绿色的昆虫,因此可以准确地避免进食有毒的黄色蝴蝶,从而具有更好的适应性。豪奇兰德指出,这种鸟因自然选择而获得的对黄色蝴蝶的准确规避能力并不意味着它们对颜色或毒素有任何语义层面上的理解[16]310。因此,胡托和麦因坚持Rm所依赖的共变功能并不具有语义属性的表征内容,因而也无法单独地发展出Rs[1]66-67。在他们看来,尽管拥有语义属性的Rs随附于拥有共变功能的Rm,但Rs从Rm中涌现的过程则需要建立在社会文化的实践活动之上。这一点,我们在下文会详细解释。

胡托和麦因的观点受到一些目的论语义学支持者们的质疑[17-18],同时他们也做出了回应[3]41-44。新近的质疑来自于曼(S.F.Mann)和派因(R.Pain),他们认为目的论语义学可以避开胡托和麦因的批评。在他们看来,胡托和麦因的观点预设了目的论语义学的表征内容,即Rm没有满足两个标准:真值标准(the truth-evaluable criterion)和内涵标准(the intensionality criterion)。然而,曼和派因坚持由于胡托和麦因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真值标准,因而目的论语义学给出的建立在与环境对象可靠关联上的关系本身就是真值标准。换言之,目的论语义学满足真值标准。而所谓“内涵标准”是指表征内容的如下语义特征:一个表征对象可以拥有不同的内涵内容。例如,在弗雷格的例子中,“晨星”和“暮星”这两个词都指称同一对象,但各自拥有不同的内涵。在曼和派因看来,目的论语义学不必遵从弗雷格式的内涵语义学,而可以只依赖指称关系来理解表征内容的语义特征。他们指出,米丽肯(R.MILLIKAN)的“独念”(unicept)就是这种表征内容[19]7-9,它建立在生命体与外在环境的共变关系之上,是一种Rm,其功能是让生命体能够识别出之前曾经出现过的对象,因而它表征了该对象,形成了生命体对该对象的信念,保证了生命体在正常状态下对出现在不同场合的该对象做出合适的行为。以这种方式来理解目的论语义学的语义特征,完全无需满足内涵标准。[20]40-42

对于曼和派因的论点,笔者有以下两点质疑。首先,曼和派因认为目的论语义学只依赖与环境的共变关联就可以满足真值标准的判断过于乐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非决定性问题意味着目的论语义学在满足真值标准时存在着含混性。由于不同的目的论语义学理论对非决定性问题的处理方式不同,其所持有的真值标准也不完全相同。以上述青蛙捕食苍蝇的例子来说,如果青蛙事实上吃到嘴里的是一只蚊子,那么在青蛙“看到的是‘苍蝇’”的理论里为伪表征,而在青蛙“看到的是‘飞虫’‘食物’或‘小而暗的飞动物体’”的理论中则为真。其次,按照曼和派因的理解,表征内容完全可以以Rm中的共变关联关系来确定,因而弱表征Rm与强表征Rs的区分也是不必要的。然而,这作为取消Rm与Rs之间区分的理由过于薄弱,不仅因为绝大多数学者在理解表征问题时都预设了强、弱版本的区分,更重要的是,若只以Rm来理解心灵表征,只能说明生命体部分较为初等的认知能力,而难以用来理解更为复杂的部分,如解决非决定性问题、人类认知的独特性问题等,从而陷入极端功能主义陷阱(6)坚持区分Rm与Rs的学者,除本文提到的特纳和普莱斯外,曼和派因还提到了豪格兰(J.Haugeland)、德雷福斯(F.Dreyfus)、伯格(T.Burge)、瑞思考勒(M.Rescorla)、奥布莱恩(G.O’Brien)、奥佩(J.Opie)等学者。因此,否定这一区分需要更为细致与系统的论证。参见:MANN S F, PAIN R.Teleosemantics and the hard problem of content[J].Philosophical psychology,2022,35(1):22.普莱斯指出导致容易混淆这个区分的一个原因来自对语言游戏的外在制约与共变性功能制约的混淆。参见:PRICE H.Expressivism,pragmatism and representationalism[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37-38.。总之,对表征内容的自然化理解不仅需要说明Rm,也同样需要说明从Rm到Rs的发展过程。

实际上,胡托和麦因提出的这种“激进生成认知”(Radical Enactive Cognition,简称REC)并不像某些学者所理解的是一种反表征主义立场,而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试图说明从Rm发展到Rs的自然主义理论。REC的基本思想是,目的论语义学成功地给出了建立在Rm之上的认知能力,这种能力可被称为“基础心灵”(Basic Mind),它足以支撑动物包括人类的适应性智能行为,这是人类与动物的智能所共有的部分,即(I)的说明对象。然而,与目的论语义学不同的是,胡托和麦因坚持认为不必把Rm看成是表征内容,因为Rm不具有为真性和真值条件。在REC看来,少数高智商动物与人类在进行社会性实践的过程中发展出或从Rm中涌现出具有为真性和真值条件的Rs。拥有复杂且不断精致化的Rs能力是人类智能区别于其他动物智能的地方。这是REC对问题(II)的回应。换言之,与REC相比,目的论语义学通过其关于对Rm的自然化理论成功地说明了(I),却因未能成功地说明从Rm到Rs的发展过程而未能如REC那样成功地应对问题(II)。

三、四种智能行为

为了更为清晰地理解REC在解决问题(I)和问题(II)时相对于目的论语义学的优势,我们接下来进一步考察人类心智演化过程中所经历过的四种智能行为(Intelligent Behavior),它们分别是:

(IB-1)反射行为(reflex behavior)

(IB-2)习得性适应行为(learned adaptive behavior)

(IB-3)外在表征实践行为(external representation praxis )

(IB-4)内在表征实践行为(internal representation praxis)

(IB-1)指的是由基因决定的或先天拥有的适应性的反射性行为。例如,身体特别是手在遇到针状物刺痛时会迅速回撤,眼睛遇到强光会眯起来等等。在这里,“反射性”“先天性”和“适应性”三个概念需要解释一下。所谓“反射性”是指当特定的情境出现时,行为能动者会自动激活相应的行为;这种行为是“天生的”或“先天性”的,因为行为能动者实现它们的能力由基因决定而无需后天学习;它们是“适应性”的是因为这些行为能够减少外在威胁对生命体可能的损害,从而增加了行为能动者对环境的适应度。动物与人类一样共有这种智能行为,只不过动物的具体行为方式各不相同。例如,蜘蛛织网、蜜蜂筑巢、河狸筑堤、老鼠挖洞、飞蛾趋光等。因而,(IB-1)是(I)要说明的对象之一。

另一个(I)的说明对象是第二种智能行为(IB-2)。它是一种习得性适应性行为,即通过后天学习获得的、比(IB-1)更具灵活性的适应性智能行为。例如,巴甫洛夫的狗经过训练后可以在听到铃声后分泌唾液,桑代克的猫在几次随机碰到可以打开迷笼的杠杆后,逐渐学会在进入迷笼后寻找能使自己走出笼子的杠杆。这些行为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面对新的生存环境时逐渐形成的,即后天习得的。人类更是擅长通过形成良好的习惯或学习各种技能来增加自己的适应性。这种行为的习得依赖记忆和学习能力,行为主体在面对新环境时需要运用之前的经验形成更具适应性和灵活性的新行为。无论是(IB-1)还是(IB-2),智能行为的发生都是生命体的大脑、神经或感知系统被特定外在对象激活后,对该对象产生共变反应,从而对其识别并追踪的结果。只不过在(IB-1)中这种与对象的共变能力是先天的,在(IB-2)中则是在试错、学习和训练过程中获得的。目的论语义学和REC对(IB-1)和(IB-2)的理解有不小差异。目的论语义学将两者都看成是弱表征Rm运作的结果,即看成是生命体的大脑、神经或感知系统识别并追踪外在对象的信息变化的结果。REC则不愿意使用“表征”一词,而将生命体通过共变关联来识别和追踪外在对象的能力看作是“基础心灵”,坚持基础心灵是动物和人的认知和心灵的基本状态与功能,是在对时空中各类环境信息(刺激)的动态回应过程中生成的。与目的论语义学不同的是,REC认为基础心灵或Rm只具有功能性和因果性而不具有语义性,因而不操纵表征内容,依赖表征内容的心灵和认知状态底定于基础心灵。

在REC看来,依赖表征内容的心灵和认知状态展现于另两种智能行为中。第三种智能行为(IB-3)是指依赖外在表征实践的行为。一般来说,“外在表征”是与“内在表征”或“心灵表征”相对的概念,指以外在于心灵的资源如物质模型、图画、表格等为载体的表征。而这里所使用的“外在表征”一词的涵义有所不同,它来自美国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M.W.Wartofsky)的定义。所谓“外在表征”是指生命体在与其他个体进行社会性交流的过程中,使用某些生存和繁殖的原始行动作为物质性信号的表征[21]368。举例来说,狮子通过在树木和石头上留下体味来划分领地,向入侵者示警;大象和鲸鱼都会通过发出和接收叫声来判断远处群体的位置;萤火虫通过腹部发光、孔雀通过开屏来传达求偶信号等。外在表征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它是社会性实践的产物,用于生命体之间相互交流和传递信息。第二,它从(IB-1)和(IB-2)中演化发展而来,例如撒尿本是一些动物身体新陈代谢的表现,而嗅觉灵敏的猫科动物的祖先拥有强大的体味识别和追踪不同个体的能力,这是一种建立在(IB-1)(如先天的嗅觉反应)和(IB-2)(如在生活中积累识别不同气味的经验)之上的能力,最终发展出使用携带自己体味的尿液作为信号来示警其他个体的行为。再如,动物幼崽因为饥饿而啼叫,叫声引发了母亲的喂食行动,这是(IB-1)和(IB-2)的运作过程,即特定的神经配置与外在刺激相匹配的结果。而当幼崽在成长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啼叫可以提高母亲对自己的关注频率,因而有意地使用啼叫来吸引母亲的注意时,它的啼叫就成了外在表征。

人类同样擅长通过手势、表情、触碰、声音来与同伴或异类交流。然而,人类祖先与动物的外在表征在两个方面存在着重要差异,一是制造东西的能力,二是社会交流的方式。在制造东西方面,人类祖先逐渐演化出系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作为工具的人工物,如斧子或矛等,不仅表征了它们的使用方法,也表征了它们的制作方式[22]337-396[23]153-177。例如原始人制作的石斧,边缘锋利的一端暗示了用于切割,而粗厚的一端暗示其是用手握住的一端。从来没有见过石斧的人,在看到石斧的形状后,可以毫不费力地识别出它的使用方式,从石斧的材质和形状也不难揣摩出其制作方式。与此同时,工具特别是复杂工具制造技艺的传播与继承需要更为成熟稳定的社会性交流,从而促进了语言的产生。语言是除制作工具外人类祖先所独有的另一种外在表征资源,它的产生使得人类的社会交流超越依赖叫喊、手势、表情等基础性外在表征资源的阶段,进而能够表达更为复杂的信息与心理活动,推动人类的认知能力突飞猛进地发展。实际上,语言就是一种工具的工具。一方面,复杂工具的制作、使用和传播需要依赖社会性的语言交流;而另一方面,语言又是人类社会性交流中最为有效和独特的工具。

从REC的视角看,(IB-3)中的外在表征是从Rm发展到Rs最为重要的一步。一方面,社会性交流实践使得(IB-2)中的一部分基础心灵发展出能使用信号与其他个体相互交流的能力;另一方面,正是社会性交流实践中的信号使用过程产生了超越共变信息而具有为真性和真值条件的表征内容。真值条件决定于信号接收者对于信号发出者通过外在表征载体所要传达的内容的正确理解。换言之,理解信号发出者的意向内容的内涵,是正确识别该内容所指的前提。举例来说,一个石斧的使用者也许并不知道石斧是谁制作的,但如果他试图握住边缘锋利的一端而不是粗厚的一端来使用石斧,那么,他就对石斧拥有错误的信念,即他错误地理解了石斧制作者赋予石斧的部分内涵。而正是因为他持有错误的信念,使得他难以正确地使用石斧,这不仅是一种功能性的失败,更是由错误的表征内容所引起的行动上的失败。目的论语义学从总体上来说对社会性文化实践的重视不够,因此对从(IB-2)到(IB-3)的发展过程也缺乏重视。信息进路的目的论语义学倾向于用弱表征Rm所依赖的共变关系来理解(IB-2)和(IB-3)对外在对象的识别和追踪能力,无论该外在对象是物理性的、生物性的还是社会性的。相比之下生物进路的目的论语义学则更多地关注信息发出者与信息接收者之间的区分,但是这个区分并不以社会性交流为出发点,而是以信息的产生原因与信息导致的结果为原初依据。例如,知觉的感受部分受到的信息刺激为信息发出者,而引发相应行动的部分为信息接收者,这样的区分比社会性的信息发出者与接收者的区分更为原初,社会性的区分被理解为原初区分的一种延展。

在理解(IB-3)的问题上,REC相对于目的论语义学的优势颇为明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以社会性交流实践为出发点的外在表征概念是一个明确的语义概念,在说明外在表征内容的为真性和真值条件时,不会受到非决定性与内涵标准问题的困扰。在REC看来,青蛙捕食苍蝇是只有正确性而没有为真性和真值条件的基础心灵运作的结果,是(IB-1)和(IB-2)说明的对象;而狨猴在察觉到捕食者靠近时发出报警叫声引发猴群逃散,则是一种传达语义信息的外在表征,其中的真值条件和内涵标准是可以清楚地说明的。目的论语义学由于不重视(IB-2)与(IB-3)之间的区别,从而认为青蛙捕食和狨猴报警的例子同属一类。有的学者如帕皮努(D.Papineau)将狨猴报警例子中的为真性和真值条件的满足无差别地沿用在所有目的论语义学的例子中,如青蛙捕食[11]102-103。当我们区别了(IB-2)与(IB-3)后,就会发现这种沿用是不合适的。另一方面,在对动物智能问题(I)和问题(II)的说明上,REC给出了明确的回答:一些具有社会性交流实践能力的动物与人共有外在表征的能力,这是从Rm发展出Rs的重要步骤。然而,人类比动物在制作东西和交流方式方面拥有更为复杂的外在表征能力,即工具制作和语言使用能力。目的论语义学并不反对REC的回答,但由于没有对(IB-2)与(IB-3)作出区分,未能清晰阐明从Rm到Rs的发展过程,因而对(I)和(II)的说明都比较模糊,一方面动物与人都共有Rm,但在何种意义上拥有比Rm更强的表征能力则未给出清晰的说明。

工具制作的日趋复杂以及语言对社会性交流范围与能力的拓展推动了外在表征的内在化,最终产生了第四种智能行为(IB-4),即内在表征实践行为。所谓“内在表征”是指不同类型的反思性行为,如想象、思考、计划、对目的的意识等。在演化的层面上,外在表征先于内在表征,是内在表征得以可能的先在条件。反思性行为一般来说会拖慢认知主体对外在刺激和社会关系的应对速度,但其优势是有利于提高反应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增加对事物的理解深度和全局性把握。内在表征实践在工具制作特别是在语言交流的帮助下同样变得日益复杂,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人类独特的认知特征,形成了Rs最为典型的例子。REC在(IB-3)的基础上可以很自然说明(IB-4)的产生,从而完成从Rm到Rs的发展过程的理解,并最终形成对(I)和(II)的说明。而目的论语义学则因在说明(IB-3)时的欠缺,从而在说明从Rm到Rs的过程中存在跳跃。

四、结束语

本文的首要目的是论证若要同时说明(I)和(II)需要一个能够同时避免超智能主义陷阱和极端功能主义陷阱的自然主义理论。围绕“表征”概念,我们看到REC可以成为满足上述要求的理论来自然化地说明表征的起源。人与动物在应对外在物理对象时共有(IB-1)和(IB-2)能力,即REC所说的基础心灵。人与动物在应对社会性关系时也会共有使用(IB-3)中的外在表征能力,这是人与动物在各自进行其社会性交流实践过程中的产物。而人类的独特性则来自于因语言使用和复杂工具制作而产生的(IB-4)能力。

同时,本文要说明的是,REC与另一个自然主义理论,即目的论语义学相比占有一定优势,因为REC能够更好地处理从Rm到Rs的发展过程。目的论语义学是一个十分丰富的理论群,受篇幅的限制,这里无法涉及许多相关的技术细节讨论,因而文章对于REC和目的论语义学之间的对比只是一个初步的框架,有待日后深入。实际上,REC并不是一个否定目的论语义学的理论,相反地,REC认可目的论语义学对表征内容的自然化初衷,即认同表征内容随附或底定于生物性功能和对信号的因果操纵机制。然而,REC想要指出的是,建立在因果功能性之上的Rm或REC所说的基础心灵以及(IB-3)中的外在表征不能够单独地发展出语义性丰富的Rs,还需要通过社会性交流实践的帮助。一旦认识到社会性交流实践的重要性,REC与目的论语义学之间的关系可以是互补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