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补贴、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创新

2024-04-07 10:16周雪峰刘晓韩露
会计之友 2024年8期
关键词:中介效应融资约束财政补贴

周雪峰 刘晓 韩露

【摘 要】 在“双碳”目标下,企业绿色创新逐渐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但企业往往面临着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对绿色创新存在消极影响。而财政补贴和数字经济作为外部动因,对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基于此,文章选择2011—2021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财政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引入数字经济考察其在两者之间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财政补贴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数字经济在财政补贴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探讨财政补贴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影响机制发现,融资约束在两者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并且数字经济增强了融资约束在财政补贴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发挥的中介效应。文章结论丰富了财政补贴社会效应研究,拓宽了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研究,为地方政府更好地推动企业绿色创新以及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 财政补贴; 数字经济; 企业绿色创新; 融资约束; 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 F27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4)08-0102-08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发展绿色低碳产业”。企业是绿色发展的积极践行者,而绿色创新是引领企业绿色发展的第一动力。如何提升绿色创新水平已成为企业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因此,政府通过税收和补贴等多种方式来提高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然而,政府只起到“辅助作用”,难以实现全方位支持,也无法完全解决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因此,政府应设立专项支持基金、出台财政支持政策、建立政府介入的引导机制,最大程度地激励战略新兴行业中的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关于政府干预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已有大量的研究,主要包括激励效应、抑制效应和无影响关系。首先,政府干预具有激励作用[1-2]。基于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三螺旋理论,企业创新与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密切相关。实证结果表明,从短期来看,税收优惠可以有效地促进企业创新;从长期来看,财政补贴和税收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3]。其次,政府干预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一些学者发现,政府干预抑制了企业在特定行业和市场环境中的绿色创新[4]。其他学者发现,当创新投入处于较低阈值时,政府干预明显抑制了企业绿色创新[5]。最后,政府干预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无明显关系。一些研究认为,政府干预在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方面没有发挥作用[6]。

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低碳、节能、环境友好的新技术应运而生,这些新技术能够有效地降低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所产生的废弃物的数量和排放量,达到最小化碳排放的目的。而且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激励生产商积极地使用电子清洁技术,高端储能和污染治理遥感技术,改进传统产品的生产方式,从而形成资源节约模式,最终改善和优化环境[7],影响财政补贴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此外,当前学术界对财政补贴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还没有达成共识,多数学者忽略了数字经济对财政补贴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因此,基于数字经济的视角,探讨财政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财政补贴与企业绿色创新

财政补贴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是什么?通过梳理文献发现,绿色创新一般面临着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一方面是因为技术创新具有高风险和高不确定性的特点;另一方面是由于技术创新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企业承担风险能力较弱。这些问题均阻碍了技术创新的发展,而财政补贴正是通过缓解这些问题来促进技术创新,且财政补贴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这一机制分别通过降低成本、提高收益和降低失败容忍度等路径增加企业现金流量与风险承担能力,进而缓解融资约束,促进技术创新。

首先,财政补贴能够降低成本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一方面,因为技术创新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结果充满不确定性,需要对其投入较多的资源,而设备和薪酬会影响到研发者的工作效率和热情,间接影响创新效率。财政补贴能够用来购买研发设备和发放研发人员薪酬等,降低企业的预期成本;可增加企业现金流量,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其创新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对于一些研发投资较多的企业,边际成本随着研发投资的增加而增加,当边际成本超过企业所能承受的最大值时,便停止创新投资[8],而财政补贴通过降低研发边际成本,提高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性,维持创新项目活动。

其次,财政补贴能够提高企业预期收益,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政府通过为与创新相关的活动分配资金、提供必要的补贴以促进新产品开发,提高预期收益,以及通过政府本身的采购和研发融资帮助企业减轻资金压力,提高创新水平。一方面,企业技术创新的外部性特征[9],即研发产出成果一旦流向市场,面临被复制和抄袭的威胁,导致企业的实际收益率要低于预期收益率,致使企业往往不愿意进行创新活动[10]。财政补贴可通过弥补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的差额,间接增加企业利润,缓解融资约束,从而加大创新投入。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本身实际收益就很高的技术创新项目,企业边际收益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而降低,当边际收益下降到最低时,企业便会停止研发投入,而财政补贴会将这一临界点延后,提高边际收益,减缓企业资金压力,从而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提升创新能力[11]。

最后,财政补贴能够增加失败容忍度,从而提高绿色创新。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具有高风险和高不确定性,所以企业需要有足够的失败容忍度,以提高风险承受能力,进而缓解融资约束,激励和培育创新。财政补贴通过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缓解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帮助企业获得外部资金、获取稀缺资源,提高企业失败容忍度。从资源基础理论角度看,企业内部拥有的资源越多,失败容忍度越强,因而越有可能将资源投入到绿色创新中[12]。余明桂等[13]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政府的支持不仅有助于国有企业从银行获得更多的贷款数量,而且有助于国有企业获得更长的贷款期限。Vainio et al.[14]研究表明对政府的信任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安全感,降低对失败的担忧,从而对绿色创新持有积极态度。这一促进效果的作用机制主要依赖信号传递机制,包括传递企业技术和项目质量优势、监管认证和政企良好关系等信息。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财政补贴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二)数字经济的调节效应

企业的目标是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企业的战略过程相结合,以建立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数字经济能够加快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其向低能耗、低污染的新兴产业发展,进而提高能源效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并且数字经济能够形成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和长尾效应,降低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供需不平衡[15],有助于知识共享和技术进步。与此同时,数字经济还可以引发“鲇鱼效应”和“示范效应”,也就是说数字经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行业产生影响,从而吸引企业向互联网行业转型,进而获取强有力的竞争优势,有利于获得银行贷款,缓解融资约束。而绿色创新与一般创新相比,往往面临着技术更新压力和更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基于此,本文认为数字经济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进而调节财政补贴和企业绿色创新二者之间的关系。

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看,企业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差距是存在的,致使企业难以从外部渠道获得融资,并且企业内部之间也存在信息差异,导致管理者难以做出合理的财务决策,加剧融资约束。从资源约束角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具有良好的技术优势,能够为公司营造出一个好的技术环境,降低投资者与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帮助公司从外部获得资金,为风险较高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进而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从资源配置角度,数字经济能够缓解公司内部信息不对称,有助于企业各个生产环节间信息流通,从而优化生产流程和生产工艺,实现资源要素最优配置,进而有助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数字经济正向调节财政补贴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原始研究样本,按照下列标准进行筛选:(1)剔除金融行业和房地产行业;(2)剔除数据严重缺失的样本;(3)剔除ST、*ST等T类样本企业。为避免异常值影响,将连续型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本文的数字经济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绿色专利数据来自CNRDS数据库,其他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RESSET数据库,本文采用的实证分析软件是Stata16.0。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企業绿色创新(Patent):本文主要借鉴靳毓等[16]的做法,从专利视角将企业的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数量加总,得到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数量来衡量。

2.解释变量

财政补贴(Sub):参考关书等[17]的做法,本文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补贴收入指标加1后取自然对数来衡量。

3.调节变量

数字经济(De):借鉴赵涛等[18]的研究,按照互联网发展和数字金融两个维度对数字经济进行划分,其中互联网发展涉及的指标包括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数、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和电信业务收入,数字金融主要通过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测度。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测算数字经济的综合指数,记为De。

4.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19-21],本文选取如下控制变量:年龄(Age)、规模(Asset)、管理费用率(Mf)、财务费用率(Cf)、资本结构(Debt)、固定资产比例(Tan)、研发人员(R&D)、年度效应(Year)和行业效应(Industry)。

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三)模型设定

为对本文提出的H1、H2进行检验,并参考已有研究成果,构建模型1和模型2,具体如下:

模型1检验了财政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如果α1显著为正,则表明财政补贴有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H1得到验证。模型2检验数字经济对财政补贴与企业绿色创新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若β3与β1符号方向一致,说明数字经济能够强化财政补贴对绿色创新的正向关系。若β3与β1系数符号方向相反,说明数字经济能够弱化财政补贴对绿色创新的正向关系。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由表2可知,企业绿色创新的均值、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164、4.852、0,表明不同企业的绿色创新程度有很大的不同。财政补贴的均值为16.239,中位数为6.397,说明超半数的企业获得财政补贴较少,且存在企业获得了较多的财政补贴。数字经济的均值为6.351,中位数为6.397,最小值为4.097,均值与中位数相差无几,即数字经济的数据服从正态分布,说明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较好,这与我国提倡发展数字经济的基本国情一致。

(二)相关性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各相关系数基本上小于0.5,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同时,财政补贴与企业绿色创新呈现正相关关系,并在1%水平上显著,初步验证H1。本文所选取的控制变量对绿色创新的系数基本显著,且系数基本上小于0.5,表明本文所选取的控制变量较为合适。由于在未加入控制变量时,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不能科学地验证假设,接下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验证财政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数字经济在两者之间所发挥的调节效应。

(三)多元回归分析

表4为财政补贴与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为财政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列(2)为数字经济对财政补贴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从表4可以看出,Sub的系数为0.024,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财政补贴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因此,H1得到验证。Sub×De的系数为0.024,在1%的水平上显著,并且与Sub的系数符号相同,说明数字经济正向调节财政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影响,支持H2。

五、稳健性检验

(一)变量替代法

基准回归中调节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互联网发展和数字金融两个维度,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出。为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借鉴叶胥等[22]的研究,基于互联网和数字金融两个维度按照变异系数法测算出权重,加权求和得到数字经济发展指数(De2),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发现改变数字经济的衡量方法后,与前文的研究结构是吻合的。其余控制变量显著性水平未发生明显变化,这表明本文结论较为稳健。

(二)安慰剂检验

本文借鉴Li et al.[23]的处理方法构建安慰剂检验,检验财政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关系以及数字经济在二者之间所发挥的调节作用不是由其他随机性因素引起的。本文使用财政补贴变量对随机选取企业进行分析,重复进行1 000次回归,最终得到企业绿色创新P值的核密度图。根据图1和图2可以发现,企业绿色创新的P值集中在0附近,综合来看,本文没有因为随机因素而导致严重偏误。

六、影响机制分析

(一)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

长期稳定的资本投资是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的先决条件。然而,融资约束通常会阻碍企业投资创新项目。融资约束是指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其他原因,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投资,无法为预期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绿色创新的融资困难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绿色创新的特点是投资回报周期长、投资风险高以及投资者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其很难获得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在企业融资的情况下,代理理论主要涉及企业资金提供者和资金使用者之间的合同关系。企业绿色创新具有高风险和不确定性,当企业将资金投入到绿色创新项目中,其能获得一定的回报,而且企业必须承担投资失败、资金无法收回的风险,从而导致债权人不愿将资金投资于高风险项目,加剧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同时,绿色创新会导致环境治理和知识溢出的外部性。其次,“搭便车”行为使得企业在缺少政府资金支持的条件下,进行绿色创新的激励不足。最后,以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较低,导致企业难以获得金融服务。传统金融机构通常不愿意向高风险、低回报的绿色创新项目贷款。因此,解决绿色创新项目融资问题,推动经济结构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变,成为当前形势下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融资约束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消极影响,主要由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企业存在融资约束影响其绿色转型与资本结构优化,进而抑制其绿色创新动机。另一方面,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意味着其缺乏大量的现金,导致管理者倾向于把资金投资于风险较低的项目,从而“挤出”绿色创新。对处于极度缺乏资金的企业,财政補贴能够刺激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因此,本文认为融资约束在财政补贴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中介效应。

1.模型设定

为研究财政补贴能否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3—模型5:

关于融资约束的衡量方式,本文借鉴郭丽丽等[24]的研究,以KZ指数来衡量融资约束。模型3检验财政补贴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模型4检验财政补贴对融资约束的影响,若ω1显著为负,则表明财政补贴能够缓解融资约束。如果存在中介效应,模型4中ω1与模型5中μ2的乘积(ω1×μ2)同模型5中μ1符号一致并且都为正,也就是说融资约束在财政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

2.回归结果

根据表6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列(1)中Sub的系数为0.024,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财政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列(2)中Sub的系数为-0.030,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财政补贴能够缓解融资约束。列(2)中Sub的系数和列(3)中KZ的系数乘积(-0.030×-0.004)为正,与列(3)中Sub系数的符号方向一致,说明融资约束在财政补贴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中介效应。

(二)调节的中介效应

上述分析已验证融资约束在财政补贴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中介效应,为了探讨数字经济是否影响融资约束在财政补贴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发挥的中介效应,本文构建模型6—模型8。

第一步先验证模型6中的系数?渍3,检验在未考虑融资约束时,数字经济是否影响财政补贴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直接效应;第二步验证模型7中的系数ρ3是否显著,如果显著则表明数字经济能够调节财政补贴与融资约束二者的关系,第三步检验模型8中系数σ的显著性,如果显著则证明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调节前半路径),否则使用Bootstrap或MCMC法重新检验系数乘积所在的置信区间。

表7报告了数字经济对融资约束中介效应的调节效应。列(1)中Sub×De的系数为0.024,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Sub的符号相同,说明数字经济增强了财政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列(2)中Sub×De系数为-0.005,在10%水平上显著,与Sub符号相同,说明数字经济增强了财政补贴对融资约束的抑制作用,并且在列(3)中KZ的系数为-0.003,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数字经济所起到的调节效应成立,并且调节的是前半段路径,其增强了融资约束在财政补贴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发挥的中介效应。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财政补贴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以及数字经济在两者之间发挥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第一,数字经济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第二,数字经济在财政补贴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第三,进一步探讨财政补贴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影响机制发现,融资约束在两者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并且数字经济增强了融资约束在财政补贴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从政府角度,应该加大对绿色产业和环保企业的补贴力度,缓解融资约束,为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提供资金保证。首先,当地政府要以企业为核心,积极培育和发展绿色技术,运用市场机制吸引更多有实力和专长的企业。其次,政府应该强化绿色技术标准。在生态环境污染防治、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城市绿色发展等重要领域中,制定出一套绿色技术标准,对绿色技术的关键性能与技术指标进行详细的界定,并对其进行效果评价与验证。最后,政府应该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各地区应加速将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并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并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推动企业绿色创新。

第二,从企业角度,应通过合理运用资本,减少资源错配,进而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针对绿色创新面临高风险和不确定性等特点,且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还较突出,迫切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同时,企业要提升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加速新一代数字技术产业的发展,以抢占未来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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