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与记

2024-04-08 13:21江非
诗潮 2024年3期
关键词:墨家时期孔子

江非

孟子在《孟子·离娄下》里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其中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意思是说,周王朝统治天下的能力丧失了,也就没有了所有诸侯全部集中到中央王廷进行宗庙祭祀颂诗(致祭词)的局面了,喻含王道规则的颂诗祭祀的局面没了,独一的周王朝国家权威和王道、正史也就没了,才有了孔子以私史的名义所写的,貌似记录诸侯各国事件,其实是阐述规范王道准则的《春秋》之史。孟子的《孟子·离娄下》是论述王道、道统的,这段话其实是说中央王权衰落后的以史赋道,最重点的一句是“其义则丘窃取之”,并非论述诗和史这两种文体的发展关系。从这句话中,也可以看出“诗”在当时是什么,看出孔子编“诗”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人类早期哲学认识的发展大致都要先后经历以下三个时期:1.对人之外部世界关注研究的时期,指称—正名论时期,在先秦以孔子之学为代表;2.对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媒介物也即语言的关注研究时期,语词—刑名论时期,在先秦以墨子之学为代表;3.对人内部的思维运作的关注研究时期,概念—逻辑—道名论时期,在先秦以慎子之学和庄子之学为代表。慎到所著的《道德经》和庄周所著的《庄子》,就是先秦哲学发展到“道名论”也即概念论研究时期的两大代表作。其实人类至今包括文学诗歌在内的一切精神知识的生产和历史运动也都是围绕着指称、语词、概念这三个世界展开的。《道德经》里所出现的“物”这个词就同时具有这三个含义,并非单纯地指那个物质的实物世界。

在先秦,学术界对概念的使用要求很严格,“说”“曰”“道”“言”“教”“学”这些词都是专词,分别指不同的事关语言话语的领域,其中的“言”这个字,在造字时是由《易》的基本卦“兑”卦严格推演而出,是指系统化的学术著作、写作或授课。孔子说的“不学诗,无以言”的意思是“不好好地研究詩里的形式逻辑,你就不能写出系统化的学术著作”,并不是“你不去学习诗歌,你就说不了话”。《诗经》在孔子时期,在教学上,一方面作为形式逻辑学教材,另一方面作为政治道德典范的示范来使用。孔子认为《诗经》里的那种象征化的空间性思维方式,是从经验世界中综合抽取和传递理性认识达到事物真相的基本方式,是一种能“告诸往而知来者”的思维能力训练(也只有弟子的认识到了这个层面,孔子才会略有安慰地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并且提示了象征之林的言不尽意。所谓史称的孔子问道于老子,就是两个人探讨了一下逻辑原理,是一个伦理学家和一个逻辑学家之间的探讨,是经验哲学和先验哲学的一次交流。概念是一个在历史中不断流变和分殊的东西,后世的好多解经者犯的一个基本错误,就是以自己当时的概念含义去理解了几百甚至几千年前的词语。

“诗”这个字出现得比较晚,其造字本义是指对于语言的持有和对于持有者的言说。中国诗歌史上,有两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一是孔子辑《诗》,二是胡适写“新诗”。这二位先贤都是他们时代最卓越的经验主义与实用主义思想家。无独有偶的是,他们辑的诗和写的诗以两只动物开端,孔子的是“关关雎鸠”——两只水鸟,胡适的是忽忽飞的两只黄蝴蝶,但他们当时辑《诗》和写诗的根本目的却不是为了诗歌本身。孔子是为了建立他们那个时代的语言逻辑学,以为他心目中的那个理性社会的建立提供更为规范的思维和语言逻辑工具。胡适则是为了语言的解放,以为当时的新思想与新理性建立可用的语言工具。可以说,他们“为诗”的目的都是双重的,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着眼于人的塑造和人类理性发展。但可叹的是,这两个事件发展结局竟然如出一辙,都是“两个黄蝴蝶,一个在天上,一个忽飞还”:在经历数代之后,孔子的“诗”终于演变成了除少数诗人之外的单纯的诗之内的“唐诗宋词”;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新诗”也走到了目前的这里。

“厚德载物”这四个字在春秋战国时期思想体系中的原义是:只有超级理性才能实现对于概念的绝对统一把握。“物”这个概念在当时还未分殊,同时是指那个实物(被指称界)、那个实物的名称(语词界)、关于那个实物在人的意识中所形成的概念(概念界)。使用时根据语境各有侧重,但主要是指从意识的杂织中抽象出来的具体概念。

《天龙八部》中,谁的武功最高,谁才是真正的大侠?在小说中,我们看到金庸安排的是:慕容复为武而武,乔峰有武而武,段誉是无武而武,虚竹是不武而武。按照老子和庄子关于理性原则的说法,“不”高于“无”,因为“无”是未经反思的,而“不”是反思的最高状态,所谓否定之否定,不道之道。那么,按照“为、有、无、不”的顺序来论,应该是虚竹最高。另外,慕容复在小说中代表的是复国尊祖的儒家,乔峰代表的是领帮搏杀的兵家,段誉代表的是不位不争的道家,虚竹则是兼爱非攻的墨家。天下侠士出墨家。所以,在四人中,金庸心中最高的侠,还是虚竹。所以,他安排虚竹出了佛家之门,入了逍遥之宫,完成了侠义精神的两个最重要的基底在他身上的设置和建造。小说中的逍遥二字很重要。事实上,在春秋时期,在纯粹思想学术领域之内,学术成果最大的也确实是墨家,是当时最大的一家,而不是儒、道、兵。战国后期道家才借助墨家刑名论的研究成果超了上来,诞生了庄周的《庄子》和慎到的《老子》这样的著作。“虚竹”二字,其实就是“刑名”二字的别称,是墨家的核心基础思想和成果。金庸深谙中国先秦文化。他之所以把虚竹、段誉、乔峰、慕容复这四个人的命运安排成那样,其实也是在表达他对墨、道、兵、儒四家的看法。那么,在金庸心中,武功应用得最好的应该是兵家乔峰,但不是最高的,在他看来,最终的侠也应该是更加自由和视现实界为“名”之荒漠的墨家虚竹。

杜甫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深刻地言明了人乃是历史和集体之人,不能单纯地是美学之人,这个人的灵魂即是以天下观念为心怀的仁善。杜甫是“为什么写”的最好代表。他创造的是人的形象,而不是诗的内容和技艺,是儒家思想在唐的复归。

现实是“我在”,语言和说是“我有”,这二者结合之后,则是指明了“我能”和“我是”。诗歌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建立思维的象征体系,就是完成一种综合。用一句俗话说,就是把那些八竿子打拉不着的事情弄在一起,把世界的碎片建立在一个完整的基本框架里面。这是孔子重视诗的原因,也是柏拉图反对诗人和诗歌的那个原因。完成这个功能的就是诗人依据现实的想象。这是一个无限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思考还是以现实为依据,但是并不去独一地為了思考我们平时所说的那种现实。

十来岁时最喜欢李白,二十来岁最喜欢杜甫,三十来岁喜欢陶潜,四十岁以后更喜欢王维,但《诗经》乃一直喜爱。从来都没多大喜欢的是宋词,所有玩词的诗都不喜欢。但宋诗贡献巨大,完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由直观诗学向反思诗学的集体转变,是宋代诗人和知识分子“词”之外衣下的真心。

诗之生发按层级可分四种:情之所致,境之所致,思之所致,真之所致。其所对应的是个人观念、共同观念、普遍观念、同一观念。其所对应的是个体性、时代性、历史性、永恒性。一个成熟诗人的写作可以分为六个时期:1.直觉写作时期;2.简单反思时期;3.诗性探索时期;4.语言的概念性反思时期;5.普遍反思时期;6.晚期的纯粹自由时期。

十一

那种关于“此刻”的诗歌读起来也挺好,就是眼下这样的诗歌实在太多了。简单的“此刻”无非人的“六觉”,就是之看见、之听见、之触见、之味见、之嗅见、之想见,读多了总让人想起尼采对瓦格纳的评价,套用一下就是:现实,太现实了。细究起来,这还是一种当下资本变异影响下的诗歌现象。从”现场“到”当下”再到“此刻”,这也是一个随着中国社会的改变而发展的过程。人到底是被一个现实的此刻夺走,还是要创造一个现实中没有的此刻,这是一个问题。

十二

最终检验一个诗人的只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为什么写”,另一个就是这位诗人的一本诗集。前者关系到他呼唤什么样的人类之人、之世,后者关系到为之思考和自省了多少、多深。有好多诗歌,看五首或者一组,会觉得很好,但是一旦成为一个集子,你读完了会觉得那个集子是空的。因为你只需要思考和感受它的第一首诗就行了,后面的那些根本不需要再思考。那本诗集会在阅读的进展中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单调、空洞或者杂乱。一点点的艺术性和灵晕,会被人的匮乏性最终淹没。如今这样的诗歌有很多太多。一本诗集才会判定一个诗人。

十三

唐朝是一个尼采式的酒神时代,一切回到本质与本原、本真。于是,谢灵运的山水被唐代诗人纠正回到自然本身。

十四

行徒传:2006年到2018年,我曾在非洲生活了12年。在那里,我遇上了一个来自以色列的犹太人。他是个哑巴,不会说话,但会编草鞋和制树皮袍子。那时,我们住在一片沙漠的边上,到最近的埃及村庄也需要穿过一片草地,再翻过一座大山,再走上三天三夜。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来到非洲,是否也和我一样,离开中国仅是为了检验一下身体能承受路途之遥远的限度。我不懂希伯来语,看不懂他写的字;他也听不懂汉语,不知道我一开始的几天里,都给他说了什么。这样,在我们长达12年的共同生活中,其实就是一个哑巴和另一个哑巴生活在一起。只不过一个哑巴会喊叫,另一个哑巴要打手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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