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的结构、过程与功能

摘 要：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体系中独特的政治组织，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政治共识对于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增强政治信任和合法性，促进重大公共决策的制定和顺利执行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政治共识如何在政协凝聚起来这一问题展开，通过建构“结构-过程-功能”的逻辑分析框架进行探讨，认为静态结构是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赖以形成的基础，通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双向动态运行过程实现共识凝聚，对我国政治体系、政治过程和政策过程产生重要功能。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促进了我国政治体系的稳定、融合，有利于拓宽利益表达渠道，实现利益综合，有利于增强政策认同，促进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关键词：人民政协；政治共识；结构；过程；功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加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功能建设，提高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水平”[1]。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开辟“中国之治”的重要制度设计，是理解我国民主政治的独特平台。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以协商凝聚共识的政治优势。

一、理论分析框架

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是人民政协在形成和凝聚政治共识的过程中，相应的结构和功能发挥作用的过程及作用机理，也即凝聚政治共识的有规律的模式和路径。基于此界定，通过借鉴吸收结构-功能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运用于分析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形成本文“结构-过程-功能”的理论分析框架（见图1）。

结构功能主义源自20世纪初的结构主义，起初用于社会系统研究。伊斯顿对其进行批判借鉴，应用于政治研究领域，把政治生活理解为政治系统与社会的互动，是“社会性要求输入→政治系统转换→输出至社会→反馈”的过程。他用系统分析来鉴别政治生活与其他领域的关系，将政治结构理解为“政治关系”[2]，进一步深化了结构分析。结构功能主义研究方法为政治学开辟了新的理论视角，摒弃“原子论式”的研究，有助于对复杂的政治社会现象进行整体的综合性分析。随着行为主义的日渐兴起，结构功能主义遭到不少学者的诟病，他们认为该分析方法偏静态而忽视动态、偏宏观而忽视微观、偏均衡而忽视冲突。但实质上，结构功能主义并不否认冲突，也不排斥过程和行动，只是理论工具分析的侧重点不同。鉴于此，有学者提出链接宏观结构与微观经验的“结构-过程”范式[3]。

政治过程理论开启了政治学动态分析的先河，主张政治分析的主要内容为政治过程，扩展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分析。20世纪初，本特利最早提出政治过程的分析概念，并出版了以此为题的专著，但学界关注和讨论较少。20世纪50年代，杜鲁门《政治过程》的出版，开启了过程研究的先河。我国对政治过程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专章论述了政治过程，认为政治过程适用于对开放政治系统的研究，主要是对功能和行为两个过程的分析。20世纪90年代末，胡伟的《政府过程》与朱光磊的《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开启了政治过程的本土化研究，对我国政府过程进行了详细研究。该研究理论突破了1800年至1950年主流的“法律-制度”静态分析范式，开始重视现实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现象、行为的研究，以及对政治运作的关注。正如阿尔蒙德所言：“当某个集团或个人提出一项政治要求时，政治过程就开始了。”[4]在《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一书中，他对结构功能主义方法进行了完善和拓展，认为：“需要用动态发展的方法来补充结构功能方法，因为我们不仅想知道政治体系是如何发挥功能的，同时还想知道为什么。”[5]政治过程研究一改传统对固定结构和正式机构、制度的研究，注重研究政治制度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这一研究方法展示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经由“输入-转换-输出”循环互动的动态过程，注重对事物的动态研究，通过动态研究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综上，本文通过借鉴吸收结构-功能理论和政治过程分析方法，从静态结构与动态运行过程相结合展开政治共识凝聚机制的分析，进而厘清其对我国政治体系的功能。

二、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的结构

静态结构是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赖以形成的基础，机制必须依赖一定的結构才能起作用。从人民政协内部结构、外部结构和隐性结构三个层面分析，得出人民政协的制度架构和组织结构的出发点是朝着凝聚政治共识的方向设置的。

（一）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的内部结构

人民政协内部结构包括组织和人员结构，形成以“会议”为轴心，以常设机构、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为依托的组织结构和以政协委员为主体的人员结构。人民政协组织结构具有上下同构、横向受同级党委领导、纵向间指导与被指导的特征，人民政协自身的组织结构是朝着凝聚政治共识的方向所设置。上下同构即各级政协组织的组织结构设置和性质职能相同，横向各级政协都受同级党委的领导，两者结合共同确保了人民政协组织的统战性、统一性。个人角色是政治结构的基本单位，委员是政协组织的微观细胞，构成人民政协的角色结构。政治角色是政治过程的基本元素，是政治行为产生的主体因素。首先，政协委员具有联系面广的特征，政协委员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党派、不同行业；其次，政协委员以界别为纽带，具有超越部门、地区利益的立场中立性，这使得他们在参政议政过程中能够提出客观公正的建议；最后，政协委员代表性较强。这三方面的委员角色特性，直接影响政协委员履行职能的政治行为过程，进而影响人民政协政治共识的凝聚。

（二）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的外部结构

人民政协政治共识的凝聚除受内部结构的影响外，也受到外部结构的影响。作为政治组织，人民政协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小的政治系统，在自身系统内有相互间的结构影响和政治运作。但同时，人民政协又是我国整个政治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会受到整个系统中其他政治机构和组织的影响，并与之产生相互作用。人民政协政治共识的凝聚是在与党委、人大、政府等互动作用中实现的，是一个整体的运作系统。人民政协的外部结构在领导力因素、执行力因素和基础性因素方面提供了协调和配合。党的领导是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外部结构的保障因素，为其提供重要的方向指引。人民政协虽然不是权力机关、不是立法机构，但可以通过履行职能影响国家政权机关的运作，进而影响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生活。人民政协与人大有相似的组织架构设置，人大和政协在区域和党派构成方面实现了互补，在代表构成方面实现了条块结合。政协活跃于政府行政的整个过程，是连接人民和政府的重要纽带。政府无论是在制定决策阶段还是在决策执行阶段都需要听取政协的意见建议，确保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防止决策执行跑偏，确保决策执行效果。

（三）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的隐性结构

协商文化是影响政治共识的持久性因素，可能在制度和体制变革后仍有影响。作为政治共识凝聚机制的隐性结构，协商文化从精神内核、培育过程到作用影响，对政治共识起到支撑和正向推动。我国协商文化根源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是在协商实践过程中孕育形成的，是不同主体间的参与型政治文化，具有“主体多元性，以协商、讨论等为参与方式，目的是实现合作”[6]。协商文化是一种多元主体的参与型文化，对参与主体具有最大限度的包容，提倡不同意见的发声。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的前提也是对异质性的包容，否则就变成政治同质，而不是政治共识。协商文化内含的偏好转变的价值内核、平等沟通的参与方式及追求理性和公共精神的特征与政治共识的价值理念、实现方式相吻合，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在协商文化场域中得到正向推动。

三、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的过程

人民政协政治共识的凝聚不是单向度的过程，而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双向度结合的运行过程。不仅包括各界别代表通过自下而上方式进行利益表达，在人民政协经综合以提案或社情民意形式影响党委和政府决策，而且人民政协还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重大决策贯彻至各界别代表，在贯彻落实过程中解决分歧、化解矛盾，实现政治共识的凝聚。

（一）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的形成过程

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的形成主要是通过自身内部运行过程和外部互动过程实现，包括内部的协商、监督和参政议政过程及人民政协与政权系统和社会系统的互动，人民政协“座谈会”机制、大会发言机制和提案机制是促进内外部运行的微观机制。

1.内部运行过程

政治共识的达成是基于偏好转换，而不是偏好聚合。在偏好聚合的情形下只能形成少数利益服从多数利益的结果，而偏好的转换则是经过平等的公开讨论和协商形成共识。人民政协通过协商机制实现不同界别群体偏好的转换，提供了一种政权外利益表达与整合的有效机制。在利益复杂多元化的当今社会，仅靠政权内的利益整合渠道不能囊括不同的利益诉求，如果缺失政权外的整合途径，这些被政权渠道忽视掉的利益诉求会集聚、爆发，偏离制度化的解决轨道，造成社会矛盾和冲突。人民政协政治协商过程有利于共识的实现，从政治协商议题的确定、协商过程的开展到协商结果的办理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凝聚政治共识。人民政协民主监督通过协商式监督，以改进和完善党委政府工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以监督促合作、聚共识。人民政协参政议政过程通过调查研究机制和反映社情民意机制，一方面提供了利益表达的“内输入”模式，另一方面形成调研报告和社情民意“直通车”，以影响公共政策制定，从而经人民政协制度化渠道，在利益表达和政策反馈中解决分歧、化解矛盾，实现政治共识的凝聚。

2.外部互动过程

人民政协的运行主要围绕党委中心工作进行，是在党委领导下的政治组织运行。因此，人民政协与党的系统之间的互动是一种“领导-回应”的强关系逻辑。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政协党组的组织机制实现党对人民政协的领导，即通过组织嵌入（设立政协党组、机关党组、专门委员会分党组）、人事安排实现党的领导；另一方面，人民政协将各党派、各界别、各人民团体等所代表的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经人民政协的合法化、制度化程序进入政治议程，将各界别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整合进党的决策议程中，并通过政协中心工作安排、职能履行等回应并落实党的领导。人民政协与人大的互动过程主要是在实现国家权力意志合法化的过程中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使得政协所反映的不同利益诉求能够经国家权力机关上升为国家意志。人民政协与政府的互动过程实现了以协商逻辑对政府科层制行政逻辑中“负功能”的纠偏。在政策制定阶段，人民政协通过发挥调查研究、委员专家和协商优势，就涉及政策各环节问题积极建言献策，这有利于推动“共识型”决策；在政策执行阶段，通过发挥协商式监督促进政策有效落实，确保国家意志的执行和落实。

3.微观作用机制

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的内外部运行需要借助微观机制得到支撑。人民政协“座谈会”机制、大会发言机制和提案机制促进人民政协内外部运行，是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过程中赖以依存的微观机制。在我国政治运行过程中，“座谈会”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治理角色。“座谈会”机制是基于我国革命时期的历史经验及治国理政现实需求所形成的，以实现特定目标而开展的咨询讨论或传统沟通的微观机制。双周协商座谈会是人民政协中最具代表性的机制之一，是委员履职的重要方式，为委员与党政部门协商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双周协商座谈会规模小（通常为20人左右）、频率高，在最大限度激活了“座谈会”机制优势的同时，融合了人民政协协商议事的特色，以微观机制促进了政协职能履行以及与外部党政机构的互动。政协委员通过双周协商座谈会建言资政，促进党政机构科学民主决策；同时，党政部门通过双周协商座谈会宣介政策，经协商谈话机制争取各界代表理解支持，在协商互动中广泛凝聚政治共识。

人民政协如何有效实现参政议政，最主要的微观机制是通过政协各类会议中的“大会发言”机制。在会议中进行意见表达或交流的行为被称为“大会发言”，政协委员通过“大会发言”机制履行职能，可以说，“大会发言”是政协参政议政职能最直接的表达[7]。大会发言过程看似是“单向”的过程，但实为双向互动过程。发言人在大会发言，是对自己所代表界别的观点的公开表达。发言人传达观点的过程同时是其他与会人员接收观点的过程，接收者对该主题本身具有自己的认知，在听取发言者发言的内容后会形成意见互动，这有利于提高参政议政效率。

提案作为一项关涉政协全局性的工作，是履行三大职能的重要方式。提案工作的运行机制主要是由提案者、提案委员会和承办单位，经提案提出、审查和办理等环节形成的互动过程。具体互动运行过程为：提案者提交提案后，提案委员会根据立案标准对所接收的提案进行审查，符合标准的予以立案，同时对相似提案进行并案处理（对不符合标准的出具不立案通知，反馈至提案者）。立案后，根据提案内容确定承办单位（如涉及2个及以上，确定主办与会办单位或分办单位），由承办单位接收提案，经与提案者沟通协商、交换意见，形成体现各方意见的办理复文，反馈至提案者。协商民主贯穿提案所有环节，提案办理协商是提案工作机制顺利运行的保障，旨在消解提案办理过程中的信息偏差，增强双方之間的沟通联系，促进目标实现。

（二）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的贯彻过程

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是双向运行过程，不仅包括自下而上的政治共识形成过程，更关键的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共识贯彻落实过程。自上而下逻辑成立的前提是，我国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基本政治制度能够避免分歧，增进政治共识。

1.中心：贯彻党的政治主张

通过人民政协将党的政治主张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下去，这样自上而下的过程与前述的自下而上过程相结合才是凝聚政治共识的完整过程。人民政协在贯彻党的政治主张过程中凝聚政治共识，政协党组是其贯彻的组织载体。政协党组通过“输入-转化-输出”机制和请示报告制度，实现将党的政治主张贯彻落实到人民政协具体工作中。一方面，在坚持党的组织原则基础上，使得党的政治主张和决策部署在人民政协中得到贯彻，在政协常委会工作中保证党的政治主张和决策部署得到贯彻落实。这一过程是政协党组通过与政协外部党的系统“输入-转化-输出”机制和在政协内部行使决策权来实现。通过民主程序，政协党组将党的政治主张转化为政协的决定，即党中央和同级党委的方针政策是输入端，经政协党组的贯彻转化为政协工作规划。同时，政协党组在政协内部通过行使决策权，对政协年度工作计划进行研究、审议提交政协各类会议的文件等，然后将其交由机关党组及各专门委员会分党组执行。综上，政协党组通过在政协内部决策权的行使和外部“输入-转化-输出”程序，实现了将党的政治主张贯彻落实到政协的运行过程中。另一方面，通过请示报告制度，政协党组定期向同级党委报告工作并及时请示党委有关政协工作中的重大工作安排，党的政治主张通过请示报告制度得以顺利执行，该制度是保障党的政治主张得以贯彻的重要制度，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8]。在政协实际运行过程中，每年各级政协党组向同级党委作全面工作报告，并向同级党委报告其重要工作和有关要求的落实情况。通过请示报告制度，人民政协党组能够准确领会党委意图，将党的政治主张和决策部署落实到政协具体工作中；能够确保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使得人民政协工作始终围绕中心大局开展。

2.平台：委员宣讲制度

政治沟通是“政治信息通过一定的通道进行交换与传递的过程”[9]。宣讲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沟通机制，也是重要的政治社会化机制。作为我国独特的政治现象，宣讲对我国政治生活的运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政治沟通机制，宣讲具有明确的宣讲主体（通常为宣讲团）、特定的政治议题和自上而下的宣传机制。委员宣讲制度是人民政协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是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面向社会贯彻政治共识的机制化平台。人民政协通过委员宣讲制度将宣讲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沟通机制运用到政治共识贯彻过程中。作为全国政协创新探索的一种履职方式，“委员宣讲团”制度确立于2018年。通过这一重要机制化平台，人民政协在新时代可以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政协委员通过该机制化平台，团结界别群众，进而面向社会传播政治共识。从政协的委员宣讲工作制度实践看，目前的委员宣讲方式主要包括委员宣讲团、委员讲堂、委员面对面、谈心谈话等。通过不同宣讲方式，政协委员能更好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做到解疑释惑，化解政策贯彻落实中因偏差引起的矛盾，切实将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落实到实际问题的解决中，起到凝心聚力的作用。

3.主体：政协委员

政协委员是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的基础性条件，是人民政协贯彻政治共识的执行主体。政协委员作为我国民主政治中的重要政治角色，首要承担的责任是政治责任。“政协委员代表各界群众参与国是、履行职责。这是荣誉，更是责任。”[10]政治责任即基于政治角色的主体应当履行相应的职责以及未履行好职责应承担相应处置，包括积极和消极两个层面。人民政协通过从积极意义责任层面提高政协委员政治责任能力和消极意义责任层面强化委员问责考核，从而双向发力实现委员履职担责。政协委员在履职过程中通过委员联络机制——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党员委员联系党外委员，实现了政治共识的贯彻落实。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一方面了解界别群众所需并反映他们的诉求，另一方面要将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特别是与界别群众息息相关的政策宣传贯彻到位，起到答疑解惑、化解矛盾的重要作用。党员委员既是党员又是政协委员，在发扬民主、合作共事等方面对党外委员起到示范引领作用，进而促进政治共识凝聚的形成。

四、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的功能

政治共识的凝聚不仅依靠相应的结构，更重要的是需在动态过程中实现，同时在凝聚过程中发挥相应的功能。在对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的结构和过程分析基础上，厘清凝聚机制对于我国政治体系的稳定和融合功能，对于政治过程的优化功能，对于增强政策认同和政策执行有效性的功能。

（一）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对于政治体系的功能

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具有促进我国政治体系稳定、融合的功能。

政治体系的两个重要方面，体现为冲突与同意。在冲突状态下必然会造成政治体系的不稳定，同意则意味着社会成员认同、信任国家政治体系，关涉政治体系的稳定性。人民政协政治共识的凝聚，说明组成人民政协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界别代表对党和国家政治主张的认可，对政权机构运行程序的遵循，对决策制定科学性、民主性、合法性和决策执行结果的同意。这一系列的反馈不僅是我国政治体系运行产生的效果，同时也是政治体系作用客体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反映，是一种双向的良性互动，共同促进政治体系的稳定运行。

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可以增强政治体系横向各机构间的沟通联系。例如，人民政协的提案和建议案，政府需要办理回应。对于政协提案的问题通常不是某一部门能够单独完成，这就需要各部门协调配合，打破了各行政部门间因职责划分导致的行政壁垒，增进部门间的分工协作，以政协提案问题的解决为契机，实现整体化、系统性治理。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可以优化政治体系的纵向运行。在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环节，人民政协充分吸收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代表等的诉求，在政协内部经利益综合形成提案或建议案，上报至同级党委或政府；在自上而下的党和国家政治主张贯彻落实中，在各级党组织、政府贯彻执行的过程中，政协一方面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确保政府政策执行不跑偏，另一方面发挥各专门委员会和委员联络制度，将党的政治主张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所联系的界别群众中。在横向纵向的互动过程中，人民政协连通了各组织间的协作，实现了对我国政治体系的融合。

（二）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对于政治过程的功能

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有利于拓宽利益表达渠道，有效实现利益综合。

利益表达是政治过程的首要环节。最大限度化解矛盾、凝聚政治共识的前提是，让不同的利益诉求能够表达出来，能够被听到。利益能够被准确表达一方面离不开表达渠道，特别是制度化的表达渠道；另一方面则是利益表达主体有意愿有能力进行利益表达。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通过为体制外群体提供制度化参与平台和“内输入”利益表达两种方式拓宽利益表达渠道。人民政协为各界别代表提供制度化表达渠道，弥补行政机关“块块”渠道的局限。同时人民政协提供利益表达的“内输入”模式，即政协委员通过调查研究、考察、委员联络、反映社情民意等途径，主动发现和准确反映所联系界别群体的利益诉求，有效解决部分群体不愿意或不敢进行利益表达的问题，最大限度使所有群体的利益得到真实有效表达。

利益综合是“把各种要求转变成重大政策选择的功能”[11]。人民政协在利益综合过程中发挥了组织化、系统化的作用，使得不同群体的利益能够通过政协平台被关注，不同利益个体可通过政协委员的代表作用参与到利益综合过程中。同时，政协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别代表实现更高层面的利益综合提供了专门的组织协商平台。各民主党派可以直接向中共党委提出建议，也可以通过人民政协与其他党派协商讨论，在政协内部形成提案或建议案，形成利益综合，以政协提案的形式报送同级党委。或者，就专门性协商议题开展专题协商会，就特定专题开展协商讨论形成综合系统化建议。有学者指出：“各级人民政协能够将社会各界分散的、不系统的利益要求转化为集中的、系统的要求，并将这些要求输送到共产党组织及政府之中。”[12]

（三）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对于公共政策的功能

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有利于增强政策认同和促进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在西方国家，政策制定是在多种政策方案中竞争择优的结果，理性选择、渐进理性等都是对政策现象的抽象概括和描述。我国的政策制定和形成不是竞争择优的结果而是协商达成共识的结果，政策制定过程具有显著的目标，即达成共识。“达成共识”是中国政策制定的目标诉求和显著特征[13]。人民政协作为我国重要的参与性政策主体[14]，能够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联系广泛和专业性优势。一方面，可以使受政策影响的相关群体诉求在政策制定的调研和协商环节得到反映；另一方面，人民政协具有专业性优势。按照公共政策学的理论观点，公共政策的科学性离不开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中高级知识分子在人民政协中占很大比重，他们所提建议具有业务咨询的特点，且是一种“制度性的咨询”[15]。同时，科学技术界、社会科学界、经济界、农业界等界别更是由该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和佼佼者组成，概而言之，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能够从专业性角度对相关政策提出科学化建议。通过上述两方面的作用，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发挥了增强政策认同的功能。

从政策制定到政策落地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国家层面的方针政策通常是宏观的、全局的，带有方向性和指导性。到政策执行环节则必须具体且切合实际，从抽象到具体必须经过若干层级的分解细化，这个贯彻落实过程中极有可能出现政策目标偏差、执行受阻等困境，导致政策的失真性执行。人民政协通过各界别委员将方针政策精准贯彻落实到所联系的群体，讲明政策形成的复杂过程，使得他们真正了解方针政策的意图，增强他们对方针政策的理解和认同。

五、结语

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的最突出特色是在超大规模、超复杂结构、历史悠久的我国，提供了一种协商式共识形成机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民族、社会各界代表等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参与国家政治，形成软性约束共识。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需要静态的结构支撑，更要通过动态的政治过程来实现，通过具体的组织架构和制度运行成功完成以协商凝聚共识的实践，并对我国政治体系、政治过程和政策过程产生了重要正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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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曾勇明，张士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过程分析[J].政治学研究，2011（3）：43.

责任编辑：尔东

收稿日期：2024-01-15

作者简介：张霞，江苏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民主政治。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创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历程和经验研究”（22CDJ0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