甥舅对等到社稷叶同如一: 唐中期唐蕃关系概述

2024-04-08 13:19史建伟
今古文创 2024年12期
关键词:会盟共生

史建伟

【摘要】自安史之乱始,长庆会盟终,唐蕃关系始终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这一时期的唐蕃关系主要以战争为主线,以会盟为辅助手段。吐蕃努力寻求与唐政权的平等的关系,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唐中央政府处于被动的位置,主动权掌握在吐蕃手中。可以说,唐蕃关系史就是这个时期民族关系史的缩影,通过对唐蕃关系史的研究可以辐射到唐代各民族间的形成史与发展史。

【关键词】唐蕃关系;会盟;共生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2096-8264(2024)12-0059-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12.018

公元763年,史朝义自杀,其所率诸将尽皆投降。自此,历时七年的安史之乱基本平定。而吐蕃则抓住此一机会挥师东进,过邠州,寇奉天、武功,京师震骇。“戊寅,吐蕃入长安,立广武王承宏为帝,改元,置百官。”[1]而代宗则仓皇而至陕州。自此之后,唐蕃关系不复前期交好,数十年中皆以兵戎相见,至长庆会盟,吐蕃正式称臣,重新约为甥舅之国,唐蕃关系才重归于好。因此,可以说唐中期由代宗始,文宗而终,唐蕃之间是以战争为主、会盟为辅的一种关系状况。

一、唐代的防御策略与吐蕃寻求对等关系

安史之乱无疑给李唐王朝沉痛一击,使得唐朝形势一落千丈,不复盛世之名。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吐蕃攻占长安对于唐蕃双方的意义不言而喻。自此,唐代的政治和军事策略则开始由进攻转向防御,一方面重修与吐蕃的关系,另一方面却要时刻防备吐蕃的进犯。而与此相反,对于吐蕃来说则是其军事扩张的最高峰,在吐蕃文献中有言“攻陷唐之临洮、胜州、河州等城堡多处……引劲旅至京师,京师陷,唐帝遁走,乃立新君,劲旅还”[2],其气焰可见一斑。据史书所载,唐代宗曾有意迁京于洛阳,以避吐蕃入寇。而幸得郭子仪所諫:“雍州之地,古称天府,右控陇蜀,左扼崤函,前有终南、太华之险,后有清渭浊河之固……太宗高宗之盛,中宗玄宗之明,多在秦川,鲜居东洛”[3],并恳请代宗可以继续坐镇长安,维新庶政,以便再造邦家。但吐蕃明显不满足于已取得的利益。此后在唐叛将仆固怀恩的引诱下,多次向长安进攻,但并无见功。因此,吐蕃军队开始调头西征。764年,吐蕃围攻河西重镇凉州,并在占据此地之后继续向甘州进军。766年又占领甘州、肃州。775年攻扰四川、临泾、陇州等地。到791年吐蕃已经占据了唐朝的河西、陇右等地,成为可以与唐朝相抗衡的政治军事实体。而与此阶段相关的会盟多以息兵、议界为主,主动一方皆在吐蕃,唐一方皆处于劣势地位,不然也不会有平凉劫盟的出现。

李唐安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趁李唐平定内乱之时,趁其军事不济而大举向唐腹地进攻,尽取河西、陇右之地,并进而侵扰关陇地区,甚至直接兵临京畿之地。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吐蕃采取了政治攻势和军事攻势相结合的策略。一方面它要使得唐朝承认其占领地区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吐蕃对于河陇地区的经营亟需人力支撑,因此一改其只占土地的策略,进而对“其无所能者,使其充所在役使,辄黥其面;粗有文艺者,则涅其臂,以候赞普之命”[4]。吐蕃分别于宝应元年(762年),永泰元年(765年)及大历二年(767年)相继派使臣入长安与唐会盟。联系到此时的大背景,我们有理由相信吐蕃的军事行动是为了接下来政治协议上的讨价还价。

对于唐朝来说,如何遏制吐蕃军队的继续深入以及如何收复失地,是当下最主要的考量。这一时期的唐朝所采取的整体政策就是以防守牵制为主,郭子仪作为一代名将,对于此时的双方局势有着清醒的认知,正如其所说:“今吐蕃充斥,势强十倍,兼河、陇之地,杂羌、浑之众”[5]。当时的吐蕃可谓是兵强马壮,其声势一时无二,面对此种情形,郭子仪清醒地认识到应当以防御为主。一方面面对吐蕃军队对于长安的威胁,唐积极加强关陇一带的军事力量,起用名将驻守关陇,如郭子仪、李晟、马燧、浑瑊等。其次则屯兵于蜀,借此牵制吐蕃进逼京畿的军事行动。唐在此所用策略就是派遣大将如高适、崔宁、韦皋等出督剑南,节度西川,以图防御吐蕃。公元779年,德宗即位,他对吐蕃采取了以和为主、和战相济的策略,“戎狄犯塞则击之,服则归之。击以示威,归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怀远。”[6]从而使得唐蕃之间的对话有了新的可能,并经过一系列的努力,终于促成了清水会盟。

安史之乱后,吐蕃在西域、云南、河陇三个方向不断征战,而唐朝对此疲于应付,一直处于被动地位。而吐蕃也显然无法一力击溃大唐。因此,唐一方为了稳住局势,主动向吐蕃示好,派遣使者返还战争中俘获的蕃兵[7]。而吐蕃一方为了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守住已经获得的实际利益,也表达出了和盟的意愿。因此,在符合双方各自利益的前提下,建中四年(783年)唐蕃在清水(甘肃清水西)会盟议界,“国家务息边人,外其故地,弃利蹈义,坚盟从约”[8]。盟文所载:“今国家所守界: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西至向谷县,暨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吐蕃守镇在兰、渭、原、会,西至临洮,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9]。

唐蕃清水会盟从商议到完成,历时四年。与代宗时期相比,两国对清水会盟的重视程度显然不同以往。此次会盟,双方的平等关系第一次以文字的方式固定下来。清水会盟中,将敕书中的贡改为进,赐改为寄,而把领取改为领之。另外,双方厘定的边界,基本保持到了吐蕃王朝崩溃。直到吐蕃内乱,张议潮在沙州归义,尽取河西11州后,唐朝才算陆续收复了所失之地。而在此之后的数年间,双方几无大战。

在双方平静了四年之后,唐蕃双方的关系再度恶化并走上了曲折发展的道路。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关键点就在于公元787年的平凉劫盟。此次事件并非偶然,而是唐蕃关系发展中的必然结果,其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与历史根源。

清水会盟本身就是唐蕃双方为了稳固双方局势而采取的符合双方利益的策略。两者之间的军事力量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吐蕃依旧处于优势方,而唐依然处于守势,双方的这种力量对比决定二者之间的长久和平是不会存在的。一者吐蕃不满足于现有状况,而凭借实力取得新的进展,企图再次攻占长安,占据关内,以求巩固自己的平等地位。同样,唐也不甘失去大片领土,势必进行反击。

786年,吐蕃尚结赞以唐蕃疆场不明为借口,先后攻占盐、夏二州。面对吐蕃军队的进攻,唐朝一方面遣使崔浣、李铦入蕃,缓解冲突。另一方面命马燧、骆元光等屯兵塞上,以抵抗蕃军。最初,德宗因吐蕃违反盟约,且唐已形成防线,不允复盟之事。但在尚结赞表露出愿意归还盐、夏二州的消息后,决定与蕃再盟,以求和平。但针对此次会盟,唐朝君臣双方则有不同的态度,一方面战斗在前线的将士多持反对意见,认为“戎狄无信,不如击之”[10]。而德宗却认为“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11],并认为大臣“不知边计,大臣亦为此言邪”[11]。787年,双方约定在平凉川会盟。由于此次会盟本身就是吐蕃一方的阴谋,因此结果就是“奏盟会不成,将校覆没”[12]。除浑瑊逃脱外,其余六十余名唐使皆被扣压,军士被杀者五百余人,生擒者千余人。无怪后人评价“德宗多疑,而信吐蕃如父子,信乎疑者必贪,(明)贪者必愚也”[13]。

平凉劫盟使得唐朝野震动。同年,李泌出任首相,提出“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14],全面调整与诸族关系,从而集中力量对抗吐蕃。而此时的吐蕃,表面上看似强大,实则已危机四伏。连年的争战,民众因其兵役等早已困苦不堪,加之自然灾害频发,早已为吐蕃的败亡埋下伏笔。而且吐蕃此时的战略环境也不容乐观,“臣闻其近岁以来,兵众寝弱,西迫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计其分镇之外,战兵在河陇者,五六万而已”[15]。因此,此时的吐蕃早已危机重重,但其统治集团并没有正视这些潜在的危机,仍然不遗余力地穷兵黩武。而唐朝对于吐蕃政策的调整,致使吐蕃长年周旋于唐朝、回纥、南诏之间,国力日渐衰落。

二、唐代转被动为主动与吐蕃的被迫和盟

贞元十三年,赤松德赞去世,吐蕃内乱。长子牟尼赞普继位,但不久即在内乱中死于非命。随即赤德松赞继位,其执政期间的主要功绩就是开始缓和与唐朝的紧张局面。双方都在努力寻求重新会盟的可能性。随后双方进行一系列的磋商,唐朝释放战争期间的戰俘,而吐蕃则送回在平凉劫盟中唐朝官员的灵柩,以此显示出双方进行和盟的意愿,为随后的长庆会盟奠定了基础。

元和十年(815年)赤德松赞去世,由其子赤祖德赞继位。此时的吐蕃内部纷争不断,外部扩张也屡遭失利。因此,为了稳定局势,赤德松赞对唐采取息兵的策略。而唐一方也由于连年争战,以及藩镇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较好地解决,也愿意与吐蕃休止兵戈。

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吐蕃对于和盟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曾一年之内三次向唐派遣使者寻求和盟。虽然唐朝一心寻求收回失地,曾提出让吐蕃归还安乐(今宁夏中宁县)、秦(甘肃天水)、原(甘肃镇原县)三州,但最后并未成功,无奈只能同意吐蕃所提的“蕃汉两帮,各守见管本界,彼此不得征,不得讨,不得相为冠雠,不得侵谋境上。若有所疑,或要捉生问事,便给衣粮放还”[16]。长庆元年至二年(821-822年)唐蕃双方分别会盟于长安与逻娑,而双方在会盟中的誓约也总结以前的教训,为结束双方长期的争战奠定了基础。

长庆元年十月,吐蕃使臣论纳罗与唐朝宰相崔植等人在长安西郊会盟。双方约定“中夏见管,维唐是君,西裔一方,大蕃为主,自今而后,屏去兵革,宿忿旧恶,廊焉消除,追崇舅甥,囊昔结援”[17]。次年,刘元鼎奉穆宗之命率使团赶赴吐蕃,与钵阐布以及尚绮心儿在逻娑东郊举行盟约,并重申“大唐文武孝德皇帝与大蕃神圣赞普,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不渝替!”[18]双方约定,自此始,唐蕃双方“亲好夫复遑言,谊属重亲,地接比邻,乐于和叶社稷如一统,甥舅所思熙融如一”[18],从此次会盟的内容,不难看出唐蕃双方对于和平的迫切需求,虽然从内容上看,双方还是延续了自清水会盟以来的议界,但还是明显看出来吐蕃对于唐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不再是以寻求平等的态度,而是重新承认与唐之间的甥舅关系。虽然唐并没有从中取得任何实质性的利益,但无疑给风雨飘摇之中的唐以喘息的机会,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经营,去解决内部的问题。而吐蕃由于其自身各种矛盾的爆发,自此以后一蹶不振,便再也没有威胁唐王朝的实力。

三、唐蕃关系与民族互动

学者对于这一时期的唐蕃关系大致有三个倾向:一是认为唐蕃双方频繁的战争,是这一时期双方关系发展的主线,而会盟则是双方斗争的延续,只能说是斗争的一种特殊表现,如平凉劫盟的出现正说明这一种现象。[19]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唐蕃之间虽时有战争发生,但其主流却是友好的关系史。[20]正如长庆会盟碑所记:“初,唐以李氏得国,当其创立大唐之二十三年,王统方一传,圣神赞普弃宗弄赞与唐主太宗文武圣皇帝和叶社稷如一……于此危急时刻,圣神赞普可黎可足陛下所知者聪明睿哲,如天神化现;所为者,悉合诸天,恩施内外,威震四方,基业宏固,号令遍行,乃与唐主文武孝德皇帝舅甥和叶社稷如一统,情意绵长,结此千秋万世福乐大和盟约……”[21]第三种则认为此一阶段是西藏参与和认同中国“大一统”的一个历史过程,简而言之就是“政治上交往频繁密切、军事上争锋与思想文化上的积极回应”[22]。而论恐热言“吾今入朝于唐,借兵五十万来诛不服者,然后以渭州为国城,请唐册封我赞普,谁敢不从?”[23]也从侧面反映出吐蕃后期对于唐中央册封的重视,已经初步具有了接受唐朝政治统治的心理准备,“在思想意识领域,西藏认同中国大一统的基础在唐朝时期应该已经初步奠定”[24]。

此三种观点皆从某一面向总结了唐蕃关系的特征。从历史的共时性来看,唐蕃前、后期确实是以友好的民族关系为主,和亲、通使、朝贡、派遣留学生、会盟等皆能反映出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但自安史之乱始,长庆会盟终,唐蕃关系始终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即使偶有会盟,也是“吐蕃与我盟约,歃血未干,已生异心,远结凶党,而甘言缓我,欲待合谋”[25]。但从历时性上看,唐蕃关系确实是统一多民族关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唐蕃之间的战争有其深刻的社会影响与历史根源。唐蕃关系是两大强力政权的交往史,这个时期也是以中央政权为中心,民族共生的形成时期。其关系的基本特征就是前期以和亲与会盟为手段,以甥舅关系为特征的,以唐为主动,以吐蕃为被动的交往史,而中期则以战争为主线,以会盟为辅助的吐蕃努力寻求与唐政权的平等的关系史,这时期则以吐蕃为主动,唐为被动。后期则以长庆会盟为终点,吐蕃归属中央政治统治。其他民族关系则在此时期,也都服膺于唐蕃关系,各民族间也以唐蕃为主,不断地互相交往,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格局,可以说,唐蕃关系史就是这个时期民族关系史的缩影,通过对唐蕃关系史的研究可以辐射到各民族间的形成史与发展史。

参考文献:

[1](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23[M].北京:中华书局,1976:7152.

[2]王尧辑释.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D].青海民族学院,

1979:28.

[3](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20·郭子仪[M].北京:中华书局,1975:3457.

[4]赵璘.因话录·卷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6.

[5](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20·郭子仪[M].北京:中华书局,1975:3464.

[6](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23[M].北京:中华书局,1976:7180.

[7](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23[M].北京:中华书局,1976:7268.

[8](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5:5245.

[9](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5:5247.

[10](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23[M].北京:中华书局,1976:7482.

[11](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23[M].北京:中华书局,1976:7487.

[12](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25·柳浑[M].北京:中华书局,1975:3555.

[13]李东阳.新旧唐书杂论[A]//学海类编[M].台北:艺文印书馆,1978:19.

[14](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23[M].北京:中华书局,1976:7502.

[15]苏晋仁.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226.

[16](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5:5265.

[17](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5:5264.

[18]王尧.吐蕃金石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41.

[19]馬大正.公元650-820年唐蕃关系述论[J].民族研究,1989,(6):78.

[20]恰白·次旦平措.以友好为主流的唐蕃关系[J].中国藏学,2008,(1):48.

[21]王尧,陈践.吐蕃文献选读[M].北京:民族出版社,

1983:11-14,52.

[22]张云.西藏参与、认同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及其启示[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1):23.

[23](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23[M].北京:中华书局,1976:8047.

[24]张云.西藏参与、认同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及其启示[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1):26.

[25]苏晋仁.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226.

猜你喜欢
会盟共生
甥舅对等到社稷叶同如一: 唐中期唐蕃关系概述
人与熊猫 和谐共生
共生
春秋隐公时期的会盟探析
春秋隐公时期的会盟探析
优生共生圈培养模式探索
优生共生圈培养模式探索
与毒液共生
兵器 多元共生
先秦会盟与政治秩序的交互性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