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思考、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2024-04-09 18:00朱锦秀蔡璐
重庆社会科学 2024年2期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发展

朱锦秀 蔡璐

摘 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現代化是新时代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凝练,深刻领悟这一新论断,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需要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进行把握。通过梳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拨资本主义生态僭越逻辑的发展进程,有助于把握新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趋势;统筹“生命共同体”“两山论”“两个重大”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理念,深刻认识其内涵意蕴对于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现实意义;立足系统治理、数字引领、助力全球的总体规划,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思想智慧,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展现了我们党坚定不移地推动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信心与决心。

关键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发展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高校艺术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研究”(2021NDYB011);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高校艺术专业课程思政的改革与实践”(202061)。

[中图分类号] D602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4)002-0028-013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4.002.00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1]49-50这一重要论述,成为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美丽中国的画卷徐徐展开,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必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一、回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逻辑起点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考虑中国实际,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儒家、道家、法家等思想精华,对资本主义生态僭越逻辑进行反拨与思考,基于人与自然关系对“现代化”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新的扩展,提出中国要实现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真正的共同体”概念,并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剖析了“真正的共同体”中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

首先,在静态视域下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真正的共同体”的理论基石是自然内各要素普遍联系、相互依存。自然是生命之母,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孕育出人与山、水、林、田、湖等其他自然物,马克思用“类”的概念表现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关系,他认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是人身体的延伸。”[2]恩格斯也提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3]人与草木花石相互联系,共同存在于生态系统中,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可以利用、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4],“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5],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思想。

其次,在动态视域下人与自然双向互动。自然界是人类活动的空间,个体在进行社会实践时,既无法脱离“共同体”,又加强了人与自然的联系。一方面,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存的环境、生命体所需要的食物能量、生产实践所需要的物料,人类的精神世界也经由情感、意志等的转化而得到满足。另一方面,人类极具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合理利用和改造大自然,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同时也回馈了大自然。毛泽东认为,“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6],是对马克思主义合理利用和改造自然生态观的继承和创新,强调科技作为一种革命力量去变革自然。

最后,在发展视域下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把人看作具有完全自由的人格,认为“真正的共同体”需要人与人之间携手并进、共同奋斗。“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7],是马克思关于“真实的共同体”中“现实的个人”的经典论述,自然界为人类生产实践提供了空间环境和物质资源,而要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就必须要有一个“真实社区”进行人类能动性的实践创造。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是打上了人类烙印的自然,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必然形成某种社会关系,孤立的个体无法抵抗强大的自然力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了新的发展态势,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是新时期人与自然关系的生动写照,它不仅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也与世界环境治理的大趋势相适应。这一理念并非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抽象的论述,而是强调在自然平衡协调范畴内,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形态,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享受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便利。

(二)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承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德理念、人文精神、哲学智慧的精华,在重要场合多次旁征博引传统文化经典,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1]17,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革故鼎新、天下合一、厚德载物等,是中国人民漫长生产生活形成的宇宙观、生态观、价值观的具体表现。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道家“道法自然”的主张是中国人民千百年来发展形成的宇宙观、自然观的重要体现。

在儒家,孔子、孟子、荀子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中有容有异,但都不约而同地认同“天人合一”,是天道与人道的融合互补,人存在于自然中遵循自然的规律,并与自然一体共同发挥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正是从儒家思想汲取的天人之道。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主张敬畏生命、敬畏自然,做到取之有时、有节,“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印证了以仁心待生灵万物的主张。孟子提出的“时禁”思想,荀子提倡“节用”“御欲”,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节俭寡欲,认为奢侈浪费的人是不顾后人的“偷生浅知”之徒,习近平总书记认为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体现了“节用御欲”的思想。

在道家,其思想蕴含了与之相似却侧重点不同的“道法自然”的生存观,道家认为“道”乃天地之本,人类按照天地法则生产劳作、繁衍生息,大地依据上天的物换星移来含孕万物,上天遵循“道”而运转时空,而“道”则顺应自然规律。《庄子·齐物论》中也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8],“万”意味着世间事物的多样性和变化性,“一”则是万事万物的统一性、融合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生命共同体”理念指出人与自然之间“一”与“万”的关系,认为人来源于、存在于并且统一于自然。

中国历朝历代皆有环境保护的机构与法令,尧舜时期就出现了环境保护的组织“虞”,此后唐宋明清各朝均设有“虞衡司”,管理范围包括山、林、川、泽。四千年前夏朝大禹时期颁布禁令,春季山禁、夏季休渔;三千年前周文王出台伐崇令,毋伐树木、毋动六畜;两千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环保法——田律,不允许堵塞河道,不允许在夏季燃烧草木灰作为肥料。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夏季禁渔令的实施以及为环保事业作出的努力,秉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精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饱含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科学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经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炼其中蕴含的生态智慧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三)反拨资本主义现代化生态霸凌行为

马克思曾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9]剥削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掠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从生态角度看是对自然规律的僭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靠疯狂掠夺生态资源创造了巨大的物质文明,诸如英国、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富裕起来,宣扬其所谓的“西方式现代化”。与此同时,资本“以物为本”观念下滋生的消费主义将自然视为可以任意榨取的“资源”,不断扩大消费规模、提升消费档次以彰显其身份、地位,使得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不能与资本的无限循环相适应,必然导致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美国马克思生态学家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自我扩张逻辑是反生态、反城市、反社会的。”[10]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攫取巨额的生态利益和经济利益,一方面不顾自然的承受能力向自然过度索取,造成了威胁世界的生态灾难和生态危机,如比利时马斯河的“光化学烟雾事件”和日本“哮喘事件”等八大环境污染事件;另一方面,他們往往无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权益,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污染、高能耗的生产操作,例如,日本在东南亚和南美建立了分支机构,从事森林采伐,掠夺森林资源,德国也表示每年要运送60万吨以上的危险物到国外。大卫·哈维如是说:“要解决污染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移动他们。”[11]资本主义的生态现代化始终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遵循资本主义逻辑,逃脱不了终结的宿命。

造成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不是“现代化”,而是“西方资本主义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建设指导思想,是在思维方式、主体建构和环境正义等维度对西方资本主义生态逻辑的反驳与超越。首先,在思维方式方面,资本主义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没有对应关系的伦理责任,更没有道义上的决心来解决全球生态危机,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单边的、狭隘的生态观,将人类共同利益与中华民族利益有机结合,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其次,在主体建构方面,资本主义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视人为自然之主,主张一切人的实践都要以人的个人利益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在尊重自然的同时,注重人类自身的需求,只有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最后,在环境正义方面,资本主义对自己所造成的生态危机只能仰天长叹或是把生态污染“移来移去”,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主张环境正义既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人与人的利益关系,例如代内公平、代际公平等,也表现为大国与弱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生态环境责任上的平等义务。

因此,“须统筹经济、社会、环境发展,不仅要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且要为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提供更多优质的生态产品”[12]。我国坚持以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为核心、以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为主要手段、倡导生态公平正义、各国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环境变化的挑战,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这表明,中国要达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并不是资本主义“以生态为代价进行财富积累”的现代化模式的改版,更不是逆全球化发展放弃现代化,而是在思考资本主义生态霸凌弊端的基础上,从中国自身角度出发,对现代化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拓展。

二、思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科学内涵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点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人与自然”的现代化建设中提出一系列新思想,从理论基点、重要原则、时代担当方面作出了思考。深谙马克思主义“真正共同体”的内涵,结合时代发展提出了“生命共同体”理念;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的“两山论”最终确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原则;并且把生态环境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兼具政治高度与社会温度,提出的“两个重大”理论体现中国共产党推进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决心和为人民服务的使命。

(一)“生命共同体”奠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论基点

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共同体”体现其人与自然“和解”的思想,其内在地蕴含自然对人的制约、自然自身的限度性与人类社会的“和解”。第一,自然界对人类的制约性,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把自然界看作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没有自然,人就不能进行客观的、能体现人的本性的活动,也不能有创造性的行为。第二,大自然自身具有限度性,马克思提出“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13]。人类如果一心只想征服自然,运用科学技术加快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速度,那么一开始也许会达到他们所希望的效果,但一旦超过了自然能够承受的限度,自然就会展开报复,无尽的索取会反噬人类自身。因此,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并非单方面的征服和暴力,而是基于对自然法则的正确理解。第三,人类社会的“和解”,“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或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14]这就说明,没有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解”,就不能实现人自然的有机统一。马克思构建了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认为废除人与人利益对立的私有制,就能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解”,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进而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解。

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共同体”的观点为我国“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提供了逻辑基点和理论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15]11,是对“真正的共同体”理念的时代性超越,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由“和解”向“共生”转变。首先,“生命共同体”体现了尊重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的统一。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需处理好自然的客观规律与人的能动性之间的关系,物质交换的良性互动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要实现物质交换的良性互动,其主导作用在于把握好人的能动性程度。这就要求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物质交换的程度,摈弃统摄自然的态度,在尊重自然法则的基础上发挥主体的能动性以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其次,“生命共同体”体现了环境优美与绿色发展的统一。环境优美内在地包含自然环境、居住环境与生态系统的和谐优美。第一,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创造离不开碧水蓝天、秀丽山川;第二,我国完成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人民对居住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但农村厕所无害化、城市空气污染等方面仍待优化;第三,生态系统能量的循环流转成为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前提条件。绿色发展包含绿色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通过技术创新进行低碳化、智能化、生态化的转型升级,新时代也越来越提倡无纸化办公、使用可回收的日用品等綠色生活方式。创造一个良好生态环境,能够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人类的最大潜能,创造人类的最大幸福。自然生态若不协调优美,不能为绿色发展提供必需资源,绿色发展也就不能“发展”,反过来也有损于自然协调,两者是息息相通的。最后,“生命共同体”体现了生态正义与人类道德的统一。“道德观念脱离了理论阐释体系,资产阶级自我中心主义成为了普遍功利性的世俗伦理”[16],而资本主义“非人类共同体”的自我中心主义将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推向深渊,造成了全球性生态危机。从长期发展来看,人对自然的损害不仅关系到人与人之间、国际之间的生态公平,而且直接威胁到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就必须将生态正义与人类道德结合看待。

“生命共同体”理念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在新时代中国表现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思想、新观念:不同物种互惠互利的“共生”、人与自然相互包容的“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宜居生活的“绿色”、不同生存空间物种的“多样”、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各国承担责任的“共同而有区别”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就是要把生态环境当成“眼睛”,把生态环境当“生命”来看待。“生命共同体”理念是中国智慧,为世界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贡献,批判西方国家提出的“国强必霸”论,不信“修昔底德陷阱”,携手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共建全球生命共同体。

(二)“两山论”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重要原则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观坚持“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17]。可见,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发展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是可以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就是搭建了绿水青山沟通金山银山之间的桥梁。

无论在哪个时代,自然环境都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前提,对“两山论”的科学认识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绿水青山换取金山银山,不顾后果、无限度地向自然索取以谋取经济利益,遭到了自然的报复“抗议”;第二步是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的保护,开始认识到以生态为代价换取经济利益的做法是“竭泽而渔”;第三个阶段,也就是“绿水青山金山银山”,在过去,我们的生产力低下,为了增加粮食产量,我们不得不毁林、毁草、填湖,而现在,我们的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我们应该保护生态环境,改变我们过度开发、粗放使用、奢侈浪费等不可持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把绿水青山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那么,“绿水青山”怎么能变成“金山银山”呢?关键在于思路的转换,其核心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生产方式、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利用绿色科技成果支撑节能环保产业、清洁低耗产业的发展,引领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向绿色生态转化。国务院建立和完善“到户到人”的精准支持机制,因地制宜发展旅游、电商,政府组织实施“旅游知识下乡工程”,鼓励更多对旅游行业有一定了解的社会志愿者下乡,引导贫困群众提高自己的旅游管理意识和创业能力。通过党和人民的努力,我们创造了塞罕坝荒漠变绿洲的人间奇迹,描绘了湘西苗寨十八洞村的蝶变图景,跑出了贵州杉坪村变“黔北花海”的脱贫速度,通过引导社会力量投身到生态扶贫工作中来,为实现经济与生态文明“双赢”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实践证明绿水青山可以变成金山银山,人们开拓出了直播带货、发展旅游、加工纪念品、资产入股、租金收入、公司带动农户等致富之路。与此同时,我国积极推进节能减排、推动绿色发展、恢复植被生态、深化污染防治、推进净水战略等等,坚持以人为本的生态观,改变了传统的发展方式,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发展质量,调和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维护了社会稳定,取得了显著成效,共建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的美丽中国。

(三)“两个重大”赋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时代担当

生态环境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并且这个政治、社会问题不是一般的,而是重大的,重大到关系到党的使命宗旨和民生福祉。这要求我们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将生态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一个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融入现代化建设的全方位、全过程。

为什么说生态环境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党的使命和宗旨?首先,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是我们党的治国方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将生态建设提到政治层面,以生态经济、生态安全、生态目标、制度保障、监测治理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文明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次,这取决于我们国家的基本国情。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指庞大的人口数量,中国是一个人口14亿的国家,人均资源占有很少,石油、土地、森林、金属等资源在中国非常稀少,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资源的消耗也越来越快,这就需要从政治层面进行统筹规划和设计。第二,中国的现代化是所有人的共同富裕,我们的经济在快速发展,以求达到共同的繁荣,一些公司的发展甚至超越了自然的可接受范围,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就要求我们把它提升到一个政治的高度。第三,我们党的基本政治立场就是人民立场,我们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生态环境是人类最普遍的福利,资本主义的生态逻辑是把利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身上,在社会主义中国,一切以人民利益为导向。

为什么生态环境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它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首先,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追求不断升级,关系到人民的绿色生活、健康生活和幸福生活。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并不是与GDP的数字呈现正相关,恰恰是要看综合国力中的短板——生态环保。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明确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就是让老百姓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之中”[18]。优美生态环境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诉求、期盼与寄托,关系到全体中国人民的核心利益,因而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重大社会问题。其次,生态环境问题频发,人与自然关系日益紧张,我国雾霾天气、部分地区饮用水安全、土壤重金属超标等环境问题突出,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关注。由此引发的生命健康安全问题也层出不穷,一些地区甚至变成了癌症村、尘肺病村,人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最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需要全社会协同共建,国家进行顶层设计、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健全环保基本制度并进行督察整改、环境公益组织积极响应、企业实行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全体人民形成绿色简约的生活方式,推進建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政治问题表明党和国家对生态环境的高度重视、统筹管理,社会问题表明社会各部分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诉求和践行。党和国家掌舵,社会各部分落实行动,坚持以“两个重大”的使命担当,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行稳致远。

三、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路径探索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思想是对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进行深度思考不断总结出来的,现代化以“发展”为基石,而发展以“绿色”为导向。在统筹协调、区别推进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进程中,须系统治理守牢生态安全边界、呼唤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以身作则共筑全球生态公平,回答好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和世界之问。

(一)系统治理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回答人民之问

我国地形复杂、自然形态多样,具有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等多种形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和联系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我国复杂生态问题的根本出路:“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根据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科学处理自然生态与人类活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19],这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让整个生态系统呈现“1+1>2”的集成效应。由于自然资源开发保护、生态安全维护、污染防治构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领域,因此,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始终要坚持按照系统工程的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第一,自然资源的系统规划。自然资源的总量具有一定的阈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活动不断触及自然生态的边界和底线,要为自然守住有形的和无形的安全边界和底线。”[19]356因此,可叠加开发保护、利用管理等界线数据对其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如按照“三区三线”、划分不同的管控类型和范围;按照用地审批备案界线,区分不同的审批情况,还可以结合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划分自然资源。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就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实现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为夯实科学高效的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指明了方向。以主体功能区架设的“天花板”,不同主体功能区差异化协同发展去“碰触天花板”,比如,重点开发地区区分城镇开发边界;生态产品提供区力求补偿机制全覆盖;农产品主产区严防耕地红线,守住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富集地区优化空间布局等,探索宜粮则粮、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的差异化、协同化、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第二,生态安全的系统维护。生态安全内部存在各生态系统独立的安全问题以及由之组成的安全网络的系统问题。生态系统的退化会造成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反过来生态系统的退化又会加剧。同时,自然保护地为生物多样性提供适宜的生境,而自然保护地同样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系统。因此,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确立国家公园的主体地位,将具有全球价值、生态过程最完整、生物多样性最富集、自然遗产最精华的部分纳入其中[20]365。同时填补重要物种栖息地、重要物种迁地、抢救性保护地等重要保护区域的空白,提升自然公园里森林、海洋、湿地、草原、生物等生态系统的碳汇效能。

第三,环境污染的系统防治。不同地理单位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也会影响到污染物扩散的方式和传播的速度,导致治理的累积滞后。因此,须统筹地球圈与地理单位的污染治理,建立城乡、区域、流域、海域联防联控的治理体系[15]56。聚焦降碳减污协同增效,为上游生产企业与下游污水处理企业牵线搭桥,将生产企业产生的高浓度废水作为污水处理厂的外加碳源,既降低了企业生产治污的成本,又节省了污水处理厂购置碳源的成本,推进企业低碳转型,谋求经济与环境的双赢,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在更广的视域下分析,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工程既涉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又涉及人与社会关系。一是从社会变量来看,推进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向生态优先转变,以造就绿色低碳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而形成绿色生态化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二是从疫情防控来看,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保护野生动物,推进生物安全与生态安全协同治理,筑牢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生态基底。三是从生态文明的自身结构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外部结构来看,明确自身结构内生态文化体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文明目标责任体系等之间的权力责任,保障系统工程的整体性、协调性。同时,领导人阐明了生态文明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力度,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在重点突破中实现整体推进。”[15]1由此,我们既要将与之不可分割的其他文明建设嵌入生态文明建设中,又要将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文明建设相结合,不断完善人类文明新形态(图1)。

(二)大数据赋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回答时代之问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不断推进现代化农业、先进制造业与现代化服务业深度融合,构建优质高效的产业新体系[1]12。与单纯考虑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投入—产出”发展方式不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方式将物质资源容量、生态承受能力和污染消耗率等因素纳入其中,而技术创新是发展中的核心动力。大数据战略要求从全局出发,在各个产业中实现大数据的创新和应用。

第一,大数据提高农业生态效率。利用实时传感数据将土壤湿度、温度、农作物生长情况等进行详细登记,并制作了“二维码”牌,实现了从种植到售后的信息获取。在其最重要的种植环节采用智能专家系统,精确控制灌溉、施肥、药物的用量,最大程度优化农业投资,既能保证粮食质量,又能保证耕地和生态环境的稳定。

第二,大数据助力制造业节能减排。一方面,通过电子热处理、专项能源检测、3D打印等技术推动新旧动能的转换,助力制造业能源转型升级,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进阶至“零碳生活”,提供了有力支撑[21]。另一方面,制造业绿色转型将企业生态群、上下游产业链、智能化进行融合,建构起物料运输、生产制造、能源消耗全覆盖的一体化工业能源共生体系。企业在资源配置、设备状态、工艺流程等维度的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形成新的数据流通模式降低因无序生产导致的能源浪费。

第三,大数据驱动服务业绿色发展。根据结构红利假说,高生产效率的行业与数字经济结合最为紧密,服务业高智能、高产出附加值、低消耗和低污染的优势与大数据进行优势叠加,借助5G、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加速服务业内部结构的转变,替代部门间劳动力,形成规模经济改造服务业生产函数进一步降低物流、贸易与信息成本[22]。同时,精准对接新零售环节用户的定制化、柔性化需求,避免无效供给造成的浪费。

而大数据并非脱离于主体,而是为政府、企业、公众等多主体赋能,充分发挥主体作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首先,政府在调整资源配置、实现帕累托优化方面具有积极作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文水利局、气象局等部门协同合作,采用关键技术如数据MapReduce、GFS、Hadoop等实现对大气、水、土壤和生态的科学决策、精准监测、系统治理[23]。其次,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活力因子。一方面,基于云平台数据资源实时共享交易信息,持续调整企业的经营策略,逐步推进企业从要素集聚、赋权管理到数字化劳工、智能化管理的转型,另一方面,海量数据加速市场多元的交互频率,保证用户需求与产品性能的精准适配,交通、资源环境的浪费得以规避。最后,公众作为最大的环境利害关系人,具有最大的环保动机。一方面,数字媒体实时发布空气质量、水质情况等信息,有效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另一方面,拓宽环境污染投诉、生态质量监督等公众参与平台的具体功能,为人民群众提供表达环保诉求,参与公共环境决策的完善渠道。我国正积极探索建立和运用大数据的生态环境,致力于以大数据为桥梁,畅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路。

(三)生态公平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回答世界之问

资本主义国家为缓解本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将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和不合理的资源结构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更大范围加剧了生态危机。这一罪魁祸首在其后又不断谴责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恶化,毫无生态公平、生态正义可言。“青山一道同风雨”,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波及了全世界,我们越来越认识到,面对共同的挑战,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国际上集中体现为全球生态文明政治公共体、全球生态文明制度复合体、全球生态文明经济共生体的建设,指向凝聚者、协调者、贡献者和推进者的主体表现。具体而言,中国宜以价值观凝聚和機制建设双轨推动全球绿色转型发展,从打造周边生态经济共生体入手,辐射全球领域的生态文明转型。

第一,以凝聚者角色汇聚“命运共同体”的全球环境治理共识。习近平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完善全球环境治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24]。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以生态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是凝聚世界各国利益的最大公因子,是中国为生态文明协商制度、生态文明转型提供的理念型指引能够聚合“生态—公平—效率”(3E)模型的合力。中国应该在相关国际发展合作领域,锻造一大批文化大家、评论专家、知名记者、翻译名家等高素质国际传播人才,充分宣介本国的产业链绿色转型、碳达峰与碳中和、可持续发展等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与经验,贴近不同对象国和受众开展“本土化”传播,使宣介的亲和力和实效性精准落地。

第二,以协调者角色深化全球生态文明制度复合体建设。全球环境治理制度体系已经形成了国际多边环境协定条约机构、联合国环境发展署、多利益攸关方共同参与的专门性议事协商平台以及区域间论坛机制等耦合互馈的机制复合体[25]。一个国家是否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者,关键在于其是否具备建立机制和制定规则的能力。中国应在这些机制框架内,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参与环境治理,明晰和厚植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核心的话语优势、传播机制和传播路径,将其融入世界生态文明制度复合体建设之中,塑造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在多边合作中获得充分的话语权。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制一策”治理模式,从而为世界生态治理机制复合体的完善提供中国智慧。

第三,以贡献者角色筑牢全球生态文明政治共同体建设。基于国内生态文明建设为全球环境治理发挥示范作用,由内而外通过知识生产和制度外溢共享发展经验。在知识生产上,开放分享生态理念,为全球更好地提供构建绿色经济产业链、绿色公共服务体系、环境治理和能源转型体系的经验及技术,为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中国智慧。在机制构建方面,逐步改革完善我国生态环境与能源转型的相关法律与制度框架,以发挥其“溢出效应”,为世界范围内的环境与能源转型问题的制度设计贡献中国方案。

第四,以推进者角色助力绿色发展经济共生体建设。一是构建市场导向的激励机制,将生态环境规则转变以市场为导向的激励规则,以价格形式对绿色技术创新主体进行激励,形成“产学研”协同创新绿色技术体系;二是市场约束机制,把生态环境污染的外在压力转化为企业内部生产成本,进而转变为技术变革的动力,形成绿色消费倒逼机制;三是市场风险规避机制,构筑“绿色金融+官产学研合作+绿色成果转化+环境治理和能源转型”的全链条平台,形成风险规避机制。在落实双碳目标的过程中,敦促发达国家承担历史性责任,弥合绿色鸿沟,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领导力、行动力转化为打造绿色经济共生体的引领力和影响力。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多边合作机制,深化发展中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推进绿色经济合作制度化建设。

人與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对形成广泛的绿色生活方式、完善行业绿色标准体系、降低能源消耗、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等绿色发展目标的高度凝练,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创新与新时代写照,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之路的一次实践探索。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观的总结与创新中、对资本主义生态观的反拨与超越中,探索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对于提升我国自身发展能力,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格局,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5-96.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0.

[4]  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8.

[5]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73.

[6]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69.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8]  庄周.庄子[M].孙通海,译.上海:中华书局,2007:39.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71.

[10]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394-395.

[11]  戴维·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M].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52-56.

[1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0.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1.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24.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16]  陈胜云.哈贝马斯文化研究的逻辑[J].理论探索,2010(4):35-38.

[17]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4:120.

[18]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90.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全面小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35-36.

[2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21]  焦勇,公雪梅.技术范式变迁视角下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研究——兼论持续创新的制造业企业失败的原因[J].云南社会科学,2019(5):135-141+188.

[22]  刘国武,李君华,汤长安.数字经济、服务业效率提升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J].南方经济,2023(1):80-98.

[23]  刘智慧,张泉灵.大数据技术研究综述[J].浙江大学学报(工学版),2014(6):957-972.

[24]  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256.

[25]  李昕蕾.治理嵌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的演进逻辑[J].欧洲研究,2018(2):91-116.

Retrospection, Thinking and Practice: Moderniz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Zhu Jinxiu    Cai Lu

(1. 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2.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the highly condensed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the new era. To understand this new judgment deeply and carry out CAI Lu's though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eeply, we need to grasp it from the historical logic,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It is helpful to grasp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the new era by sorting out and persisting and developing the Marx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carrying forwar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revers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capitalist ecological trespassing logic. It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coordinate the scientific concepts of "Life Community", "Two Mountains" and "Two Major"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ir connota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 overall plan based on systematic governance, digital leadership and global support demonstrates the wisdom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CAI Lu at its core, provides Chinese wisdom and Chinese solutions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demonstrates the confidence and determination of our Party to unswervingly promote and realiz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man and natur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猜你喜欢
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发展
论全面现代化
全面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新”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如椽巨笔
理论·历史·实践: 三维探析中国式现代化
人力资源质量的生态维度研究
基于绿色发展观视角关于产业转型路径的思考
浅议坚持法治环保 推动绿色发展的实现路径
邓小平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