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为虎拔刺”文本流传与图像创造

陈文彬

内容摘要：从中国古代为虎拔刺的报恩故事入手，首先梳理了其发展和来源，强调了其中印度传说的影响、佛教故事的参照。从文明互鉴的角度，对比了亚欧大陆东西两端对同类故事的发展和创造。基于文本诞生的图像叙事，也与宗教传播过程中对高僧、圣徒类人物的宣扬相结合，成为一种“人间宗教”内涵中的图像模式，代表了一类人物的集体形象，如敦煌发现的伴虎行脚僧图像。宗教人物和猛兽的互动，是宗教宣扬的自然观的体现，将以猛兽为代表的动物作为人物的附属和象征。

关键词：为虎拔刺；圣杰罗姆；伴虎行脚僧；文明互鉴

中图分类号：K879.21；K87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4）01-0029-09

The Ancient Legend about Pulling a Thorn from a Tigers Paw：

From the Text of the Story to Images from the Hagiographies

—Plus a Discussion on the Collective Nature of Wondering Monks

in Dunhuang Art

CHEN Wenbin

（School of Cultural Heritag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Shaanxi）

Abstract：Focusing on ancient stories about people curing ailments for animals and receiving rewards in exchange for their generosity， especially the ancient Chinese story of pulling a thorn out of a tigers paw， this paper begins by deciphering the textual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ory， highlighting the influence of ancient Indian Buddhist legends and stories， and then compares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imilar stories in China and western Eurasia. This comparative study is interested in this story as a good example of the mutual learning that occurs between civilizations， in which a legend or a story was passed down to later generations， absorbed into religious literature， and finally became a narrative model for writing stories about the lives of Buddhist monks and saints. As a narrative device developed from these stories， images from Dunhuang of important monks represent a kind of ideal image of what it meant to be a monk： a figure of religion wandering among the people. The interaction of ancient religious figures and animals， as depicted in both texts and images， was intended to accord with the common view of nature at the time， and the animals existed more as converts， guardians， or symbols of the identity of the person who cured them than dangerous beasts.

Keywords：pulling a thorn from a tigers paw; Saint Hierom; wandering monk accompanied by a tiger; mutual learning among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一 中國古代的“为虎拔刺”文本

以动物为主题的文学故事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对动物进行拟人化的描写，赋予动物不具备的人的特性，并将古人所期待寄寓的种种品质，不论是善恶，都以动物的外在表现出来，达到荒诞、震惊、吸引眼球和利于传播说教等目的。其中动物求救于人，事后转而报恩的故事，主要集中在中外文化交流繁荣的唐代出现［1］。

动物报恩故事的兴起与佛教东传有关，内容多取自佛经。佛教认为动物与人同为有情众生，同具因果。

与虎有关的报恩故事中有如此两类，一为为虎拔刺，二为取虎口哏。

《唐语林》卷6载“老妪与虎”故事：

曾有老妪山行，见一兽如大虫，羸然跬步而不进，若伤其足者。妪因即之，而虎举前足以示妪。妪看之，乃有芒刺在掌下，因为拔之。俄而虎奋迅阚吼，别妪而去，似媿其恩者。及归，翌日，自外掷麋鹿狐兔至于庭者，日无阙焉。妪登垣视之，乃前伤虎也，因为亲族具言其事，而心异之。一旦，忽掷一死人，血肉狼藉，乃被村人凶者呵捕，云杀人。妪具说其由，始得释缚。乃登垣伺其虎至，而语之曰：“感则感矣，叩头大王，已后更莫抛人来也！［2］

《太平广记》卷251载：

唐刘禹锡牧连州，替高寓。寓后入羽林将军，自京附书曰：以承眷，辄举目代矣。刘答书云：昔有一话，曾有老妪山行，见大虫羸然跬步而不进，若伤其足。妪目之，而虎遂自举足以示妪，乃有芒刺在掌，因为拔之。俄奋迅阚吼而愧其恩。自后掷麋、鹿、狐、兔于庭，日无缺焉。妪登垣视之，乃前伤虎也。因为亲族具言其事，而心异之。一旦，忽掷一死人，血肉狼藉，妪乃被村胥诃捕。妪具说其由，始得释缚。妪乃登垣，伺其虎至而语曰：“感矣，叩头大王，已后更莫抛死人来也。”（出《嘉话录》）［3］

又《太平广记》卷431载：

宗正卿李大可，尝至沧州，州之饶安县，有人野行，为虎所逐。既及，伸其左足示之，有大竹刺，贯其臂。虎俯犬贴耳，若请去之者。其人为拔之，虎甚悦，宛转摇尾，随其人至家，乃去。是夜，投一鹿于庭。如此岁余，投野豕獐鹿，月月不绝。或野外逢之，则随行。［3］3498

又《太平广记》卷429载：

唐建中初，青州北海县北有秦始皇望海台，台之侧有别浕泊，泊边有取鱼人张鱼舟结草庵止其中。常有一虎夜突入庵中，值鱼舟方睡，至欲晓，鱼舟乃觉有人。初不知是虎，至明方见之。鱼舟惊惧，伏不敢动。虎徐以足扪鱼舟，鱼舟心疑有故，因起坐。虎举前左足示鱼舟，鱼舟视之，见掌有刺可长五六寸，乃为除之。虎跃然出庵，若拜伏之状，因以身劘鱼舟。良久，回顾而去。至夜半，忽闻庵前坠一大物。鱼舟走出，见一野豕腯甚，几三百斤。在庵前，见鱼舟，复以身劘之。良久而去。自后每夜送物来，或豕或鹿。村人以为妖，送县。鱼舟陈始末，县使吏随而伺之。至二更，又送麋来，县遂释其罪。鱼舟为虎设一百一斋功德。其夜，又衔绢一匹而来。一日，其庵忽被虎拆之，意者不欲鱼舟居此。鱼舟知意，遂别卜居焉。自后虎亦不复来。（出《广异记》）［3］3486

通过对比可知，此则故事均来自同一母本，托名于不同之人。故事以野行遇虎—虎掌有刺—为虎拔刺—老虎报恩为主要叙事线索。正是基于整个古代动物报恩故事的“动物陷困—人施恩—动物报恩”结构而来，自六朝小说便已出现，其源头为佛经故事。小说等文学创作中已较佛经简化，如更多地去除了负心人与报恩动物的对比，单独聚焦于人与动物的报恩因果中，同时淡化了前后因果联系，强调故事本身的志奇。

为虎拔刺可以追溯的故事原型为南朝时《异苑》卷3为象拔刺的报恩故事：

始兴郡阳山县有人，行田，忽遇一象，以鼻卷之，遥入深山。见一象脚有巨刺，此人牵挽得出，病者即起，相与躅陆，状若欢喜。前象复载人就一污湿地，以鼻掘出数条长牙，送还本处。彼境田稼常为象所困，其象俗呼为大客，因语云： “我田稼在此，恒为大客所犯。若念我者，勿复见侵。”便见踯躅如有驯解，于是一家业田，绝无其患。［4］

又《大唐西域记》载：

有一沙门游诸印度，观礼圣迹，申其至诚。后闻本国平定，即事归途，遇诸群象横行草泽，奔驰震吼。沙门见已，升树以避。是时群象相趋奔赴，竟吸池水，浸渍树根，互共排掘，树遂颠仆。既得沙门，负载而行，至大树林中，有象病疮痛而卧。引此僧手，至所苦处，乃枯竹所刺也。沙门于是拔竹敷药，裂其裳，裹其足。别有大象持金函授予病象，象既得已，转授沙门。沙门开函，乃佛牙也。［5］

事实上，《异苑》所载象报恩故事，学界早已有所讨论，如钱锺书、王立、刘卫英、田峰、何红艳等。许多学者认为其原型为佛经故事，如侯忠义认为其是对佛经故事的借［6］，薛克翘将其与《本生经》中的《宽心本生》联系起来［7］，蔡苡认为“拔刺报恩”故事可追溯至南传《本生经》中的《无私心本生谭》［8］，其载：

某时，彼等临时所建伐木小舍之傍，有一大象，误踏轲地羅树之刺，其刺伤脚剧痛，肿胀出脓，彼因剧痛，体弱难行，闻伐木之音，彼思依赖木工以愈伤痛，用三足近至彼等伐木之所，坐于地上。木工见大象脚肿有刺，以利刃之斧刺脚周围，然后用绳缠缚木刺，用力拔出，拭去脓血，洗以温水，敷以药物，不久伤愈。［9］

南传《本生经》的故事情节更为丰富完善，前序故事发展，即遇险被救助，较为简洁，重点突出其后之报恩内容，这当然是佛经与传奇小说书写着重的不同，前者重因果，后者重奇怪。拔刺故事的动物原型由象到虎的转变的原因之一就是动物本身与其行为的反差度，象多憨厚，可为人所用，因此在拔刺报恩故事中，后续报恩演绎空间不足，可见如以象牙等代表钱财报恩，叙事较为单调，缺乏戏剧性；虎为猛兽，其性凶猛，但有报恩心，这就为故事逻辑带来张力，从文本叙述来看，后续有如以兔、鹿、死人等进行报恩，在强调志怪的主题下有更多的书写可能。《太平广记·李大可》后续因李大可换衣虎不识被虎误杀，虎知误杀自悲而死。虎的动物性和“人性”的矛盾贯穿整个故事的始终，更加凸显报恩老虎拟人化的“义”，正如胡曾诗“从来只道虎伤人，今日方知虎报恩。多少负心无义汉，不如禽兽有亲情”［10］。

以上种种报恩，无非两种传播渠道，即宗教典籍和民间口传，两者有一定的共通性。正如季羡林所言：“这些故事绝大部分都是寓言、童话等等的小故事，是古代印度人民创造的，长期流行在民间。这些故事生动活泼，寓意深远……各教派也看准了这一点，也都想利用他们来宣传自己的教义。这就是为什么同一个故事在不同教派的经典中，也在许多故事集中”［11］。主体不脱离遇难—得救—报恩的故事体系（对应着叙事中的起因—发展—结果），就能将其归纳为同一类型，其中故事主角、遇难方式、报恩方式就是可以演绎和组织的部分。“又因为流传于民间的，故其内容，或题材，或故事，往往保存了多量的民间故事或民歌的特性；她往往是辗转抄袭的。有许多故事是互相模拟的。”［12］这更类似于一种文学创作中的“数独游戏”，本质是在构建故事逻辑合理性的基础上，突出动物拟人化的叙事张力，突出矛盾性，达到同样叙事框架下以人的报恩为内容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同时隐伏着动物性与人性的对比反思。所谓动物拟人化故事中合理的逻辑，就是在符合动物的生物特性的基础上增加其所不具有的人的感性认识，即使它并不是完全的人性，如虎以死人报恩。具体来说，虎受伤的方式和报恩的方式大致不能脱离其动物性，如虎受伤主要为掌被刺、口被噎，以及少数发展出的被弓箭射，报恩的方式为食物报恩、陪伴报恩等。另有少数如《太平御览》引《搜神记》有关虎产子求医、后以野肉报恩的故事。

如《宋高僧传·释彦偁》载：

尝一夜有虎中猎人箭。伏于寺阁哮吼不止。偁悯之。忙系鞋秉炬下阁言欲拔之。弟子辈扶遏且止者三四。伺其更阑各睡。乃自持炬就拔其箭。虎耽耳舐矢镞血。顾偁而瞑目焉。质明猎师就寺寻虎。偁告示其箭。悛心罢猎焉。［13］

此类故事也与民间崇拜老虎的习俗结合。如东北地区，赫哲族有《山神爷》、鄂伦春《白那恰的传说》、鄂温克《老虎报恩情》等神话故事［14］，内容主体亦没有脱离传统的虎报恩故事，且在虎受难的情节上均与虎掌被刺有关。

二 古代域外“拔刺”故事

同样架构的故事不仅广泛传播于佛教文学史中，基督教历史中也存在高度相似的案例。动物主角不同于印度传说和佛经中的象，以及中国传奇中的虎，中古基督教传播过程中将蓝本套用在狮子上，并和宗教圣徒的传奇结合成新的文本，是文本对自然界地域性的自我调整，是文本的在地化适应。

最著名的当属圣杰罗姆（Saint Jerome）为狮拔刺。圣杰罗姆为公元5世纪前后的罗马基督教圣经学者，完成了圣经拉丁文译本（Biblia Vulgata），在皈依苦修理念后，前往叙利亚苦行隐居。在圣徒传说中，圣杰罗姆为一只爪子被刺的狮子拔刺，感恩狮子遂对其不离不弃的守护。同样在圣徒传说中，圣杰罗姆和格拉西姆斯（Gerasimus of the Jordan）的事迹高度重复，有学者也认为，两例圣徒故事之间存在渊源，且圣杰罗姆是格拉西姆斯的拉丁版本［15-16］。考虑到二者所涉传说的文本高度相似、发生地均与古叙利亚沙漠有关、人名的相似，可以将其视为一个文本？譹？訛。

不论是圣杰罗姆还是格拉西姆斯，为狮子拔刺的原型文本来自罗马安德鲁克里斯（Androcles and the Lion）。安德鲁克里斯为狮子拔刺，后又因狮子而被救，故事本身并不注重狮子对安德鲁克里斯的“报恩”，特别是狮子并没有被高度拟人化。现存最早关于此事的记载见于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2世纪）《阿提卡之夜》（Noctes Atticae）［17］。埃里亚努斯（Claudius Aelianus）在3世纪的著作《论动物的特性》（拉丁：De Natura Animalium， 英文：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imals或On the Nature of Animals）中同样记载了这个传说［18］。6世纪中期以后，伊索寓言出现“牧羊人与狮子”的为狮拔刺故事［19］，其中掌有刺的狮子向牧羊人求助，得到救助并在之后报恩的故事，已经将狮子拟人化。

亚美尼亚的文本中，相同的拔刺故事属于另一位圣徒（St. Salitay）［20］。爱尔兰的传说中，拔刺故事的主角则是圣古德瓦尔（Saint Gudwal，生卒不详，事迹始见于12世纪以后文本）与狼［21］。

类似的虎报恩故事还有“虎口去骨”，与“为虎拔刺”仅是虎受伤的方式不同。故事原型为印度寓言故事，文本自佛本生故事而来。佛本生故事有“雀王拔骨”之事，载于《经律异相》卷11《随机现身下菩萨部第四》引《出雀王经》：

昔者菩萨身为雀王，慈心济众由护身疮。有虎食兽骨拄其齿，病困将终。雀入口啄骨日日若兹，雀口生疮身为瘦疵，骨出虎口。雀飞登树，说佛经曰： “杀为凶疟其恶莫大。”虎闻雀戒，勃然恚曰： “尔始离吾口，而敢多言。”雀睹其不可化，即速飞去。［22］

又《菩萨璎珞经》载类似故事：

（狮子王）逢一象王杀而食之。髀骨鲠咽死而复苏。时有木雀在师子前，求觅软虫取而食之。师子张口告木雀曰：与吾挽此骨，却后若得食当相报恩。木雀闻之，入口尽力，拔骨乃得去之……（狮子王违背诺言后）时彼木雀，飞趣师子当立额上，尽其力势啄一眼坏。［23］

《太平广记》卷14：

有虎张口至石室前，若有所告，文（郭文）举以手探虎喉中得骨，去之。明日，虎衔一死鹿致石室之外。自此虎常驯扰于左右，亦可抚而牵之。文举出山，虎必随焉，虽在城市众人之中，虎俯首随行，不敢肆暴，如犬羊耳。或以书策致其背上，亦负而行。文尝采木实竹叶以货盐米，置于筐中，虎负而随之。［3］97

三 “拔刺”等猛兽故事与高僧圣徒传记

文本的创造

季羡林先生说，民间传说故事很多都被利用来传播教义， “为虎拔刺”等虎报恩故事也有佛经故事的映照，虎的故事被宗教所吸纳，融入宗教理论的体系中。虎是自然界的权威代表，“为虎拔刺”等故事实际上表示着佛教“逐渐将自然纳入佛教文明熏陶区域，真乃是弘法的基本目标，即将不受佛家影响的区域转换成受佛教影响的区域”［24］。体现在文本上，就是对“为虎拔刺”等故事叙述结果的丰富演绎，并且嫁接到高僧大德的集体形象上，从而最终形成高僧与虎的独特组合。这里要指出的是，“为虎拔刺”等故事，并不是形成高僧与虎组合的唯一或少数来源，更多来源可参看陈怀宇的总结［24］151-209。

综合基督教文本和佛教文本的类似故事来看，中古以来，随着宗教向更广泛的普通民众的下沉，争取教徒和向外传播，都越来越重视“结果”。圣杰罗姆为狮拔刺的故事原型来自安德鲁克里斯，但更强调狮子的“皈依”，狮子报恩行为突出表现在为其后续也成为“圣徒”的侍从，狮子也就转变为信教者、皈依者、圣徒伙伴、护教者。

这也与宗教传播过程中对圣徒、高僧的神格化有关，人们常将他们的活动经历赋予神秘和传奇色彩，能行常人所不能行之事，凸显皈依宗教在其中的作用，达到传播教义的目的。这些被神格化的圣徒和高僧，是新兴的崇拜偶像，往往是具有集体性的特征，其事迹多有重復和雷同。如《法苑珠林》中，为虎说法而使虎皈依的故事，举隅几条如下：

晋沙门于法兰……尝夜坐禅。虎入其室，因蹲床前。兰以手摩其头。虎奋耳而伏。

晋沙门耆域者……前行，有两虎迎之，弭耳掉尾。域手摩其头，虎便入草。

隋慧日道场释慧越……栖顿幽阻，虎豹无扰。曾有群兽来前，因为说法。虎遂以头枕膝，越便捋其须面，情无所畏。［25］

作为偶像的高僧，已经不需要通过报恩故事来使虎皈依这一行为自洽，取而代之的是直接对报恩故事结果的使用。虎于高僧而言，与家犬狸猫无异。陈怀宇认为这种虎皈依的叙事是中国佛教的独特发明［24］199，从基督教类似的故事来看，确实如此，以圣杰罗姆为代表的圣徒神格化，并没有将“拔刺”类似的情节抹去直接表现狮子的皈依。

有关文献记载中高僧或圣徒与猛兽的故事，其实是“一种介于已知和未知、人与神之间的宗教行为”。这些传记故事更类似民间的传统故事和口头传说，可能来自古老的戏剧、传奇、宗教的或非宗教的文本，没有宗教故事的超凡，但有超脱现实生活的奇异；没有神灵包装后的无限创造，但有超越平凡人的英雄奇迹。高僧和圣徒是传播宗教的主力，与神的超然作用不同，他们是宗教标榜的榜样。榜样的力量通过文本的格式套用，因此如高僧传记中有关虎的情节高度类似。榜样的力量不止于文本，榜样故事的图像化更有利于宗教发扬。

四 猛兽与高僧圣徒的图像创造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佛教艺术品中有一些唐宋时期的“伴虎行脚僧图”（图1、图2），表现高僧与虎的图像组合，已有许多学者就图像讨论行脚僧的身份问题［26-34］。本文认为此类图像中的行脚僧是佛教中高僧一类的集合，是集体形象，非某个具体或独立的高僧大德形象。或者，这种图像是基于某位高僧大德的传记文本而绘制的，由于传记文本的雷同和图像的去文本化，形成了一类人群集体的图像志。如同明清流行的祖先像，画中用来祭祀和礼拜的祖先形象并不追求和真人形象的“吻合”，而注重人物在图像中的“在位”，加之榜题和排位的文字说明，足以满足古代宗族系统中类宗教的祭祀需求。“伴虎行脚僧图”就是高僧大德的集体“影像”，是唐宋以来的高僧神圣化的结果。在中国的传统中，它的外延还包括佛教的阿罗汉、儒家的圣贤、道教的名士等［35］。如孙英刚所说，我们不能随便从文献中找一个高僧伏虎的例子，就说图像中的行脚僧就是文献所描述的那个高僧［36］。“他”既可以是李通玄、法藏、宝胜如来，也可以是达摩多罗、玄奘、伏虎罗汉，等等。现所见相关图像的高度一致性和身份争议之间的矛盾，就是将在集体形象中找寻个体对应的矛盾，因此导致符合形象的身份如此不同，但都可自圆其说。

“伴虎行脚僧图”是行脚僧尊像画和高僧伏虎传记文学的结合产物。其中行脚僧着出行装，手持相关法器，背负竹笈。《古清凉传》载北齐僧人明勖裹粮负笈，锡杖前行。戴叔伦（732—789年）有诗《赠行脚僧》、晚唐子兰（888—904年）有《赠行脚僧》、北宋梅尧臣（1002—1060年）有《行僧》，可见行脚僧是日常生活可见的现象。《历代名画记》载“西北院小殿南面东西偏门上，王定画行僧及门间菩萨圆光”［37］，其他如韩幹、陆曜在浙西甘露寺文殊堂内外壁各绘“行道僧四铺”，吴道子在长安景公寺绘“行僧”，刘行臣在敬爱寺绘“行脚僧”［37］308，310等。大部分行僧图均未明确表示其具体的人物名号，总以“行脚僧”的身份来表示。甚至“伴虎行脚僧图”中的行脚僧形象和唐代以后绘画作品中的世俗“货郎”也极为一致。图像中人物服装、携带用器符合行脚僧的形象，是行脚僧身份的“物证”，有如法事器具拂尘、禅杖、经卷等，医疗用具如药葫芦等。

伴随高僧行走的老虎，就是高僧传记中的常见配角，用来衬托出高僧与其他僧人、信众、普通人群的区别。中国古代人与自然的矛盾中，最常见的就是虎，所以将虎作为高僧的护道者和出行伴侣，不脱离现实太远，属于人和神之间的“英雄式”赞歌，这就是高僧伏虎传记文学的表达内容。

基督教的圣徒传记记载了降服猛兽，将猛兽作为皈依者、护道者和伴侣同样也有图像化的叙述，如画家在表现圣杰罗姆时，经常会将狮子作为附属形象，绘制于其身旁（图3）。狮子是以圣杰罗姆为代表的圣徒的身份标签，正如老虎之于高僧，因此，在观看圣杰罗姆的图像时，往往有种伏虎罗汉的既视感（图4）。同敦煌行脚僧图像类似，由于圣徒传记文本的相似，圣杰罗姆等与狮子的图像同样也是一类集体人物的表现。虽然圣杰罗姆与狮子在晚期的文本和图像中成为绝对的主流，但是依然存在在缺乏榜题的情况下，圣杰罗姆和格拉西姆斯的错认与混同，这对于非基督教文化传统的人来说更为常见。在图像上，拜占庭和东正教的传统更多地将圣人和狮子用来标识格拉西姆斯。

对比佛教“伴虎行脚僧”和基督教圣徒与狮图像，猛兽是人物的附属，猛兽和人物的形象在图像中是反现实的表现。现实中，老虎和狮子属于凶兽，一般为人力所不能控制，其体型要较人更为硕大。但在图像中，猛兽作家犬式的处理，乖巧可爱，体型也小型化。绘画者通过对猛兽的无害化处理，表達其对宗教的皈依；通过对体型的变换对调，表达其对宗教人物的附属。两类图像虽然分属不同文化、不同地区、不同宗教，但均反映了宗教信仰中人类对于尊者相似的刻画，宗教对于民间故事、传说一致的吸收，文本转向图像创作相仿的模式。

近代名士丰子恺依唐传奇老妪与虎事，作“虎感拔刺”漫画，是另一种脱离了宗教对高僧圣徒崇拜的图像新创造，画面中虎反倒过于夸张得大，正是对单纯虎报恩文本的图像化叙述（图5）。

五 结 论

综上，“为虎拔刺”的文本在中国流行于唐宋的传奇小说中，其故事原型来自古代印度民间传说。“为狮拔刺”的文本在基督教文本中流行扩散，其故事原型来自古罗马英雄故事。两者均作为口口相传的民间传说，被引入到宗教文本，以利传播宗教。受刺动物，如象、虎、狼、狮都是猛兽的代表，是传说和文本在流传过程中在地化的表现，突出了人和动物界的冲突矛盾。此类故事引入宗教文本后，和佛教高僧、基督教圣徒的崇拜结合起来，丰富了原有故事的原因和后果，创造出宗教人物和猛兽的故事模板。在图像加入并丰富文字叙事的历史过程中，产生了新式的图像。敦煌及其他地区所见“伴虎行脚高僧像”也是类似图像叙事下的产物，其中的人物是一类高僧大德的集体形象，也是一种宗教图像的模板。

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在“拔刺”故事的文本？譹？訛和图像创造上均体现出许多的一致性，演绎中突出品格的升华，强调猛兽的人性和人物的神性，但又不过多脱离人间叙事，较神话传说多了几分人性，比人间故事多了几丝神秘。图像创造中强调动物对人的依附，象征宗教对自然界的吸纳。可能是欧洲中世纪相关图像的缺失，暂可观之图像创造，仍是佛教系统下的高僧与虎的图像更为完整和丰富。这种一致性是对古代文明之间互鉴的独特案例，反映了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的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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