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才常：为推翻专制暴政的自立军起义领袖

吕雪萱

自戊戌变法以来，多少爱国志士，为推翻专制暴政，解救民族危亡，抛头颅洒热血。自立军起义领袖唐才常，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谭嗣同的生死交

唐才常，字伯平，号绂丞(佛尘)，湖南浏阳人，1867年5月12日出生于浏阳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家庭。他与谭嗣同是同乡，“少同游，长同志”，情同手足。谭嗣同曾说：“二十年刎颈交，惟唐佛尘一人而已。”他们俩一起受业于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现代戏剧家欧阳予倩的祖父)门下。欧阳氏崇拜王夫之，是一个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重视自然科学研究，主张改革科举制度，培养经世致用之才。谭唐二人受老师影响，也都喜读王夫之、顾炎武之书，这对他们种族革命思想的萌发影响至大。

唐才常

1894年春，唐才常考入武昌两湖书院。这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培养洋务人才而设立的学府，以“中体西用”为办学宗旨；为适应洋务需要，也安排一些西方自然科学课程。这使唐才常眼界大开，思想一变。谭嗣同父亲谭继洵，其时出任湖北巡抚，谭嗣同亦就读两湖书院。谭唐二人同居抚署中，砥砺学问，痛诋时政，经常“彻夜不寐，热血盈腔，苦无藉手”，乃至于痛苦流泪，“泣数行下”。甲午战争中清朝一败涂地，全国上下潜伏已久的愤懑情绪，终于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发出来；一个志在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政治运动，在古老广袤的土地上蓬勃展开。谭嗣同和唐才常满怀激情回到湖南，积极投入湖南新政。

“浏阳双杰”

陈宝箴是一位独具见识的开明官吏，甲午战争后，邀集了一些赞同维新的同僚，如黄遵宪(湖南按察使)、江标(湖南学政)和一批立志变法的热血之士，如谭嗣同、唐才常等，大张旗鼓地在湖南推行新政，设学会、立报馆、开学堂、办警局，一时天下人杰荟萃，新政如火如茶，大有“天下新政望湖南”之势。谭嗣同和唐才常是湖南新政的两位猛将，他们俩的学问才具乃至身材相貌都出类拔萃，且都习武，时人誉为“浏阳双杰”。

唐才常几乎参与了湖南所有新政活动，其中在创办《湘学新报》(后改《湘学报》)和时务学堂两项出力尤多。他担任《湘学报》总撰述，以“洴澼子”等笔名，撰写了大量文章，宣传西方民主政治，抨击封建专制，鼓吹维新变法，分析问题莫不切中时弊。《湘学报》一时风靡省内外，有力地推动了湖南乃至于全国维新运动的发展。

1897年l0月，在陈宝箴等人支持下，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唐才常任教习，先后招生3期，约200人，都是热心革故鼎新的爱国青年。梁启超不久赴沪，由唐才常和欧榘甲继任总教习。唐才常以王夫之、顾炎武等人的思想启迪诸生，挥宏其中民主、民权和种族革命思想，大受学生欢迎。时务学堂学风活跃，学生以维新救国为己任。后来自立军起义骨干秦力山、林圭、沈荩等和护国战争发动者蔡锷，都出自学堂。

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实行新政，维新运动达到高潮，谭嗣同因徐致靖之荐入职军机。光绪皇帝在一次召见时问他有无人才，可荐为国用，谭嗣同推荐了唐才常，光绪特旨征召，谭嗣同电唐入京。唐才常匆匆就道，方抵汉口，警电飞来，京中变作，皇帝遭囚禁，康梁亡命海外，六君子喋血，新政悉被推翻。茫茫神州一时乌云密布，万马齐喑。唐才常错愕悲恸，感到前路茫茫，《戊戌八月感事》诗中“殷忧耿耿在神州，时事如斯孰与谋?”表达了这种情怀。此时，摆在他面前的路有两条：要么俯首贴耳，自甘为奴隶；要么举兵起义，推翻黑暗暴政。他选择的当然是后者。他本欲北上为谭嗣同收殓，旋闻烈士骸骨已南归，便折回湖南，匆匆料理了家务，随即奔赴上海，准备联络同志，发动起义。

奔走海外

唐才常在上海作短暂停留后，南下辗转香港，新加坡，最后到日本，第一次晤见康有为。唐才常政见上与康有“不敢苟同”之处，但康有为几次上书，敢言人所未敢言者，使唐非常敬佩。康有为在海外，联络华侨，呼吁归政光绪，颇有声势，但仅仅摇唇鼓舌，毕竟无力，他正需要一个人“勤王”，扶持光绪复辟。唐才常的起兵打算，正合他意，于是纳入门下，以“勤王”大任相委。唐才常对光绪，从个人感情上说，自然不无好感，在保护光绪个人摆脫大难这一点上，与康没有分歧，而且康有为在海外人多势众，是一支可资为用的力量，所以唐才常慨然答应。1899年2月，唐才常回国，一度在上海主办《亚东时报》，同时秘密进行起义准备。当时流亡海外的爱国志士，除了维新党，还有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康梁刚到日本时，孙中山曾派陈少白去看望慰问，并劝康有为改弦易辙，两派合作，共图大业。康未接受，说：“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

任职时务学堂时与教习合影，右二为唐才常

1899年夏，唐才常南下香港、南洋诸岛，联络豪杰、购置军火，又到日本见康有为，陈说清政腐败、国势危殆，宜牺牲小异，与中山合作，共救国难。康未答应，唐又劝他从长计议，做出决定。同年秋，由毕永年介绍，唐才常拜会孙中山于横滨邸寓。唐把自己在长江流域起兵的计划告诉了孙中山，得到孙中山的肯定。当时孙中山正致力于两广起义，他与唐才常约定，两湖、两广起义互为援应，殊途同归。这次会见，唐孙两人还讨论了起义胜利后政治、经济、社会诸问题，彼此颇为融洽。为此，唐才常重新向孙中山提出两党联合问题，孙中山说：“倘康有为能皈依革命真理，废弃保皇成见，不独两党可以联合救国，我更可以使各同志奉为首领。”孙中山的姿态，又鼓起唐才常的热情，他约梁启超一起向康有为进言，仍不见纳。唐梁等人一度想踢开康有为自己干。据说康门有十三得力弟子，人称“十三太保”，其中有梁启超、唐才常、林圭等，由梁启超领衔联名上书康有为，说“国事败坏如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时局。今上(指光绪)贤名，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己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康有为见信怒不可遏，严辞痛斥，并命梁启超赴檀香山办事，将“十三太保”拆散。合作一事虽终未果，唐才常却得到了孙中山的理解和支持。

1899年11月，唐才常准备回国，梁启超在东京红叶馆设宴饯行，孙中山、陈少白出席，日人宫畸滔天、平山周等人作陪。随行回国的还有林圭、吴禄贞和傅慈祥等人。其时正值暮秋，红叶凝血，高风作悲，大家开怀痛饮、纵情笑谈，气氛既悲壮又高昂热烈。席间梁启超还殷殷提及合作话题。临别，孙中山把兴中会汉口秘密联络点容星桥住处告诉林圭，以便联系(容星桥是容阂之侄，汉口俄行买办)。唐才常与康梁约定：唐回国筹兵，康有为、梁启超在海外筹款，源源救济。

艰难负重

1899年冬，唐才常回国后，立即投入紧张的筹备工作。首先在上海租界设立了起义秘密机关“正气会”，为避人耳目，对外假称“东文译社”，由跟随唐才常来中国参加起义工作的日本志士田野橘次挂牌主持。后正气会改名“自立会”，寓自立新国之意。工作重点放在联络会党和发动新军两个方面。

唐才常通过毕永年、林圭等中介，联络了两湖会党诸帮会头目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辜天佑等，“激之以义，动之以财，感之以信诚，饵之以爵位”，使几乎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党力量悉为所用。

新军为清朝以西法训练之军队，张之洞训练的湖北新军，到1900年已达五六千人，成为两湖地区主要武装力量。自立会领导人在新军身上下了很大工夫，许多军官，如张之洞的亲信黄忠浩、武功全军军官辜人杰、安徽抚署卫队管带孙道毅等，都秘密加入自立会，湖北新军已有相当一部分被自立会控制。

但是，自立会内部组织是松散的。唐才常靠手腕联络各方：对激进者言“革命”，对温和者言“勤王”，对下层会党则以名利相诱。这使自立会缺少一种精神力量的维系，真正与唐才常志同道合者仅数十人。这就为后来起义的瓦解和失败留下了致命的隐患。

孙中山与自立军领导人在日本合照，左二为唐才常

对起义提什么口号，自立会领导层内也有分歧。章太炎认为“一面排满，一面勤王”不妥，要唐纠正，唐未采纳，章太炎即剪辫以示决裂，拂袖而去。毕永年则因宣言中一些词句与唐才常大吵，最后竟披剃入山，遁入空门。

为了起义事业，唐才常克己奉公，吃了许多苦。1900年，他与师中吉(原谭继洵之卫队长，谭嗣同至友)等一起去香港募集经费，为省钱，乘船时竟挤在船尾货舱角落里安身。沿途三天三夜未进食，到港后四处游说，唇焦舌敞，但所得不多，与所需之数相去甚远，后幸得新加坡华侨资助，才稍解燃眉。

密筹大举

1900年春，北方兴起义和团运动，政局动荡，唐才常加快了起义部署。当年7月，他以挽救时局为辞，召集避居上海的维新名流，如严复、容闳、文廷式等近百人，在张园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中国国会”(后改为“中国议会”)，公举容闳为会长，唐才常任书记，提出：不承认慈禧为首的伪政府；联络外交；平定内乱；保全中国自主；推广中国未来之文明进化。唐才常此举之目的，在于一旦起义成功，即以此暂作议政基础。其实参加“中国国会”的人中，多数只挂个名，借以号召人心，真正知晓起义机密的，只有少数几个人。

“中国国会”成立后，唐才常即将自立会并入，各地自立会分会均改为中国国会分会；在此同时，唐才常与林圭等一起，创建了自立会的武装自立军。以中军为自立军本部，林圭挂帅，集结武汉；唐才常任自立军总指挥和总粮台(负责后勤)，坐镇汉口，总会亲军与自立先锋军归其调度。大通、新堤、安庆、常德各置一军，由秦力山，沈荩、吴禄贞、傅慈祥等主持；起义部署：以武汉为中心，五路并举，一旦发难，先占武汉，长江中下游几十万会党群起响应，两湖两江即入版图，宣布东南诸省独立，自造新国，然后提兵北上，直捣幽燕。武汉起义的步骤也做了周密安排。

起义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但军饷一项，还有待海外汇款。唐才常在上海苦苦等待，林圭在汉口则频频电催，要唐速赴汉口坐镇。唐才常遂于8月初到汉口，商定于8月9日发动，由于海外汇款迟迟不至，军饷无着，起义时间只好推迟，于是全盘计划都被打乱。

当时秦力山主军到达，因长江封锁，消息不通，不知起义改期，8月9日如期发难，清军重兵镇压，义军孤军血战两昼夜，寡不敌众，只好撤至九华山，待汉口接应。汉口方面，起义先推迟到8月13日，后又推延。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挟光绪西逃，清朝统治有崩溃之势，各地会党纷纷派人到汉口请命，由于军饷无着，唐才常不敢妄动，但一些会党头目有脱离之势，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唐才常无法，只得决定在23日发动起义。在这紧要关头，湖广总督张之洞先一步下手，在8月22日凌晨，派兵查抄了自立会总机关，自立会领导人几乎被一网打尽，起义印信、旗帜、名册等悉入敌手。张之洞在武汉大肆搜捕，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南巡抚俞廉三也各在属内搜捕自立会党徒。起义军瓦解。

位于浏阳市金港镇的唐才常纪念馆

血溅荒丘

与唐才常同时在汉口宝顺里被捕的有十余人，其中有两个日本人。自立会另一处秘密机关李慎德堂也同时被抄。被捕的领导人有30多人。8月23日夜，唐才常与十多位同志一起，被杀于武昌紫阳湖畔。据载唐被捕时“坦然自若，笑而受缚”，系狱时题壁一联：“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临刑之际，神色不变，“慷慨如平生，临绝大呼‘天不成吾事’者再”，时年仅34岁。

烈士故去已近百年，由于自立军起义借“勤王”旗号，参加起义者横跨保皇、革命两大营垒，起义失败后，保皇派又夸为己功，多少年来，唐一直受“保皇”之讥，甚至有人指责他伪装革命，“借革命行保皇”，将他作为破坏革命的阴谋分子，这是很不公平的。近年来，史学界拨乱反正，自立军起义也重新获得评价，但仅将它归于戊戌变法的余绪，认为它介于保皇与革命二者之间，这也没有真正揭示自立军起义的实质。看一个历史人物或事件属什么性质，不应该拘于表面口号，这仅仅是个策略问题，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目的是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新国家，他采取的手段是武装起义，无论从目的还是手段上看，都应纳入革命范畴。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政治上还没有成熟，同盟会尚未成立，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也还没有明确提出来，唐才常企图自立一军，独当扭转乾坤之大任，其勇气可嘉，其精神可佩。革命虽然流产，却在如何建立军队，如何筹建国家政权、如何部署大起义诸方面，为以后的革命起义提供了经验和教训，甚至可以说，为10年后的辛亥革命作了演习。唐才常，应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而载入史册，昭昭信史，方不枉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