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合、结合与适应:习近平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重要论断探析

2024-04-13 23:15孟宪平
理论学刊 2024年1期
关键词:中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

孟宪平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区域实践研究中心,广西 桂林 541004)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以又一次解放思想的巨大勇气,明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重要论断主要体现在契合论、结合论和适应论三个方面,其核心论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积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些论点极大地拓展了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之认识的广度和深度。

一、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科学阐发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1)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8页。。他还在一些场合讲到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这些重要论述表明,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重要关系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从而形成了契合论、结合论和适应论。可以说,契合论、结合论和适应论深刻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重要关系,共同构成了一个相互贯通、紧密联系的思想体系。

(一)契合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人类社会价值观的演进具有自身的规律性,其嬗变之源、嬗变之形、嬗变之理、嬗变之力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人们对于物质文化生活、制度规约、行为规范等的思考,有很多相似和相同的方面,构成人类社会价值观的共性内容和基本禀赋,从而决定着社会活动的方式及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之所以具有高度契合性,是因为二者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相互结合的趋同性。历史地看,科学社会主义从诞生到今天还不足200年,当它带着美好的寄托在欧洲社会诞生时,不是为了藏诸名山和布道上流,而是给人类社会最广大的群体提供最壮美的蓝图。中华文明有着五千年历史,它在“阅尽人间春色”的同时,也将自身撒播到更多更远的地方,具有震撼人类心弦的影响力。“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的思维规律和表现形式,使得科学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找到契合点、生长点和结合点,这是中国社会内在的深层的思想基础。人类社会的优秀价值观总是显示出对社会问题的普遍关怀和全面理解,其思想产生于一个区域但关怀的事项总是越出这个区域,很多时候,优秀的价值观经常在另一个地域发生积极作用而产生明显的社会效力。站在科学之外,无法洞彻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无法想象或找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合理性,也无法把不同地域的优秀精神联系起来。如果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两者之间“风马牛不相及”,就否认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受容以及自身在这个过程中的扩容。科学社会主义的外在形式和内在内容具有高度统一性,它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实现了贴近历史、贴近社会、贴近人类的价值选择。

契合论深刻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的紧密而统一的内在关系。科学社会主义在价值观上具有真理性,它不仅在西方社会中灿烂耀眼,而且在东方社会中光彩照人。它不仅包含价值观上的最大公约数,也是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进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理论基础。同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观上具有合理性。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地位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地位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文化前提,这在中国现实社会中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契合论把人类美好价值观看成具有共性的品质,并且期待在历史的长河中自我调适而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和潮流。

契合论内蕴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相结合的基础和前提,它们包含的价值观都是对人类社会的美好寄托,有了契合才能够将这种结合建立在客观基础上,而不至于盲目地或主观臆断地结合。契合论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内容和方式,只有能够契合才有可能进行结合,那些不相契合的方面是无法相互结合的,而结合的方式不是拼凑,而是有机地融合。如果硬生生将二者拼接或焊接在一起,那既不是有效的对接,也不符合优秀思想文化交融的愿望,违背优秀价值观传播规律。优秀的思想和价值观总是期待为更多的人所拥有,总是要走出狭隘的圈子,从“小众”思维成为大众“意识”。历史上,东西方对价值观的确立与淘洗各有路径,方法上也有很多差别,但从不同的方向迈向人类文明的努力是有很多相似性的,优秀的思想都是光辉灿烂的,都渴望普及并为更多的人接受。契合论为科学社会主义寻找了一个发挥更为宽广作用的空间,使之能够以更具活力的形式融入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中,为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提供了更恰切的科学依据,马克思主义因此也会变得更富有生机和活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容量和魅力也会得到进一步拓展和增强。

(二)结合论: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2)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6页。。“契合”是“结合”的前提条件,“结合”是“契合”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契合论从静态的视角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二者结合的可能性,那么结合论则从动态的视角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通与结合的必然性。但是,有了价值观上的高度契合,并不一定能够达到二者的自动结合,还必须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要让来自异乡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最终壮大和强大起来,客观上需要有一个认同、接受和实践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其边界之严、思想之真和内容之新表现在多方面多层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既然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就不能让人们处于“隔着窗纱看晓雾”的状态,也不能有“梁园虽好,不是久恋家”的感觉,因而必须居于指导地位。“结合”所需要的历史基础、现实基础和群众基础都是具体的,那些脱离实际的“行会学术”,走不出窠臼的经院式想法,江湖郎中式的走街串巷必然难以打动人心,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从来不靠“江湖术语”“魔术魔法”来实现。

结合论不仅要求马克思主义居于指导地位,也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赓续发展中不断开新。之所以让马克思主义居于指导地位,是因为有其存在的合理依据、特殊优势和地理空间,一旦走出了原有的空间,就要面对新环境的挑战,而要适应新环境就必须做好结合工作,这在文化精神上也要求具备积极进取的趋向。当富有世界情怀的马克思主义与充满世界精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遇时,便不会因为地域之异而“皆丧宝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笑纳”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用自己的方式把它转化为自身的一部分。从一般情况看,当两种不同的思想在同一个社会空间相遇或共存时,要么相互承认和认同,要么相互排斥和对立,但是作为强烈影响人类社会进程的光辉思想,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意识形态或价值观上相近相通,很容易结合在一起。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曾有“西学中源说”和“中学西源说”,事实表明,中华文明不是一些西方人贬污的“二流文明”或“半文明”,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具有五千年辉煌历史的中华文明完全可以相勖相成。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长期遭受排挤和压制,而在社会主义中国活得则很体面,这说明中国人民已经很好地把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了。

结合论提出了新时代思想文化建设的新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以来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但是,对于二者结合的认识和理解是处在不同层面的,因此,结合的成效以及达到目的的程度也不完全一样。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二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克服不足,做到了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行”。今天,“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两个结合”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空间和视野,在跨越时空和超越国界中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适应力,“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5)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9页。。

(三)适应论: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适应论是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两者之间关系的新概括。他在参加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6)《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236页。。适应论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的方向,它必须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必须为中华文化使命服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绝不是说说而已,必须下真功夫、脚踏实地去做。如果沉溺于食古不化的思维中,就难以找到有效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形式,也难以在实践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能否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败。

适应论进一步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占有根本的指导地位,不应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就认为它在中国自然处于指导地位,也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就认定它在中国没有生命力。如果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推明孔氏,罢黜百家”是尝试追求制度化的文化形态,那么中国人民在信仰马克思主义中推进“两个结合”,就是践行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尽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起源不同,但这决不是衡量主次地位的标准,其地位取决于能否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7)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页。显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为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在当代中国的指导地位无可替代。同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适应包含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包含着如何进一步拓展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影响力的任务,等等。总之,这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不仅要延续以往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度”,也要以广阔的“纬度”注入马克思主义智慧,以形成有序排列的经纬分布。

总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充分体现二者的融合和递进发展,决不是平起平坐或平分秋色。在当代中国社会中,马克思主义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对马克思主义的“修炼”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修养”,在中国现实生活中是二位一体的事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与适应,不是使二者调和、混合和掺和,而是一种有机融合。历史充分地证明,20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汇交融的过程中,从初期的步履蹒跚到今天的步伐坚毅,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和实践中的地位都始终处于主导和主体之状态,中国共产党总是站在前人的基础上将维度事业推向前方。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大义”和守住中华优秀传统的“文化根脉”,是我们完成文化使命的重要保障。

二、习近平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重要论断的立论维度

契合论、结合论和适应论是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科学归纳,进一步理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进行深刻思考和富有成效探索的重要成果,具有鲜明的价值维度、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

(一)习近平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重要论断的价值维度

第一,二者在价值理念上具有一致性。科学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理念上的一致性,只有用联系的、系统的观点去把握才能使二者的关系超越时空实现会通融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人类美好思想的结晶,在文化交流中彼此尊重和承认不同民族文化中的价值理念,因而相即不离、相资为用、变易融通直至有机一体。在不同民族文化之中,可以有某些相同或相近的价值观念,而这些相同或相近的价值观念应具有“普遍价值”的意义,它可以为不同民族普遍的接受,而且这些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观念又往往寓于特殊的不同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之中(8)李中华:《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总序第22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在价值情怀上辉映互现,都有补于思想演进、有功于社会发展、有益于人类需要。如果把二者互视为畛畔,沟渠分明,不相接纳,就不符合美好价值观的存在发展规律。

第二,二者在运思方式上具有一致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出路作出深刻思考的瑰丽成果,都希望人类社会向着美好的未来发展,进而达到和乐共处、和谐共生之境。虽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源不同,叙事的理路也有差异,但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相通或相同的价值选择。既使是在各民族文化特有的致思方式中,也包含着人类社会具有共性特征的思维方法,由“不同”到“认同”而再到“共识”,能够有效体现“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消除“体用殊绝”的认识悖论。可见,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论述,是从人类社会的时空维度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维度将人类的优秀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结合,以鲜明的立场确证了两者共存与结合的必然性,在相互结合中提出了合适的融通方式和结合形式。

第三,二者在思想传播规律上具有一致性。优秀思想文化不会画地为牢和局限于一方,总是要以自己的方式表达济世情怀,而蜗居一隅,既不符合其产生初衷,也不符合其发展愿望。让社会理解和接受,把美好思想向外推延,使理论掌握群众并应用于社会,是任何一个伟大思想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同样,任何一种思想要在异国异域发展壮大,都必须有赖生存的环境并且适应这个环境。中华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曾经遭遇过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外来文化,有的比较顺利地被中华文化认可并予以结合,有的则出现冲突和扞格。究其原因,是由于在传播的目标、方式和目的等方面存在差别。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源不同,不宜用“中学西源说”或“西学中源说”简单地附会,否则会影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客观而正确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遵循思想文化传播规律,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统摄凝聚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化解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引领力。

第四,二者在重要理念和认识上具有一致性。价值观与政治经济紧密联系,其参数变量、存在形式、策略选择、心理预期、实践路径等都与政治经济有关,从而构成具有独特规定的价值意识。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多元固一元、一元统多元,可以使“波涛相接”而又新见频出,各抒己长而景象日新,门户之见、萧墙之争都不是二者共存的正常状态,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博大胸襟。但凡有见地的文化,往往能在交流中取董泽之蒲,何况具有博大胸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9)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6页。。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许多重要理念和认识上具有一致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10)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6页。。

(二)习近平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重要论断的历史维度

历史地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认识的升华及其理论概括,总是与巨大发展成就以及时代发展的重大任务相联系。在这个历史变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认识和处理,有一个“照着讲”“接着讲”和“创新讲”的过程。通过“照着讲”把其中蕴含的真实内涵讲清楚,通过“接着讲”把其中的理论思想延拓光大,通过“创新讲”达到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创新。在这个过程中,尽管风云变幻,中国共产党总能明得失之迹、纠因果之变,在挫折与胜利中把历史的精神意量与时代的价值考量结合起来,这是习近平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重要论断的历史维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能否各有胜场并有效地结合与协调,是需要用辩证眼光来观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哪些是优秀的,为什么是优秀的,这些优秀的元素和内容构成了什么样的精神体系和价值体系,过去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什么作用,今天在新时代又需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些林林总总的问题都需要用历史的眼光加以甄别。同样,在科学社会主义体系中,有哪些是表达核心价值观的,有哪些是体现与核心价值观相关联的内容的,它们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主张中具有什么引领功能,等等,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以历史思维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念加以理解和思考,以便与空想社会主义价值观划清边界。

与时俱进、与势俱进、与事俱进、与史俱进地创新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秉持的重要理念。为了秉持这样的理念,虽有挫折但不改初心,虽有艰辛但不忘使命,马克思主义总是在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益见光彩。“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11)《胡锦涛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14页。,同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老祖宗”也不能丢,丢了就会丧失根脉。从中华文化交流史看,守住思想文化阵地在任何时候都是必须的,向外传播不能忘记“思想故园”,向内深入不能丢弃“精神家园”。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思想长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思想故园”,它们在进行“两个结合”中都不能被忽视。没有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形象绝不会如此美好;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会那样生机盎然。这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处理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在探索“两个结合”中取得辉煌成就的有力见证。

(三)习近平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重要论断的现实维度

如何在实践中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会通的元素从多方面深入挖掘出来,把二者相结合的链条不断延伸下去,进一步拓展融合贯通的界面,是在实践中需要认真探索的重大任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中不仅要表达思想,而且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使之真正成为中国化的思想形态。

第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在当下的实践中全面推进“两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根本点在于指导思想上的区别以及文化传统上的区别,中国式现代化更关注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它从来没有离开中国的特定环境。“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12)《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50页。。这三个“独特”把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源头、脉络和基础明确地表达出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实现的,它在文化上的独特性在于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否则就不是“中国式”现代化了。历史曾经给中华民族带来很多苦难,也给中华民族带来很多机遇。自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旗帜上,中国社会就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奏响了马克思主义始终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最强音。通过二者的有效和有机结合,我们实现了站起来和富起来的愿望,为中国式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下,我们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国之重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观念大义”,做到“明体达用、体用贯通”。

第二,积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不断在实践中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过程。这个“相适应”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和以社会主义为主体的,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立心”和“立魂”上必然会缺少内涵,没有社会主义的主体地位,传统文化也会失去依托基础。我国古代讲“明明德于天下”,不仅是一个理念问题,也是一个需要认真实践的问题。在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要求把接受马克思主义引以为傲,也要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神圣职责。思想必须建立在现实基础上,否则就是空想;思想必须立于稳固的基础之上,否则就是空中楼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大业必须建立在现实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上。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对二者关系有一个恰当定位,既不能降低社会主义的格调和品位,又不能失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雅和仪态。为此,一要用好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把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发展作为一个整体,用于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双创”;二要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把握其思想方向、道德考量、价值取向、审美意象,从中华文明的视角和维度增强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现实魅力和对外影响力。

第三,积极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今天,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仍然会有更多更好的智慧以及更大更强的作为。契合论明确表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价值观上的高度契合,而二者契合的现实意义如何在理论上表达出来,二者契合的具体成果如何在实际应用中凸显出来,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在习近平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重要论断的现实维度中,包含着关于人类社会和谐发展及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历史与现实都表明,坚持自信自立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心理基础,中华文化历来是满怀激情地接纳优秀思想的。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通贯通的智慧源泉,结合的方法、结合的路径都是在群众实践中创造和体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是受人民喜爱、认同的。问题导向、问题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通融通的内在动力,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要进一步把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价值观与人类社会的其他优秀价值观融通贯通,使这些契合的内容更多地为人类社会发展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

三、践行习近平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重要论断的基本路径

习近平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重要论断,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主体性及其鲜亮底色,彰显出与时俱进的宝贵品格和开放包容的鲜明特质,充分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地位,为增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提供了理论遵循。

(一)辩证认识契合、结合与适应之间的联系

契合、结合与适应的每一个方面都不是孤立的,但是契合的现实基础和理论基础是什么,契合的重要性何在,在何种程度上契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意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如何协调,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从文化会通和超越的规律中、从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比较中寻找答案。这里的适应是以契合为基础并体现结合的要求的,适应要在政治上体现高度统一并在其他方面都实现充分的协调。适应不是用僵化刻板的模式和生硬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框定一切,它具有高度的灵活性。适应还有一个地位关系问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适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适应社会主义社会,适应具有历史的和现实的特殊性。

契合、结合与适应之间的关系,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指导地位和方法论意义。我们不能期待马克思主义能够包医百病,能够为我们提供一切问题的答案。马克思主义为我们设定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论和参照系,“内在性”的思想与“外缘性”的方法只能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起作用。在契合、结合与适应的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担当的不是“旁白”或“旁观”的角色,接受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权宜之计或权变之策。从思想文化演进的规律看,思想文化在演进的过程中既有波浪翻涌的激流,又有潜滋暗长的伏流,在某个特殊时段似乎是“平庸”和“停滞”,甚至留下了一些“空白”,有时甚至显得“上气不接下气”,但实际上这是在孕育新的结合基础和催生新的结合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稳定文化秩序和改变文化秩序之间的张力,延续传统生活方式和打破固有的社会惯俗之间的张力,也会有创新文化形式和实现新时代文化使命的张力,这是文化发展中的正常现象。其中的每一个层面也会充满契合、结合与适应的内容,正是在这样的进程中,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

(二)积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融通与贯通

一是把握好实现融通贯通的理论基础。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形式主义、机械主义等,都不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融通与贯通。李约瑟等西方的一些学者都曾认为,中华文化在今天不仅有道德示范作用,还有精神辐射作用,应向中华文化寻求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智慧和资源。事实表明,“文明的冲突”并不是人类社会的“通则”,文明的和解与交流才是人类社会的常态, 不同的价值观能够相激相荡甚至相合,这是人类社会之“通则”。二是把握实现融通贯通的历史基础。大抵人类之思想,不外吸集与蜕化两途,列国交通,则吸集于外者富;一国独立,则蜕化于前者多(13)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页。。中华文化自古就有主动接纳外来价值观的良好传统,它对外来文化和价值观的接收是充满主动精神的。例如,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都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认同,取得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成就,特别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14)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6页。。三是把握好实现融通贯通的群众基础。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融通与贯通,必须在实践中祛除凿枘之见,在生活中明理增智,推动大众坚定文化自信和价值自觉,积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寓于大众日常生活之中,并能融为一体。四是把握好融通贯通的实践基础。这个实践基础就是通过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现实,还包括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的成功经验。要把握好这个实践基础,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融通与贯通,必须把理论与现实结合起来,坚持人民主体性,在实践中体现广大群众的创造精神,不断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三)要把“双创”的重心放在“创造性转化”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原本复制,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不是被动追随潮流。在认识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还有很多亟待深入回答的问题,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近代以来的兴衰沉浮揭示了什么道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之间“同质共构”和“异质互补”而会通融合遵循了什么规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之间没有产生排异反而能够相互融合的原因,等等。解答这些问题,必须走“双创”之路。而“双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础性工作,其着力点要置于“创造性转化”上。我们不能徜徉于思想的海洋而无所事事,更不能陶醉于博大精深的文化宝库而无所辨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化育不息是在不断的转化中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是因为其思想之精美而成为效仿或追随之宗,这是具有历史和现实依据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能无视这个事实。“创造性转化”的目的是要提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科学对接和有效融合的基础,真正表现出内涵和道理上的相通或一致,并不是要在素材或结合点上搞一一对应,更不是要片面附会某一个观点。“双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础性工作,固守传统文化而不作任何创新是难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和时代潮流的。即使是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文化,面对思想领域中的动荡和冲突,也不能以“祖宗之法不可变”“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维来应对时代之变。“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都会因“不适世界之生存归消灭也”,“即人不伐我,亦有何颜面,有何权利,生存于世界”(15)《陈独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页。,这些观点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不能搞自我封闭,更不能唯我独尊,优秀文化从来不主张“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在今天,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必须有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有创新发展的使命感和稳立潮头的坚定感。

四、结语

习近平关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重要论断极富原创性贡献,主要表现为:一是在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认识方面的原创性贡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的论断,为二者结合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从价值观角度揭示了二者的关系,在相互比照中给出了二者融通和贯通的依据,这在理论上是一个重要贡献。二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理念方面的原创性贡献。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实现“双创”的要求,涉及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变”与“不变”问题,这不仅要理解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成果,也要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贯通融通的新思路,不仅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也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知的价值观融通起来。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方法论上的原创性贡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的论断,克服了思想领域存在的偏执状态,回答了结合“由何而来”“因何立论”“从何出发”“走向何方”等问题,为正确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科学方法和理性思维。

契合、结合、适应与“双创”一起,共同构成了从理论到实践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路径,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实践链条,既在理论上相互印证,又在实践上相互递进。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叙事,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不仅要感知它的过去,也要感知它的现在和未来。从中华文化发展的历程来看,马克思主义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化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16)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页。,很有必要从体系结构、立论维度和实践要求等方面加深对习近平关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重要论述的学习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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