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对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因应

2024-04-13 23:15汪效驷王鹏程
理论学刊 2024年1期
关键词:抗战民众上海

汪效驷,王鹏程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本文所称的全面抗战初期,是指从七七事变爆发到淞沪会战结束的历史时期。在日寇进逼、国势危殆的情势之下,上海人民掀起抗日救亡的浪潮。1937年8月13日开始的淞沪会战将此前的地区性冲突升级为真正意义上的全面战争。就敌我双方实力对比而言,此役国民政府多少具有孤注一掷的意味,先后调集70多万精锐,与敌军在上海展开了3个多月的惨烈较量。在此期间,上海市各界与前线官兵同仇敌忾,将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上海救亡团体的抗日斗争是“由官方或半官方发动,带有民间充分参与,自动成分较高的同仇敌忾活动”(1)陈三井:《四分溪畔论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页。,国共两党都参与其中,但对运动有着不同的因应。关于上海人民的抗日史事,相关论著已有比较详尽的梳理和阐述,兹不赘言。本文拟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历史比较的视角,探察这一时期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样貌及国共双方的不同态度,以呈现全面抗战初期国共两党与民众互动的复杂面相。

一、上海民众有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上海一直走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究其原因,如同时人所指出的那样:“上海是中央政府的直辖区域和经济中心区域,比较一般落后或封建性较重的地方区域,要开明一些;上海是国际的焦点,在国际矛盾关系中,上海的反日运动易于发展;上海为革命文化的中心,民族解放的文化运动,早已根深蒂固,而又急速地普及着。这些条件造就了上海救亡运动较为易于发动和展开的原因。”(2)傅于璨:《上海救亡运动的经过和教训》,《时事类编特刊》1938年第8期。上海的救亡运动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而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则是民众抗日的初步演习。当时,为反对日本对东北的侵略,上海学生界先后成立大学、中学抗日救国联合会,组成请愿团三次赴京请愿。上海工商、文教界人士也迅速成立上海市抗日救国会、抗日救国义勇军、上海妇女救国大同盟、教育界救国联合会等抗日团体,以通电、宣言、罢工、募捐、抵制日货等方式展开抗日救国运动。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上海金融、工商、文化各界领袖人物发起成立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后改组为上海市地方协会),为支援十九路军的抵抗、激发上海市民的爱国热情做了大量的工作(3)参见白华山:《地方精英与上海抗战——以“一二八”事变期间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为例》,《史林》2007年第4期。。

1935年,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在北平、天津发生后,上海学生迅起响应,举行集会、游行,发表宣言、通电,声援平津学生的爱国行动。1935年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名人马相伯、沈钧儒、陶行知、李公朴、邹韬奋等28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4)现在可见的《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多为转载。根据《立报》的记载,该宣言发表于1935年12月12日。参见《上海文化界发表救国运动宣言》,《立报》1935年12月13日。,提出开放民众组织、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共赴国难等八项抗日主张和要求,强调“尽量的组织民众,一心一德的拿铁和血与敌人作殊死战,是中国民族的唯一出路”(5)《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大众生活》1935年第6期。。12月21日,上海妇女界救国会成立;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随后,学生、大学教授、职员、工人都相继成立各自的救国会,从而直接引发了1936年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规模的救国会运动(6)关于救国会运动,可参见朱新镛:《1936年的救国会运动新探》(上、下),《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第1、2期;马福龙:《1936,沸腾的上海──纪念救国会运动60周年》,《上海党史研究》1996年第6期;等等。,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所有这些,奠定了全面抗战初期上海民众有组织的抗日斗争的基础。

1937年的七七事变,促使上海救亡运动跃进到新的阶段。7月11日,上海市青年救亡协会召开成立大会,“通电拥护中央对日全面抗战”(7)《孙良工剪编〈战时民众救亡运动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号:七八七-874。。1937年7月15日出版的天津《大公报》报道,上海的“中国文艺协会、京沪沪杭甬路党部、海员党部等,14日均电勖二十九军将士忠勇守土抗战。又大学联合会14日通函各界,请一致援助抗战将士,并函在庐三大学校长何炳松、刘湛思、欧之怀,请就近向中央陈述一切”(8)《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6年版,第368—369页。。学生一直走在抗日救亡的前列。7月19日出版的《新中华报》报道:“上海各学校自日寇进攻华北,形势日益严重后,正在设法联合各学校的学生,组织学生抗日军。各校的抗日救国会非常活跃,并在准备与全国各学校取得联合,使学生抗日军具体成立。在这抗战的浪潮中,学生的爱国运动有更大的发展。”(9)《上海学生组织抗日军》,《新中华报》1937年7月19日。

在七七事变发生后各方吁请政府抗日的活动中,不乏上海地区抗日团体的身影。1937年7月19日,上海市商会、地方协会、总工会、市农会、教育会、妇女会等团体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政院、军政部”,表明态度和主张:“日军挑衅,举国愤慨,廿九军将士忠勇抵抗,中央政府指示督励,凡属国人,共深感奋。本日沪各团体议决组织抗敌后援会,努力工作。并以今日之事,欲和平必须抗战,惟抗战始能和平,务恳中央领导全国,一致奋起,下大决心,作全力战。并严饬华北当局积极准备应战,不得接受任何屈辱条件。”(10)《卢沟御侮》(四),(台北)“国史馆”馆藏档案,典藏号:002-090105-00004-540。8月1日,“市社会局为统一青年组织、集中力量、避免组织纷乱、准备战时后方服务起见,领导组织‘上海市学生战时服务团’,以各校校长为团长,并由社会局潘局长兼任总团长。已由该局分别函令本市各大学及高中学校、补习学校校长从速领导各该校学生,进行组织,以便尅日成立”(11)《孙良工剪编〈战时民众救亡运动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号:七八七-874。。凡此说明,上海各界在淞沪战事尚未展开之前,就走在了抗日救亡的前列。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成立了许多抗日救亡团体,主要有各界抗敌后援会、文化界救亡协会、职业界救亡协会、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分会等等。有学者统计,“自卢沟桥事变爆发至淞沪战役结束,上海各界民众的抗日救亡团体约有180个”(12)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7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7页。。其中以抗敌后援会最为突出,从而为淞沪会战期间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组织条件。

抗敌后援会的成立是标志性事件。1937年7月22日,经过多方筹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在市商会议事厅举行成立大会”,计有“市商会、地方协会、总工会、市农会、市教育会、市妇女会、记者公会、律师公会、会计师公会暨特一、特二、沪南、沪北等各区市民会,银钱业等各业公会,中华国产联会、机联会等各国货团体,宁波、绍兴、四川等同乡会,各机关各学校等五百余团体,共二千余人”到会。首任主席王晓籁在报告中指出:“今日上海各界举行抗敌后援会成立大会,实因国家已至危急存亡之秋,我们上海三百七十万市民,应一致起来御侮抗敌,成立后援会。宗旨是要统一意志,整齐步骤,集中一切力量来救国。目前的国难与以前不同,敌人步步进逼,非将我亡国灭种不止。所以目前应付国难,不是暂时而是持久的,不是局部而是整个的。各界后援会是包括全市农工商学三百七十万全体同胞,取一致行动,努力于救国工作,并望人人本着自爱爱国、自救救国的精神,以挽救国难。”(13)《上海档案史料丛编·上海抗敌后援会》,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5—6、55、56—57页。

当日,后援会还致电蒋介石,表示:“本日上海全市各团体举行大会,全体一致,誓以血诚,拥护钧座篠日主张。抗敌救国,万众一心,谨电奉陈,竭诚待命。”(14)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106辑《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6年版,第328、335页。后援会成立后,依托其下设的各专门委员会来推动各项工作(15)参见冯绍霆:《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述评》,张宪文、陈兴唐、郑会欣:《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222页。。有研究者指出,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在动员群众方面”“是重要性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组织”,对于“发动组织各阶层民众投入抗敌行列……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6)陈三井:《四分溪畔论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187页。。

作为抗日救亡的先锋地区,上海的一举一动对全国均具有带动和辐射作用。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曾通电全国:“惟抗敌为全国人民早有之决心,后援为全国人民之责任,务必举国一致,坚持到底,则暴敌始有歼灭之期,民族乃有复兴之望。除分电外,为特电请一致奋起,积极从事抗敌后援工作,以示全国一致之决心。”(17)《上海档案史料丛编·上海抗敌后援会》,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5—6、55、56—57页。7月28日,后援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发出呼吁和号召:“国人今日之急务,除前线直接作战之外,应各尽其精力体力,各竭其物力财力,贡献之于国家。贡献之道,一曰万分节省,即毋使一切力量有丝毫无益之耗费,节省丝毫,即为国家保存巨万。二曰努力生产,即务使一切力量在滋长之中,滋长若干,即为国家增进若干。三曰接受统制,即一切力量,无论节省所剩,生产所积,悉依国家支配,用之于应战。一身之时间精神如此,一身之躯体血肉如此,身外之一切财物更如此。此乃战时国民之当然态度,亦国家制胜之必需条件也。”(18)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106辑《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6年版,第328、335页。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的呼吁,回应和促动了其他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8月4日,后援会组织战时服务团,制定《上海市民战时服务办法纲要》,征招市民组成防护队、宣传队、工程队、交通队、运输队、救护队、看护队、消防队、征募队、掩埋队共十个分队(19)《上海档案史料丛编·上海抗敌后援会》,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5—6、55、56—57页。,全面参与战时服务。会战开始后,“浦东各界青年闻讯,纷纷踊跃参加,立刻成为一个庞大的救亡团体,个个准备为国牺牲,情绪非常热烈”。各分队积极投入行动,如救护队“每晚有二辆卡车出发到前线去救护伤兵,二十多个队员分着两队在炮火下工作。他们到过罗店、市中心,救过不少的伤兵”。掩埋队挺身到前线,“每次出发,总是有四辆卡车分头到各阵地。他们去过的是大场、江湾一带,由火线上拖回去的战死的士兵,都一一的放到棺材里运回来。有时,尸首太多了,就由他们在当地掘坑埋在土里”(20)《“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2—124页。。

民众对战事最直接和最紧要的支援就是捐款捐物,而这种支援也是在抗敌后援会的组织下进行的。早在淞沪会战开始之前,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就以“华北抗战,序幕既揭,需款浩繁”,“特发起征募救国捐”(21)《本市抗敌后援会规定征募救国捐办法》,《申报》1937年7月30日。,并通过各大报章发表宣言,指出:“保卫中华民族之神圣战争,已于故都揭其序幕,中央当局,宣示决心,全国将士,奋勇效命。时至今日,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五千年之祖宗庐墓,亿万年之子孙命运,均将于此最后关头决其荣辱。吾人如不甘为奴隶,不甘作牛马,不甘永受鞭挞,不甘长被宰割,则在此千钧一发之时机,当有毁家纾难之精神,捐款救国,救国自救。”(22)《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征募救国捐宣言》,《神州日报》1937年8月6日。一些实业界人士不仅带头捐款,还呼吁后援会加大募款力度,认为“爱国之心,人所同具,正当国破家亡之时,必人人乐予输将也”,而后援会是“民众抗敌救国最高机关”,故希望“通告各社团、各公会即日进行捐薪运动”(23)《上海档案史料丛编·上海抗敌后援会》,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77、88、90、219页。。担任后援会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杜月笙于8月7日来到电台,为募捐发表专题演讲,此后又在各大小报刊、电台发声,呼吁“必须要大家毁家纾难的来做政府的后盾”(24)《上海档案史料丛编·上海抗敌后援会》,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77、88、90、219页。。与此同时,后援会加大了募款宣传的力度,从8月10日至29日,先后聘请王晓籁、陈光甫、宋子良、黄金荣、潘公弼等数十位社会名流到各电台发表播音演讲,如王晓籁号召“每个人只该埋头工作,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强调“为了国家流血流汗、捐钱捐物都是最光荣最有价值的行为”(25)《上海档案史料丛编·上海抗敌后援会》,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77、88、90、219页。,得到上海各界的积极响应。到8月24日,“筹募委员会已收捐款五十七万元,连同各同业公会认捐未缴之数,总计在一百万元以上。此款将全部汇交军委会,至后援会本身经费则另行筹备”(26)《上海档案史料丛编·上海抗敌后援会》,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77、88、90、219页。。据10月29日出版的《大公报》报道,大买办虞洽卿发起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并声言:“兹以救护伤兵费用浩繁,特决定将去年七秩大庆时各界赠送拟充洽卿医院筹备费之四万余元凑足五万元后悉捐市救护会,以充伤兵救护费用。”(27)《虞洽卿钱新之慨捐巨款,充伤兵救护费用》,《大公报》1937年10月29日。

此外,后援会还组织发动了精神国防运动、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和保卫大上海运动。总体而言,作为各救亡团体的联合机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起到了整合和组织的作用,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后援会从事的各种活动,以它的主旨而论,都是有利于抗战的,都是有利于动员人民起来抗战的。以实际上产生的效果而论,这些活动确实发动了上海市民,而且应该说是相当广泛的。”(28)冯绍霆:《“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为例》,《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在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和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这两大救亡联合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淞沪会战期间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有组织、有秩序的发展阶段。这一局面的形成,固然是民众在抗日斗争中的历练成长和实业界精英努力的结果,同时也与国共两党对上海民众的策应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国民党对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管控

对于当政的国民党而言,如何管控民众运动,使其不至于对自身的统治产生威胁,一直是个不易拿捏的棘手问题,特别是如何运用民众的力量来对抗外敌入侵,他们更缺少深刻的认识和有效的对策。七七事变发生后,各界的上书、请愿等救亡活动增加了国民党对社会团体和民众运动进行管控的现实需要,特别是各地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种抗敌后援会,使国民党更进一步意识到了管控的迫切性。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中央于1937年8月3日颁布了《人民团体战时宣传信约》,对人民团体的组织、言论及其宣传的要点予以严格规定,明令不准“有偏”,且要“严防匪类之宣传”(29)《人民团体战时宣传信约》,南京市档案馆,档案号:1005-001-0081(00)-0003。。

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37年10月颁布了《抗敌后援会之组织及工作大纲》,其中规定:“各地抗敌后援会系统为省市县区,以区署为最小单位,应由当地之党政军当局召集发起,民众自动组织,须呈请许可,并受当地最高党政军当局之指导,惟不得有同样团体之设立,并得斟酌情形,设特务、宣传、交通、救济、救护、慰劳、消防、留守等队。”(30)《战时法规汇编》,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1938年版,第279页。从中不难看出,国民政府欲把各抗敌后援会组织纳入政府管控的范围之内,不仅要求后援会的成立“须呈请许可”,成立后还须“受当地最高党政军当局之指导”,且同一地区“不得有同样团体之设立”。拟于1937年12月成立的华侨抗敌动员会即因与业已成立的归国华侨抗日后援会均在广州,导致“在一个地域,而有两个同性质之团体”(31)《各方吁请政府抗日案》,(台北)“国史馆”,典藏号:001072470A008。被视为不合法,而未获得政府认可。

1937年11月初,军事委员会第六部颁行《全民抗敌后援运动推行办法》,开篇即阐述抗敌后援会成立的目的与意义,在于“唤起后方民众,激发其爱国情绪,振作其抗敌精神,并予前方将士以物质上之援助,使能支持长期抗战”,认为“此于有形的救国行动上养成其无形的抗敌风气,实为发动全国总动员之基本工作也”。该办法提出在全国推行节约救国运动、捐制物品运动、抗敌自卫运动,至于这些运动的推行主体,则作了如下明确规定:“1.各地已有抗敌后援会之组织者,应以此会为各项运动之主动机关,当地高级党部应会同政军机关再加以督促与指导,党员、公务人员、知识分子尤应以身作则、为民前锋。2.尚无抗敌后援会之地方,应由当地高级党部为之主动联合各机关团体积极推行,以求全国一致。”(32)《上海档案史料丛编·上海抗敌后援会》,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480—481页。这充分说明,国民党意在将抗敌后援会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逐渐走上抗日道路,发表了一系列对日抗战的言论,淞沪会战发生后更是一再宣示抗战的决心。比如8月18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表示“我们为痛惩侵略者的野心,为确保国家的生存,为争取民族的自由,为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这一次决心要发动全国一致的抗战,要与倭寇拼战到底,直到我们获得最后胜利为止”(33)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230—231页。。又如9月21日,蒋介石于南京为国联开会答《巴黎晚报》记者问时说道:“目前之中日战争,乃日本蓄意侵略中国之结果,中国为排除侵略与自卫生存,自不得不以全力抵抗。……上海或华北皆为中国领土,必视为整个问题。如日本在中国境内从事武力侵略一日不止,则中国抗倭之战争一日不止,虽留一枪一弹,亦必坚持奋斗,直至日本根本放弃其侵略政策,并撤回其侵略工具之武力之日为止。”(34)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8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94页。淞沪会战打响之后,时任京沪警备司令的张治中率部迎战日寇,并于8月15日发表通电,慷慨陈词:“今日之事,为甲午以来四五十年之最后清算。彼曲我直,彼怯我壮,彼为发挥野心之侵略,我为决死求生之自卫,无论暴敌如何披猖,最终胜利必属于我。愿我举国同胞武装袍泽,毋忘我东北平津数千万同胞,呻吟于日寇铁蹄践踏之奇惨,毋忘我一二八战役、长城战役、平津战役忠勇牺牲先烈之血迹,以悲壮热烈之精神,共负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之重任,遵奉最高统帅蒋委员长之昭示,以百折不挠抗战到底之决心,求得最后光荣之胜利。”(35)《上海抗日救亡运动资料选编》,上海: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1985年版,第191页。这些对于上海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无疑是莫大的激励。与全面抗战之前相比,国民党对民众运动已有相当程度的放松,对于一些救亡团体,允许他们在备案登记后合法开展活动,中共等左翼团体的活动也未再遭到打压,其在上海创办的《救亡日报》《战时妇女》《战线》等报刊也获准公开出版发行。

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是更多具有国民党色彩的抗日联合组织。早在发起之初,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社会局就同一些民间团体进行接触,成为发起者之一部分。后援会的骨干成员不仅包括上海工商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如王晓籁、钱新之等,一些热心社会公益的人士和文化教育界名人,如黄炎培、颜福庆等,还有国民党的党政官员如陶百川、潘公展等,也参加了这一组织。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陶百川、童行白、潘公展、陆京士、汪曼云等人担任了后援会的常务执行委员,其中,潘为主席团成员,陶任处理日常公务的秘书长,汪则长期列席主席团会议,童作为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也经常列席主席团会议。显然,国民党人或者说与国民党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占据了后援会的领导层,这样就从组织上保证了国民党对后援会的控制。后援会的主旨也是以配合当局的抗日政策为基调的,其开展的救护、征募、宣传等活动即是以军事委员会第六部颁行的《全民抗敌后援运动推行办法》为准则的。

由于后援会是全市诸多救亡团体的联合组织,在其组织委员会登记联络的抗敌救亡团体就多达70多个(36)姜豪:《“和谈密使”回想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163页。,这就决定了其他一些救亡团体也与国民党关系紧密。成立于1937年8月9日的上海市救济会就是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社会局发起组织的(37)《上海市救济会昨日成立》,《申报》1937年8月10日。,国民党要员潘公展等人还担任了市职业界、文化界、教育界等组织的职业救亡协会的职务,当局甚至给予这些民间团体一些经费或物质上的资助。社会各界的捐款也由当局掌控,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于9月4日颁令强调:“兹为统一经收方法并集中分配以资统筹起见,经本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规定:海外侨胞捐款,仍照向例,由华侨爱国义捐总收款处经收,交华侨捐款保管委员会保管;国内各界捐款,……指定由中央财务委员会经收,交中央秘书处,在中央银行开立专户保管,并分期登报公布。关于分配方法,无论捐款人已否捐定用途,均由中央决定支配在案。”(38)《上海档案史料丛编·上海抗敌后援会》,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28、216、163、439页。不仅如此,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还出面组织了一些救亡活动,如募捐、慰劳、纪念九一八事变六周年等等,这对上海民众抗日斗争的发展是有积极推动作用的。

当然,全国各地的抗敌后援会也有很多中共人士参与其中,有的地方的后援会甚至为中共所领导和控制,但就上海而言,后援会则完全由国民党主导,中共在其中的影响非常有限。不过,后援会并没有对一些左翼进步人士设限。抗敌后援会下设之设计委员会,“集合各方面之专门人才,对于抗战各方面之需要加以研究与计划,如外交、军事、金融、实业、交通、文化、教育、民众运动、宣传、救济、供应、筹募等,皆在计划与讨论之中”(39)《上海抗日救亡运动资料选编》,上海:上海中共党史学会,1985年版,第431页。。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救国会七君子”均被聘为设计委员会委员,沈钧儒、郭沫若担任了该委员会的正副主任(40)《上海档案史料丛编·上海抗敌后援会》,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28、216、163、439页。。抗敌后援会对于八路军所取得的战果也致电表达敬意。9月28日,主席团会议记录明载:“北方战事胜利应否表示案。议决:电八路军等。”(41)《上海档案史料丛编·上海抗敌后援会》,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28、216、163、439页。后援会还曾给予八路军实际的援助。10月28日,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向后援会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委员杜月笙致函,称:“敝军开入晋北,血战经月,已迭予日寇重创。乃暴敌于屡次败挫之后,竟不顾国际公法,对我军放射毒气。我军因经费限制,防毒装备缺乏,顷接朱、彭两总司令来电,渴望后方同胞捐助防毒面具。”10月31日,后援会复函:“兹由本会勉力购赠荷兰新到防毒面具一千只,并已函本会技术委员会代购。请即枉驾本会慰劳委员会接洽运输手续,以便早日送达贵军前线将士备用。”(42)《上海档案史料丛编·上海抗敌后援会》,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28、216、163、439页。

三、共产党积极推动上海市民的抗日斗争

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把团结和发动工农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作为中心工作。历经大革命、土地革命的洗礼,随着全面抗战的到来,中共已积累了群众工作的丰富经验。上海是中共革命的摇篮,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因此,共产党也大力加强对上海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策应和领导。

一方面,中共加强了对上海救亡运动的组织领导。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临时中央和江苏省委于1931年12月6日在上海领导成立了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声援东北抗日和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战,前后活动了大半年的时间(43)参见陈首崔:《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述略》,《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7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92页。。联合会虽受到“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但仍对这一时期上海民众的抗日斗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正如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在回忆录中所说:“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及其他群众组织,展开了对十九路军的热烈支前工作。他们策动各界人民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通信队、运输队等等,有的在前线配合作战,有的担任后方勤务的任务,对作战、供应各方面,起了积极有效的作用。”(44)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13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

1936年春,刚刚重建的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鉴于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着手成立了群众工作委员会。“‘群委’下设工人工作委员会、职员工作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学生工作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分别联系各界救亡团体和各系统的党员以开展工作”。“群委”一直工作到1937年冬,后由新成立的中共江苏省委接替了其职能。江苏省委“按照不同产业、不同系统设立了工、职、学、妇等各个党的工作委员会,领导了上海的各个方面的地下斗争”(45)刘晓:《上海地下党恢复和重建前后》,《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39、39—40页。。

七七事变爆发之际,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利用参加庐山谈话会之机,取道上海,就统战工作进行指导、部署。周恩来强调:“抓住全面抗战的时机,放手发动群众抗日。职工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等都可以围绕坚持抗战这个总任务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同时,要充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以文化界为基础,搞好上层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要充分利用上层的合法关系,联系广泛的群众,建立群众组织。”(46)刘晓:《上海地下党恢复和重建前后》,《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39、39—40页。淞沪会战前夕,中共已在上海建立起了民众动员的组织基础和社会基础。

在国民党对上海抗日救亡运动进行管控的同时,共产党也加强了对上海民众抗日斗争的领导。前述救国会运动就是在中共地下党员串联、推动之下发起的。曾任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宣传委员的钱俊瑞担任秘密党团书记(47)参见陈伟桐:《略论共产党与救国会的抗日统战主张》,《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吉秀华:《略论抗战前后救国会与中共的合作》,《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中共即开始在上海筹备建立新的救亡组织。1937年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在中共领导下正式成立,其个人会员几乎囊括了当时上海文化界的所有知名人士,不久之后则有数十个团体会员相继加入,比如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上海战时文艺协会等等。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是党领导下的文化艺术界的统一战线组织,它是上海‘八一三’期间影响最大的救亡团体,……90%以上的成员是党领导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和原救国会领导下的爱国青年”(48)郑灿辉、吴景平:《试析上海“八·一三”抗日救亡运动的历史特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当然,言其“影响最大”未必准确,但至少是与抗敌后援会齐名的救亡团体,而二者的并立也反映了国共两党对上海民众运动主导权的争夺。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活动时间与淞沪会战相始终,直至上海沦陷才告解散(49)关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及其领导的救亡运动,可参见张义渔:《抗战初期上海的“救亡协会”》,《社会科学杂志》1983年第1期;傅幸艺:《开群众救亡团体之先——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上海党史研究》1992年第8期;朱华:《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需要说明的是,从上海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的脉络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并非全国最早的群众救亡团体,甚至在上海的救亡团体中也不是最早成立的。。

另一方面,中共加强了对淞沪会战民众动员的舆论宣传。会战打响之后的8月1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刊发文章,声援上海军民的顽强抗战,明确表示:“我们对前赴后继、肉搏奋战的上海市民与保卫上海的武装同胞仅(谨)致最大的敬意,希望沪市军民各界,为坚决保卫上海,为再一次发扬‘一二八’的抗战光荣,为再伸中华民族的正气,给予民族的死敌——日本帝国主义者——以迎头的痛击,而在‘一二八’战场上将日寇加以彻底的歼灭,全边区人民誓为后盾。我们现已完成抗战动员与一切准备,我们誓为抗战的诸先烈复仇!”同时指出:“当局方面应该立即下全国抗战的决心与命令,而上海的民众与武装同胞的光荣参战,也在不屈不挠模范的抗战行动中促成当局最后的全面抗战决心。淞沪的大炮声音,已经震动了全中国,然而我们所深虑的,也正是如何保证不要再重复‘一二八’当时的惨痛经验,立即实行武装全民众,立即动员整个民众。首先以进攻的行动占领日寇认为法定的日租界地区,进而消灭整个日本军队。这就是保卫上海的唯一良好办法,也正是第一个‘一二八’所缺乏的。第一个‘一二八’的教训,在于徒有孤军的奋战,而缺乏全面的增援与抵抗,徒有民众的愤怒,而缺乏当局的抗战决心,徒有巷战的模范例子,而缺乏民众的动员,这是再不可重复的哪!”(50)《为第二个“一·二八”檄全上海爱国民众》,《新中华报》1937年8月16日。9月19日,《新中华报》再次就一个多月来的战事及民众动员问题刊文,在肯定政府和将士坚决抵抗日军进攻、打击敌人侵略气焰的同时,指出当局在动员民众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抗战发动之后,全上海人民准备积极起来援助军队抗战时,当局对人民参加抗战运动始终不愿大胆地开放,害怕群众参加这一运动。并且对于已经组织起来的群众抗战团体,还极力设法企图加以控制,结果压抑了上海人民参加抗战的积极性,阻碍了群众抗日运动的发展。……当局对民众抗日运动如果不加以任何控制与阻止,大胆地开放民主,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使三百余万的上海市民均参加到抗战中去,特别是一百万的上海工人,他们有着过去大革命时代三次革命暴动的经验教训,那么上海的形势必然要好得多。”(51)《上海战争的现势》,《新中华报》1937年9月19日。

与国民党对于民众运动的管控相比,共产党主张对群众进行彻底的、革命式的动员。国共双方对民众运动的因应差异,是这一时期片面抗战路线与全面抗战路线对立的具体体现。基于此,时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潘汉年也撰文指出:“到现在为止,当局对于动员群众的领导方针,依然停留在消极方面,各省的抗敌后援会的工作中心,不是放在扶助广大群众组织的发展,而只是限于慰劳、救济、供应、筹募……等,始终对于‘凡民族革命运动,欲求成功,必须有广大的民众参加;而农工民众,尤为必须’(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抱着怀疑和怠工,唯恐农工组织发展,不易控制,殊不知不让群众自动发展组织,群众力量是无从集结与发扬,即使要求民间有广泛的后援,如慰劳、救护、运输……等消极的工作,亦无很大成绩。”(52)潘汉年:《为什么动员不起来?》,《抵抗》1937年第20号。共产党方面的这些言论反映出两党在民众运动问题上的分歧。尽管如此,共产党并不排斥在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与国民党的合作,这是共产党坚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体现,也是既斗争又合作的革命辩证法的运用。除了前述抗敌后援会与中共的互动外,中共领导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也与国民党存在交集,许多国民党要员和社会名流参与其中,会长就是由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潘公展担任,而在总务、经济、组织、宣传四个下设部门中,前两个部门由国民党人领导和负责,后两个部门由共产党人领导和负责。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救亡日报》创办时,国共两党经过协商,决定由双方派出人员并共同提供经费。1937年8月24日,《救亡日报》创刊,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在该报的27名编辑委员中,既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和其他抗日人士。政界和文化界名流如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邹韬奋、郑振铎、胡愈之、田汉等都曾为该报撰稿。《救亡日报》成为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救亡日报》随后被迫停刊。而在抗日救亡的各种活动中,各团体也能协调行动、团结抗战,推动上海民众抗日斗争的发展。

四、结语

从民众动员的角度看,国民党在这一时期的作为,总体而言是被动的、后发的,是对已经出现的民众抗日救亡运动采取的一种应对措施,充其量是顺势而为,本质上是对民众运动的管控。在战争初期,国民党过分倚重军事的片面抗战路线时有体现,如1937年7月底召开的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理事会上,潘公展的致辞中就有“我们对于军事不能有怀疑,只有绝对的信仰领袖和政府,……倘到此危急时机,以不懂军事的普通民众,还在怀疑和滥发议论,贻害国家一定不浅”(53)《文化界救亡协会昨开首次理事会议》,《新闻报》1937年8月1日。等语。这种片面抗战路线因而遭到共产党和左翼人士的一致批评。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潘汉年在《救亡日报》上撰文指出:“全民族的全面抗战,如只有军事动员,而忽视政治动员,是不能确保抗战最后胜利”,“政治动员中最重要者,当以发动全国民众起来拥护抗战到底为目前最紧迫的任务”(54)潘汉年:《恢复北伐时代民众运动的前提》,《救亡日报》1939年9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于当年10月17日发布《关于开展全国救亡运动的指示草案》,公开批评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的管控,指出:“在全国性抗战发动之后,国民党在民众救亡运动方面,表现了它的动摇。由于抗战本身的需要,由于广大民众参战的要求,国民党不能不相当开放救亡运动,但同时它又惧怕救亡运动超出于它的控制范围,所以它采取一切方法,对运动实行‘统制’与‘包办’(实际上是包而不办)政策,使运动不能成为真正广大的群众运动。国民党这种政策实是今天开展全国救亡运动的最大障碍。”(5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82页。

需要指出的是,国民党在上海直接接触的大多是社会精英,对广大下层民众重视不够,基本上属于自上而下而并未真正触及下层的动员,而自上而下也是整个抗战时期国民党民众动员的特点之一。处于抗战中心的上海,民众抗日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较高,但在全国范围内,就战争全局而言,抗战初期民众动员的不足已充分显现,因为“自抗敌战事发动以来,除邻近战区各地民众因直接受战事之刺激尚能作相当抗敌活动外,其他各地民众则多茫然无所感觉。或竟歌舞宴乐如平时,殊失全国动员一致之意义”(56)《上海档案史料丛编·上海抗敌后援会》,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479页。。要想取得持久抗战的胜利,国民党必须总结和接受全面抗战初期战事失利的教训,尽快与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具有民众工作优势的共产党进行协同合作。正是因为有了对惨痛教训的一定反思,才有了1938年6—10月的武汉保卫战国共携手推动民众动员并取得成效的历史一幕(57)参见李飞、汪效驷:《从民众动员看武汉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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