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学作品改编的时代性阐释
——由小说《人生》到电视剧《人生之路》

李 伟

青岛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近年来，随着诸多的经典文学作品被改编为电视剧，涌现出一系列广受好评的热播剧作，如2015年毛卫宁执导的《平凡世界》、2017 年刘进执导的《白鹿原》、2020 年李少飞执导的《装台》、2022 年李路执导的《人世间》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学作品改编电视剧的热潮，使得一些经典文学作品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2023 年热播的电视剧《人生之路》，根据路遥小说《人生》的部分内容改编，在尊重和再现经典文学原著精神的同时，也融入了电视剧改编的现代化元素，呈现出文学原著改编的时代性特征，彰显出从文学创作到影视改编的积极发展势态，引领了经典文学作品视觉媒介传播的新趋向。

一、融合社会改革大潮的时代性背景

电视剧《人生之路》在遵循小说《人生》主题内容的基础上，融合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时代性背景，续写和展望主要人物的人生命运，对人物生活的社会环境也进行了延续与拓展。该剧前20 集基本再现和还原小说《人生》的主要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后17 集把主要人物的生活背景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续写小说主人公高加林期待和未实现的人生理想。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小说叙事的时空局限，拉近与当前社会的距离感，让经典文学中的人物形象走近人们的当下生活，拓宽了时代变迁背景下不同观众群体的多元审美视野，凸显电视剧改编文学经典作品的创新性原则。

其一，电视剧《人生之路》对小说原著改编最为特别之处，是在社会发展演进的时代性背景下呈现一种展望式的叙事时空与人生追求状态。有研究者指出：“比较而言，小说叙事多以时间为线索结构全篇，空间的营造受制于时间因素，其历时性相当明显；而影视叙事作为固定单位时间内展示直观形象的艺术，其叙事往往是以空间形象的关系为链条，在空间的转换中实现时间的流动，具有共时性的特点。”①宋家玲：《影视叙事学》，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34 页。小说《人生》中叙事时间基本是定格于1980 年代，而电视剧扩大了叙事时空，从改革开放初期延续到经济化时代的新世纪，通过高加林、刘巧珍、高双星等主要人物追求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的变化，展现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和青年群体的奋斗状态，突显影视叙事的共时性。电视剧创作者改编文学作品，需在充分尊重原著的主题内涵和人文精神追求的同时，融合社会发展变迁时代背景下的审美意识，适当进行符合时代精神的开创和突破，“才能在迭代的过程中以多元化的创新表达打造出优秀作品”②蔡骐、赵雪：《文学作品电视剧改编的迭代创新》，《中国电视》2023 年第2 期。。

电视剧《人生之路》基本再现了小说《人生》中农村青年追求人生理想和信念，努力改变当前生存状态的主题精神。剧情前半部分大致忠实于原著内容，塑造了高加林、高双星、马栓等一群试图通过高考来改变人生命运的农家青年形象，表达了1980 年代农村青年向往城市、走出农村的坚定决心和美好愿望。小说《人生》中开篇讲述高加林因民办教师职位被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三星顶替、回到家中失落郁闷的情绪，加上暴雨来临之来的烦躁与阴沉背景的烘托，带给读者一种压抑和沉重之感。相对于此，电视剧《人生之路》开头却是一幅充满活力的生活场景：乡村青年高加林和高双星骑着自行车奔腾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两人相约而行的赛车如同骏马飞驰、翻山越岭，另有刘巧珍驾驶拖拉机紧追不舍，整体给观众带来了陕北后生朝气蓬勃的青春活力。剧中展现了1980年代特有的“现代化”交通工具——二八杠自行车和四轮拖拉机以及陕北高原农村的生活场景，整体营造了欢快的叙事基调。由此可见，编剧和导演有意识地融合了特定年代的现代化元素，凸显其时代性特征，拉近了接受群体回忆性的审美视角。可以说，“电视剧使传统文学重新回到观众和读者的关注视野中，为文学发展提供了新的转机和生长点”③刘彬彬：《中国电视剧改编的历史嬗变与文化审视》，长沙：岳麓书社，2010 年，第215 页。。

电视剧《人生之路》后半部分的故事情节，呈现出对小说原著中高加林人生结局的一个展望性续写。对此，总制片人魏巍以为，“我们真正看重的是原著提出的人生选择及个人精神，我们是带着时代回望的视角去创作剧版的，实际上是给《人生》做一个全传的续写”④李夏至：《〈人生之路〉引热议，总制片人魏巍谈改编——以时代回望视角为原著续写全传》，《北京日报》2023 年4月4 日，第8 版。。路遥在小说《人生》中最后一章（并非结局）点明，这种开放式的结尾方式，也为电视剧改编提供了相应的创作空间。虽然高加林再次丢掉工作回到乡村，但他不甘于留在农村生活的性格和信念，加之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人进城谋生和发展的机会增多，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能力，高加林是极有可能再次进驻城市重新谋求新的发展之路。电视剧《人生之路》让高加林的人生发生改变，从陕北来到上海，作家路遥也是通过读书和创作，脱离农村走向城市，因此这其中也带有着作家自身励志经历的原型启发。高加林上大学名额被顶替后，先因校外事故导致民办教师职务被解聘，又因被举报痛失县委通讯干事职务，他被迫返回农村、面对昔日恋人巧珍已嫁他人的现实。经历三起三落的人生波折后，在老师景若虹的启发和引导下，高加林悟出自己人生数次起落的原因；不甘心做一个平凡的农民的他，立志在文学创作方面寻找一条走出农村奔向更大世界的人生之路。

电视剧《人生之路》以现代化大都市上海为聚焦点，以高加林的人生命运转变为叙事主线，把剧中主要人物都汇集于上海。高加林因文学创作获奖而前往上海领奖，凭借自己的才华和能力留在了上海；黄亚萍跟着父亲调动工作返回上海，高双星因上大学而定居上海，巧珍和丈夫马栓为给孩子看病来到上海。编作和导演设计各种巧合，把生活在陕北高原的一群青年人，转移到大城市上海，继续演绎和追求他们的人生之路。由此引出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背景下人们都有着追求和改变人生命运的观念，体现出当前电视剧创作彰显的新时代主题精神。新时代背景下，每个人都有追求梦想成真的机会，都会有人生出彩的高光时刻。电视剧《人生之路》立足于小说原著中1980 年代的社会背景，并延续和拓展到21 世纪的新时代，增强了从经典文学作品改编为电视剧创作的现代意识与时代特征。

其二，电视剧《人生之路》的改编，呈现和凸显社会演变的时代背景下人们追求和向往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意识的变化。剧作再现了1980 年代陕北黄土高原的地域景观与农村生活的人情面貌以及改革开放初期人们追寻的生活形态。在那个整体都不富裕的年代，农民一边在土地里辛勤劳作，一边期盼自己的下一代能够脱离和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的生活现状。因此剧中的父辈农民高明楼、高玉德等，不辞劳苦全力支持子辈寻求更好的出路。尤其是高明楼，为让儿子高双星脱离农村走向城市，他通过走关系让高双星顶替高加林奔赴上海读大学，留在城市工作，娶妻生子，真正地变成城里人。这是高明楼作为父亲最骄傲和自豪的事情。当然，这种望子成龙的行为背后却映照出人情的可悲和冷漠：父母花费一辈子心血培养儿子，却因农民与城市人的门第差距，连参加儿子婚礼的资格都没有，母亲到死都未见过上海的儿媳妇和孙子。这也反映了1980 年代城乡差距悬殊的时代背景下农民追求和向往城市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与此不同，巧珍和马栓是通过继承家庭传统手工生意寻找发家致富之路。巧珍的父亲刘立本善于经营小本生意，以做白粉丝送往县城小吃店养家；而马栓在高考失败后，回家继承父业以烧陶为生。由此，剧作反映出1980 年代的社会现实：陕北农民在遵循传统土地为本生存原则的同时，他们的日常生活也深受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下商品经济的波及和影响。

电视剧《人生之路》整体延续时代发展的脚步，让高加林等农村青年随着改革发展的大潮进入城市，展现出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大都市上海的人文精神面貌、城市的繁华和新潮、寻找和实现人生追求机会的多元化等。一方面，剧作围绕高双星来到上海读大学的故事线索，展现城乡文化差异以及城市人和农村人的隔阂感。高双星娶了上海本地媳妇，却受到岳母曲金娣的百般嫌弃和鄙视。她因女儿找了农村女婿而感到没面子，不仅抱怨高双星在出租房中结婚让自己女儿受委屈，甚至直接要求他不让自己父母来参加婚礼。但是高双星通过努力，取得事业成功，谋得更高职位，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且善待妻子和岳父母，最终得到曲金娣的认可，使她对这位农村女婿的态度从鄙视转变为真诚善待。当然，这体现了电视剧改编者有意对城乡关系的温情化处理。另一方面，通过高加林、刘巧珍进入城市的叙事线索，剧作展示了在社会发展前行中城市对于有志青年的接纳以及为有志青年提供的更好发展机会和更大发展空间。农村青年高加林凭借自己的才华和与时俱进的视野，最终立足上海并成为《大众晚报》的主编，追求自己喜欢的事业，实现了人生理想。乡村女性刘巧珍因给女儿治病来到大城市上海，历经生活的艰难和几次创业失败的困境，最终以勤劳和坚韧开创属于自己的餐饮品牌，事业有成。

由此可见，电视剧《人生之路》努力寻找和开拓创作空间，抓住和结合了社会演变的时代性元素，推进叙事时空的共时性，符合接受群体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期待，从而形成文学作品、电视剧与观众审美之间的良性互动。可见，“电视剧改编对文学的发展也起到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改编者们既依靠文学的审美经验选择和理解影视剧，更广泛地传播文学名著、有效地扩大文学思潮和运动的影响；而观众也并不会因此远离文学，而是通过电视剧改编发现新的文学世界，或重温曾经阅读的作品以验证自己的审美想象，提升自己的审美经验，感悟着文学和电视共同带来的精神给养和美的享受”①刘彬彬：《中国电视剧改编的历史嬗变与文化审视》，长沙：岳麓书社，2010 年，第110 页。。

二、追寻人生奋进励志的现代精神

电视剧《人生之路》彰显社会发展演进的时代背景下青年群体人生成长的励志故事，颂扬现代青年追逐人生理想的坚定毅力，他们通过个体的不懈奋斗、自强不息与勇于攀登的精神，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实现了人生目标。有研究者认为，影视作品的叙事问题包含微叙事、共叙事、大叙事三个层面，大叙事“和影视作品中的社会相关，即作品影射的社会背景到底是工人阶级、中产阶级还是富有阶级，作品中的人物是否来自各个社会阶层，作品所展示的是什么社会价值观念，倡导的是哪一种道德规范”②郝朴宁：《影视剧作教程》，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92 页。。电视剧《人生之路》正是建构于电视剧创作的“大叙事”层面，试图以个体追寻的人生历程来反映出整个时代的发展特征，即通过剧中高加林、刘巧珍、高双星等农村青年的人生追求，来展现出社会发展演进的时代背景下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念、审美意识、道德追求的发展形态。

电视剧《人生之路》融合了时代发展的现代元素，塑造了一批追求更高人生目标和远大理想的现代青年人物形象，展现了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奋进拼搏、实现人生价值的故事。小说《人生》中的主人公高加林，向往更大的外部世界，不甘固守农村生活，为了追求更高的人生目标、寻找更广阔的生活天地，他不惜放弃一心爱他的巧珍和在黄土地上劳作半生的父母，并认为这是他为脱离乡村必须付出的代价。小说中高加林与黄亚萍的爱情关系，更多夹杂着关乎改变个人前途的功利性目的，而并非单纯的情感追求。正如作者所说：“现在，当黄亚萍向他表示了爱情，并准备让他跟她去南京工作的时候，他才把爱情和他的前途联系在一起看了。……他反复考虑，觉得他不能为了巧珍的爱情，而贻误了自己生活道路上这个重要的转折——这也许是决定自己整个一生命运的转折！……他权衡了一切以后，已决定要和巧珍断绝关系，跟亚萍远走高飞了！”①路遥：《人生》，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年，第135—136 页。小说中的高加林选择了看似更有利于其个人发展的现实因素，但殊不知寻求依附于他人的捷径终归是走不长远的。在遭遇张克南母亲的报复后，他从“公家人”变回了农民，不仅失去了事业，也失去了巧珍的爱情，生活又回到了原点。高加林与黄亚萍之间的“爱情”，也因现实身份的改变而立即结束，等待他的又是不甘于面对现实人生的痛苦境地。可见小说中高加林的人生选择和性格中带有青年人的自负和浮躁，缺乏对现实的认知和生活的沉淀，沉湎于追求人生理想的实现，难免会陷入脱离实际和抱怨命运不公的纠结中。

电视剧《人生之路》中的高加林形象，在立足于原著的基础上，更多彰显农村青年立志改变自我命运的决心和勇气、信念和毅力。有学者认为，从小说到电视剧的改编，“应忠实于改编者对原著的题旨和灵魂的正确理解，忠实于原著主要人物的精神气质和意蕴指向”②仲呈祥：《应当“忠实于”什么——略论从长篇小说到电视连续剧的改编》，《中外电视》1990 年10 期。。电视剧塑造的高加林在不安于现状的同时，又有着一股不屈服于现实的韧劲。遭遇数次波折回到乡村后，他也曾感慨命运的不公，但是当老师景若虹带他亲眼目睹自己的战友赵飞在失去双臂后仍然立志植树造林、发挥自我价值的感人事迹后，高加林备受鼓舞，决心通过文学创作来改变人生。如果说初入社会的高加林是浮躁的、急功近利的、迫切想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和生活现状的，那么在经历人生挫折和生活沉淀后的高加林，变得更加沉稳和勇于面对现状。在从乡村走向城市后，他脚踏实地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作为记者的他，热情地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在城市空间中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当然，高加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至于若干年后当黄亚萍让他一起出国寻求新的发展之路时，他能够冷静思考，觉得上海比国外更有利于事业的发展，从而选择了更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电视剧《人生之路》结合了时代发展的现代化元素，让小说中的高加林从改革开放初期走到新时代发展的当下生活，让他通过个体努力走向更大的人生世界、实现了人生追求，从而给年轻的观众群体提供了积极的正能量引导。正如总制片人魏巍所说：“今天的年轻人身处一个蓬勃的、充满机会和挑战的年代。如果高加林在那种巨大痛苦中，仍能重新找回自己人生的道路，重新走出自己人生的辉煌，那么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就更没有理由放弃自己。”③沈杰群：《专访〈人生之路〉总制片人魏巍 时代“续写”高加林》，《中国青年报》2023 年4 月10 日，第4 版。

电视剧《人生之路》中，马栓、巧珍等勤劳奋进的农民青年形象同样彰显出新时代背景社会青年拼搏奋斗的时代元素。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在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培育时代新风新貌。”④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44—45 页。这表明，奋斗已经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电视剧《人生之路》紧跟时代精神，有意丰富和深化了马栓这个农村青年形象。在经历几次复读高考失败后，马栓回乡继承家业，成为当地有名的烧窑能手，走上发家致富的创业道路。马栓善良老实，勤劳能干，对巧珍的感情是真诚和平等的，在得知巧珍有自己的心上人时，非常尊重她的选择；但当得知巧珍被心上人高加林抛弃后，他又主动向巧珍表白，并在婚后始终与巧珍相亲相爱、相互扶持，生活幸福。可见，电视剧《人生之路》的改编者准确把握和感知时代脉搏，颂扬了追寻人生理想、奋进励志的时代精神，真正做到“既要面对原作所负载的那个时代的历史文化观念、价值取向和审美习惯，又要立足于自己所处的当代立场，站在当今时代的新的认识高度、认识水平和审美趣味上进行重新审视和阐释”①刘彬彬：《中国电视剧改编的历史嬗变与文化审视》，长沙：岳麓书社，2010 年，第177 页。。

电视剧对农村女性巧珍的改编，更是凝聚传统和现代双重因素，凸显了人生奋进的现代精神。巧珍形象在保留乡村女性质朴的传统美德的同时，更多融合了新时代背景下乡村女性的现代特征。总制片人魏巍谈到：“我们认为中国女性不应该只有传统的隐忍包容的一面，她应该是有生命力的、有活力的，这也符合时代发展中的中国女性的特征。”②李夏至：《〈人生之路〉引热议，总制片人魏巍谈改编——以时代回望视角为原著续写全传》，《北京日报》2023 年4月4 日，第8 版。小说《人生》中的巧珍善良纯朴，对爱情无私奉献，总是以仰视的姿态崇拜和爱恋着高加林，有着不求回应的卑微和谦让，但是这些并不能弥补她与高加林之间的差距。当高加林进城接触到现代女性黄亚萍后，很快便投入到新的恋情中，忘却了这位留在乡村照顾他父母的恋人；而巧珍只能无奈接受高加林的背叛，在心灰意冷中嫁给前来求婚的马栓。虽然小说把巧珍描述为一位凝聚真善美于一身、金子一样的好姑娘，但是仍然无法回避她作为乡村女性的卑微。她之所以被高加林抛弃，主要原因还是两人社会身份、人生追求的不对等，不管巧珍如何真诚、善良和美丽，都无法改变被抛弃的结局。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电视剧《人生之路》中的乡村女性巧珍，是一个融合了诸多现代观念的新时代女性形象，彰显出敢爱敢恨、拿得起放得下的大气洒脱个性。对此，总制片人魏巍说：“我们给刘巧珍赋予了陕北高原孕育出来的旺盛生命力、生命的韧性和活力，也赋予了她在社会大潮冲击下靠着自我奋斗在新时代立足、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③沈杰群：《专访〈人生之路〉总制片人魏巍 时代“续写”高加林》，《中国青年报》2023 年4 月10 日，第4 版。剧作开篇就是巧珍开着四轮拖拉机奔驰在陕北乡间小道上，她一直关注和爱慕着同村青年高加林，大胆示爱时表现得大方自信，意识到高加林喜欢看《大众电影》杂志上明星时髦的着装和发型后便主动去县城烫了头发，不惧成为全村瞩目的焦点。虽然备受父辈和村人的争议和批评，巧珍却为自己的大胆行为而感到骄傲。电视剧中，巧珍对于爱情有着明确的自我认知意识，喜欢高加林是因为他符合自己心中理想型对象的标准。她全心全意地支持男友所做的一切，但当高加林表明分手态度后，她虽痛苦，却也深刻领悟出：她与高加林根本就不是同道人，与马栓才是真正的门当户对。因而巧珍真心实意地选择嫁给马栓，并在婚后一直深爱着自己的丈夫和家庭，过上了富裕又幸福的生活。即便后来为了给孩子治病来到上海务工，巧珍仍然给予丈夫温暖的情感慰藉，让马栓深知他是个好男人和好丈夫并因一家三口能够相聚而感到满足。当马栓因车祸意外去世后，巧珍坚强地完成丈夫生前的心愿，不仅治好女儿的病、独立把女儿培养成人，还经过不懈坚持和努力，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并立足于上海。可见，电视剧《人生之路》中的巧珍形象，已经跨越了1980 年代的时空限制，与新时代背景下现代乡村女性的人生追求不谋而合，并深刻融合当代社会发展的现代因素。

对现代城市女性黄亚萍形象，电视剧《人生之路》给予温和化处理，使她突破了小说中的高干子女形象，彰显了其追求人生理想的积极态度。剧中的黄亚萍成长于经济条件良好的单亲家庭，父女俩相依为命，但父亲长年身体不好，父亲的突然生病让她错过了高考，她却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追求。随调动工作的父亲返回上海后，她选择自己热爱的舞蹈事业，并全力以赴地献身于艺术。对于与高加林的爱情关系，编剧融合了诸多外在因素，凸显两人的真心相爱，但因陕北县城工作期间的诸多现实因素而在不得己中结束恋情；在上海相遇后，两人再续前缘。虽然黄亚萍最终选择出国深造和与母亲团聚，高加林选择留在上海发展自己的事业，两人没有走到一起，但是两人的爱情故事反映了现代青年为事业和理想坚持自我原则、追求认同的人生道路的精神，集中体现了弘扬奋发进取精神的现代元素。

三、新时代演进中的社会民生形态

电视剧《人生之路》在遵循小说《人生》主要故事情节的同时，也有意地结合时代发展变迁背景，以人物叙事为主线，呈现出诸多不同社会时期引发关注的民生形态，体现出从经典文学作品到电视剧改编，注重当下生活的时代性特征。剧作融合和反映出时代演进过程中高考改变命运、乡村教育、农民工进城、高考顶替事件、城乡互动与差异等社会民生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文本的叙事视野，深化了电视剧改编的现实意义，“给人物的成长提供了扎实的心理逻辑，也正好对应年轻人的现实焦虑，更易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①李蕾、牛梦笛：《唱响新时代的主旋律——五年来重大主题影视剧创作述评》，《光明日报》2021 年12 月5 日，第1 版。。剧作呈现的历史年代感和社会演变的现代化，既唤起中老年观众对过往时代的历史记忆，又激起青年观众对当下社会民生问题的热切关注。

首先，呈现1980 年代高考对于改变个人命运的重要性，并让这一话题延续到新时代背景下“高考”的社会意义。电视剧开端就给予观众一种紧张和悲壮的高考备战场景，从县政府对高考的高度重视到教育局马股长声嘶力竭地发表高考动员讲话、再到高考前夕考生笼罩于鲤鱼跃龙门的紧张情绪，都再现了高考对于社会青年改变人生的现实意义。编剧还从不同农村青年人物的视角，进一步展现出1980 年代中国农村知识青年期待以高考来改变人生命运的社会现实及其重要意义。高加林把所有的希望和出路都寄托于高考，他定下的目标是必须考上大学，否则等待他的是回乡当农民。连续复读多年的马栓在预考中落榜，情绪几近崩溃，甚至不敢回家面对父母，只能流浪街头，等待高考完毕后，再给父母交待高考的失利。高双星也备受父亲高明楼望子成龙的急切重压。当然，高考在当今社会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剧作选择高考为叙事开始，凝聚着前瞻性的改编视野，更多让观众感受到“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性价值。

在电视剧《人生之路》中，“高考”是贯穿整个剧情发展的叙事主线，高加林和高双星因高考而改变了各自的人生命运。高加林因高考被顶替而回乡务农，历经种种波折和困境，感受到身为农民志在远方的无奈和无助，最终以坚强的毅力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高双星则在父亲高明楼的暗中操作下，顶替高加林来到上海读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在上海安家立业后又考取研究生，调到教育局工作，转为国家公务员。可以说高双星人生的一切重大转变都是源于高考，但是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之路原本是属于高加林的。因此在与高加林共同参与的许小萍高考冒名顶替案件的调查过程中，高双星经历了情绪和心灵的双重拷问。许小萍因高考被顶替而生活悲惨、虽然无法改变现状却仍然坚持为自己的人生讨公道、最终使顶替者受到应有惩罚的事实，让高双星深受感触，他担心自己偷来的美好人生随时可能面临毁灭，从而陷入后悔和崩溃的痛苦煎熬之中。可以说，电视剧《人生之路》以社会高度关注的高考话题开起叙事，又以高双星和父亲主动接受处分、重新开始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来结束叙事，以社会热门话题作为主线串联全剧，增加了电视剧叙事时空的共时性特征。

其次，以高加林高考“落榜”后做乡村民办教师的经历，再现了1980 年代西部农村教育条件落后和师资薄弱的社会问题。高加林到马店小学做代课教师，发现小学教室极其简陋和破旧，几乎没有教学设施，桌椅全部由学生们从家中自带，甚至上课用的黑板都得临时搭建。师资方面，一位是马上就要退休、一心期盼转正的老教师周初心，对于农村教育的落后现状他早已习以为常；另一位是留守乡村、背着孩子的代课教师华晓娟，微薄的收入和困苦的生活让她无法继续坚守，因而决定进城与务工的丈夫团聚。面对这样的现状，高加林竭尽全力努力改善农村教育的资源和环境，带领孩子们遨游于知识的海洋，最终却因在带学生到县城开阔眼界的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而错失转正机会和教师资格。剧中也展现了年轻教师高加林与老教师周初心对转正名额的争夺，反映了乡村民办教师转正的艰难，特别是奉献乡村教育事业老教师获取最后转正机会的不易。电视剧《人生之路》呈现的乡村教育条件差、师资力量薄弱、民办教师转正难等问题，正是1980 年代乃至1990 年代受到社会普遍关注的时代性问题。

再次，以高双星来到上海读大学的叙事线索，引出农民工进城务工遭遇拖欠工资和生存困境的民生问题。质朴老实的农村青年高双星来到城市读大学，很难适应与同学相处的校园生活；特别是原本并不富裕的农村家庭，让他因囊中羞涩而在一次与同学聚餐时遭遇尴尬。幸亏同级新生陈秀礼借钱相助，并真诚地告诫上海物价高，尽量不去校外餐馆吃饭。为了挣生活费和还账，高双星来到老乡高双奎的工地做小工，通过深切接触，得知作为包工头的高双奎面临工程老板长期拖欠工资、陷入停工的生存困境。感受到农民工生活的艰难，高双星想方设法帮助老乡讨回工资，写了一篇反映农民工现实生存困境的文章，与陈秀礼共同商议投递给《社会焦点》。临近年关，因难言之隐无法回家过年的高双星，与因借钱负债发工资让农民工返乡过年、自己却不得不留在上海继续讨薪的高双奎相聚于工棚，却意外得知文章发表并引起社会相关部门的关注，从而帮助高双奎解决了讨薪问题。农民工进城大潮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的一种新型民生形态，其工资和待遇问题也受到社会和政府的关注和重视。由此可见，电视剧《人生之路》的改编更多结合时代演进的社会背景，关注不同时期的社会民生形态，延续经典文学作品精神内涵的同时，也与时俱进地结合时代性元素，增加电视剧改编的创新性和社会现实感。

当然，电视剧《人生之路》还彰显出新时代背景下城乡互动的温情化叙事格调。农村青年高加林来到上海后，面对大城市的热闹繁华与陌生，数次得到城市人的热心帮助和鼓励。到早点摊吃面结识摊主姚阿姨，她非常理解年轻人初到上海的窘迫，格外地关照高加林的日常生活。当高加林应聘报社工作，因没有固定的住所而留了姚阿姨小吃店的地址，并希望她帮忙留意接收信件。正当高加林由于太久等没有等到报社的回复而准备赶回老家时，姚阿姨却收到录取通知，一路追着高加林来到火车站，并将信件送到高加林的手中。如果没有姚阿姨的热心帮助，高加林很可能就此错失在报社工作的机会。当然，高加林能够留在上海工作，得益于曾到陕北调研的大学生陈方明提供的招聘信息，并鼓励他积极应聘。高加林入职报社后，又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关怀、帮助和提携，并鼓励他参加成人大学，提升学历促进业务水平。这些热心人的友好行为，让农村青年高加林感受到城市的人情温暖。同样，农村青年刘巧珍为照顾孩子治病而留在上海做保姆，结识了付老太太，在相知和相处中产生如同亲人般的情感。付老太太的生活态度和认识眼界启发和鼓励巧珍开面馆创业，并在马栓去世后给予巧珍亲情的关照和心理的开导，成为巧珍在城市中的坚强依靠。

另外，电视剧《人生之路》对人性的自省意识也采取了温和化处理。高双星父子对高加林的忏悔和自省，主动投案自首接受法律惩罚；高加林对当年抛弃巧珍的心理愧疚，两人上海相聚轻松化解过往等等。当然，电视剧改编为了凸显时代主题，对于一些情节的处理难免存在理想化色彩，比如高双星通过发表一篇文章就解决了农民工的讨薪问题，高加林在《中国农民报》发表反映农村教育的文章引发巨大反响，但是关乎反响结果的落实并没有呈现，剧中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缺乏充分的说服力。

电视剧《人生之路》延续和开拓了小说原著的叙事空间，突破1980 年代人物生活故事的时间局限，围绕高加林的陕北农村生活和高双星读大学的城市生活双线叙事并行，最终汇集于上海，演绎着社会发展背景下农村青年各自面对不同的人生波折和困境，勇敢坚定地立志、追逐和奋进，从而拼搏出属于新时代青年的人生理想和志向。同时，剧作融合了社会不同发展时期的民生元素，彰显现代社会青年要勇于树立人生目标，向往和追求更高更远的人生理想和信念。总体来说，电视剧《人生之路》体现出从经典文学作品到电视剧改编，在尊重路遥小说《人生》思想内涵的同时，展现和阐释了社会发展演进的时代审美元素和现代人文精神，更好地满足不同受众群体的审美期待，让文学经典的审美精神永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