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梳理及其演进特征分析

惠 宁, 杨金璇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西安 710127)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发展,围绕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并取得显著的成就。2023年10月,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提出“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1)新华社：《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人民日报》2023年10月9日。,这为我国文化产业进行下一阶段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的行动指南。同时,数字经济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正在不断重塑传统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式和产业生态,通过价值创造模式的创新和业务流程的再造,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带来重大历史机遇,在引领文化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的同时,也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提升我国文化国际传播力和文化产业全球竞争力。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22年第21期。,说明推进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趋势。因此,立足于我国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现状,本文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梳理数字经济、文化产业、数字赋能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脉络,剖析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发展的整体演进特征,探析文化产业未来发展趋势,对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加快推进文化数字化战略,实现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 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及历史演进特征

作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后出现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1996年美国经济学家唐·泰普史考特(Don Tapscott)在其出版的著作《数字经济：智力互联时代的希望与风险》中首次提到“数字经济”这一概念,两年后美国商务部发布《新兴的数字经济》报告,至此“数字经济”这一概念正式成型。随后,在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政策的强力推动下,数字经济快速创新、高速发展,并在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双轮驱动”效应的影响下,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不断催生出大量的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本文通过梳理我国数字经济的相关政策,剖析数字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和前进规律,从整体上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情况,从而为数字经济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一) 数字经济发展相关政策脉络

1. 20世纪90年代—2002年：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1994年我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但由于彼时上网成本高昂,互联网发展十分缓慢,尚未引起政策主体的充分重视,仅出台少数文件将“互联网”作为独立的客体进行规制管理。在21世纪到来之际,党和政府准确把握世界发展浪潮,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迈出了我国早期数字经济发展战略部署的第一步。1997年,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信息化”一词首次出现,这标志着信息化建设已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这次会议第一次将信息化建设与推进工业化联系起来,奠定了党和国家今后对于信息化发展的基本政策取向。2002年党的十六大在强调“大力推进信息化”“优先发展信息产业,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广泛应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要坚持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这也反映出当时数字化发展刚刚起步的历史阶段,政策体系的建立相对滞后,以信息化建设为起点的政策导向更大程度上是为工业化建设服务的。

2. 2003—2012年10月：规范电子商务发展,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业态

2003年,电子商务作为新兴业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为了深入挖掘市场潜力、促进其平稳健康发展,国务院办公厅于2005年1月下发了电子商务领域的第一个政策支持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准确把握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指导思想与原则,重点提出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六大举措,为进一步推动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和行动纲领,结束了我国长期以来在电子商务领域缺乏顶层设计的状况,在我国电子商务成长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紧随其后,《电子商务发展“十一五”规划》《关于促进电子商务规范发展的意见》《关于促进网络购物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先后落地,基本解决了物流、支付、诚信等瓶颈问题,基础设施环境得以改善,为电子商务的进一步发展扫除了障碍。同时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我国对于信息化建设的政策更加深化细化实化,重点聚焦于支持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即数字产业化的推进上。一方面,致力于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普及应用,“宽带中国”作为其中的主要战略被提上日程;另一方面,开始了对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业态,如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的布局工作,《物联网“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国云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等专项文件相继出台,为后续产业数字化的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

3. 2012年11月—2018年：以“互联网+”为引领,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2012年“互联网+”这一概念在国内被首次提出,2015年3月“互联网+”一词首次出现在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意味着“互联网+”正式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同年7月,国务院出台《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将互联网创新成果与创业创新、协同制造、现代农业、智慧能源、普惠金融、益民服务、高效物流、电子商务、便捷交通、绿色生态、人工智能共十一个具体领域进行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互联网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加快构建网络经济与实体经济协同互动的发展新格局。意味着这一时期数字经济政策重点转向了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应用,即产业数字化的推进上。2015—2018年,在中央层面发布的近60项互联网相关政策中(3)中央层面发布的近60项与互联网相关的政策有：《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40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互联网领域侵权假冒行为治理的意见》(国办发〔2015〕77号),《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工商总局法制办银保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银发〔2015〕221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实施“互联网+流通”行动计划的意见》(国办发〔2016〕24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开展信息惠民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23号),《国务院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28号),《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55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1〕21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21号),《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互联网+”高效物流实施意见〉的通知》(发改经贸〔2016〕1647号),《民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印发〈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的通知》(民发〔2016〕157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互联网+政务服务”技术体系建设指南的通知》(国办函〔2016〕108号),《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推进“互联网+”智慧能源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2016〕392号),《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中医药局关于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国中医药规财发〔2017〕30号 ),《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威胁监测与处置办法〉的通知》(工信部网安〔2017〕202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8〕45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26号),《公安机关互联网安全监督检查规定》,《卫生健康委中医药局关于印发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等3个文件的通知》(国卫医发〔2018〕25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工业互联网网络建设及推广指南》的通知》(工信部信管〔2018〕301号)等。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内容涵盖智能制造、能源、农业、环保、医疗、交通、监管、政务服务、养老服务、公共服务、教育、旅游等20多个行业或领域,初步建立起“互联网+”政策体系,极大地推动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在前期政策的铺垫下,2017年数字经济首次被写入李克强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出要“推动‘互联网+’深入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

4. 2019年至今：顶层设计持续强化,全面优先发展数字经济

从“数字经济”一词首次出现到2021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进行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一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二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三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该阶段我国数字经济政策数量不断增多、内容日益丰富、体系愈加完善,逐步形成了覆盖各领域、贯穿各环节、打通各层级的政策支撑框架,其中“数字政府”“促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乡村”“数据安全”等关键词被频频提及,发展数字经济已上升为我国最重要的经济战略之一。进入“十四五”以来,《“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作为我国首部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期间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目标,从优化升级数字基础设施、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大力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等八个方面部署了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任务,围绕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优化升级、数据质量提升、数据要素市场培育试点等内容谋划了十一项重点工程,为今后工作的开展和产业政策的制定指明了方向。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数字经济放到了更高的国家战略地位,不仅重申了“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等战略性目标,而且从“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加快发展物联网”等方面构建了数字产业的发展路径,强调以“加快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推进教育数字化”“发展数字贸易”“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等方式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还明确提出“强化经济、重大基础设施、金融、网络、数据、生物、资源、核、太空、海洋等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将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置于与经济安全、核安全、海洋安全同等重要的层面。这是党和国家首次将“发展数字经济”正式载入纲领性文件,并将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治理作为发力点擘画数字经济发展新蓝图,也是对“十四五”专项规划的呼应和总结,再次凸显数字经济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网络强国战略实施纲要》《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等出台,形成了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大合力,激发和释放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巨大潜能。2023年,根据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强调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并布局了明确的“2522”整体框架,揭开了数字经济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的新篇章。

(二) 数字经济发展的历史演进特征

1. 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凭借其高流动性、易复制性、长期无限性等独特优势,不仅能够直接参与生产,创造数字内容、产品和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扩大数字产业的规模和范畴;而且可以通过与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的相互作用、相互补充,发挥乘数效应,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通过挖掘获取和利用分析用户、环境等各类数据资源,可以洞悉客户行为、市场趋势、产品质量等重要信息,并基于这些信息及时调整发展策略,驱动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4)杨佩卿：《数字经济的价值、发展重点及政策供给》,《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从中观层面来看,数据在不同企业、不同行业间的流通,能够打破资源壁垒,降低信息不对称风险,使不同企业、不同行业可以在研发、生产、物流、客户服务等价值链全流程进行更加高效地协作,推动产业组织创新和产业链升级,重塑产业创新生态;从宏观层面来看,数据不仅被誉为数字经济时代的“石油”和“黄金”,已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和全过程,成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之后的第五大生产要素,同时更是“陆权、海权、空权之外的另一种国家核心资产”(5)范戴芫：《数博会三十八论：数字经济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2017年5月29日。,成为影响我国战略安全、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新格局的关键力量。

2. 数字平台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

数字平台依托云、网、端等数字基础设施,营造数字空间与物理世界互联互通的数字生态,推动平台、企业、用户、监管机构及其他参与者进行聚合形成价值创造共同体。作为一种全新的产业组织模式,数字平台具有传统的商业模式所没有的强大能力：一是数字平台基于数字技术,能够以极低的成本整合供给和需求双方的资源,促成平台参与者之间的精准匹配与高效对接,实现对资源随时随地按需优化配置;二是以网络空间为载体的数字平台,将原本分散的数据、生产企业、消费用户连接在一起,打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拓展了平台的交易规模与交易空间,使得各个用户群体依托平台协同合作、并联推进;三是随着用户数量的不断增加和数据积累的持续扩大,平台能够更加精准地匹配供需交易,从而带给用户更高的价值,平台也更具有吸引力,并且接入平台的参与者越多,其所带来的边际收益也会越大,即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使参与者都从中受益。(6)佟家栋、张千：《数字经济内涵及其对未来经济发展的超常贡献》,《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第3期。

3. 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

作为数字经济运行的基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能够带动终端设备的广泛连接、海量数据的积累、算力的指数级增长,进而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一是信息通信业、软件产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等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信息产业,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等方面的支持,同时以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加速突破应用,能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全面助力数字产业化发展。二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生产、经营、管理各个环节,实现传统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升级,促进了生产效率提升和产出增加,持续深化产业数字化转型。三是只有依托数字技术,才能将消费、生产和服务过程中创造的海量数据得以收集、整合、分析和挖掘,使其转化为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为企业决策、产品创新和市场拓展提供支持,加快推进数据价值化进程。(7)赵剑波：《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与政策供给》,《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二、 文化产业发展相关政策及其历史演进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得到逐渐恢复和长足发展,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结构日益完善,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厘清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演进脉络,着重探讨了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状况与演进规律,以汲取文化产业发展的丰富内涵和宝贵的实践经验,为未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有益借鉴。

(一) 文化产业发展相关政策脉络

1. 1978—1991年：逐步走向市场化

1978年,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我国文化事业开始复苏。但由于文化领域的大多数资源都由政府部门掌握,文化单位中计划经济色彩浓厚,政策的基本取向体现为加强计划和严格管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以及文化娱乐场所不断涌现的背景下,国家相继出台《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关于改进舞会管理的通知》《广告管理条例》《关于报社、期刊社、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等文件,在规范文化经营活动的同时,逐渐放松了对文化行业发展的管控。1988年,在文化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中,首次提出文化市场这一概念,标志着我国文化市场的合法地位正式得到认可,三年后“文化经济”出现在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报告》中,这反映了政策制定者不仅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文化产业,也开始从经济属性和产业属性的层面来认识文化活动,这种认识视角和实践视角的转化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2. 1992—2001年：探索文化产业合法化

1992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中国文化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党和政府在一定文化“市场化”的基础上开始探索文化“产业化”的发展路径,文化产业也由此迈出合法性的步伐。1993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速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正式将“报刊经营管理”列为第三产业,报刊业开始率先进入了产业化发展的进程。紧随其后,我国密集出台了《关于对电影发行单位的发行不征收营业税的通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文件,先后对文化事业单位和文艺表演团体的体制机制、财税优惠、人事管理等方面作出明确的改革,不断积累了文化产业的市场基础和发展动能。经过前期的铺垫,2000年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首次使用了“文化产业”和“文化产业政策”的概念,并提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任务和要求,真正标志着我国文化产业完成了合法化进程。

3. 2002—2011年：鼓励文化产业大发展

在实现文化产业合法化,文化产业政策的历史性出台后,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如何发展文化产业的问题。2002年11月,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区分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个概念,并对二者关系加以阐述：“发展各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要贯彻发展先进文化的要求,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国家支持和保障文化公益事业,并鼓励它们增强自身发展活力”“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重要途径。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8)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央政府网,https://www.gov.cn/,2002年11月8日。2003年,文化部下发《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作为我国首部针对文化产业出台的专项政策文件,该意见回答了从哪些方面着手以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问题,标志着我国文化产业政策主题出现新变化。自此之后,有关文化产业的政策文件层出不穷,政策数量不断增多、政策体系日益完善、政策内容更加细化,基本形成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主,以鼓励非公有制资本参与、规范新兴文化产业发展以及引导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为辅的宏观政策体系,为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和良好环境。2009年国务院出台《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这是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明确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应当遵循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通过部署发展重点文化产业、实施重大项目带动战略、培育骨干文化企业等八个方面的重点工作指明了文化产业未来发展方向,标志着发展文化产业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出台的大量政策围绕文化产业的经济属性展开,即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来促进经济增长。

4. 2012年至今：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2012年,文化部颁布的《“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指出,文化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从培育壮大市场主体、转变文化产业发展方式、优化文化产业布局等十个方面入手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标志着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步入新阶段。政策焦点围绕着文化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互联网+”文化新业态的迅猛发展、基于“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华文化“走出去”等方面,该时期坚持以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基本原则,更加侧重解决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式、行业结构、质量效益、融合跨度、发展动力等方面的重点问题,体现了对文化产业深层次问题、永续发展问题的准确把握。尤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加强优质作品供给和文化文艺人才队伍培育”“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等方面对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具体部署安排。同时,从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重申文化强国战略,并将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到如今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强调“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性,不难看出,相比以往文化产业的经济属性,如今党和政府更加侧重文化产业的文化属性、社会属性以及意识形态属性,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和实现社会的文明进步成为政策制定者新的价值取向。

(二) 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演进特征

1.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运动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

20世纪80年代,我国确立以“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作为社会主要矛盾。为了解决这一主要矛盾,我国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基本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首要任务。为了尽快摆脱生产力落后的困境,我国在深入实施改革开放的基础上,优先进行工业化建设。虽然文化体制的不断推进和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促进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但总的来说,文化产业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仅占据一个局部的位置,对增强我国经济实力影响不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不仅为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且也为加快我国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根本动力与理论依据。在文化建设领域,对于“美好生活需要”的描述反映了人们对更加丰富多样、更高精神品位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要;“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一方面,反映在文化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发展不平衡;另一方面,反映在文化产业内部文化资源供给的不均衡、自主创新能力有限、配套机制不够健全等方面。因此,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来满足美好生活需要,是解决当前主要社会矛盾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的应有之义。从这一点来看,围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加快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主题。

2. 产业融合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式

文化具有强渗透性、强关联性的发展效应,蕴藏着与其他产业跨界融合的巨大潜力和广阔空间。近年来,在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跨界融合逐渐成为文化产业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势之一,主要集中在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科技、制造业等领域的融合上。一是与旅游业的融合。2018年国家将文化部、国家旅游局的职责相整合,组建国家文化和旅游部,从政府机构设置层面对文旅融合作出部署。文旅深度融合,不仅有利于激发旅游消费活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而且有利于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和彰显文化自信。二是与科技的融合。在科技力量的塑造下,文化的创作边界被拓展,文化的生产组织方式被重构,新兴的文化业态不断涌现,为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带来无限可能。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科技正在与文化产业加速融合,以数字内容为代表的新兴文化业态已经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增长点。三是与制造业的融合。当前我国制造业面临着“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面临严峻的转型升级压力。寻求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就是将文化符号、文化创意、文化价值逐渐融入制造业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既助力制造业企业实现价值链跃升,增强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又扩展了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文化产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主要有工业旅游、动漫产业园和工业设计等模式。

3. 文化创意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

文化创意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产物,从人类文明启蒙时就已经出现并一直伴随着社会发展而积累,在文化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传统经济时期,文化创意作为文化产业的生产品,不仅体现在教育、音乐、广播、出版、报刊、电影、电视等创意产品的供给上,还孕育出许多与文化创意相关的产业形态,如广播影视、动漫游戏、表演艺术等,不断拓展和超越原有文化产业的范畴,推动了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从本质上来看,这些源源不断涌现出来的文化创意在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的同时,也间接作用于现实社会的生产实践活动,优化了传统的产业结构,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多元化。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来,以5G、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与文化创意融合共生,文化创意载体的固化和物质性的限制得以突破,文化创意的内容形式和表达形式不断扩展,推动了文化产业在生产创作、传播推广、市场营销全产业链各个环节上实现创新。(9)李凤亮、潘道远：《文化创意与经济增长: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关系构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第1期。不难看出,文化创意贯穿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始末,是启动文化产业的引擎和创造文化价值的支撑,并为文化产业的改革创新赋能,增强了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和生命力。

4. 产权制度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有力保障

文化产品的核心价值是灵感与创意,因而产品的价值多体现于无形的版权而非实物资产中。版权易于复制、抄袭,这导致文化产业的侵权问题频发,并且在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的背景下,侵权者的复制、抄袭成本被进一步降低,但却能与创作者获取相同甚至更多收益,负外部性对创作者创新精神的打击,会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相悖。完善的产权制度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一方面,文化产业的核心在于创新和创作,而这些创造性努力通常体现在各种知识产权中,如版权、专利、商标等,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有助于文化产业的长期发展,为创作者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从而促进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和持续繁荣;另一方面,产权保护有助于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企业和个人创作者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更愿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来吸引消费者,而非通过恶性竞争和侵犯他人权益来获取短期利益。此外,健全的产权保护制度还可以吸引文化投资,这是因为电影、音乐、电视剧等的制作通常需要大量资金,投资者更愿意在法律体系健全、知识产权得到充分保护的环境中进行投资,以确保他们的投资能够得到应有回报。

三、 数字经济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及其历史演进特征

论述数字经济赋能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变迁与内在逻辑,探索复杂政策体系后面的价值取向和行动主旨,厘清数字经济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有利于我们精准把握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势,对深入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持续抢占数字化浪潮先机,引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 数字经济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相关政策脉络

1.1994—2002年：严格监管互联网文化产业发展

1994年,中国正式接入因特网,基于互联网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开始进入普通百姓的生活。作为刚刚起步的新兴文化产业,其市场参与主体力量弱小、市场体系较为混乱、相关管理规范尚处于缺失状态,因此该阶段政府主要采用行政权威的约束性政策对互联网文化产业进行严格监管。1994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我国首个互联网管理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该条例从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的相关制度、监督主体、法律追责等方面保障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开创了中国互联网监管的奠基性制度。此后,《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文化市场秩序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的通知》等一系列针对互联网发展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从规范网络内容与言论、整顿“网吧”等互联网营业服务场所两方面加强对网络文化市场的监管。

2.2002—2012年：互联网技术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并纳入国家战略

2003年是我国互联网产业发展里程碑式的一年,淘宝、支付宝正式上线,互联网产业的整体形态初步显现,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等网络文化业态开始崛起。这一时期政府开始调整对互联网参与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基调,由原有的约束性政策逐渐转变为发展与管理并重,侧重鼓励发展。一方面,既有《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等文件进一步规范互联网文化内容和经营场所,为互联网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法律依据。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也有《关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关于鼓励数字电视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等专项文件鼓励动漫、数字电视等新兴文化产业的优先发展。2009年颁布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明确提出将“发展新兴文化业态”单独作为一项重点任务进行专门部署,鼓励“采用数字、网络等高新技术,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升级”,这说明互联网技术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已被纳入国家战略议程,互联网文化产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总体来说,虽然该阶段党和政府已经对数字技术催生下的文化新业态逐步放开限制,推动部分行业优先进行发展,但实际上仅仅将互联网当作文化产业发展的一种传播工具和传播手段,政策重心仍在于以互联网作为表现形式和信息载体时文化产业的发展问题上,并未认识到数字技术赋能下文化产业发生的本质变化。

3.2012—2017年：构建产业发展创新环境,鼓励新兴文化业态发展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深度进步,以网络视频、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为主的新兴文化业态开始向着成熟化、规模化的方向迈进,助力文化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面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形势,党和政府开始改变以往仅仅将数字技术和互联网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附属产品和延伸性工具的观点,转而大力支持并鼓励以互联网为主体,“互联网+文化产业”新兴业态的发展与壮大。不仅在《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中新增了文化创意和设计、文化信息传输等新兴产业门类,对数字赋能文化产业的发展成果予以肯定,并且通过相继出台《“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文化科技创新工程纲要》《文化部“十二五”文化科技发展规划》等文件,部署了“提高网络文化产品的原创能力和文化品位”“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以及发挥互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带动、引领和支撑作用等重点工作,从内容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三个方面构建产业创新环境(10)陈庚、林嘉文：《我国数字文化产业政策的演进脉络、阶段特征与发展趋势》,《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鼓励新兴文化产业充分发展。

4.2017年至今：以文化数字化战略为导向,加快推进数字文化产业发展

2017年4月,文化部出台了我国首部明确提出“数字文化产业”这一概念的政策文件——《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充分肯定了数字经济赋能文化产业的发展成果,在准确研判产业发展形势的基础上,从优化数字文化产业供给结构、促进优秀文化资源数字化等方面为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并以动漫产业、游戏产业、数字文化装备产业为着力点进行重点布局和引导,进一步激发了文化产业创新创造活力。这一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文化产业已开辟出一种新的发展业态,从此,数字文化产业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受大规模封控和隔离限制的影响,网络视频、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等线上文化娱乐消费活动热度攀升,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迎来新的发展机遇。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对推进文化数字化建设做出全面部署,确立了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标志着文化数字化已上升成为国家战略。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对“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作出统筹安排的基础上,再次强调“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这也是文化数字化首次被写入党代会报告中。2023年2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中,明确要更加“深入”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进而“打造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这也说明推进文化数字化发展已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认识和行动指南,是新时期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实现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着力点。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推进文化数字化发展成为产业政策的主要价值取向,且重点聚焦于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政策内容涵盖数字文化产业的内容开发、传播、销售、消费各产业链环节,同时政策靶向也从较为笼统宽泛转为更加具体明确,政策可执行度显著提升。

(二) 数字经济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演进特征

1.文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文化协同推进

数字经济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文化数字化和数字化文化两个方面,二者相互促进、互为补充,共同塑造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新格局。文化数字化是将数字技术赋能文化的创作、生产、展现、传播和消费的各环节,实现传统文化业态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在线阅读、网络视听、数字博物馆等形式的出现,丰富了文化表现形式,提升了文化传播效率。数字化文化是指随着5G、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快速进步,带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创新创造,从而产生出各种各样的文化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和新模式。如：网络游戏、动漫、虚拟现实、沉浸式业态等。(11)杨永恒：《文化数字化与数字文化化——对数字文化发展再审视》,《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第1期。文化数字化为数字化文化提供了基础和支撑,通过数字化转型,传统文化企业可以更好地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提高文化产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同时,数字化文化也促进了文化数字化的进一步发展,通过数字文化产业的成长和壮大,为传统文化企业的数字化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和条件。

2. 互联网联合是数字赋能文化产业发展的“助推器”

从我国接入互联网以来,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的促进作用始终离不开互联网巨头企业的引领与推动。互联网巨头凭借巨大的市场份额、前沿的技术支持和雄厚的资金实力,在进军文化领域时具有显而易见的领先优势,往往能以自身平台为载体,依托现有用户群,围绕IP资源开发数字文化新产品,探索数字文化新模式,培育数字文化新业态。21世纪初期,四大门户网站新浪、网易、搜狐、腾讯在发展搜索引擎、即时通信、新闻传播等主体业务的同时,开始进军娱乐文化产业,以网络游戏产业为入口,基于互联网的文化新业态开始发展。阿里巴巴紧随其后,作为世界级的互联网企业,其旗下的“阿里大文娱板块”一度囊括了阿里影业、合一集团(优酷土豆)、阿里音乐、阿里体育、UC、阿里游戏、阿里文学、数字娱乐事业部等业务,涉足网络视频、网络音乐、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等数字文化产业领域。2016年,互联网新兴企业——字节跳动正式上线抖音业务,由此短视频、网络直播迅速发展,成为数字文化产业中的新动能和新增长点。以腾讯、百度、网易、字节跳动为首的互联网巨头加快布局文化产业,引领数字媒体、数字音乐、数字直播等业态创新发展,为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澎湃动力。

3. 数字技术重塑文化产业发展范式

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深刻改变了文化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关系,为文化生产和消费提供了全新范式,形成了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一体化、大众化的格局。一是数字赋能推动文化生产去中心化。在数字化时代之前,大众文化的传播与消费仅由少数人参与或控制,普通人很难在媒体上发出声音。在数字化时代,随着自媒体的蓬勃发展,文化的创作与传播开始失去身份门槛,人人都可以参与到数字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传播中,文化创作实现了从小规模专业创作者向大规模业余创作者迁移的转变。二是数字赋能不断提升文化消费体验。相比过去以纸质材料、视听技术为媒介的传统文化行业来说,数字技术赋能的文化产业催生出一大批文化新产品、新场景、新体验,极大地丰富了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满足了大众个性化、多元化、差异化的消费需求。同时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文化产业实现了精准化服务、精细化管理和集约式发展,尤其是大数据技术能在充分收集用户消费行为和消费内容的基础上,挖掘文化消费的种类和推荐潜在文化消费产品,实现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精准定位和量身定制,带给文化消费者更智能、更人性化的文化体验。三是数字技术使文化的两大主体一体化。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文化产业传统的内容生产方式和消费行为受到冲击,文化消费者从被动接受者成为主动参与者和价值共创者,由此建构起一种全新的文化发展模式——“用户原创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简称UGC)模式。在UGC模式中,普通用户都可以自主创作内容并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展示,从而大大强化了人与价值内容的关联、人与人的关联、人与商业的关联。(12)黄永林：《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多维关系与时代特征》,《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第17期。四是数字技术对文化产业的生产逻辑进行深刻变革。“数据+算力”成为文化产业价值创造的新基础,基于文化资源参与、数据共享制度和生产服务交换等方式让数据融合到文化产业价值共创全过程,在推动文化产业结构升级、多业态融合和生态系统再造的同时,也能创造性地开辟产业增值的新空间。

四、 数字经济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趋势

加快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科学洞察数字经济带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未来趋势,对推动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文化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增强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国际影响力都具有深远意义。

(一) 更多的新兴数字文化业态将不断涌现

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助推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其核心支撑在于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广泛应用。“十四五”时期,数字技术将进一步扩散与渗透,元宇宙的普及、6G的尝试、新基建的深度开发都将为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带来新的思路和实现路径,塑造更多的数字文化新业态。一是元宇宙通过集成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构建出可与现实世界映射或交互的虚拟世界,在未来不仅能赋能文旅行业,在景区、博物馆、演艺场所、网络游戏等环境内推出一大批沉浸式体验场景,还能塑造虚拟数字人形象,在创新文化传播方式的同时引发一种全新的文化现象。二是6G凭借全频谱、全覆盖、全应用、强安全的强大优势,将进一步使AR/VR的信息交互形式逐步演进至高保真扩展现实(XR)交互为主,同时也为支持各种多维度、深层次智慧应用提供了前提,未来沉浸式云XR、感官互联、智慧交互、数字孪生、普惠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将打造多种文化新场景,呈现出沉浸化、智慧化、全域化的数字文化发展趋势。三是深度开发“云、网、端”等新型基础设施,一方面能将不同领域、不同形态的文化资源以数字化手段进行整合,加快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和文化产业云平台的构建;另一方面,将文化创意融入智能音箱、VR眼镜、智能手环、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中,能培育文化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促进供需在“云端”对接。

(二) 加快构建数字文化治理体系

2022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将“构建文化数字化治理体系”单独作为一项重点任务进行了系统谋划。加强数字文化治理,不仅是推动我国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建设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来,数字技术赋能下的文化产业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动力,不仅重塑文化产业结构和文化企业组织形式,更催生了一大批文化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成长起大量适应数字文化生态环境的文化企业和文化从业者。但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的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也面临着低俗粗糙的数字文化内容层出不穷、数字版权侵权盗版泛滥、市场无序竞争现象严重、网络文化平台垄断等问题,使得数字时代的文化治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创新变革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健全数字文化治理体系,加强对数字文化产业的治理和保障,及时化解市场、文化、法律等方面的复杂多变风险,为数量迅速增加、规模迅速扩大的数字文化供给主体、消费群体以及平台用户等提供在成长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环境和条件将成为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三) 数字赋能文化产业的全链条发展

数字赋能文化产业是从改变文化产业的消费端开始的,即通过互联网手段和数字技术对文化产业的消费环境和消费模式进行更新。消费数字化促使文化生产全域贯通,以数字技术引领和变革数字文化内容的创作和创新,推动消费端和生产端联合发力,共同支撑数字文化全产业链构建,以大型数字文化企业为引领,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庞大的客户资源,布局全产业链发展战略,通过水平整合、垂直整合、国家化拓展和多业态融合多种模式,控制产业环节、延伸产业链条,实现数字文化内容价值的深度开发。未来基于互联网平台和数字技术的全产业链构建,一是继续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在保持自身发展优势的同时向外延伸,寻求合作,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有利于培育壮大数字文化核心产业,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文化产业集群。二是完善数字文化产业政策,打好“建链、强链、延链、补链”组合拳,促进传统文化企业、互联网平台企业、政府机构、金融机构和其他组织的合作,加快数字文化产业链和创新链、金融链等的融合。三是加快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通过注重数字化思维在产业链上的应用,加快各种数字技术创新成果的扩散和转化,赋能文化产业创意设计、制造、消费全链条升级,促进产业升级和业态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