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实践理路

2024-04-17 09:22孙国梁
理论导刊 2024年4期
关键词:党的建设

摘要:新时代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出场,标志着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逐渐向体系化、系统化方向推进,是对党执政规律、管党治党规律认识的深化。在治党原则上,对坚持党的领导作出新的明确定位,构建全面从严治党权威领导体系;在治党方向上,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构建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体系;在治党范围上,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构建全面从严治党治理集成体系;在治党时效上,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构建全面从严治党长效治理体系;在治党场域上,坚持“敞开大门”管党治党,构建全面从严治党党群互动体系。这五个方面统一于中国特色政党治理之中,共同构成治理合力,有效发挥了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整体效能。

关键词: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管党治党;党的建设;政党治理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24)04-0026-07

所谓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就是要对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举措、思路、制度进行体系建构与系统谋划,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党内治理整体。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首次出场,表征着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迈上了新台阶。在第二十届中纪委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初步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这一重大论断,深刻阐明了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构建的支撑要素、建设重点以及实现机制等问题,标志着全面从严治党开始向着系统化、体系化方向推进。同时,这一重大论断也充分说明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具有一定的过程性特点,需要遵循规律、循序渐进,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学术界已从演进脉络、核心要义、运行机理、实践路径等视角对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这一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形成一定成果积累,但是有关这一议题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学理性还有待进一步深化、拓展。基于此,本文运用系统思维,将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作为一个研究整体,围绕治党原则、治党方向、治党范围、治党时效以及治党场域等方面,系统分析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战略意义、构成要素、优化路径等问题。

一、治党原则:对坚持党的领导作出新的明确定位,构建全面从严治党权威领导体系

任何政党要想实现内部治理秩序的有序运行和稳定发展都需要一个可靠的权威领导体系作为保障。“权威是高度有效的影响力形式。它不仅比赤裸裸的强制可靠和持久,而且还能使统治者用最低限度的政治资源进行治理。”[1]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推进的主导力量。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出场蕴含着一条先建立政党组织、再夺取政权、后建立国家的时序逻辑。正是这一时序逻辑,决定了政党必须通过加强内部治理以维系其权威领导的合法性。由此,党的权威领导的独特价值有效契合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需要,成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核心动力因素。回顾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苏联之所以解体,其主要在于“戈尔巴乔夫放弃了党的领导地位,取消了苏共的法定领导地位,则是在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上犯了错误”[2]。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权威领导依赖于自身的主观自觉和主体理性。这启示我们,唯有不断强化执政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增强其在政治实践中的权威主导和势能支撑能力,方能有效克服管党治党对象和管党治党目标之间的巨大张力,最终实现政党治理系统化、体系化、规范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已成为联结完成党的各项治理工作的行动枢纽和中枢神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了“党的领导”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核心地位,揭示了“党的领导”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中的关键作用,并把党的领导界定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首先是对管党治党的领导,将其重要性提升至前所未有的认识高度,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3]11。这就抓住了一段时间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问题的要害和关键,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走向严紧硬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一系列新论断深刻体现了党中央对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前者是后者的根本保障和实现途径,后者是前者的价值体现和最终旨归。就此而言,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工作重点和建设方针都要始终以加强党的领导为“圆心”,同时其基本要义和实现途径也要始终围绕巩固和强化党的领导的权威地位为半径“画圈”,不能超出党的领导的范围和界限。换言之,党的领导是否稳固,与全面从严治党的执行力度、制度设计、实践要求以及价值目标等诸要素是否完备密不可分。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职能,决定了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而言,“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4]。因此,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容不得半点闪失,绝不能出现战略性、颠覆性错误,否则必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新时代,任何治党行动、管党方略都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不能否定和动摇党的领导,要以毫不动摇的意志和决心在党的权威领导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迈向新阶段。

其一,要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这是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重中之重。2018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将“两个维护”作为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履行的政治基准线。只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才能保障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稳态发展。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党员干部各行其是、各自为政,党中央就会缺乏领导权威,逐渐丧失领导核心,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两个维护”能够有效发挥党中央的政治权威主导作用,形成强大的组织动员力,克服政党内部一盘散沙的离心化状态,从而多元化汇集管党治党的驱动力量。

其二,要把黨的领导落实到全面从严治党的各方面各环节各领域。习近平强调:“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5]64这一重要论断充分说明党的领导不是仅仅局限于对全面从严治党某一方面的领导,而是要坚持系统性思维,坚持整体性原则。这就需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重要作用,将党的领导贯穿于管党治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使管党治党时刻体现党中央意志、遵循党中央决策部署;完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制,重大决策、重大事项、重要情况要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要及时贯彻到日常党务工作中,使全面从严治党的功能和效果落实到党的全面领导上来。

其三,要与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言论和行为作坚决斗争。党员干部要警惕各种形式的“低级红”和“高级黑”,在面对歪曲、诋毁党的历史的错误言论时敢于发声,在应对国内分裂势力时敢于亮剑,在反对腐败问题时敢于动真,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纠正政治思想上的偏差、言行举止上的不足,对党的大政方针要不打折扣地全面落实到位,做到“口言之,身必行之”,时刻看齐党中央这个“领头雁”。

二、治党方向: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构建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体系

任何一项系统工程都是由若干子系统构成的,每一个子系统在整个系统中都有各自的功能定位和结构特征[6],其中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发挥着政治指南针的方向引领和方向校准作用,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明确定位、锚定方向。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强调指出:“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5]13这充分说明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中的各项建设都要始终围绕党的政治建设展开,巩固党的政治建设成果,体现党的政治要求,实现党的政治目标。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地位在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中起到“纲要”“根基”作用,管方向、管长远、管根本,影响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建设的成败,规约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发展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在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过程中,高度重视政治建设的统领作用,深刻认识到“党内存在的很多问题都同政治问题相关联,都是因为党的政治建设没有抓紧、没有抓实”[3]131,管全党、治全党首先必须从政治领域解决党内突出问题。随着管党治党实践的不断深入,党中央立足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时代要求,将政治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首要任务。同时,党中央围绕政治建设的功能地位、基本内容、实践要求、突出问题等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提出严格要求,采取有力措施,使党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更加显著,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提高,先进性和纯洁性更加突出,以政治上的加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逐渐走向程序化、规范化、政治化,由此开辟了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境界。

其一,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作用。“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7]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其他各项建设才会沿着正确的轨道稳步推进。“统领”的指向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的,党的政治建设和其他各项建设都是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一部分,它们之间是相互贯通、内在联系的治理集合体。如果偏离党的政治建设的方向指引,其他各项建设就难以达到预期的结果。同样,党的政治建设也离不开其他各项建设的支撑与保障。因此,要将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作用同其他各项建设的规律和特点有机结合,将党的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融入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和各方面,确保各项建设同时发力、同向发力。党的政治建设与全面从严治党在政治方向上的共同一致性,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效果集成和功能跃迁。

其二,持续构建优良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是政党治理体系中的基本构成要素,其本质诉求就是通过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属性、涵养党内政治氛围、规约党员政治行为等方式,在“内需外压”的政治生态中,不断优化和完善政党自身建设[8],其对实现政党善治具有基础性、根本性和先导性等功能作用。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体系的构建是在一定政治生态中开展的,优良的政治生态能够为政党整体建设提供空间规约和柔性形塑条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充分重视政治生态在管党治党总体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加強对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系统谋划和整体推进,通过净化政治生态助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展现出强大的效能优势;通过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旗帜鲜明抵制厚黑学、官场术、关系学等庸俗文化,不断培育良好政治生态土壤;通过加强党的政治引领力,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确保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建设的总体效果和发展方向。

其三,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新形势下,管党治党存在的政治问题尚未彻底性解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依然面临许多突出问题,少数干部对政治要求、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不上心,对坚定政治信仰、站稳政治立场不走心,违反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对此,习近平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注重政治上的要求,必须严明政治纪律。”[9]严明政治纪律是党防范政治风险、化解政治隐患的治本之策,全党必须无条件地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奉公守法、秉公执法,与任何破坏党纪、践踏党纪、危害党纪等行为作坚决斗争,对任何执纪不严、落实不力、公权寻租等行为要一查到底,使广大党员干部养成敬畏、遵守纪律规矩的习惯和风气。

三、治党范围: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构建全面从严治党治理集成体系

整体性在系统诸要素当中居于第一位,“系统整体不是它组成部分性质的简单‘拼盘,而是系统整体涌现的结果”[10]。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出场就是管党治党整体涌现性的生动刻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其内部各组件、各要素之间不是孤立静止、相互排斥的,而是彼此联动、协同共进,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党的各项建设有机衔接、密切配合。惟其如此,才能使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整体效果大于各个要素之和,形成更为强大的治理合力。

新时代,经过十余年的浴火奋斗,管党治党的实践实现了由点到线再到面的过程衔接和协同优化。特别是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出场,使得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心落脚到体系化管党、系统化治党上。对此,习近平指出,要“更加突出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建设党”[11]。这充分说明传统管党治党模式下的单一化整治、单向化管治和阶段式治理,缺乏对党内突出问题深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系统化的剖析与解读,仅靠“零碎性敲打和碎片化修补”,很容易形成“畸轻畸重、单刀突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片面治理思维和治理举措,难以提高其治理效能和效率[12]。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不能停留于过去对党的某一项建设的单一整治或者是某一领域的单向治理,而是要“更加突出党的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协同协调”[11]。因此,要注重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中各项内容之间、层级结构之间和内外部环境之间的逻辑关系,通过系统管理、系统组织、系统优化发挥管党治党的治理集成效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明确指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要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11]。全面从严治党体系鲜明的整体性系统论意蕴,为发挥全面从严治党的整体治理合力、构建全面从严治党治理集成体系提供了理论指导。

其一,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具体来说,就是要“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各方面”[13],通盘考虑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衔接、机制对接和举措协同,把握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中要素与要素、子系统与子系统、要素与系统之间的内在关联,坚持综合治理、多元整治、全面规划,做到既要解决表面问题,也要解决深层次问题;既要关注单一领域,也要统摄全局整体;既要治标,也要治本;既要从当前出发,也要有长远视野,将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容设计和过程推进,放到大党治理整体范畴中加以考量,最大限度扫清全面从严治党的落地障碍和阻力掣肘,增强治理效能,减少治理成本,保障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稳态运行。

其二,坚持对象上全覆盖。全面从严治党的覆盖对象是全面的且不留任何死角空白、盲点盲区,指向全体党员、干部以及各级党组织。党员是全面从严治党制度落实和政策落地的直接操作者,应当自觉遵守管党治党的各项规定;党员干部要为全面从严治党效能发挥进行系统谋划和顶层设计,做到把方向、立规矩、抓执行、促落实;各级党组织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的作用,发挥党组织的教育、监督、管理功能,在空间场域上打造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保证上下级之间、党内外之间的通力合作、协调配合。

其三,坚持责任上全链条。健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要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强化党风廉政建设,推进履责要实、问责要严的整体思路,做到压力层层传导、责任层层落实。具体来说,就是党委书记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第一责任人,要履行领导职责,重要工作要亲自部署、重大问题要亲自过问、重点环节要亲自协调、重要案件要亲自督办,指导督促各级班子成员履行职责、扛起责任;党委要配合纪委开展监督工作,双方要各司其职、相互协调、相互配合,构建党内问责与监察问责一体工作机制,以此实现党纪国法的双施双守[14];普通党员要真正担当责任,强化日常管理、加强警示教育,由此构建党委抓、纪委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完整责任链条,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整体合力。

其四,坚持制度上全贯通。将全面从严治党的指导理念和行动方针有机融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当中,使其“更加突出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和法规制度的科学有效”[11],助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制度间的贯通、联动。在制度设计上,要根据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效,深化对党的建设制度、党的治国理政制度体系的系统改革、整体规划与顶层设计,补齐制度短板、弥补制度漏洞,将体系建构、质量提升作为全面从严治党效能转化的关键;在制度运行上,要将全面从严治党的精髓要义贯通融入到党的反腐倡廉制度、党的组织制度、党内集中教育制度等各项制度设计和运行的全过程、各方面、各层级,避免制度执行中的政出多门、相互抵牾,减少运行效能内耗;在制度管理上,打造制度创新集成闭环管理,构建全面从严治党政策落地与各项制度设计运行的衔接协调机制,产生“1+1>2”的制度集成效应。

四、治党时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构建全面从严治党长效治理体系

所谓时效性,是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并非追求一时的效果,而是强调执政党建设是一项长期性战略工程,针对腐败问题的滋生和蔓延,全党必须持续用力、坚持不懈,做好打持久战、攻坚战的心理准备。2017年10月,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3]292021年2月,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他指出,全党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保持‘赶考的清醒”[3]48。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多次运用“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必须永远吹冲锋号”[5]69等经典论断,释放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反腐败斗争一刻不能停的强烈信号。这一系列论述充分说明了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建构一个长效反腐体系,以保证党在治党时效上的永恒持久、坚持不懈。这是因为,过去阶段式的传统管党治党模式虽然在短时期内能够起到较为明显的治理成效,但是风头一过、稍有松懈,腐败问题就会反弹回潮、故态复萌。回顾新时代十年,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演进历程大致经历了从严治党、全面從严治党、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初步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四个阶段[15]。从这四个阶段话语表述的变化可以看出,管党治党呈现出由“一时严”向“常态严”转变、由“宽松软”向“严紧硬”转变、由“阶段式”向“常态化”转变,彰显了党持之以恒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恒心与毅力。

新时代,在管党治党时效性上始终坚持永恒持久,已成为党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势能支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认为持久有效的政党治理,能够充分释放利剑高悬、警钟长鸣的长效化治理势能,形成由过去短期追求“不敢腐”的震慑效果过渡到长期“不想腐”的强大信念。因此,从本质上看,永恒持久的政党治理同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具有内在一致性,其目的都在于逐步消除党内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提高政党治理能力。可以说,常态化、长效化管党治党的过程本身即是不断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过程。

其一,驰而不息解决“四风”问题。“四风”问题是腐败滋生的“温床”。“四风”问题的顽固性、反复性决定了“解决‘四风问题没有休止符,一直是进行时,没有完成时”[16],不能采用蜻蜓点水、走马观花等一阵风式的治理方式,这样只会导致“四风”问题不断反弹、愈演愈烈,而是要继续在抓长与抓常、抓深与抓细、抓严与抓实上下功夫。具体来看,一方面,领导干部要充分发挥自身以上率下的示范作用,检视自身的思想作风和精神状态,时刻做到清正廉洁、自我警醒,以献身人民的情怀勤奋工作,以雷霆万钧的态势严格履职,以怀德自重的操守为官从政,锤炼过硬的作风,坚决反对“四风”。另一方面,要固本培元,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发挥文化育人的潜隐化、长效化功能。廉政文化中所包含的爱国情怀、担当意识、牺牲精神等,能够为党员干部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党员干部要经常接受廉政文化的洗礼,自觉抵御各种腐蚀诱惑,永葆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

其二,构建反腐败制度体系。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关键就在‘常、‘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一个是要长期抓”[17]。反腐败斗争效能优势的长效发挥离不开制度体系的保驾护航。在现代政党政治逻辑下,执政党是推进反腐败斗争的主导核心和内生力量,“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适应性。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在于有一个能够同化现代化过程所产生出来的新兴社会势力的政党制度”[18]。世界各国政党发展史表明,一个能够实现长期执政的政党往往具有完备的反腐败制度体系;反之,那些短期执政的政党囿于自身缺乏打击党内腐败势力的决心和毅力,治党时效性不足,存在制度漏洞、监管空白,不能及时回应国家与社会的政治诉求,最终导致丧失执政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依然面临着遏制增量、清除存量的艰巨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壮士断腕、猛药去疴的勇气与毅力,持之以恒通过自我革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逐步完善并形成了一套科学规范、长效管用的反腐败制度体系。比如,着力构建“三不腐”体制机制,通过惩戒、防范、保障,打造“三位一体”的反腐败治理闭环体系,促进三者之间的交相呼应和有机衔接,做到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加强反腐败法规制度建设,修订与完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形成了一套以党章为根本、以准则条例为梁柱、以其他法规为配套的反腐败法规制度体系;推进反腐败斗争精准化、长效化,既打位高权重的“大老虎”,也拍群众眼前的“小蝇贪”,对党内任何权力滥用、跨越职权的行为及早发现、及早预防、及早解决,不养痈遗患。同时,对于已经出现的腐败问题,以零容忍的高压态势,坚决遏制进一步蔓延的势头,做到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将发现腐败的预警机制和惩治贪污的震慑机制汇聚成反腐败斗争的整体合力。

其三,建立健全长效监督机制。建立健全长效监督机制是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指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管和‘治都包含監督。”[3]400只有构建起全方位、无禁区、零容忍的长效监督机制,全面从严治党才能“永远在路上”,党内腐败问题反弹回潮、故态复萌乱象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此,必须采用更加灵活的监督手段,将党内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调,促进监督机制高效运作、协同发力,增强监督合力;结合时代特点改进监督方式,借助互联网为构建长效监督机制赋能,搭建监督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发挥互联网大数据的优势,为纪检监察部门进行执纪问责、执纪调查提供便利;坚持和完善相应监督制度,积极构筑长效监督制度体系,通过良好的监督机制供给,为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举措、理念、思路的实施加以制度约束,以增强其执行力,提高其规范性。

五、治党场域:坚持“敞开大门”管党治党,构建全面从严治党党群互动体系

治党场域是政党组织自身治理、调适和发展所依托的外部空间和环境因素。著名政治学家伊斯顿认为,政治系统是开放的且处于不断自我调节、自我转变之中,其既要通过需求与支持持续从外部环境中获得能量输入,又要对输入的能量进行转化,从而进行政策输出,政治系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稳态运行和平稳发展。同样,系统科学的耗散结构论也认为,一个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不断同外界进行密切的能量交换和物质交流,当它的内部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时,会由之前的混沌无序状态转变为结构和功能上的有序状态。对于政党而言,“政治过程的高度开放性成为政治时代维持政治体系稳定、促进其功能完善的重要条件”[19]。因此,开放性反映了执政主体对社会的适应能力,要保证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健全与完善,维持该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开放是重要前提。

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作为一个复杂巨系统,虽然具有原则性和边界性强的系统特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是完全封闭与外部环境隔绝的。早在解放战争期间,平山县就探索出了一条“开门整党”的管党治党新模式。1950年,《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明确指出:“公开建党的目的,是为了更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把党放在群众的切实帮助与监督之下。”[20]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敞开大门”管党治党,不断完善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各项制度,疏通群众参与互动的交流渠道,使得全面从严治党在与群众的有效互动中做到不虚不空不偏不倚。比如,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坚持真开门、开大门,让群众参与,让群众监督,诚恳请群众评判”[21];在“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中,倡导党与人民“上下互动,强化组织管理和群众监督”[3]328,依靠人民群众抓党风廉政建设。以上充分说明,“党内从严治理不能同党与社会的互动割裂开来”[22],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不断与人民互动协作的开放过程。因此,健全全面从严治党党群互动体系既要强化党内监督,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更要敞开大门,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将管党治党的行动方针与外部场域的回应性诉求结合起来,增强全面从严治党党群互动体系的开放度和互动性。事实充分证明,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成效如何与其开放程度呈正相关——政党治理开放程度越高,与人民群众互动性越强,就越能体现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诉求,党自身也会更加清正廉洁、团结统一;相反,如果管党治党趋于封闭僵化、囿于一隅,人民群众的利益不仅得不到保障,党自身也会丧失根基、失去力量。因此,构建全面从严治党党群互动体系不能背离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只有将人民群众参与机制、人民群众评判机制以及党群工作机制有机融入全面从严治党各环节、全过程,才能从整体上呈现出民意采集——治党决议——民意反馈的系统性特征。

其一,构建人民群众参与机制。一方面,在群众监督上,畅通人民群众参与全面从严治党监督的有效途径,通过群众监督鼓励群众积极参与,及时查缺补漏,“确保每个环节、每项工作都让群众参与、受群众监督、请群众评判”[23],切实解决监督主体“灯下黑”问题;另一方面,在民意表达上,通过征求意见、召开座谈会、公示重大决策等方式,将全面从严治党中的民意含量与治理决策密切联系,“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诉求”[24]。

其二,构建人民群众评价机制。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建设成效高低与否,不是由政党本身或是党内成员说了算的,而是由人民评判和“打分”。因此,要坚持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将人民是否满意、是否拥护、是否支持作为管党治党工作的最终评价标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以群众评价促整改、以群众评判促反思,使全面从严治党党群互动体系真正倾听民声、合乎民意、契合民愿。

其三,构建党群工作机制。搭建服务型党组织,转变服务方式、明确服务重点,建立起全覆盖的高效运行服务网络平台,真正做到在服务中贴近群众、了解群众、团结群众。完善基层调研制度机制,加强对基层调研问题的督察督办、跟踪定效和定期回访。同时,对于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要联合多部门组建专门调研课题小组,既要发现问题的本质和症结,也要反映问题的全貌和特征,力求从多角度、多方面制定更为详细的解决方案。发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多在破解难题上求实效,少在形式问题上下功夫,以钉钉子精神把民生领域的情况摸清、问题找准、对策提实,从“解剖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主动发现人民关切、率先解决突出难题,努力将“问题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总之,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出场表征着中国共产党对管党治党认识范式的深化,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的理念、方式、内容、路径更加强调系统集成、整合优化和协同配合。同时,其也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探索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表明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一个日臻完善、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因此,我们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与坚定,彰显全面从严治党制度联动优势、发挥全面从严治党举措协同效应、构建全面从严治党要素耦合机制,以此增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集成性和整合性,以政党治理的强大效能助推新时代系统化管党、体系化治党的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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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伟大抗疫精神及其弘扬机制研究”(22ZDA093)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孙国梁(1996—),男,山東淄博人,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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