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
——穆旦与周与良的风雨真情

◎文/小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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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二人留学期间合影

2002年，著名微生物学家周与良赴美探亲，故地重游，往事扑面而来。50多年前，正是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小城，她和穆旦携手走上了相扶相伴的风雨人生路……

爱的骤雨倾盆而下

他们的相识是在清华园。

1946年，周与良的二哥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讲师，每逢周末，周与良便去清华园找他玩。在那儿，她结识了二哥的同学穆旦。那时，穆旦和友人在沈阳创办了《新报》，他担任主编。

夏天时，周与良参加国民党政府官费留学考试，在北师大考试时又遇到了穆旦。中午，朋友们共进午餐，看到周与良吃得很少，穆旦打趣说：“你吃得这么少，这么瘦，怎么能考好呢？还是胖了会更好。”

看似随意的话，却带着关切，他对她已经生出了别样情愫。情难自禁，她在燕京大学读书，他便跑去燕大；寒暑假里，她回到天津的家里，他也时常去看望。他约她聊天、逛书店、看电影，这个“瘦瘦的青年”给周与良留下的印象是：讲话风趣，很文静，谈起文学、写诗很有见解，人也英气。

熟悉起来后，周与良知道了更多关于穆旦的故事。

穆旦本名查良铮，自幼便才情不凡，17岁考入清华大学，抗战爆发后，曾跟随闻一多带领的清华师生，徒步迁往大后方。一路上，他带着一本英文词典，背一页撕一页，抵达昆明时，词典已被全部撕光。

在西南联大，他是备受瞩目的青年诗人，毕业后却毅然投笔从戎，加入了“中国远征军”，在杜聿明身边担任随军翻译。在滇缅大撤退中，他经历了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与大部队失散后，他在烈日、暴雨、痢疾、饥饿的多重威胁下，历经四个多月，奇迹般地走到了印度。

“ 曾有一次七八日未食，又一次五日未食，死人很多。”曾经九死一生，穆旦却轻描淡写。尽管听得惊心动魄，但单纯的周与良只把他当兄长看待。直到有一天，穆旦向她要一张照片，说要给母亲看看。他笑得是那样甜，眼睛是那样亮，语调是那样温存，爱的骤雨倾盆而下，周与良被浇湿了。

1948年3月，周与良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生物系攻读博士学位。穆旦本想同行，奈何父母和妹妹需要他赡养，他必须先挣得一笔安家费。为她送行时，他送给她一张照片，背面写着几句诗：“风暴，远路，寂寞的夜晚/丢失，记忆，永续的时间/所有科学不能祛除的恐惧/让我在你底怀里得到安憩——”

为了赚钱，穆旦去了泰国。他每周都给周与良写信，并不断寄上照片。“待路费赚够，就去美国”。在信中，他期待着与她的相聚。

一年后，穆旦抵美，虽然他更喜欢哥伦比亚大学，但为了和周与良在一起，他选择了芝加哥大学，就读英国文学系。

1949年底，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她穿着从中国带去的旗袍，而他穿的只是一套旧西服。娶了著名实业家、收藏家周叔弢的女儿，穆旦被好友杨苡笑称为“豪门贵婿”。

张开羽翼奋力护佑

婚后的日子甜蜜且幸福。周与良爱玩，穆旦便陪着她。闲暇时，他们参加舞会、打桥牌，参观美术馆、博物馆，脚步所到之处皆留下了爱的风景。

穆旦待人真诚，颇为仗义，尽管生活并不富裕，但如果哪位同学有困难，他总是竭力帮助。也因此，他们的公寓，经常高朋满座欢声笑语。

小两口的学业也竿头直上。周与良半工半读，在研究所工作时，深得教授们喜欢，都欢迎她毕业后留下来。而穆旦的英文诗也成绩不俗，不仅频频发表，还入选《世界诗选》。有位外国友人对周与良说：“你丈夫的诗写得非常好，他会成为大诗人。”

然而，穆旦有心事，他坚持认为，“在异国他乡，是写不出好诗的”。新中国已经成立，他急切地想要回国，他不愿意找工作，只在邮局做临时工，以便随时辞职。那时，他还选修了俄国文学，每天背单词，因为俄语是新中国更需要的。和朋友们聚会时，他总是劝“观望派”们：“作为中国人要有爱国心，民族自尊心。”

归心似箭，穆旦常常动员周与良回国。当时，美国政府不允许读理工科的留学生回国，于是穆旦找了律师，并请周与良的指导教师写证明信，证明她所学与国防无关。

1952年，他们双双获得学位，一个是生物学博士，一个是英美文学硕士。舍弃了美国大学抛出的橄榄枝，1953年，周与良随穆旦回国，任教南开大学生物系，穆旦则担任了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

在祖国的怀抱中，穆旦欢欣鼓舞，受到巴金夫妇的鼓励后，工作之余，他潜心翻译，废寝忘食，很快便出版了《文学原理》《波尔塔瓦》等多部译著。

从诗人穆旦到翻译家查良铮，他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没想到，这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不久，在一次座谈会上，穆旦刚站起来发言就被阻止，他愤而离席，召集人顿时大发雷霆，这便是南开的“外文系事件”。谁也没有料到，这次事件为穆旦后来的灾难埋下伏笔。

随着政治运动的不期而至，穆旦被划入另册，其中一个理由便是“对抗领导”，他发表的诗也成了“毒草”。1958年底，穆旦被判为“历史反革命”，受劳动管制，降职降薪。

门前冷落，熟人绕道而行，连孩子们在学校也被歧视，穆旦越来越沉默寡言。孤寂中，只有周与良陪伴他、安慰他。她鼓励孩子们陪父亲玩，看到穆旦一边给孩子们讲故事，一边开怀大笑时，她感到既欣慰又心酸。家庭成为避难所，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穆旦开始偷偷翻译拜伦的代表作《唐璜》。

不久，更大的风暴席卷中国大地。1968年，他们的住房被抢占，一家人被扫地出门。天快黑了，六口人仍无处可去，周与良找到一间17平米的宿舍，她借来两辆平板三轮车，把被扔在门外的衣服被褥运过去。这个曾经的豪门大小姐，此刻张开羽翼，以柔弱之肩护佑着爱人与孩子。

因为不肯划清界限，周与良先是被关押，后来和穆旦一起被下放河北完县（今保定市顺平县），两人所在的村子相距几十里路，基本不通音信。

一个冬日，穆旦来看望周与良。几个月没见，他又黄又瘦，精神疲乏，周与良忍不住哭了。穆旦的眼里也蓄着泪水，满含内疚，他一遍又一遍地说：“我是罪魁祸首，若不是因为我，一家人不会这样。”他把带来的一包花生米和几块糖要给周与良留下，她则坚持不要。

目送他的背影走远，周与良的泪又来了。只有52岁的穆旦，从背后看，已经是个老人了，而回去的路，他还要步行好几个小时。

在彼此怀里安憩

在彼此的抚慰中，他们艰难前行。1972年，情况稍有好转，他们搬回原来的住处，穆旦的心中燃起希望。他经常去旧书店买书，在鲁迅文集《热风》的扉页，他写下鲁迅的名句勉励自己：“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像萤火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在每一个暗夜里，他依然偷偷译诗，《唐璜》完成后，他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6年初，穆旦去给儿子打听招工的消息，因是在晚上，加之没有路灯，他不慎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右腿骨折。为了不给家人增添负担，他坚持自理，不料病情发展到了必须做手术的地步。可是，紧接着便是唐山大地震，他的病情不得不一拖再拖。

在煎熬中，好消息传来，长达十年的暴风雨结束了。穆旦非常振奋，“希望不久又能写诗了，相信手中这支笔，还会重新恢复青春。”

撑着拐杖，他坚持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哪怕只是为了一个注释。他拒绝了周与良的照顾，他对朋友说：“我不能再给家人添麻烦了。”当周与良打算回绝一个学术会议时，他鼓励她：“你出去看看，这些年你也够受的。”他还承诺她，“等我动完手术，咱们出去旅游，去黄山玩一次！”

更好的消息传来，出版社说《唐璜》译稿“可用”。快马加鞭，穆旦继续翻译拜伦和普希金的诗。手术在即时，他已经把最喜爱的拜伦和普希金的诗全部译完。译稿就放在小手提箱里，他对小女儿说：“希望你好好保存这箱译稿，也可能等你老了，这些译稿才有出版的希望。”

1965年，穆旦、周与良与四个子女的合影

手术的日子定了，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全家憧憬着新生活时，1977年2月25日，穆旦突发心梗去世，年仅59岁。一个月前，他写给老友巫宁坤的信不幸成为谶语：“人生多变化，稀里糊涂地过去了，还要再稀里糊涂结束。”

畅游黄山的承诺，穆旦食言了，周与良悲不自胜。尤其是一想到他还背着“反革命”的罪名，她更加痛不欲生。

为了给穆旦平反，周与良一次次写申请，然而并不顺利。直到1979年，物理学家李政道受邀回国讲学，他向有关部门提出，想见见在芝加哥大学时的老同学周与良。得到通知后，周与良断然拒绝：“不能见，他是国家的贵宾，我们这是什么家庭身份？我们家还有一个‘历史反革命’呢！”

事情终于引起重视，一切迎刃而解，穆旦去世两年后，终于被“宣告无罪”。

1985年，穆旦的骨灰被安葬在北京万安公墓，一同下葬的是出版不久的遗著《唐璜》。诗歌，是他留给世界的遗言。

此后，周与良把创伤埋在心底，全身心投入教学与科研。“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总要留下足迹”，穆旦的话，始终激励着她。后来，她成为著名的微生物学家，在真菌学领域颇有建树。

2002年，79岁的周与良赴美探亲、旅游，在回忆里，她走完了生命最后的旅程。第二年，她的骨灰归国，与穆旦合葬。

“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他渴求着拥抱你……”在彼此的怀里，他们得到了安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