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留或回流,那些南方打工的亲人

2024-04-18 05:10黄灯
广州文艺 2024年3期
关键词:亲人村庄故乡

黄灯

2017年2月,《大地上的亲人》出版后,我一直以为,这些以身边亲人为观照对象的文字,不会引起他们的关注。在我印象中,他们在忙碌而烦琐的生存劳作之余,宁愿去打打麻将,宁愿去买买码,也不会去阅读一本和文学有关的冗长作品。

但很快,我发现这只是一种成见,从亲人们隐隐约约传递给我的信息看,我确信一旦笔下的文字与他们有关,其神色便显露出了一种另类的庄重:彩凤婶因为开饭店,交往的人多,有一次打电话郑重告诉我,必须准备两本签名本,以便送给一个认识的客人;瑛国叔的儿子冯超多次约我见面,只因杂事缠身,总是碰不上合适的时间,待到稍稍理顺,又碰上了持续两三年的疫情,我相信他读过书中关于妈妈的文字,我无意记下的,母亲对年幼孩子无条件的爱,可能会在某种时刻,牵引他回到少年时代,并勾起对早逝母亲的感念;还有七爹的外甥女明明,我在书中并没有提到她,但她从我的简单记录中,梳理了妈妈的家族史,并对我生出了一份来自共同情感记忆的亲近;还有我的外甥女周婕,结婚后,她的儿子和我的儿子年龄相近,初为人母,我们有着共同的育儿体验,她和我这个舅妈,总是有着更多的共同话题,在我的相关帖子后面,不管她如何變换化名,我总能辨认出她热心的留言;还有小敏,以前我是她大学任教的老师,她生性腼腆,对我总有一些生分,但在看到更多的来自文字层面的理解后,毕业多年,她反而愿意和我讲一些踏入社会的事情;更让我惊讶的是堂弟职培,因为婶婶去世时他才半岁,可以说对妈妈没有任何记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母亲”这个字眼始终缺席于他的日常。弟媳婚后对丈夫的身世极为好奇,我对堂弟的叙述,成为她了解丈夫过去岁月的原始材料。在阅读中,她一点一点通过文字的连缀,还原了丈夫有限的童年片段。我不止一次地发现,在堂弟一家的聊天中,我早逝的婶婶,竟然会出现在自己仅仅陪伴了半年的儿子嘴中,仿佛她始终在一个隐秘的角落注视孩子的成长,并未缺席堂弟艰难的长大过程。

直到今天,尽管我们彼此都羞于公开谈论表达和被表达的话题,但不能否认,不同年代的亲人在书中的同时出场,事实上可以在不同代际的人群中,促成一种跨越时空的理解和看见。我和身边的亲人,依仗文字,不经意中,也由此建立了一种隐秘的关联:我会持续关注他们的命运,他们也会暗中打听我最近的消息。

五年过去,面对已经定型的作品,对我而言,最大的困难,依旧不知如何叙述笔下变化的村庄和亲人。文字的有限性,一方面,让我意识到非虚构作品的动态特征;另一方面,也让我进一步确信了记录的价值和意义。翻开泛黄的书页,我能回到当初和他们相处的场景,在字里行间,我再一次看到他们在各个角落的生存剪影。相比变动不居、转瞬即逝的现实图景,这些拙朴的印迹帮我记住了亲人们曾经的气息和身影。不可否认,随着时间的发酵,目睹他们的挣扎和韧性,我越来越感知到彼此之间牵念的珍贵,并进一步确信,哪怕平淡地活着,也自带庄重的尊严。

毫无疑问,我笔下的村庄,无论是丰三村、凤形村,还是隘口村,在这短短几年内,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在“乡村振兴”和“新农村建设”的大潮中,它们的面貌产生了切实的改变。以前的泥泞和石头小路,在“村村通公路、户户通公路”的惠农政策中,变成了以前无法想象的硬化路面(隘口村甚至铺设了柏油路)。村容村貌也变得更为整洁,垃圾满地的情况获得了根本改观,三个村庄都配备了统一的垃圾收集场地。随着道路的优化,孩子们念书也变得更为方便,就算村里没有小学,镇上小学的校车,已经可以便捷地来到村口接送。每次回家,我都能切切实实感受到国家政策层面所引导的资源,实实在在流向了更为广阔的乡村,村民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不少改变。

不能忽视的是,在乡村面貌改善的同时,也伴随新的问题,其中最让村民诟病的,是村庄诸多工程的华而不实,诸如建牌坊、修凉亭、修健身场地、修小花园,甚至是大兴土木地建广场,几乎清一色地模仿城市居民需求,呈现出竞争性的面子工程特征,不但耗资巨大,使用率低、折旧快、保养成本高,更重要的是,因为缺乏在地化实践,没有更多尊重村民的参与,事实上没有很好匹配村民的真实需求。在资源配置上,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乡村养老和医疗的迫切需要。

面对城市发展的收缩状态和乡村条件的日渐改善,我留意到笔下的亲人,根据各自的条件,也做出了不同选择。

一部分人选择回流故乡,他们主要为年龄偏大、劳动能力减弱的群体。诸如小珍叔,尽管在多年的打工岁月中,被人称作“跑江湖的人”,但随着年岁增加,还是回到了凤形村,在孩子们相继成家立业后,依照乡村的惯习,他挑起了带孙子的重任。事实上,我丰三村的哥哥和在街边依靠缝补送孩子念书的瑛国叔,也属于这种情况。第一代农民工如何养老,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养老这个词,某种程度上,甚至算得上一种奢侈的结局。我的哥哥,因为生病,于2021年12月突然去世,只活了58岁;瑛国叔在孩子考上大学后,回到故乡没多久,也因病离开人世。他们活着时,尽管面对养老的态度,是“走一步,看一步”,但对于晚年的生活,还是有过美好的描述。可以预测,这个群体的养老问题,因为生命的透支状态,一定会面临很多与疾病相关的挑战。让人安慰的是,哥哥的两个孩子结婚后,还算懂事,振声能主动挑起家庭的重担,一直坚持在外打工;时春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也能意识到为人父母的责任,她和丈夫在家乡小镇上经营了一家快餐店,劳动之余还不忘照顾身边的老人。瑛国叔的儿子冯超已经在西安成家立业,一切都还顺利。

还有一部分人,选择依旧留在城市,他们主要为家庭负担重,在乡村找不到营生门道的群体。诸如彩凤婶,尽管50多岁了,但因为儿子勇勇尚在部队服役,还没有成家立业,加上建房子欠下的债务一直没有还清,她和丈夫魏叔,依旧选择留在三元里瑶池大街经营快餐店,只是随着广州流动人口的减少,他们的生意远远不如以前。还有我前面提到的丰三村侄子振声,在长辈劳动能力减弱、孩子开支增大、在老家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依旧留在东莞的工厂。同样让人欣慰的是,留在城市的人,诸如我的表妹春梅,选择进入表妹鸿霞的公司后,因为和丈夫勤劳肯干,加上为人诚恳,又愿意学习新的知识,在公司极受领导和同事喜欢,在亲人资助下,他们在东莞买了一套小产权房,算是彻底安了家。而她对教育的重视,也终于看到了成果,儿子琪荣在西北一所二本院校毕业后,面对2021年激烈的考研竞争,顺利考上了中国矿业大学的研究生,算是成功上岸。

拉开时空距离,我越发确信一点,我笔下的村庄和村庄里的亲人,他们命运的流转,和这个时代之间,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深刻关联。他们无论回到乡村还是留在城市,都和大的历史进程密不可分:就业形势好,经济环境好,他们通过各自的努力,就能拥有机会找到一个立足的位置;就业出现困难,经济形势恶化,他们作为最脆弱的群体,必然首先受到冲击。说到底,他们面对的困境和机遇,不过是多数普通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真实遭遇。

从写作的层面看,《大地上的亲人》对我有着特别的意义。今天回过头审视,我发现这部作品无意中包孕了我此后写作的基本母题。以近两年出版的《我的二本学生》为例,尽管它受到的关注远远超过《大地上的亲人》,但我知道,“二本学生”的话题,不过是“亲人”话题的自然延续。在“打工记(一):第三代的出路”“打工记(二):出租屋里的叔叔辈”“打工记(三):堂弟、表弟的隐匿青春”中,作品提到的丰三村兄妹的孩子小敏、周唯、媛媛、沈亮,凤形村姑姑的儿子李炫、瑛国叔的儿子冯超、隘口村表妹鸿霞、春梅的儿子琪荣,他们的遭遇,都是中国不同年代二本学生命运的具体演绎,我不过从家族的微观视角,对这个群体进入社会的过程进行了粗疏的勾勒。我不否认,这种来自身边亲人的切近观察,让我对二本学生这个群体的来路和去向,滋生了更为直观的感知。说到底,无论关注的对象是身边的亲人,还是讲台下的学生,如何尊重个体在转型期中国的人生经验,如何通过非虚构的形式,表达自己对这一复杂现代性经验的观察和思考,始终是我写作的焦点。从《大地上的亲人》开始,我就锚定了这一原点,并一直围绕它所包孕的视域,坚持创作实践。我想,这是我对这部并不完美的作品,格外珍惜的原因。

最后,说说家里的一件事情。表面看来,这件事和作品无关,但我始终认为,《大地上的亲人》作为文字形式的纸面驻留,反而坚定了父母多年的一个行动。1987年,我们全家搬离凤形村,父亲退休后,一直念叨要回家,但因为老房子早已倒塌,无法居住,加上兄弟姐妹没有一人留守故乡,我们姊妹一直以老家无人照看为由,劝说他们不要回去。2020年,疫情稍稍缓解,已经离开故乡33年的父母,在辗转各地将孙辈带大以后,在双双71岁的高龄,再一次坚定了要回到村庄居住的心愿。他们不能容忍生养我们的土地,仅仅作为一个地名停留在我的书中,面对葬在故乡山岗的祖辈,这种长时间远离故土的疏离,在父母看来,无异于一种情感的背叛。这种强烈的回乡愿望,对我触动极深,父母的举动,第一次让我真切感知到“故乡”二字的重量。在我的记忆中,这几乎是他们这辈子对我们子女的唯一诉求。老人的坚定,消除了我们现实层面的顾虑;支持他们的选择,实际上也是给我们回到故乡找到通道。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家人终于在已经废弃的旧居旁边,和堂弟职培共同建起了新居。

回到村庄的父母,像是重新激活了人生。这种彻底释放的状态,让我意识到他们为了生计,被迫远离故土的选择,多少是一种心灵的苦役。只不过在多年的忙碌中,父母根本无暇顾及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亲近土地的母亲,重新开始了乡村的劳作,养猪、养狗、养鸡、养鸭、养鱼成为她的日常,家里再一次充满了六畜兴旺的局面;辣椒、茄子、丝瓜、南瓜、空心菜、白菜,红红绿绿的就在屋前屋后,触目所及到处一片盎然。我当然明白父母的放松,来自退休生活的坚定屏障,但回到故乡的笃定,事实上帮我连接起了和故土的情感牵连。

2021年9月6日,在离开旧居整整34年后,我第一次回到出生地——湖南汨罗三江镇凤形村垛里坡过夜。月光皎洁、萬籁俱寂,我熟悉的一切,仿佛从未远离。爷爷当年挖下的池塘、水井还在,奶奶曾经纳凉的竹林还在,26岁离世婶婶洗衣服的桥板还在,旧居埋在土里的石板门槛还在,我童年看过的星空还在,深夜凉风刮过竹林的沙沙声还在。

34年的光景,不过一个长长的梦境,我惊讶地发现,我多年来一直寻求的安宁,竟然在这一时刻神奇地充溢内心。第一次,我深刻地感知,相比用文字重建与亲人之间的精神联系,回乡的举动才是行动层面和故乡亲人建立关联的开端。

借拙作《大地上的亲人》再版的机会,面对故乡,我要再一次深情地告白:无论离开多久,我始终是村庄的女儿。

责任编辑:杨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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